《CHINESE SURPLUS：生命政治美学与药物商品化的身体》
讲座伊始，韩瑞教授引出本次讲座的主题，他希望通过分享“科学怪人”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文化历史来探究两个世纪以来身体“美学”如何影响身体在艺术及文化作品中“呈现”的方式，以及在中国及所谓的中华身体政治中的概念。他介绍了将“科学怪人”作为研究切入的理由：“科学怪人”发源于工业滥觞之地——欧洲，且其与中国在19世纪的负面外号“沉睡中的狮子”有一定的渊源。
首先，韩瑞教授回溯了“科学怪人”这一概念进入中国的历史路线，他指出，作为“对于政治体、市场，或进一步来说，针对科学运作的一种复杂及强大（的隐喻）”，“科学怪人”曾被Garnet Joseph Wolseley（1833-1913）在论文中描述为“与中国分享最新技术恐让中国有能力取代其创造者的焦虑感”，由此这一词汇便被赋予了与中国和黄祸论相关联的含义，除此外，Rudolf Wagner、石川祯浩及杨瑞松等人也曾有过关于“科学怪人”在过去及现在以跨语言的方式存在于中华文化之中的研究。那么，“科学怪人”到底是如何循着翻译的路线进入中国，并且与19世纪中国被视为“沉睡中的狮子”这一层含义联系起来的呢？
Garnet Joseph Wolseley
针对这个问题，韩瑞教授指出，最开始在国内使用“科学怪人”一词的是严复为《国闻报》翻译伦敦报纸的一则评论，其中称“科学怪人”是“沉睡中的怪物”，严复自评“成为他人眼中的科学怪人正是历史进展的方式”。此后，梁启超于北京演说时提到了曾听到陌生人提起过英国博物馆内一个“状若狮子”的有故障的拟真机械装置，英文为Frankenstein，同时提到中国驻英大臣曾纪泽称怪物为“沉睡中的狮子”，以及“从沉睡中苏醒的巨人”，因梁启超这一掷地有声的演说，科学怪人与睡狮的联系开始在中国流传起来。孙中山也曾引用这一比喻，不过他将“科学怪人”延伸为中国被西方视为黄祸梦魇。虽然这一联系逐渐在中国的土地上广为流传，但与此密切相关的《弗兰肯斯坦》一书及其衍生电影在当时却从未被引入过中国，那么，科学怪人和睡狮的联系究竟从何而起？这种联系的产生和延伸是否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有着更深的关联？韩瑞教授随之详细剖析了这一过程。
1931年电影《科学怪人》海报
根据对时间线的梳理，最先将科学怪人与睡狮联系起来的人似乎就是梁启超，他在演说中提到旁人聊起的那只拟真机械，是英国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馆中展出的纪念品——来自蒂普苏丹的“蒂普的老虎”，展现的是波利卢尔村庄战役中蒂普军队大败英军的画面，蒂普宫廷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制作了一系列有关老虎的工艺品。直到20年后英军占领蒂普，将所有纪念品带回了英国展览。由此，本代表着反对殖民霸权的纪念品被冠上了“击败印度暴政的证据”这一层含义。除此外，“蒂普的老虎”因其机械构造制作精巧，在英国的博物馆内大受欢迎，前来观赏的游客络绎不绝，直到它出现故障，无法启动，继而成为了一只“有故障的拟真怪物”，并逐渐与“科学怪人”联系在了一起。基于狮子和老虎作为政治强权的形象在欧洲早已有之，赋予“蒂普的老虎”一种政治意涵也符合这一传统，与之类似，在中国，也同样有着这样的传统。
“蒂普的老虎”
那么，老虎或者狮子的这种形象，又是如何与中国的民族情感融合在一起的呢？在严复和梁启超提及科学怪人之后，1911年出现的一则将老虎与看客比喻成“被囚禁的猛兽”和“投机取巧的掠夺者”的漫画，印证了梁启超演说中怪物与睡狮的联系，韩瑞教授指出，狮子和老虎的形象无法分割，这代表着早期现代中华身体政治的主要隐喻之一，其确切的引用并非来自于真的血肉之躯，而是一个盗取而来的、反帝国主义的、零件故障的机械。
最后，韩瑞教授分析了19世纪末及以后科学怪人给中国带来的政治与情感冲击的相关不同说法，他指出，对于19世纪英国博物馆的游客来说，“蒂普的老虎”更多是代表着对印度政权的暴行的不齿，但对于历经坎坷的中国人民来说则有着不同的意义，他认为，在那样的殖民盛世情境之下，曾纪泽难免会联想到鸦片战争的惨痛记忆和中国现今遭受的屈辱对待，而梁启超也同样看到了被迫故障的机械怪物曾经蕴含的强大力量，由此联想到中国四万万人尚未开发的潜力也是可能的，但这样的推测并不能完美解释睡狮形容在当时的中国引起的广泛情感涟漪，因此，韩瑞教授认为，身处那个时代下的中国人，与其说他们所经历的恐惑焦虑来自于拟真老虎的“非真实性”，倒不如说是出自老虎的“人造特质”暗指了他们所处的外在情况，通过这只名为“科学怪人”的机械老虎，我们可以看到，这始终是一段关于“自我”、深沉的恐惑经验流通传播的故事，所以，老虎的形象也可以是獅子、机械及怪物；驻外大使可以把备受推崇的殖民物件形容为沉睡中的科学怪人；有政治远见的人从一个故障机械相关的第三手资料中找到用以描述中国失落的强大潜力的佳喻自然也不足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