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的新书《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该书收录了二十多年来作者在不同场合撰写的文章，共三十篇，既有通俗解说，又有学术专论。全书共分六个部分，从人与自然对立共生的互动关系入手，对灾害与历史缠绕的“另一个中国”进行阐述。其中涉及近代以来多次重大灾害，包括1942年河南大饥荒、1976年唐山大地震、1931年和1998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水灾，2003年“非典”和迄今仍在持续的新冠疫情。围绕将不确定性引入历史，灾难的历史记忆，救灾制度与慈善事业，区域史中的经济、社会及生态变迁，灾害史学与生态史学的发展等话题，作者以新的视野来重新探究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以此为基础对过去、当下及未来提出历史学者的省思。

    10月15日，在人大青年史学工作坊第108期读书会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利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侯深副教授，围绕本书内容，与作者进行了对话和交流。

四个关键词

    夏明方首先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体认。他用“历史”“灾害”“生态”和“复杂性”这四个关键词来概括全书旨趣。在他看来，人们对历史往往有一种误解，即只把历史等同于过去发生的事。这无疑是对历史的窄化和阉割，也是对历史研究的束缚。历史并不仅仅是已消逝的“对象”，它也包括现在和未来。真正的历史是一种变化和过程，是活的、动的。所以，历史研究应当是对古往今来一切变化的探讨，是用历史的眼光认识过去、评述现在、观照未来。

    灾害正是探讨这些变化的重要视角。与不少将灾害视为非常态突发事件的学者不同，夏明方一直把灾害当作历史的常态，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受灾与求生、挑战与应战的过程，灾害始终是激荡历史大潮的伟力。相应地，灾害应对历来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救灾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国家最大的政治。而基层社会在灾害面前表现出的韧性与力量，往往是文明存续的源泉。因此，灾害史也就不仅仅是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某个分支，而是观察社会进程的一个视角、一种方法，甚至是一种史观。

    那么，该如何认识灾害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呢？夏明方指出，当下，史学界普遍呼吁“找回历史中的人”，这固然极其重要，但也不要忘了要同时找回人身处其中的自然，否则就成了另一种对历史的阉割。仅从人类或自然的单一角度出发，都无法将灾害问题讲透，也无法将历史讲透，灾害史研究必须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角度展开。这种相互作用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当然，这会涉及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评判。不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会导致某种“法西斯式”的倾向：前者导致“人类征服自然”之类叙事的出现，后者则会最终走向以自然为绝对中心的“生态法西斯主义”。真正的中心，既非人，亦非自然，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正是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纠缠，才使得人类文明一直呈现着一种“双相”的特征。根据夏明方的解释，“双相”（bipolar）一词来自精神心理学界，其全称是“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或Bipolar Disorder），指的是人的心境，因为环境、社会以及自身等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正常、高涨（躁狂）和低落（抑郁）之间来回摆动。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在灾难与康乐、无序与有序、繁荣与危机、兴盛与衰亡之间穿梭变换”（该书第9页），这正是复杂性的体现。夏明方特别说明了复杂性思想同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辩证法强调对立事物之间的统一性，故而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将对立性消解了；复杂性思想则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对立共生”的关系。人类文明与灾害，就是这样在对立中共生。

思想与记忆

    黄兴涛将《文明的“双相”》称为一本“思辨录”，具有“转一时之风气”之功，是近年来历史学“生态转向”的代表性成果，将历史中的诸多要素以生态史的视角重新整合，力图对中国近代史以新的诠释。此书虽然并非围绕某一个案撰写的专著，但是涉及的诸多主题都予人深刻启发，可以开启更多深入的讨论。他进一步强调，“生态转向”对历史学的价值不言而喻。一方面，它是体现人类在生态系统中恰切位置的史学创新，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生态史散发着反思的光芒。而史学的价值正在于反思性地再现过去，站在今人的关怀下思考过往。黄兴涛认为就他个人的学术旨趣而言，该书的第二部分“抹不掉的记忆”令他尤为印象深刻。灾难的记忆以何种方式承载，以何种语言陈述，如何与政治语言进行对话，如何为政治事件所构建与重构，又超越政治事件，都是发人深省的话题。他指出，作者对于文史资料作为灾难记忆载体的研究本身已成系统，这对于近现代史历史档案的发掘也具有重要意义。

    黄兴涛同时回忆起李文海先生当年参加自己人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留下的评语，即“史学研究不在于新的概念、词汇去标榜，而在于向思想深处去发掘”，认为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学术关怀，李文海先生才能带领团队开辟出直到今天仍在人大历史学院传承的灾荒史研究传统。《灾荒与饥馑》（1990）、《近代中国灾荒纪年》（1990）、《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93）、《中国近代十大灾荒》（1994），这些成果都是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继往开来，灾害史研究正在朝着生态史这一崭新的进路继续前进。从生态的角度重新思考灾害，具有现实意义，也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

    对此，夏明方补充道，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文海先生率先倡导并开展灾荒史研究，是回应当时的“史学危机”，并对教条化的革命史观作反思和修正。他在《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互相作用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事件。日后，人大的灾害史研究团队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来理解历史，正是源于这个思路。

    侯深则从域外史学的发展来理解本书的“生态学转向”。她认为，正如黄兴涛所言，为人类在生态系统中找到了一个恰切的位置，是生态史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夏明方与美国著名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一样，都认为环境史并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个思考的视角。该书以及作者一贯的研究旨趣，一直都是从生态、灾害的视角去重新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路径，将人类历史重新放回到自然中，放回到生态系统中，而且他的解释范围往往不局限于中国史。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

    历史的生态学转向，或者说生态史研究，其基本旨趣是从人与自然不断变动着的相互关系出发，探讨历史变迁的轨迹。在王利华看来，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深化、拓展的过程；文明是在不断解决灾难性问题中前进的。环境史的兴起正是因为看到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之处。所以，不论是寻求“历史的生态学解释”，还是灾害史研究，都不是一个专门性的研究课题，而是一个根本性课题。那么，历史学应当如何展开对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他认为，应当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从对生命的关注入手。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句原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他指出，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社会被作为历史的核心，但没有自然，就没有社会。诚然，历史是人的历史，但“人”需要重新被认识。人本身是自然和文化的统一体，其肉体组织、欲望、生物形式等，均应包含在内。要想真正地理解社会、文化，还是要回到基础性问题——人类怎样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源，参与能量流动，如何应对自然界的威胁，建立健康和安全的系统，等等。

    黄兴涛举例认为，该书针对当前学界一些重要理论和范式，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出发所做的探讨，都可以为中国史研究带来新的洞见：如作者从生态变迁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中国的现代化；又如，在《从“自然之河”走向“政治之河”》一文中，对“魏特夫模式”和中国水利史研究历程所做的反思与梳理；从生态史视角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所作的重新认知。这些讨论可以同既有的研究，如黄宗智等人的研究展开对话。对此，夏明方补充说，是黄宗智最先对市场作生态系统分析，将生态史引入中国经济史研究之中。而他自己对黄的批评主要在于，在具体实践中，黄先生对重大自然灾害与小农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有所忽视，未能将这一研究进路贯彻到底，使其过密化或内卷化理论有所缺憾。他还指出，内卷化这一概念在被黄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之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因加州学派的批评而逐渐被学界所淡化，但在近日舆论场上突然迸发的“内卷化”话语，使得我们对这一概念及其流传需要有新的认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演化中存在的某种危机。

将不确定性引入历史

    从人与自然不断变动的相互关系出发，势必要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要运用复杂性思维、非线性思维来看待这种不确定性。侯深注意到，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之间的相互转换，正是复杂性理论最迷人之处。灾害往往被认为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制度、文化等因素则是相对确定的。但假如某一区域灾害频繁，对该地区来说，灾害就成了常态，就具有了确定性。相反，制度、文化则需要不断地调整以应对灾害，因此具有了某种不确定性。侯深还发现，作者本人对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在讨论1998年长江大洪水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确定性的信心，认为人类最终能够高奏凯歌、战胜洪水；到2019年《江淮之间》一文时，作者则更加小心谨慎，认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而真正的生态革命虽然是在人与自然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形成一种和谐，尽管这种平衡与和谐仍可能是脆弱的，是需要小心翼翼地予以维护的。进而，侯深发问，鉴于复杂性理论被引入历史学为时尚短，如何用它来重建我们的历史解释？将复杂性思想引入后，到底会给历史学带来什么？

    侯深指出，以复杂性的视角和方法观之，本书仍有诸多问题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如目前作者关注和探讨的，多是现代性的灾难。书中也曾提出一种别样的解释，即“现代化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生态困境”（该书45页）。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现代化的生态困境？是人口，意识形态，还是自然、经济或全球层面的变化？

    侯深还同夏明方探讨了灾害史研究中比较方法的运用。目前书中涉及的比较，主要还是在历时性层面。美国学者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维多利亚晚期的浩劫：厄尔尼诺饥荒与第三世界的形成》（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n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一书中，用区域比较的方法探讨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对第三世界造成的灾难。侯深以爱尔兰土豆大饥荒为例，因为当时爱尔兰已经成了欧洲内部的“第三世界”，所以病害来临时，尽管整个欧洲都种土豆，却只有它爆发了最严重的危机。因而，如果能够将中国的灾害史放入全球史中进行思考，可能会有新的认知。

    夏明方赞同侯深的这一看法，他补充道，戴维斯这本书探讨的是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之后第三世界的形成问题。过去往往强调军事政治侵略的影响，麦克·戴维斯则把气候和灾害引了进来。从全球史来看中国灾害史，他可以列举两个例子。光绪初年的华北大饥荒，就不仅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也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饥荒与华北的鸦片种植关系密切，后者又与英国在华鸦片贸易的合法化息息相关。另外，根据余新忠、李玉尚等人的研究，1820年中国爆发的真性霍乱流行，是从英国经由印度传入中国。这说明，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已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潮中了。

历史的现实之镜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这场严重疫情再次提醒人们，不论现代化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人类始终难以摆脱灾害的威胁。在夏明方看来，新冠疫情使得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成了“灾害史专家”，不少学者也参与到灾害史研究中。所以，学术不能只存在于象牙塔中，灾害史研究更必须有勇气直面我们面临的各种风险、危机和挑战，通过全面、客观的学术研究，形成更具建设性的反思。

    王利华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作为历史学者，有必要及时将精深的学术向大众推广，促进人对社会、乃至生命意义的理解。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当下，应当重归人的原初及生命本质，进一步来认识“人之所以为人者何”、“人之异于禽兽者何”。他感叹道，就拿新冠病毒溯源这件事来说，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某一野生动物。现代人与野生动物的接触不比传统时代多。而且，不同时代，病毒的传播机制也是不一样的。很多生态问题的发生，还是得在人类身上找找原因。

    强烈的现实关怀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书中有多篇文章围绕文史资料，展开关于当代中国灾害记忆的研究，揭示出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纠葛。作者以山西省文史资料工作者在1961年编纂《光绪三年年景录》的事例，说明了这样一种悖论现象：建国之初进行灾害资料搜集和今昔对比式的意识形态宣传时，高扬的“革命话语”中，实际上包裹着一种实用性的“生产话语”（144页）。这一学术发现激发了侯深的共鸣，令她联想到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思潮。那时，实用主义的鼓吹者们把自己的主张包裹到“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宣传之中。由此，侯深发问，当前我国的生态话语在政治话语体系中应发挥什么作用？

    夏明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地震预测、青蒿素研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绩是在革命话语下取得的，但也是为了人类的生命安全，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单纯的意识形态去遮蔽它。现在，中国致力于向全球推介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但一定要把防灾减灾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抓手。因为生态文明理念体现的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关怀，可以真正超越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界限，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文中引用页码，均出自夏明方：《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