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7-28日，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与中华文史研究院、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美国纽约大学雅典分校与阿布扎比分校联合主办了“联结生态与文明：历史、理论与未来（Uniting Ecology and Civilization: Histories, Theories, Futures）”学术研讨会。中德双方自2012年起合作举办环境史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原定在2020年春季召开，因受疫情影响改期至今年。会议旨在从环境人文学视角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态理念的发展及其对当下文明发展的启发。除主旨发言与开幕仪式之外，分论坛发言在北京与雅典分别进行。本次会议邀请了二十余名海内外知名高校顶尖学者，从历史学、文学、哲学、环境学、生态学等视角分享研究成果，另有三百余名师生友朋参与旁听。

（因本会议纪要篇幅较大，为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故分为两篇推送，以飨读者。）

在开幕式环节，纽约大学索菲亚·卡兰扎克斯教授、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中心主任克里斯多夫·毛赫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分别致辞。卡兰扎克斯教授向所有与会来宾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环境人文学研究中心。毛赫教授先后向线下会议主办者——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和中国人民大学表示感谢。他在回顾2012年以来蕾切尔·卡森中心同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的合作历程时强调，虽然时空阻隔，但通过两个同时举行、话题相同的工作坊，无疑将推进学界认识生态与文明的联结关系，尤其是“生态文明”一词的含义。夏明方教授在致辞中向卡森中心与纽约大学表示感谢，并指出“生态文明”一词本是中西智者共同构建的解决人类环境危机之道，但在当下疫情冲击和人类共同体分裂等不确定性面前，仍须批判地思考“生态”“生态文明”以及“生态与文明”的关系。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唐纳德·沃斯特与云南大学教授尹绍亭分别带来主题演讲。沃斯特教授主题演讲的标题为《生态+文明：我们时代的新愿景？》。他在演讲中追溯了“生态文明”概念在中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并鼓励参会者思考生态学与环境人文学能够发挥的作用。他将“生态文明”定义为一种贯穿生态理念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发达、进步状态，回溯了二十年前该理念在中国被时任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提出并用以应对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加剧的环境问题。但沃斯特认为，“生态文明”在西方哲学与文化批评中的意涵、争论及演变却并未引起中文世界的关注。他通过梳理“生态文明”在西方语境中的演变过程，指出其诞生的背景是20世纪上半叶哲学家、文化批评学者及历史学家对战后欧美社会走向何方的焦虑、对“技术文明”带来的高消费、气候变化与环境危机的批评与反思。诸如海德格尔、汉斯·约纳斯、汉娜·阿伦特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哲学家与文化批评者，斯宾格勒、魏特夫、罗伯特•海尔布隆纳、默里•布克金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蕾切尔·卡森及更早的环保主义者都是该思想脉络的成员。1976年，依林•费舍尔在其《人类生存的条件》中正式提出“生态文明”一词。然而，对战后渴望技术文明的第三世界而言，“生态文明”的愿景过于“奢侈”，而在西方社会，此概念也被“可持续发展”概念抢去风头，反倒是在中国，“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沃斯特教授认为，了解生态文明概念在西方语境中的演化与内涵，有助于中西双方在建设生态文明与关怀人类未来的问题上求同存异。生态文明应当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建立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之上。生态文明不能将自然与人隔离对立，而是要基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态学的知识，将人类融于自然，倡导一种富于责任与同情心的、超越人类利益的新道德伦理。此外，他还指出要挖掘非西方的历史传统，如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中庄周的非二元论、儒家对道德责任传统的强调，要尝试将这类思想转化为人类对地球的责任感。总之，他认为追求生态文明，既要追溯西方思想源流中对技术文明的警惕，也不应忽视发掘和认知自身思想主流与异端的传统。构建生态文明，形塑与培育超越人类利益的伦理、道德和责任感，需要借助古今中外诸多思想资源。

尹绍亭教授的主题演讲为《“圣境”重构与生态文明》，他通过云南仙人洞文化生态村建设的实践案例，展现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借助现代技术重构圣境文化帮助当地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并提出民族生态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1998年尹教授的研究团队提出“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构想，旨在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文化与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位于云南省丘北县的仙人洞村，居民以彝族撒尼人为主，尹教授团队在该村进行了细致的村寨社会调查和圣境勘察，摸清了神山、神树、祖灵洞等圣境结构和相应的自然崇拜、文化记忆与祭祀仪式，展开圣境修复与重建工作。研究人员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建设祭祀仪式场、神像雕像和村民文化中心，恢复节庆，创建撒尼文化博物馆等重构圣境，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再造。他们还重新设计村庄结构，改造民居和整治环境，发展旅游业以增加居民收入，帮助仙人洞村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尹教授认为，以圣境为代表的传统自然信仰文化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面临挑战，但基于现代生态学理论的民族生态学有助于挖掘传统信仰文化在内的土著民族传统知识。因此，他认为“圣境”重构要将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既要文化创造，也要坚守圣境文化的神圣性，避免过度商业化、庸俗化，方可实现可持续发展。

圆桌讨论与闭幕式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主持，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学科建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历史与现实的联结等角度畅所欲言。

夏明方教授首先提问，当“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等理念从学界进入政策层面时，作为人文学者，如何结合不同学科的理解，从学理、实践层面对这些概念、理论体系、政策话语进行批判性、包容性的思考与讨论？张玉林教授认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生态文明”概念时存在问题，并援引了沃斯特教授主旨报告中的结语“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需要所有我们能够获取的帮助”，提示学者们思考能够为此问题贡献何种想法。夏教授则结合自身课堂教学的实例，强调学术规范的重要性，提出所有概念和理论的讨论需要建立在系统、完整、独立的学术性批判之上，只有从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入手，才能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生态文明概念，这也是学科合法性和学术自信之所在。侯深教授也回顾沃斯特教授在主题报告中提到的“异见者”（dissenter），认为在中西方都存在异见者现象。在西方传统中存在反主流文化、反技术文明的传统，而中国传统中也能看到反世俗的文化，尤其在中国文化中对自然有特殊的亲近态度、思想最活跃、但往往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侯教授认为这或许是当今环境人文学者最重要的价值，即站在相对独立、客观的立场，既具批判性又具包容性的状态。

随后，讨论转入对生态文明概念的批判性反思。周琼教授认为，尽管围绕着“生态文明”概念存在着争议和不同的认识，但观点碰撞和交流会得出更有意义的思考。近年来随着普及推进，生态文明理念已深入人心，环境史研究者需要更加理性地思考和研究，在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为推动现实的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可资借鉴的想法，这正是此次会议主旨所在，也是学术研究的关怀之所在。田松教授强调研究生态文明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研究者要阅读经典书目（如《寂静的春天》《沙乡年鉴》等），方能更深入地讨论。钞晓鸿教授倡导在环境史研究方面每个学科都要发挥本学科的优势，提供与其他学科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历史学者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待生态问题。对上述讨论的概念问题，钞教授强调需要从基本的资料出发，学术研究要做好学术研究的本位，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在回应会议主题“联结生态与文明”时，与会学者充分地讨论了“文明”概念以及“生态”与“文明”之间的关联。王利华教授认为，不同时代对文明有不同的追求，文明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变化，在当前人类面临巨大的挑战时，需要对文明概念本身进行发展。人类发展至今都在思考人是什么，过去文明是在探寻人类如何摆脱自然，在自然中确立人的身份和地位。但正如汤因比所言，今天人类已经成为生物圈中唯一有能力破坏生物圈本身的物种，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需要对文明本身进行反思，寻找与自然和解的方式，在发展过程中理解文明、理解自然本身。侯深教授提出，环境史是将对文明本身的思考重新嵌入更广阔的历史之中，当我们对文明的内涵开始质疑时，会对文明发展的线性过程有不一样的认识。田松教授则从传统与工业文明的差异切入，讨论了破解线性史学的可能性。传统文明是一种复数概念，包含不同民族各具特点的文明；以科学和技术为内核的工业文明则是单数，一致性是工业的特质；生态文明也应该是复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同自然环境中的文明形态、组织结构、生产方式都是不同的。复数的文明就没有单向、线性的意味。夏明方教授回应，工业文明与现代性问题相联系，现代性是复数的，但是工业文明也是有复数的，反之传统文明也具有相似性，不管哪一种类型的文明都有多样性和共通性，要超越单数、复数的讨论，超越文明的边界，站在星球的立场上思考生态文明。

随后，学者们就如何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推进思考生态文明问题发表感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王炜晔博士结合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提出在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如何实现生态保护和保障当地生活水平两者之间平衡的问题。夏明方教授认为此问题涉及对“生态”的理解，“环境”更多讨论的是自然环境，而“生态”是人和自然共同组合的体系。他借用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等学者提出的“活态公园”概念，即共同推进当地居民和所在地方在生态理念和实践方面的转型，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应是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关系总体的调整。王炜晔进一步追问，如果人口爆发式增长，人对自然的索取超出了其限度，怎么解决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内在困境。夏明方以费孝通的花篮瑶调查为例予以回应，指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根据他们与环境互动的经验，自发进行人口节制，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这一点也涉及到人对其生存方式选择权利的问题。张瑾副教授提出，讨论生态文明这一问题不应该拘泥于词汇本身，当使用生态文明话语谈论可持续发展时，应思考什么是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涉及人与人、人和物之间的经济物质交换圈层，与每个人不同的物质需求、发展维度、价值界定、幸福感紧密相关。以非洲“万物有灵”的生态观为例，这种价值感、道德感能否给可持续发展提供另一种可能的参考。高国荣研究员则结合对进步主义时期美国资源保护问题的研究，指出美国在进步主义时期希望通过环境启蒙使个人做出改变，后来发现很多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人广泛地参与，也需要国家的干预，与此同时参与式民主在美国水土保持区、牧场集中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认为参与式民主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意义。

在闭幕式上，夏明方教授对唐纳德·沃斯特教授和尹绍亭教授精彩的主旨报告、与会学者的支持与贡献、线上参会的师友、会务组成员的工作表示感谢。他认为，此次会议为促进中外学者间的了解与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生态文明”概念的传播和实践背后体现了全球化思想流动的过程。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使得“生态文明”概念更显活力。今年是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成立的十周年，这场会议也具有十周年纪念意义。最后，夏明方教授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生态史研究中心，期待未来十年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