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8日下午，“另一个寂静的春天——在新冠时代思考环境与健康”系列演讲第五讲在线上举行，主题为“环境性身体的交替历史与分析的可能性：一个来自20世纪埃及的视角”。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副教授珍妮弗·德尔（Jennifer Derr）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陈昊主持，90多人在线上共同参与了本次讲座。

主持人陈昊副教授首先介绍了珍妮弗·德尔教授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她的专著《尼罗河的生命：埃及的环境、疾病和物质性的殖民经济》于2019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讲座伊始，德尔教授以一张照片为引，介绍了尼罗河一带名为Shaudf的灌溉工具。随后通过一首描述当地民众使用该工具进行劳作的诗歌，使听众意识到埃及人在灌溉劳作时产生的痛苦症状。她指出这一症状并非仅仅由过度劳作所致，其中也含有疾病的因素。照片中的灌溉工具Shaudf使得人与水渠能够密切接触，河水中的血吸虫得以进入劳作者体内，随后发展为一种长期流行的疾病，是为血吸虫病。

埃及地区的灌溉工具（Shaduf）——一种由水桶和木横杆组成的平衡支架

德尔教授随后对埃及血吸虫病何以在近代大规模爆发进行揭秘。她追溯了19到20世纪埃及尼罗河地区灌溉的历史，通过论述当地农业环境与灌溉条件，梳理了血吸虫得以大规模传播至人体的原因：殖民经济在埃及的发展使得灌溉农业盛行，而在尼罗河水位较低时，当地民众出于灌溉需求，需要增加水位高度以便于引水，大量堤坝修筑应运而生。棉花等夏季作物的生长周期与洪水的汛期并不匹配，为保证灌溉区常年有水供应，人们也开始修建水库。如此在殖民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堤坝与水库得以大规模修建，致使尼罗河水流速放缓，原本血吸虫的寄主钉螺与蜗牛在静水环境中迅速繁荣生长，因此灌溉农民在接触水源后极易感染血吸虫病。现有的历史证据也表明，从事灌溉活动的农民血吸虫病感染率极高。德尔教授借该事例说明“环境”与“身体”是分析尼罗河灌溉活动时不可分割的要素，二者产生联系的方式主要源自人对环境的利用和维护。对于从事灌溉活动的农民而言，他们的劳作是建设和维护尼罗河地区环境的核心，他们感染的疾病也是尼罗河地区生态状况的反映。

血吸虫与寄主钉螺

在讲述血吸虫病爆发的原因之后，德尔教授开始转入埃及如何防治血吸虫病的话题。她指出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下半叶，埃及对血吸虫病的治疗均从“身体”和“环境”两方面进行，即埃及人在接受身体方面治疗的同时，也对他们所依存的环境进行改造。除对感染者进行医治外，埃及也曾应用多种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消除作为中间宿主的蜗牛与钉螺，以达到净化环境的目的。他们采取的方法包括应用化学技术净化运河、实施冬季强制关闭政策以及用一种特殊的铁丝网清除水道中的蜗牛和它们生活的植被。到19世纪40年代，在取得初步防治成果后，这些方法也被应用到埃及之外的地区。

国际公共卫生的官员也加入到20世纪后半叶埃及血吸虫病的防治过程中，他们主张大量采用化学药品来杀死血吸虫病的寄主钉螺和蜗牛。诸如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以及美国和西德政府，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投入了资金来援助埃及进行相关实验。在当地政府的监督下，清除蜗牛、改善灌溉渠和排水沟环境的化学实验项目开始在埃及本土运作。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德政府之所以会投入资金，也是出于测试化学药品毒性的目的，这些药品他们并不会在本国使用，南部则成为一个极佳的实验场所。在进行大量实验项目中，某些杀死蜗牛的化学药品因毒性太强，最终被埃及本土部门的工作人员叫停使用。但从这些实验的最终结果来看，化学物质从来没有成为根除问题的方法。化学品并没有降低感染病的流行率。德尔教授特别指出，埃及河流网络具有复杂性，想要一劳永逸通过化学品解决问题是不可能实现的。

埃及民众使用工具对河渠进行净化

在讲座尾声，德尔教授提出几点思考：首先，她呼吁大家在新冠肺炎背景下，重新思考人类身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次，她提示学者们注意公共卫生议题所包含的“身体”与“环境”的两重性。第三，她认为“过度劳动”和“恶劣的环境”一直成为疾病发生的重要诱因。联系到今天的美国社会，德尔教授进一步提出，在当前特定种族被证明是疾病的主要决定因素，美国的种族问题不仅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而且与结构性种族主义造成的持续压力有关。

在德尔教授的讲座结束之后，在场的听众就埃及纳赛尔政府的政策与中国消灭血吸虫病运动的对比；疾病、恶劣环境与贫穷富裕之间是否具有必然联系；苏联自投资建设阿斯旺大坝以来在化学试验中是否发挥了作用，多年生病害、灌溉和农业实践之间的纠缠关系；宗教在埃及政府的血吸虫病政策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殖民时代之前埃及人如何对付血吸虫病，古埃及的知识是否有助于形成埃及现代寄生虫病治疗方法等问题进行提问，德尔教授也分别对其进行了极有启发性的解答，在激烈的思辨与讨论中，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