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22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作报告，题为《“心史”新谭——从非线性中国化看华夏共同体的构建》。报告会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孙竞昊教授主持。

    夏明方指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端于“新清史”的“中国解构”运动，对“中国认同”发起了挑战。在这些学者看来，所谓的“中国”其实有两个：其一是“小中国”，即“汉族中国”；还有一个是“大中国”，也就是后来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朝作为多民族帝国，因其统治者的满洲特性，而与此前此后的“中国”存在一种历史的断裂，所谓的“大中国”不过是主观建构的产物，更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新清史”的挑战蔓延到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构，国内也有不少学者随之发出“何以中国”的疑问，展开了一场持续近20年的“保卫中国”或“重构中国”的学术运动。夏明方指出，这样的探讨有助于身处新时代的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和反思，但如果仔细考察其论证的逻辑，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研究，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一个变化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无所例外地把焦点聚焦于中国如何由小变大，从正面对“大一统”或“多民族统一国家”进行顽强而往复的论证。在这种线性进步史观的主导下，几乎很少有学者去留意被“大中国”话语所遮蔽的“小中国”叙事，更不要说要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关联或互动的过程进行辩证的分析。

    随后，夏明方对“心史”进行了阐释。明崇祯十一年，苏州承天寺僧人意外发现一部书稿，书名“心史”，书中详叙蒙古灭宋以及南宋君臣爱国、卖国之行，尽现作者眷念故国、志在匡复、傲然挺立的民族气节。此“心史”把异族政权自外于中国，并对此后直至民国时期汉族知识分子的汉族中心主义民族史观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与同时期多元一体的中华大一统构建历程形成鲜明的反差。

    夏明方指出，“小中国”和“大中国”之争，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它源于春秋战国的华夷之分，准确地讲应是“夏”“夷”之争，凸显于宋辽金元的“中国意识”，磅礴于明末清初的“亡国亡天下”话语，激荡于清末“中华民族”“中华共和国”话语创生之时，直到抗日战争期间仍余响不绝。作为历史学者，不能无视“小中国”话语这一贯穿中国历史的潜流或主流；作为当代中国国民，同样不能无视“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长程历史选择的现实结晶。如何有效地解释这一重悖论，需要跳出双方共守的对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认知的线性逻辑、还原论思维，而以一种非线性的复杂性理论重新思考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会存在的大问题。因为非线性同样关注有序、规则、确定性、统一性、必然性，它用一种差异性的、关联的、互动的、整体的、变化的开放性思维，把两者结合起来，辩证考察天、地、人以及万事万物，它强调的是多元、两极之间的对立共生和协同演化。

    所以，当我们在探讨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中国之所以由小变大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之时，就不能仅仅是从静态的中国出发，尤其是从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发，而需要一种变化的、动态的中国视野。从此出发，不管是“小中国”，还是“大中国”，长期以来被视为两相对立、互不兼容的政治话语或政治实践，就可以在如何成为中国这一历史过程中缠绕而行了。而对此的最好概括，除了“非线性中国化”这一概念之外，别无他词可以替用。

    夏明方指出，“中国化”是以中国作为一个领土国家或主权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这样的领土或主权国家，既包括传统的“王朝国家”，也包括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当然也包括它的前国家形态。而从复杂性思维出发，“中国化”的意蕴至少应该包括多向度、多层次、多主体、多效应、多过程等方面的理解，同时从“奇异吸引子”的角度理解这一多重变化的过程是如何围绕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核心而展开的。以此作为中心线索，或许可以构成对于中国历史新的贯通式、整体性的理解，而且因为这样的中国化一定是在置中国于其间的世界的或全球的生态或文明网络之中，故此也会对今日的全球史书写提供新的角度。

     报告会交流环节，孙竞昊、鲁西奇、古丽巍、钱江、张天虹等学者，就“中国”涵义对个体的意义、“新清史”的定义、新清史与内亚史的差异、五族共和、中国认同中的南北方差异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

【本文转载自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网站，网址：夏明方 |“心史”新谭——从非线性中国化看华夏共同体的构建 - 新闻动态 - (z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