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7日下午，“另一个寂静的春天——在新冠时代思考环境与健康”系列演讲第四讲在线上举行，主题为“现代中国的大众免疫和疾病 控制——从公共卫生到全球健康（1937-1978）”。英国剑桥大学高级讲师白玫（Mary Augusta Brazelton）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陈昊主持。

主持人陈昊副教授首先介绍了剑桥大学高级讲师白玫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以及在2019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大众接种——现代中国民众的身体和国家权力》

Mary Augusta Brazelton：Mass Vaccination: Citizens' Bodies and State Power in Moder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在讲座伊始，白玫博士提到在新冠病毒肆虐后的今天，新研制的疫苗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全世界各地都有了在短时间内注射疫苗的需要。如何动员接种，谁将获得优先权，怎样才能更加行之有效，成了目前疫苗政策面临的紧要问题。这种大规模接种疫苗的情景也曾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发生，并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样貌。疫苗的接种与大型传染疾病在上世纪末的消失始终是医疗史中的重要命题，在中国有不少从事传染病史研究的学者，如梁其姿、余新忠等人，其研究涵括了对天花、麻风和卫生问题的探讨，由白玫撰写的《大众接种——现代中国民众的身体和国家权力》正是对既往医疗史的重要发现和补充。

    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传染病疫苗接种如天花还仅限于大城市，彼时虚弱的政府、大量患有疾病的人口成为了社会健康焦虑的中心。然而，中国却能在其后60年时间内终结天花，这归功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大规模的接种。白玫博士认为，中国在20世纪初对卫生问题的隐忧和20世纪后期高效的疫苗接种都是复杂且值得研究的问题，对后者而言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并且组成了建国后国民卫生运动的重要内容，成为了迅速扩张的政府机构利用的工具。在讲座中，白玫博士从战时疫苗的研究、制造、分发，到50年代昆明地区的预防接种，再到60-70年代全球背景下的医学外交这三个层面阐述近代中国疫苗演变的历史脉络。

首先，在抗战时期伴随着迁都重庆，西南中国成为了当时的智识中心，众多医学院和学者辗转至昆明大后方，带来了对免疫学和细菌学的研究。战时在昆明设立的中央防疫处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建国后成为了常设机构和中国传染。病控制中心。西南地区由于地处亚热带而传染病盛行，传染病防控成为了战时重要的军事策略，如1942年霍乱在云南西部的爆发推动了中央防疫处对霍乱疫苗的研发和接种，在当时虽只注射了小部分人，但依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中央防疫处作为战时医疗中心，在当时还与众多西方援助团体合作，如贵格会的医疗救助队和国际联盟的卫生支援队。与此同时，还诞生了一批传染病研究者，如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在当时提出了关于疾病学的知识，推动了疫苗研发与接种的大量实践。建国后的医学与疫苗研究继承了抗战时期的成果，汤飞凡等战时疫苗工作者也回到了北京和南京在新的医疗系统中担任重要职责。

中央防疫处在昆明，1943年

进入共和国早期，重庆、北京、上海等地展开了消除传染病的运动。一种新的关于疫苗的知识被生产出来，公共卫生、隔离、流行病学调查等概念在50年代开始受到重视，各地也陆续设立了医疗站等基础卫生设施。在这一变化当中，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发生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的爱国卫生运动，政府通过广播、海报、教育方式大力宣传，鼓励人们接种卡介苗等疫苗。疫苗的宣传和普及为国家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干预提供了合法性证明，正如当时宣传所言“预防注射是政府保持人民健康”。但与此同时，50年代社会上对疫苗接种的质疑之声和抗拒的人群也层出不穷，为此一方面国家在宣传中强调西药的安全性，对接种者队伍进行训练；另一方面，由所属单位和本地社区直接进行疫苗接种，其中户籍册与户口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时尚未接受疫苗的人被视为“空白户”或“空白人”，这些漏种者一经发现将被送至当地政府，被敦促接种疫苗。50年代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细致整理、统计人口信息，以便更好地开展疫苗接种工作。通过这一阶段大规模的宣传和接种，疫苗工作卓有成效，天花、伤寒、卡介苗疫苗几乎全面覆盖各大人群，与建国前相比，传染病带来的死亡显著减少。白玫博士认为，这中间有许多复杂而值得探讨的问题，如当时针对不同人群和地区的疫苗档案，疫苗的有效接种方式，以及当时存在的抗拒接种问题。

到了60-70年代，进入全球背景下，中国以疫苗为媒介践行医学外交，通过对第三世界进行药品和医疗设施出口，组织卫生援助团队的往来，如对坦桑尼亚、乍得的医疗援助，以此改善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在公共卫生层面取得的成功，为世界范围内的医疗工作开展方式提供了重要经验，彼时西方世界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医疗成就的著作，尤其称赞中国的大规模免费疫苗接种政策。更多国际机构开始效仿中国进行综合性的医疗服务工作，在恢复与美国邦交后，中国主动邀请西方代表团来华参观医疗成就，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防疫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声誉。中国模式在20世纪末得以在全球推广，改变了20世纪初期中国医疗的落后和传染病肆虐之下的景象，疫苗系统成为了中国医疗成功的象征。

在白玫博士的讲座结束之后，在场的听众就中西方之间疫苗接种的对比，上世纪50年代疫苗接种过程中是否有强制性，“卫生”概念的形成，国家的控制力等问题进行提问，白玫博士也分别对其进行了解答，在激烈的思辨与讨论中，讲座圆满结束。

【本文转载自“历史的生态学畅想”微信公众号2021年5月5日推送，本期编辑：曹芷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