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四讲在公教一楼1503室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侯深副教授应邀作题为“令人不安的史学：美国环境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之反思”的学术报告。历史学院60余名师生出席聆听此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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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伊始，侯老师以幽默风趣的方式引入主题。“环境史”作为一种史学门类，它的研究对象很难获得一般历史学家的认可。传统的历史学处理人类的历史，而认为自然没有历史，但环境史恰恰以研究人和自然相互关系的历史为目的。在环境史的视域中，无论是精英还是人民大众，人类不再是历史的唯一动力，这样的研究关怀是环境史学令人“不安”的首要原因。对美国环境史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思考与评述，能够辐射到对整个世界环境史研究的思考。

    有关美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侯老师指出，时代的变化挑战着历史书写的各种成规，美国环境史正产生于二战之后剧烈变化的年代之中。

    1960年代，美国迎来“生态学的时代”，1962年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第一次促使人类意识到自身与自然之间彼此联系。环境史就是这一时代产生的新史学。环境史的开创者之一唐纳德·沃斯特认为环境史是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双向关系伴随时间而转变的历史。尽管数十年来的美国环境史学形成了强调全球性、融合叙事技巧与环境科技知识、强调道德主义与实用性的“美国学派”，但是，近年的美国环境史写作却陷入“内卷”状态，失去了经典著作那引人反思历史的力量。侯老师提出，美国环境史的迷途引人思考：这一领域将如何自我创新，如何启发中国语境的环境史研究的创新，如何带领人们重思历史学中关键性概念？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须厘清现在学界对美国环境史发展路径的误解。

    1967年罗德里克·纳什的《荒野与美国思想》是环境史研究的经典名著，该书描述了美国人对荒野从恐惧到崇拜、痴迷的思想过程。由于本书的“种子性”地位，有人将美国环境史称为“荒野中兴起的史学”。侯老师对此提出质疑。

    首先，美国环境史的学术渊源并不只是“荒野”，它建立在多元的学术传统上：美国环境史产生于美国的边疆史学，该学派创始人特纳最早意识到自然在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后来的环境史学者则为其注入了鲜明的文化史因素。这一学术渊源确实赋予了美国环境史几分“荒野”特质，但除此之外，生态人类学、年鉴学派、有关环境保护政策的政治史研究、生态文学批评，以及进化论和生态学专业著作均为环境史学提供了基础。此外，美国自然文学传统也在优秀的文学性之外成为学术思考的重要来源。以上多元的起源决定了不能将美国环境史看作“从荒野中兴起的史学”。

    美国环境史的早期名著也无法以“荒野”统括。最具影响力的环境史著作《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强调物种的交换，并未提及“荒野”。沃斯特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史传统上的名著《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也没有“荒野”的影子，其另一著作《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也无和谐而原始的“荒野”。卡洛琳·麦茜特的生态性别主义著作《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威廉·克罗农的名著《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亚瑟·麦克沃伊的《渔民问题》之中也不见“荒野”的影子。总之，早期环境史的主题是多元的。

    但是，这些成果分享一个共同的特质——衰败论（declensionism）。不同于新文化史、性别史等新兴史学范式的“发现边缘”，早期环境史研究者将所有人类放在批判对象的位置上，力图反思资本主义、现代科技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使得每项研究均有颠覆性的意义。这正是环境史最令人“不安”之处——此前的历史学总令人看到人类文明的“向好发展”与“可歌之处”，而环境史学家则真正令历史学加入对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批判性反思之中。环境史正是60年代环境危机来临之际产生的“问题史学”，它试图将“环境决定论”带回历史研究，在观察人类如何影响自然的同时，重新观察环境如何影响人类。

    有关美国环境史的“当下”，侯老师主要围绕“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杂糅”（Hybridity）与“人新世”（Anthropocene）等热门概念提出自己的批评。

    理查德·怀特在90年代提出当时的美国环境史研究出现“文化转向”，这迅速成为权威认知。但侯老师对这一转向是否存在提出质疑。怀特认为“文化转向”体现在新一代学者将“自然”看作一个文化建构的对象而非实质的存在，侯老师指出这样的观点早已有之，并非90年代的新事物。怀特又认为“文化转向”还体现在环境史研究日渐关注种族、阶级、性别问题，但侯老师指出，早期环境史著作中均在社会史的视域中深入探讨过这些问题。毋宁说，90年代出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向”，也即从过去的二元对立转向多元的角色与关系。但这一变化的后果是美国环境史研究日益与美国主流价值观靠拢，只看到人类文化如何影响自然，而越来越少看到自然如何形塑人类文化；只追求在环境视野下的社会公正，而忽略了自然本身的公正与正义。安德鲁·赫尔利的《环境不公正：印第安纳州加里的阶级、种族及美国工业污染》、近年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海：墨西哥湾的历史》，均是这样的迎合之作。

    美国环境史学向主流历史学靠拢，势必创造或借鉴一些新的概念，如“杂糅”。持此说的学者认为没有纯粹的“自然”，所有的“自然”都有文化建构的影子，任何自然对象都与人类社会与文化活动杂糅。但侯老师认为，自然有其自身的、不是为文化所创造的力量，这并不能用“杂糅”概念消解。环境史正是要书写这种自然力量。

    美国环境史的另一热门概念是“人新世”，也即把人类活动的时代放在地球演化的地质序列中，强调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带来了地球大气和地壳的转变。但这一概念也值得反思：我们是否生活在“人新世”？不仅地质学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而且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并非立于主宰地球的地位。“人新世”概念也并不能带来新的理论探索与思考，其所反思的人类文明带来的生态灾难，早已在环境史学诞生之初就得到充分探讨。

    在深刻的忧虑之上，侯老师用三个词语阐释了自己对未来美国环境史的“未来”发展方向的展望：协同演化（co-evolution）、脆弱性（vulnerability）与多年生性（perennialism）。

    “协同演化”概念呼唤环境史研究的演化史路径。这一视点借鉴了社会生物学等研究成果，认为人类的演化既影响自身的生存与数量，也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与数量。人类种群从少到多，成为演化史上非常成功的物种，同时促成了地球历史上首次由一种物种导致的物种大灭绝，为整个地球的历史造成巨大影响。同时，人类的文化和政治的历史与人类的生物学演化之间始终共同作用，人类与非人类群体之间的演化（如牲畜、作物、害虫）也在持续相互影响。演化史学可以让我们以生物学的视角重新观察人类，更好理解人类的过去与当下。

    “脆弱性”来源于二战以后文明的一个持续主题——核武器的产生带来的阴影与不安全感，令人类反思自身力量究竟能对地球带来什么影响，这种影响又将如何作用于人类。这促使人们思考人类的健康与自然的健康之间的关系，思考“天若有恙”（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标题）与人类在灾难来临之际的脆弱性。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想象，而是对真实物质性灾难的心理反应。

    “多年生性”则是侯老师尚在考虑中的问题。该概念一般指多年生植物，其特点是扎根深厚，而人类农业则建立在单年生的作物上。人类以单年生农作物替代多年生的草原、森林，破坏了由多年生物植物为主体的生态系统，这必然对人类的文明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对于城市来说，灾难也是多年生的，是常态性的存在，这催生了城市的抵御灾害的机制，也对当地人心理产生了影响。建立在混凝土建筑上的城市文明也是多年生的文明，然而它的腹地却是单年生的农业，这是否造成了不稳定的关系？

    最后，侯老师表示“可持续”概念应让位给“韧性”（resilience）一词，它强调自然与文明虽然共享了脆弱，但也共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这样的韧性可以摆脱环境史学的“不安”，能够窥见人类历史发展更加乐观的未来。

【本文转载自“清风学社”微信公众号2021年7月9日推送，作者：白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