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3日，“灾害与历史”第六届高级研修班继续进行。上午九点，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文学院政冈伸洋教授以《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思考灾害的应对——以民俗学的视角出发（日常の暮らしのあり方から考える災害への対応）》（见图1）为题，开始本届研修班的第三场专题讲座，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泓明副教授担任主持人。

图1

  报告伊始，政冈教授介绍了“民俗学”这一概念及其发展至今的新思潮，并将其与灾害研究联系起来，认为从民俗学视角来进行灾害研究是一种独特且可行的研究角度。而后政冈教授介绍了如何从民俗学的视角，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理解东日本大地震所带来的混乱和灾害应对措施。

  紧接着，政冈教授以东日本大地震的受灾区宫城县本吉郡南三陆町户仓波传谷地区为例，并以2005年以来进行的民俗调查为基础，将波传谷地区的情况划分为：地震前、灾后至震后1年、灾后第2至第4年、灾后第5年到第7年四个部分（见图2）。根据地震前的生活特征，对海啸所造成的日常生活的损失、重建过程中所产生的混乱以及民众的应对措施等做出探讨。

图2

  政冈教授认为，通过“契约讲”“春祈祷”等原有的地域社会组织和民俗活动在灾后的变化，可以看出在灾后重建中，重建“灾前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会发挥积极作用。另外，要在理解当地生活变迁的重建过程中，重视民众的困惑与诉求的变化。同时，在实施重建项目、政策上，既要强调各地区的共性，也不能忽视各地区的个性。

  政冈教授还将灾害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以新冠疫情下欧洲和日本民众对戴口罩的不同反应为例，揭示当前世界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从而再次说明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研究灾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最后，政冈教授对今天的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并就日常生活和灾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要将二者视为二元对立，灾害其实是日常生活的延伸。在思考日常生活时，要做实地考察，把握当地的个性与共性，切忌带着外部的刻板印象去研究（见图3）。

图3

  讲座结束后，政冈教授与学员们展开热烈的互动。在现场翻译人员的协助下，他对学员们提出的“从近代以前到近代以来日本以驱疫为目的的祭奠活动有不变和变化的方面吗？为什么会产生变化？”“在春节期间日本民众举办什么民俗活动呢？在如今新冠疫情下肆虐下不能进行的民俗活动他们又是怎样处理的呢？”等问题进行详细解答，并与学员们进行深入讨论。

  下午三点，由德国德意志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联合主任、慕尼黑大学赫尔穆特·崔施勒(Helmuth Trischler)教授进行第四场专题讲座，讲演题目为《从科技史、环境史和灾难史的视角看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Seen Through the Len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Environmental and Disaster History）》（见图4），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人。

图4

  崔施勒教授本场讲座主要有四部分内容。在第一部分中，崔施勒教授对“人类世”（又称“人新世”）从地质研究角度进行综述，从“⼈类世”⼀词的起源，讨论到“⼈类世”的时间界定，再延伸到“⼈类世”的现状、论战及相关工作组。

  在第二部分中，崔施勒教授对“人类世”从文化概念的角度进行研究，关注全世界的人文学者是如何参与和研究“人类世”，并延伸出“资本世”“种植园世”“肉鸡世”等相关概念。

  在第三部分中，崔施勒教授主要从“人类世”是如何引发其他研究领域的新思考来讨论。“人类世”主要带来三种刺激：首先，“人类世”的提出带来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引发了学者对时间性的思考；其次，在人类的技术领域方面，“人类世”也对一些行星地球的技术圈，例如人工技术所形成的物质等产生影响；最后，从“人类世是不是⼀场结束所有灾难的超级灾难?”的角度出发，不少学者对“人类世”和灾害两者的关系产生新的认知（见图5）。

图5

  在第四部分中，崔施勒教授提到了自己对“人类世”相关概念的理解、研究的总结及展望。他认为，“人类世”这个概念可以作为继管理和承受灾害之后的第三种灾害史研究范式，与此同时“人类世”挑战了在过去的灾害史研究中所忽略的人文因素，希望“人类世”将来可以将视点放在整体地球生态框架之中。

  讲座后，崔施勒教授就学员们提出的“人类世起始点的三个标准中，新石器时代、工业革命、1945年是否符合中国的情况？”“目前是否有中国学者从事人类世相关研究并提出过重要的观点？”“人类世的概念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概念吗？”等问题一一耐心解答，并与众多学员进行了激烈讨论，从而拓展了学员们的知识视野。

  晚上七点，本届研修班的第二场学员沙龙开始，共有五名学员代表进行报告，分别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曾扬、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黄世威、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陈渊、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陈德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刘少航，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韩祥教授主持。

  第一位报告人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曾扬，主题为《自然灾害如何影响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基于政府灾害治理绩效的调节效应分析》（见图6），其报告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图6

  第一部分是研究的缘起，曾扬博士以汶川大地震为例，试图厘清灾害对于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第二部分是研究的假设和方法，他认为研究的假设需要考虑时间效应和接触效应；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设置对比组，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第三部分是研究发现，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地震发生一年后不同地区（灾区、非灾区）群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实际上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地震发生一年后相对非灾区群众，灾区群众对地方政府更加不信任。为了得到更合理的结论，曾扬博士生还设置了安慰剂检验和调节效应分析。第四部分为报告总结，曾扬博士提出自然灾害对公众政治信任可能存在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而且自己所做的研究由于数据限制存在一定局限性。

  第二位报告人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黄世威，主题为《多难兴邦：作为政治话语的出场、生成和动能》（见图7），其报告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图7

  第一部分为研究的缘起，黄世威博士对选题的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作了具体阐述。第二部分为“多难兴邦”作为政治话语的出场。有三种情况：①是“多难兴邦”作为“灾异天谴”的补充话语出场；②是在晚清民国时期，科学思潮冲击着灾难“祛魅”，此时“多难兴邦”作为重建话语而出场；③是在同一战线中的话语动员而出场。第三部分为“多难兴邦”作为政治话语的生成。主要有三种：逻辑辩证，祸福相依的矛盾转化观；经验凝缩，救灾记忆中的政治认同；情感寄托，灾难动员中的希望哲学。第四部分为“多难兴邦”作为政治话语的动能。其一是“多难兴邦”可以提升心理韧性，塑造民族精神；其二是“多难兴邦”可以增强身份意识，凝聚家国想象。第五部分为报告总结。

  第三位报告人是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陈渊，主题为《从“日常”到“非常”——灾害文化史研究的实现路径》（见图8），其报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图8

  第一部分陈渊博士认为，灾害一般被描述为一种非常事件，与日常相对，它是对日常生活的颠覆。正是因此，灾害研究变成了灾害突发—灾害应对—回归日常的比较固定的模式。但实际上，多数灾难最后其实都可以用常态，而不是“非常”来理解；灾害与其他世俗生活一起构成了日常生活。第二部分他具体讨论了灾害认知和灾害实践。第三部分陈博士提出，我们要借用灾害史之外的眼光或许能够看清灾害史的地位，也就更能凸显自己的学科属性与研究价值。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陈德仙，主题为《近代中国的自然灾害冲击对农家负债的影响研究——基于1930年代15121个卜凯农户调查数据》（见图9），其报告主要分为六个部分。

图9

  第一、二部分论述完问题的提出和历史背景后，陈德仙博士在第三部分主要谈了研究的理论基础，即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户负债理论影响机制及其风险应对策略分析，以及其带来的研究假说。第四、五部分陈博士对卜凯数据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进而得出近代中国的农户存在巨大的经济负担，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总体自然灾害冲击强度和不同灾害对农户负载情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影响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等。第六部分是启示部分。

  最后一位报告人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刘少航，主题为《田文镜“匿灾”案与雍正朝荒政制度运作》（见图10），其报告主要分为五部分。

图10

  第一部分为问题缘起，刘老师对学术界关于田文镜“匿灾”的三种原因做了整理，并提出需要探讨田文镜“匿灾”背后的深层原因。第二部分是对“模范督抚”的二重属性：“报祥瑞”和“报灾荒”的讨论。第三部分是关于信息不对的成因：“成灾”和“勘不成灾”的分析。第四部分是对救灾标准背后的考量：“宽仁”和“严猛”的思索。第五部分是遭遇弹劾后续及余波：“失察”和“匿灾”的研究。最后是所得出的结论。

  本场沙龙分为上下两个半场进行，上半场前三位学员汇报，下半场后两位学员报告，学员汇报完后分别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学术讨论。晚上九点，韩祥教授就本场学员沙龙进行了总结，研修班第二日的活动也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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