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的江南：江南的区域环境与社会变迁

毕鲁瑶（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澎湃新闻

2018年8月5日由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举办的“江南区域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全国各地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江南区域史研究理论、范式与方法反思，江南环境变迁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关系，江南生态环境史实证研究，江南社会变迁中的环境因素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展现了近年来江南区域研究中的新的变化。

一、江南区域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发现江南多样性

长期以来，江南区域史研究集中于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水乡、精英群体与城镇的研究。唐宋以降，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江南，其所谓“江南模式”、“江南奇迹”一直为学界所乐道。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教授谈到，如上思路遮蔽了江南的多样性，难免会让江南区域史研究陷入瓶颈，江南区域史需要探寻新的研究方向，具体提出以下四点：

其一，打破江南内部统一、均质性的神话，恢复江南固有的多样性面貌，如名实之别，核心-边缘之别，城市、乡村之别，高乡、低乡之别，以及语言、身份、阶层、族群之别。

其二，关注与太湖平原地处同一纬度的山地、丘陵、岛屿、海洋等地貌和水体形态在内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生态系统，构建包括山地、平原、海洋的自然生态区域以及人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对资源的占有、转换、利用、分配和消费等活动在内的“山海生态系统”，从动态揭示江南的形成与演化。

其三，突破以城市为导向的江南话语格局，关注城市化进程中被构建的乡村，再现日趋消失的乡村景象，及下层民众的生活，并反思江南城市化进程及其引发的巨大不可逆的景观变化和环境变迁。

其四，置江南于大一统的国家的权力网络之中，探索江南与国家政治中心，与周边其他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联，思考国家范围的资源分配和能量流动。

概括言之，夏明方教授希望打开江南孤立、封闭的空间，让江南成为整个中国、世界的江南，更多地关注江南的多样性。

同样，浙江师范大学孙杰讲师以浙西“山区州县”社会面貌为讨论对象，提出江南内部各个地区的发展并不是均质的，江南内部的地理差异直接反映为乡村民众生活形态的千差万别。江南文化不等同于太湖文化，水乡特征并非是唯一的地域影像。在江南内部，不同类型的地区存在着不同样式诸如山地、岛滩、渔盐场的文化符号，江南社会内部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马幸子在关注太平天国战后江南社会重建时指出：“江南发展模式的认识侧重强调江南发展过程的连贯性和持续性，对曲折、波动重视不足，从而遮蔽了江南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江南区域研究应该将以往被忽视的偶然性事件，如灾害、战争引入其中，从一个曲折动态的过程加深对江南自身复杂性的理解。”其在太平天国战争战后移民、经济恢复、社会秩序重建之外，从太平天国运动的灾害属性入手理解太平天国战争与江南社会长时间段互动，希望以此理解清末江南发展模式，发现江南区域社会的发展动力。

二、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

本次学术研讨会，江南社会的人口问题成为一讨论热点，其涉及新材料、新方法，不同观点在这此产生碰撞。

新材料方面，浙江大学陶磊副教授利用分析松柏汉简五三号木牍记载的南郡诸国、诸县（江陵、宜成、临沮、安陆、沙羡、州陵、显陵、便侯国、邔侯国、襄平侯中卢）记载的人口统计数据，在数据对比中发现当时小男比小女人数多，而大女比大男人数多的现象联想到《史记·货殖列传》中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记载相呼应，认为在秦汉时期江南尚处于早期开发阶段，气候对男子寿命会产生影响。讨论中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汉简的男、女成年年龄是否一致需要专门讨论，否则易引起人口统计上的误差。

新方法涉及到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中，因资料所限一直存在的难题，即如何估算城镇人口。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赵安冬在导师曹树基教授相关研究的启发下，根据《中华民国农商统计表》记载1910年前后浙江各府县商号服务人口数据佐以地方志，再现了1910年浙江分县城镇人口情况。曹树基在考察山东城镇人口时，利用1919年出版《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中有关人口、市镇、商号的记载，建立起商号与城镇人口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求得各县的城镇人口（非商埠、非工商业城市的普通县城而言，每个商号对应人口为90人）。

华东师范大学刘昶教授讨论明清江南人口压力的问题。首先，江南的劳动力市场主要集中在城镇手工业，农村农业劳动力极为有限且相对封闭，且城镇劳动力市场自由、开放，没有地域门槛，没有准入限制，但基本上是对成年男性开放。其次，城镇劳工的生存状况，外来劳工大都是单身，其工资收入除养活自己外，很难有能力娶妻生子，赡养家口。因而刘昶教授认为当一个地方的工资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时，说明这个地方出现了人口过剩。同样就评估人口过剩的标准，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提出四项“操作型原则”：其一，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不及人口增长的速度，生活水平降低；其二，生活水平不变或提高，但不可再生资源急剧减少或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其三，某一区域人口必须通过向外迁移才能达到生存的目的。如果还存在人口外迁的区域，人口过剩便是区域性的，否则就是全局性的；其四；为争夺资源发生发规模械斗或战争。

就城镇劳工的工资状况，学者对短工与长工哪一个群体有更高的工资收入，存在分歧。另外讨论到何为“糊口工资”，是如黄宗智所提出的，糊口工资除了养活自己，还涉及再生产；还是糊口工资仅指涉劳工自己的工资收入。

三、江南社会变迁中的环境因素

诚然环境越来越受到江南史研究的关注，如何对待江南史研究中的环境因素各有侧重。

复旦大学王建革教授，从长时间段考察长三角地区7000年的环境演变，由沉积学、自然地理考察三江早期的水流与环境，从三江到江南，水流、水利与政治空间塑造着长三角地区的生态屏障、社会体制、权力态势。

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认为学界提及皖南的山区开发，多聚焦于外来棚民对山区开发造成了水土流失，而对徽州本土民众对深山开发的关注相对有限。其对一批婺源官桥、寨山文书所记载咸丰五年该地因深山开发与水土流失引发的官桥朱氏与寨山程氏的诉讼纷争进行探讨，认为这一诉讼案中寨山程氏是外来群体，其开山行为容易引起土著与政府的反对；而作为土著的官桥一方将自然灾害归因为棚民开山引发的生态灾难是主客冲突的鲜明表达。故而，王振忠教授总结到在考察棚民开发山区的案例中，应更多关注其间涉及的生计利益，不应过分夸大此类纠纷的生态学意义。

上海师范大学吴俊范教授尝试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湖泊状态以及以淡水鱼生产为中心的民众生计进行复原，并指出淡水鱼生产由自然环境捕捞向人工养殖的转变，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变化，造成渐趋突出的湖泊水环境问题，这一变化受到社会制度、政策、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四、江南区域研究中的水利与社会问题

水利与国家、社会的关联是江南区域研究中受到持续关注的话题，通过水利反映出江南社会的运行机制。

复旦大学冯贤亮教授以明清时期南苕溪流域为对象，考察流域内水利系统与整个苕溪流域环境、社会之间的互动，并指出有效维护以化湾闸、瓦窑塘及南湖为核心的水利蓄泄功能，能更好处理地方与国家，公与私、官与民、区域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平衡各方利益上，官府的动力支配具有关键意义。

南京大学罗晓翔副教授通过清代太仓州浏河、朱泾河等河流的治理过程，讨论水利工程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水资源强调地方利益，而全局性的治河需要官方权威的介入。清代后期当官方权威和地方精英对乡村的控制减弱，水利工程越易引发地方冲突，致使水环境与社会生态逐渐恶化。

云南大学耿金耿金博士通过复原南宋鉴湖水利系统废弃后，山会平原从分流浦阳江到置闸西小江，到嘉靖年间修筑三江闸重建平原水利系统的过程与此期间河网景观的塑造，认为水利不仅塑造了江南的水乡农业，也逐步完成了江南核心区从自然水域景观向人为构建的水网景观转变。

浙江大学陈志坚副教授围绕湘湖开创的过程考证了三个细节性问题，力图还原历史真实。而孙竞昊教授梳理浙东运河在区域与国家财政分配格局及经济结构中的角色及其重要性的变化，予以分阶段性的定位，认为它在明清阶段扮演了京杭大运河延长段的次要作用。

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对江南区域史中经济发展问题、城乡关系问题、景观变迁问题、城市水环境治理问题等发表了精深的见解。并关注到如何将历史文化的因素运用在现代地域文化的建构中，例如绍兴水利局邱志荣研究员，介绍了中共绍兴市宣传部和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如何通过编制《绍兴禹迹图》传承与发扬绍兴大禹文化。“江南区域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回溯了江南区域史的研究历程，展现江南区域史的前沿研究状况，既有理论、范式层面的探讨，又有实证与案例分析；既关注了江南地域，又强调国家的影响。通过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共同为江南区域研究未来走向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