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鼓励与培养中国灾害史研究的专业人才,拓展高校青年教师与研究生在本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联合发起的第六届“灾害与历史”高级研修班,以“灾害历史的跨学科探索”为主题,于2022年8月22日如期举行。本届“灾害与历史”高级研修班通过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开设专题讲座、组织学员进行讨论,期冀激发新一代中国灾害史研究人才的学术创造力,推动灾害史研究的多学科互动,提升灾害史研究的社会功能。因新冠疫情影响,研修班以线上形式进行。
上午八时三十分,第六届“灾害与历史”高级研修班开幕式正式开始。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高建国研究员,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山西大学副校长郝平教授,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朱浒教授先后致辞,均表达了对此届研修班顺利举办的祝贺与期望。开幕式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向晋卫院长主持,研修班授课教师、特邀主持嘉宾,以及来自6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单位的100名学员参加了开幕式。
上午九时,由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夏正楷教授进行首场专题讲座,讲授题目为《史前大洪水与中华文明起源》(见图1),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炜林教授担任本场讲座的主持人。
图1
在讲座第一部分中,夏教授对国内外关于史前洪水传说的记载情况进行了介绍。国外主要包括《圣经》《古兰经》、诺亚方舟以及传说中发生在一万年前的全球大洪水;国内记载主要包括《孟子》《史记》《尚书》《淮南子》等,记载对象主要为发生在夏禹时期(距今4000年)的一次大洪水。夏教授认为国内相关文献的记载都出现在此次洪水之后,由此引出“距今4000年前后我国有没有发生过史前大洪水?”这一问题将讲座推进到第二部分。
在讲解第二部分之前,夏教授先行介绍史前大洪水的概念,认为河流泛滥主要包括常态洪水和异常洪水两类。随后夏教授主要依据黄河流域史前洪水调查情况展开说明,通过对黄河上、中、下游的实地调查结果分析,发现了大量被史前洪水淹掉的文化遗迹。
夏教授介绍关于黄河上游地区(甘青地区)的调查情况,展示上游地区被史前洪水淹没的遗迹分布图(见图2)。接着他以喇家文化遗址为代表进行阐述,即分析喇家遗址的地理位置、土层结构,发现红黏土结构层被挖开后的人类遗存可判断为齐家文化,讨论遗址发掘情况、地貌特征,通过层层推理,推论喇家遗址存在的史前灾害现场为一场突然的洪水事件。
图2
接下来,夏教授介绍对于黄河中游地区的考察情况,认为中游地区被洪水淹没的古遗迹数量更多。通过遗迹分布图(见图3)发现,主要包括河南西金城遗址古洪水遗迹、新寨遗址新寨期(1830—1680aBC)古洪水遗迹以及二里头遗址古洪水遗迹。夏教授指出,二里头遗址相对于前两个遗址来说,遗存尤为丰富。
图3
紧接着,夏教授介绍了对于黄河下游地区以及淮河流域的调查结果。在分析鲁西南地区龙山文化遗址时,夏教授指出,该遗址主要特征是地上有堌堆,地下有埋藏遗迹。在对山东尹家城遗址古洪水遗迹展开说明时,夏教授通过砂层指出,在龙山晚期这里有过一次洪水过程。夏教授认为,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晚期——夏朝早期,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发生了规模巨大的史前洪水事件。
第三部分中,夏教授介绍了洪水灾害的影响,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分别是房倒屋塌、建筑破坏,造成人类死亡,改变地貌、土地结构被破坏,促进农业经济转型、衰落,造成外族入侵以及文明化进程停步。此外,洪水灾害的影响还包括三种次生灾害,分别是房屋倒塌后砸伤人,改变土壤结构、土地变成荒土,影响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
第四部分,夏教授就“史前大洪水对华夏文明起源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讲解。夏教授首先阐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诞生的进程,并认为这是一个文明进化的过程;其次讲述了华夏文明诞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社会分化、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以及气候变化等;随后指出中原地区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主要借助于优越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以及社会基础,在与洪水灾害的斗争中得以加强的社会凝聚力和统治机构为其跨入文明的门槛提供助力;而抗洪能力弱的地区,文明则逐渐被淹没。最后,夏教授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各种灾害斗争的历史,史前洪水促进了夏文化的诞生。(见图4)
图4
讲座结束后,夏教授就“仰韶时代文化的兴盛、衰落与洪水灾害之间存在何种联系”“灾害对中华民族及周边族群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与学员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下午三点,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地震局高建国研究员以《中国地震群测群防史》为主题的第二场专题讲座准时开始(见图5),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周亚教授担任主持人。
图5
讲座共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高老师首先介绍了关于地震的史料汇编问题,随后对邢台地震、唐山地震以及汶川地震等地震形势进行分析;最后对当时在地震预测方面遇到的难题进行了阐述,包括缺人才、缺经费、缺仪器、缺资料、缺案例、缺网络等。
第二部分中,高老师主要讲述在开展群测群防过程中如何应对上一部分提及的难题。在介绍大量测报员事迹、开展群测群防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补贴以及中学是开办群测群防的主力等群测群防背景后,高老师紧接着针对开展群测群防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详细讲解。针对缺乏知识,提出“一是发布地震传单,借助文字传播;二是出版地震相关书籍进行科普”;针对缺乏管理,提出“依靠学习国外管理、报载地震发生趋势等方法”;针对缺乏经验,提出“依靠进行经验提炼、案例总结、表彰预测等措施加强经验”;针对缺乏仪器,提出“依靠通过仪器展览、科教电影等方式进行科普以及使用‘三土’仪器预测地震等”;针对如何进行群测群防,提出“观察动物异常、使用土地电以及观察地下水等”方法。(见图6)
图6
第三部分中,高老师介绍了群测群防的三段发展历程,分别是1966年—1979年群测群防上升期、1980年—2008年群测群防下降期以及2009—2022群测群防上升期。
图7
在第一个发展阶段,即上升期内,高老师结合国内国际情况分别进行讲解。高老师认为,国内群测群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五个高峰期,包括:第一,1966年3月周恩来总理要求开展地震预报工作;第二,1970年1月全国地震工作会议的召开;第三,1972年11月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的召开;第四,1974年8月国家地震局云南昭通地震现场会的召开;第五,1977年召开全国地震战线学大庆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层面,高老师认为有四个反应时期,1976年为第一个国际反应时期,主要表现有日本提出向中国学习怎样预防地震;1980年为第二个国际反应时期,主要表现为中美签订包括地震预报在内的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1984年为第三个国际反应时期,主要表现为里根总统在复旦大学演讲中提到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如何监测地震;1996年为第四个国际反应时期。(见图7、8)
图8
随之,高老师认为在群测群防下降期内出现了两个低峰期,其标志分别为在1985年11月25—30日于泉州召开的全国群测群防会议以及国内外对于海城地震预报的否定。(见图9)
图9
200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将群测群防纳入法律之中,高老师认为可视为其处于上升期的标志。(见图10)
图10
讲座第四部分,高老师主要介绍群测群防在全类型灾害中的应用情况,主要包括农业、洪涝、气象、地质、海洋以及地震等六类灾害。随后,高老师就应该如何落实群测群防提出七条建议,即建议召开全国群测群防会议、建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恢复群测群防处;建议保护群测群防监测设施;建议设立全国群测群防日;建议公布全国群测群防团体;建议由市、县地震局牵头,联系畜牧防疫观测网、水文监测站,打通境内群测群防网;建议国家颁布“中国群测群防事业”白皮书等。
讲座结束后,学员们积极提出“开展群测群防是否具有标准”“在预测地震时,什么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古代地震是否有预测手段”等问题,师生之间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晚上七点,本届研修班的第一场学员沙龙准时开始。本场共有六名学员代表进行报告,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吴羚靖、四川省社科院青年教师李昊、淮南师范学院青年教师金城、西南科技大学青年教师顾林生、西北大学博士生王星星以及山西大学博士生董虹廷,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周亚教授主持。
第一位报告人是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吴羚靖,主题为《帝国生态:檀香穗状病20世纪初英属印度檀香贸易资源危机》(见图11)。吴羚靖博士介绍题目的由来以及对于该研究的展望后进行主体内容的汇报。
图11
吴博士报告的主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为“缘起:从皇家之树到疾病之树”,围绕这个主题,吴博士首先介绍檀香贸易发展时间线的五个时期(见图12),她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南印度檀香贸易发展的原因是穗状病的快速肆虐。第二部分围绕“致病因之争与病害防治的扩大化”主题展开,她认为檀香穗状病快速肆虐的原因是由檀香具有的半寄生植物特性所导致的,檀香的生长需要马缨丹作为宿主,因当时的欧洲人对于檀香植物特性认识不够,故为治理穗状病扩大而开展根除马缨丹运动,反而导致檀香木产量下降的结果。第三部分“环环相扣的经济、社会与生态影响”,论述了穗状病带来的三方面影响,即阻碍了印度檀香业的现代转型,加剧了对于檀香管理的困难甚至出现走私现象,使得印度在国际檀香市场的占有率下降。
第二位作报告的学员是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李昊老师,报告题目为《汉代灾害的图像表达(之一)——旱魃为虐》(见图13),报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图13
第一部分“两汉旱灾概述”中,李老师介绍两汉之际旱灾的发生情况,认为在两汉之际发生的所有灾害中,旱灾的发生率是排在首位的,且具备“次数多、时间长以及具有连锁性”时间分布特征和“关东、河南和洛阳地区是重灾区”空间分布特征。第二部分为“旱魃神话的流变”,对西汉中期直至明清时期的旱魃形象进行概括,主要表现为:在西汉中期以前,旱魃为青衣女神形象;西汉后期到东汉时期,旱魃形象变为反派恶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旱魃被赋予鬼魅形象;唐宋时期,旱魃为妖怪形象;最后在明清时期,旱魃成为僵尸始祖。第三部分为“汉画像中的旱魃形象”,在介绍“虎食旱魃”画像的分布情况的基础上,李老师提出,其分布基本和两汉之际旱灾频发地区相符合;在对两汉遗址中存在的画像分析时指出,东汉中期旱魃形象发生变化。
第三位作报告的学员是来自淮南师范学院的金城老师,报告题目为《两宋时期安徽地区旱灾及政府应对探究》(见图14),报告主要分为五部分。
图14
在第一部分中,金老师主要分析两宋时期安徽地区旱灾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两宋时期安徽地区旱灾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具有连续性,多两年以上连续旱灾;呈现季节分布不平衡性;出现连月甚至连季干旱现象;旱情影响范围大等方面。第三部分,论述安徽地区旱灾的影响,即:①对社会生活、自然环境造成极大危害;②影响农业生产,旱灾导致粮食歉收甚至绝收,引起饥荒,致使出现灾民大量死亡的严重后果;③旱灾易诱发蝗灾和瘟疫;④旱灾容易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甚至直接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等。第四部分,金老师主要讲述两宋之际官府应对旱灾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其中经济措施主要表现为官府通过赈济、减税、引进优良品种,以备灾荒、为农民提供粮种、兴修水利等方法;政治措施包括君主采取避正殿、减常膳、求直言、因在决求等方法,以及频繁举行祭祀求雨活动,朝廷重视官员课考等方法。第五部分为报告总结。
第四位作报告的学员是来自西南科技大学的顾林生老师,报告题目为《灾害史与防灾减灾教育》(见图15),报告主要分为三部分。
图15
在第一部分中,顾老师讲述避难场所的引进,并对世界减灾首脑会议的主题进行阐释。第二部分“中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与韧性发展”,探讨如何能够“重建的更好”中国方案的可能性,介绍了在2008年开展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日恢复重建合作研讨会,总结汶川大地震的经验教训应该是重在后世教育,立足减灾文化;认为《釜石的奇迹》中文版的出版是中日关于防灾减灾合作的重要表现,阐述关于灾后重建新路的创新和实践,展现了灾后重建新路的流变,认为其主要经历了从北川之路到玉石之路,然后到芦山新路,再到鲁甸之路,最后是九寨沟新路的流变过程;第三部分,顾老师主要对世界灾害传承问题进行讲解。
第五位作报告的学员是来自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王星星博士,报告题目为《明清蝗灾地理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考察中心》(见图16),报告主要分为五部分。
图16
第一部分中,王博士对研究意义、背景进行介绍(见图17)。第二部分“数据与方法”,先对蝗虫数据以及米价数据、气温数据以及湖泊与河流等进行介绍,随后讲述其对于蝗灾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根据蝗灾的严重程度将其划分为蝗灾年、大蝗年、极端蝗灾事件等三类。第三部分,王博士从蝗灾动态的时间特征、空间特征两方面展开介绍,在讲述蝗灾动态的时间特征时,又总结出蝗灾的频发期。第四部分“蝗灾动态与气候变化和社会响应”,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适宜温度、湿度为蝗灾生存提供了基本热量、水源条件,指出蝗灾大发年份一般对应粮价上涨年;并明清时期蝗灾防治措施在法规制度、思想以及技术等方面取得的进步。第五部分为报告总结。
图17
第六位作报告的学员是来自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董虹廷博士,报告题目为《民国前期北方瘟疫防治的二元面向(1912—1927)》(见图18),报告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图18
第一部分为选题缘起,董博士认为在民国前期,中国北方的瘟疫防治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表现出完全的近代性,反而呈现出“传统与近代二元交织”的时代特征。第二部分“民国前期北方瘟疫防治观念的二元面向”,认为民国前期北方地区传统性防疫观念与近代卫生防疫观念呈现二元并存的态势。第三部分“民国前期北方瘟疫防治措施的二元面向”(见图19),发现民国前期北方地区在防疫机关、医药防治、消毒方法以及尸体处理等四个方面均存在传统与近代并存之势。第四部分,讲述民国前期北方瘟疫防治二元面向的成因及实效,其中成因包括:①国家和地方卫生体系发展不平衡;②中西医在瘟疫防治中的优势各异;③国人对待西方的矛盾心态等。在对政府和民间分别分析时指出,民间的防疫措施无论是传统还是近代都杂糅着科学和盲目等不同因素,而政府的防疫措施无论是近代还是传统多是合理的,政府防疫措施所收实效强过民间。第五部分,董博士指出民国前期中国北方瘟疫防治中传统和近代交织的二元面向是时代赋予的特点。
图19
本场沙龙分为上下两个半场进行,每三位学员报告后,为半个小时的讨论时间,研修班学员围绕报告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晚上九点,周亚教授就本场学员沙龙进行了总结,研修班首日活动宣告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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