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震局高建国研究员、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徐海亮教授是灾害研究领域资深学者,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防灾减灾事业发展。高建国研究员在报告中回顾了对新中国成立后11次巨灾的应对和研究情况,指出巨灾也是老师,它促使人们发现并修正防灾减灾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是推动国家防灾减灾事业发展的原动力。面向未来,巨灾研究要与时俱进,继续关注巨灾的发生机制和应对策略。徐海亮教授运用大量详实的数据回顾了新中国旱涝形势的变化,重建了华南地区气温、降水气候变化和干旱灾害的60年序列。他认为,通过对我国干旱灾害发展趋势的重新审视,可以发现南北旱涝格局已发生变化,2000年后,南方干旱情况有所增加并趋强,整体状况呈现纷繁、多变的特征。着眼于此,今后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对大气环流和气候系统宏观演化的跟踪探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吕娟教授回顾了新中国的防洪抗旱工作,认为通过采取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我国的大江大河干流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的能力,中小河流暴雨洪水能力也显著提升,旱区供水基本得到了有效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员伤亡。
对新中国70年来灾害研究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回顾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北京师范大学方修琦教授介绍了历史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方面的研究进展,从学界对历史时期温度重建、降水/干湿重建等方面的研究历程展示了自然科学界对史料的整理和定量分析过程,并从冷暖期与干旱、冷暖期与寒冬事件等相互关系,分析了学界关于灾害发生的环境演变背景的诸多研究成果。他指出,我国历史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竺可桢先生发挥了奠基性作用,1970年代后,气候变化重建方法获得发展,到21世纪后,气候序列的修订以及极端事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等问题开始引起广泛重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张伟兵教授从六方面回顾了70年来学界对洪水灾害及防洪减灾问题的研究,如洪水灾害及对历史时期大洪水的调查与研究、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的整理与采编、灾害双重属性理论的认识与运用、中国古代城市防洪问题的研究、中国洪水特性及洪水灾害特征的研究、中国洪水灾害时空格局的研究等。他认为,继续推进相关研究,需要坚持与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以及国家战略规划和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加强不同学科的联合攻关,加快基础数据和资料的信息化建设,扩展研究视野,开展中外比较研究。中国海洋大学蔡勤禹教授结合国家海洋政策变化,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两阶段梳理了我国海洋灾害研究在机构建设、资料整编、成果产出等方面的成绩,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海洋研究尚处于初步摸索阶段,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海洋强国的建设步伐,海洋灾害研究呈现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协同并进的局面,研究机构不断增多,大型资料的出版编纂规模空前,理论构建成就突出。
陕西师范大学卜风贤教授从农业灾害与农业科学研究、农业减灾与现代灾害管理、历史灾害研究与农业灾害史学科建设三个方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灾害研究的发展历程,指出新中国大力发展农业科学、构建全方位现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创举,有效促进并保障了农业稳产增产,提高了农业的防灾减灾能力,从根本上突破了制约中国农业生产数千年的灾害屏障。徐江教授分析了韧性理念的研究和实际运用情况。她指出,韧性是近年来评价灾后重建规划和行为的重要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但韧性思维古已有之,其范式经历了从强调恢复原始稳态的工程韧性,到追求塑造新的稳态、强调缓冲能力的生态韧性,再到放弃稳态思维、承认未来的不确定性、强调学习力和创新性的演化韧性的发展历程。当前,韧性概念正在从机械学、心理学、自然生态学向人类生态学转变。她运用鲁棒性、高效性、多样性、冗余性、社会联结性、资本塑造、灵活性、创新性等韧性指标,具体分析了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情况,认为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政府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依然非常重要,同时也应增强社会的“造血”能力。
本次会议还邀请了在防灾减灾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知名人士,展示海内外防灾减灾事业发展情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对接。张文雄先生长期从事泰国民间救灾工作,他所在的明联慈善总会也是泰国覆盖面最广的慈善机构。他从信仰、政策、物资、国际国内协作等方面介绍了明联慈善总会的运行机制,分析了此类民间救灾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强调民间救灾组织对救灾工作的全程参与,节省了政府开支,对政府救灾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他也指出,当前泰国民间救灾组织存在预估不足、长效机制缺乏、信息化程度不高、地区差距较大等问题。
分会场报告分为“灾害研究进展”、“灾害史”、“南海海疆与海南社会”三个主题。围绕“灾害研究进展”这一主题,与会学者评析了我国灾害法学、环境污染、水土保持和区域自然灾害等领域的研究进展,回顾了新中国旱灾史、瘟疫史,以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灾害史的研究历程,展示了口述访谈、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并就灾害文化的概念和特点、灾害史志编纂体例、灾害与历史分期、灾害史经典著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有关“灾害史”主题的报告,研究时段自殷商及于当代,研究内容涉及灾情特征、灾赈制度、救灾组织、慈善义演、民间信仰、社会风习、景观营建、医疗观念、环境治理、风险管理、社会工作、舆论宣传,以及少数民族灾害认知等多个方面,报告人或立足于文献,依靠技术手段,对各类灾害的成因、特点和时空分布加以细致梳理;或详细考察不同时期灾赈体制、救灾组织、救灾理念的传承与变革;或以灾害为视角,全面审视灾害与制度、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复杂关系。“南海海疆与海南社会”主题则涉及海南及环南海地区早期文明、华人华侨、区域文化交流,和近代海南建省、兴办高等教育,以及黎族地区的蚕丝贸易、生态观念等问题。各分场报告人充分展示了各自研究成果,评议人结合相关领域前沿问题作了精到点评,各分会场节奏紧凑、讨论热烈、新见迭出。
主题报告和分会场报告期间,夏明方教授作了发言。他指出,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推动灾害史学界开展有关“中国灾害研究七十年”的研究,希望用历史学的方法梳理新中国七十年来灾害研究的历程,搞清在不同历史阶段,灾害研究各领域的学人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以及所用资料和技术手段,分析其背后的学术源流、时代背景和研究机制。本次会议的多篇研究成果均体现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下一步要继续认真开展文献清理,采取人工整理与技术处理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中国灾害研究的文献录、人物志;要结合新中国历次重大政情变化,从实际情况出发,注意研判灾害研究各领域在不同时代的关键性理论、方法和结论,努力识别研究历程中的学术创新点、突破点,同时注意新中国灾害研究与此前历史时期,以及海外相关领域的比较互鉴;要处理好“文献之外”与“文献之内”的关系,大力开展对相关学者、研究机构的访谈、调查,努力寻求跨界和跨国合作,整理和译介海内外研究成果,踏踏实实做灾害研究各领域的小学生,做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小学生,真正把握灾害研究的前沿和精髓。他认为,这项研究虽然看似是“外行人”做“内行事”,但历史学者应当树立学术自信,在认真学习灾害研究各领域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加强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与合作,充分发挥专业优长,把中国灾害研究七十年的不凡故事讲得更加透彻、更加精彩。
本次会议还设置了青年学者论坛,来自海内外高校的二十余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关专家到场作了点评。与会学者普遍感到,此次青年学者论坛中的论文,内容丰富、质量较高,反映了青年学者们扎实的史学功底、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创新精神。点评专家还就史料的解读与辨析、定量方法的运用、理论的解释与合理使用等问题向青年学者提供了诸多中肯建议。
在圆满完成各场主题报告和分场讨论后,会议于17日举行闭幕式,由赵晓华教授主持。各分会场代表报告了各场讨论情况,并就继续丰富灾害史研究内容、拓宽研究领域、创新研究视角,开展多学科合作等问题谈了各自的看法。高建国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灾害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展,薪火相传,于斯为盛,令人欣慰。他希望广大灾害史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要扎根于我国丰富的灾害文献,努力增强史学功底,甘于花费时间和精力吃透史料,不要人云亦云、主观臆断、食洋不化。同时,他介绍了近期向有关部门提出的关于在灾害紧急救援中政府与群众共担风险的建议,强调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国家建设服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灾害史研究要多给政府出点子、想办法,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人民现实需要中找到自身的“存在感”,秀出自己的“肌肉”。
夏明方教授对会议作了总结。他提出,中国灾害史的研究历程,恰如在海南随处可见的椰树一样,不断产出果实、不断节节增高。灾害史研究的发展,需要继续发扬这种“椰树精神”,需要广大学人坚守学术初心,团结友爱、互助合作。他援用习总书记说的一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认为灾害史研究需要坚持历史学本位,坚持从史料、史实出发,对竺可桢、邓拓等前辈学者搭建的研究模式有所超越,不断提高研究水平。这也要求学者打破某种“自我牢笼”意识,回归“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传统,善于用贯通的、变化的观点分析问题。他认为,历史不应该只是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一切变化的探索,是我们自身与过去永恒不息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学科都需要历史思维。历史学者应当有这样的学术自信和学术雄心,自觉运用历史思维研究我们面临的自然、人文和社会问题,在当代中国的防灾减灾事业中发出声音,在人类文明的碰撞交融中有所创造。他强调,灾害研究不是要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而是要为芸芸众生发声立命。目前,专业委员会正在积极向有关方面建议设立国家减灾博物馆,展现我国历史上触目惊心的灾情,展现中国特色减灾体系、减灾文化,展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创造的“减灾红利”,实现科学研究与科普相结合,培育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他代表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呼吁灾害史研究同仁共同努力,推动此项建议尽快落地见效,使灾害史研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