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2—26日，第三届世界环境史大会(The 3rd World Congres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在巴西南部沿海的圣卡塔琳娜州（Santa Catarina）首府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市（Florianópolis）的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e Santa Catarina）举行。本次会议由国际环境史组织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Organizations）和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共同举办，主题为“大加速时代下的全球南北融合”（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Global North in the Era of Great Acceleration）。为配合会议主题，国际环境史组织联盟第一次将大会放在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举行。会议一共安排了3场主报告、76场分组讨论、7场圆桌会议、3场实验性会谈和1场墙报展示，来自全球五大洲近50个国家的3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办方之一的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非常珍惜这次筹划了数年之久的会议举办机会。他们精心组建了由巴西各高校共25位教师组成的组委会和几十位学生组成的志愿者服务团队。会务组就会议注册、到访签证、住宿交通等问题不厌其烦地与各国学者保持沟通，于细微之处展现巴西人的工作热情和待客之道。本次大会还秉承环保的办会理念，为每位与会来宾准备环保手提袋和饮水杯，并奉上精美的绿色风味小吃作为茶歇食物，尽可能避免浪费，显出巴西人在环保方面的创意和行动。

一、大会的特征

由奥地利学者韦雷娜·维妮瓦特（Verena Winiwarter）牵头的国际环境史组织联盟与巴西学者尤妮斯·舒里·诺达利（Eunice S.Nodari）、丽萨·塞德雷斯（Lise F.Sedrez）领导的巴西会议组委会（2019WCEH 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的合作非常成功。会议体现了大加速时代的特征。

其一，大会论文具有宏阔的全球视野和多维的研究角度。从地理范围上看，本次会议论文涉及全球五大洲和四大洋。从分论坛的研究主题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类精彩纷呈的议题，不仅包括水环境史、城市环境史、“农史与环境：社会生态问题”、“森林和景观的历史叙事”、“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生态联系”（Colonial Linkages and Imperial E-cologies）等经典主题，也收录了“食物史”、“动物史”、“核能史”、“景观、遗产和记忆：自然作为一类历史文献”（Landscape,Heritage and Memory:Nature as a Historical Document）等相对独出机杼的新主题；不仅富含“中世纪晚期环境与经济的依存关系”（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Interac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Late Middle Age）、“世界的河流与环境史”、“比较视野下的大加速时代研究”（The Great Acceleratio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小冰期和人类世”（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Anthropocene）等大尺度全球研究，也覆盖了“二战、去殖民化和冷战：东南亚和南非”（World War II,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and Africa）、“跨文化视野下中国的景观与环境研究”（Landscap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hina and Beyond: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等全球视野下的小尺度区域研究；不仅涵盖了上述实证问题研究，还出现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潜力与缺陷”（Practicing Interdisciplinarit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Potentials and Pitfalls）、“环境史期刊出版”、“影像史、图片史与全球史”（Visual History,Graphic History,Global History）、“全球环境史教学”（Teach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跨越学术与现实的鸿沟：环境史的创新性知识与建设性社区实践”（Bridging the Divide between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Creating Knowledge and Prac tice with Productive Communities）等前沿性理论研讨。

比如，水环境史就呈现出多个研究维度。水环境史首先是水利资源的开发史，水资源与风能、核能、石油并列，这一论题在专题讨论“能源与历史：风力、水电、石油”（Energy and History:Wind,Water and Oil）中展开。水环境史还包括河流史，尤其注重河流与现代环境的关系。比如对巴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河、南部非洲的赞比西河、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阿亚隆河和中国浙江省的钱塘江等河流的关注，构成专题讨论“河流历史回顾”（River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水环境史不仅是洪水、季风引起的灾难史，如专题讨论“应对19—20世纪亚洲季风的环境史：运用气象数据和空间分析”（Coping with Monsoon in Asia from the 19th to the 20th Century:Explor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with Meteorological Database and Spatial Analysis）；也是茶酒文化史，如专题讨论“四大洲葡萄酒酿造业与产地气候和水的关系”（The Elusive Terroir:Climate,Water and Wine across Four Continents）和“南美马黛茶的文化环境史”（Yerba Mate: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水环境史还将水生生物保护史纳入其中，比如专题讨论包括中国长江白鳍豚在内的鲸类动物濒危史，以及“历史上的人类与鲸类文化”（Historical Human and Cetacean Culture）。此外，水环境史还包括海洋鱼类在不同地理空间的传播史，如专题讨论“海洋环境史”（Marine Environmental Histories），等等。

可以说，本次大会所收录的论文、所进行的讨论几乎遍及环境史学领域的所有研究主题。这些研究能够充分展现会议主题，即大加速时代下全球生物、能源、文化及制度的跨区域流动与传播。

其二，在诸多环境史主题中，学者们挖掘了一大批颇具新意的研究选题。比如，亚当·森德博格（Adam Sundberg）介绍了奥马哈博物馆如何从人类世的认识视角呈现奥马哈地方性环境史与全球环境变化之间联系。该馆通过图片和实物展示、数字化浏览等展览形式吸引了大批观众，在探讨环境史知识的公共化传播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又如，巴西学者吉尔·卡尔洛斯·费里（Gil Karlos Ferri）探讨了殖民时期至今圣卡塔琳娜州葡萄种植、加工、产品运输所引起的本地生态及全球变化。葡萄种植使本地的土壤肥力降低，葡萄酒的销售则刺激了全球市场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刺激了该州发展葡萄种植业的需求，引起了新一轮的环境恶化。学者们不只关注某事某地的环境问题，而是非常注重研究对象的跨区域之间的流动与传播，这或许可以代表未来环境史全球化的研究转向。

其三，学者们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乔安娜·加斯帕·德弗雷塔斯（Joana Gaspar de Freitas）选择了以往历史学者几乎未曾触及的海岸带沙丘流动变化问题。她的研究团队考察了法国、德国、莫桑比克、英国、葡萄牙等国的海岸带流动沙丘，深入挖掘出沿岸沙丘具有“阻挡海洋侵袭的生态价值和海沙连天的审美价值”，破除了“百无一用是沙丘”的传统观念。而她与生态学者组建研究团队，将最新的海岸带景观生态学研究成果迅速吸收到环境史之中，不仅得出了震撼性结论，而且拓展了环境史的研究边界和学者的认知边界。罗博·凯塔琳娜（Loeber Katharina）主要运用照片和绘画分析方法研究陆地景观的变迁。她搜集并对比了某地不同时段的历史照片，分析出陆地景观的剧变，如人口流动、建筑重造、绿地涨消等。她还介绍了如何在绘画中提取历史环境变迁要素，以“再现”照相技术发明之前的历史。通过运用绘画理论和多重史料互证等方法，研究者可以分辨哪些画中场景是历史事实，哪些是画家的艺术加工。其研究表明，照片和绘画可能会成为人们复原历史景观的非常重要的途径。考杜拉·谢雷尔（Cordula Scherer）等学者以大数据为基础，计算出了800—2000年北海浮游生物的资源量系数，即“浮游生物指数”（plankton index）的变化。浮游生物是是北海优势种鳕鱼的主要食物，浮游生物数量与鳕鱼数量呈现高度正相关性。研究发现，前现代时期浮游生物指数较高且波动不大，说明浮游生物的生物量基数大且稳定；1980—2000年浮游生物指数迅速下降，说明北海浮游生物大幅衰退，与鳕鱼衰退的趋势非常一致。浮游生物指数等方法可以作为非常有力的分析工具，用以了解历史上鱼类的丰富变化。学者们充分依托跨学科研究团队或是积极运用其他学科方法和知识体系，扩大了环境史的研究成果。

其四，本次大会对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的拉丁美洲和极地区域给予密切关注。在“预期和再造：拉美历史中自然含义的变化”（Prospection and Inventory Changing Meanings of Nature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20世纪拉美的独裁、发展主义与环境”（Dictatorships,Developmentalism and Environment in20th Century Latin America）等若干场专题分组会议和其他分组会议中，大量拉美学者或担任主讲人，或参与热烈讨论。主办方发挥东道主优势，举办了“生物区、边疆和历史：亚马逊、大西洋热带雨林、塞拉多和卡廷加”（Biomes,Frontiers and History in Brazil:The Amazon,The Atlantic Rainforest,the Cerrado and the Caatinga）和“巴西环境史和全球视野”（Brazi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Global Convergences）两场主场报告会。正如环境史学者马克·凯里（Mark Carey）所总结的那样，拉美环境史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3个C”：殖民主义（Colonialism）、资本主义（Capitalism）和资源保护（Conservation)。巴西环境史研究同样体现了这一特征。桑德罗·杜特拉·俄·席尔瓦（Sandro Dutra e Silva）、约瑟·奥古斯托·帕多瓦（Jose Augusto Padua）和尤妮斯·舒里·诺达利（Eunice Sueli Nodari）等巴西知名环境史学者介绍了巴西环境史的研究现状，即：巴西环境史主要集中在殖民时代至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以森林和草原环境史特别是热带雨林史为主要研究领域，关注资本主义对生态的持续影响力，其文本具有极强的环境关怀和浓烈的衰败论叙事特征。虽然巴西热带雨林资源丰富，但是自殖民时代以来林草资源为殖民者破坏，至今并无恢复迹象。雪上加霜的是，巴西国内各阶层为短视利益加紧毁林开荒的呼声却非常强烈，巴西知识分子有义务有责任肩负起改变现实的使命。本次大会后不久，亚马逊森林持续蔓延的火情引起全球环保人士的担心，更是触碰到巴西知识分子的痛觉神经。因此，挖掘民族觉醒意识，通过历史叙述的方式唤醒民众，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在破除衰败论的基础上重塑希望，是巴西环境史学者当前最为紧迫的现实任务。

极地环境史研究是显著薄弱却迅猛发展的环境史分支研究领域，学者们在此领域展示了非常富有想象力的研究选题和扎实的研究成果。约翰·梭卢瑞（John Soluri）关注天然隔绝的、分别生活在北极和南极水域的两个海狗族群，即北方海狗和南方海狗，如何通过人类的毛皮市场“相遇”的故事。作者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会伴随着海狗捕杀规模不断扩大，后者加速海狗的衰退，从而导致极地区域生态衰退甚至某些区域出现不可逆的生态凋零。亚历山大·安东尼洛（Alessandro Antonello）和艾德里安·霍金斯（Adrian Howkins）分别探讨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科学家如何发现南极大陆，两国通过“科学研究”的方式对南极洲宣示主权的故事。20世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先后对南极洲宣示主权失败后，两国均建立科考站，通过科研扩大国家影响力。他们的研究展现了科学和权力在南极大陆的角逐。巴西考古学者安德烈斯·扎兰金（Andres Zarankin）展现了南极科考考古的研究动态。他的研究团队搜寻南极探险者的遗迹，挖掘随身物品、骸骨，找寻其居住洞穴。他们与谷歌地球研发团队（Google Earth）合作，将最新的考古遗迹图片及时上传至谷歌地球。他们还定期举办展览，复原探险者居住的洞穴和使用的工具，让游客身临其境地体验那段艰苦卓绝的南极科考历程。总之，学者们在极地环境史领域前进的每一小步，都能汇聚成为人类探索极地所迈出的一大步。

其五，大会采用了丰富多样的讨论形式。大会延续了前两届会议的传统，通过墙报的方式展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大会还举办了多场实验性会谈，邀请相关领域学者探讨尖端的前沿性议题。其中，实验性会谈“2020年环境史展望”（2020 Visions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吸引了大批学者参与。但也有学者提出，目前的学术会议缺陷过于明显，比如：主办方能够邀请的学者数量过少，各国政治因素可能会影响学者入境，短时间高强度会议使与会者身心疲惫，各国学者之间存在语言障碍，乘坐飞机会加大污染，举办方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投入，等等。因此，有学者倡议，未来学术会议可采取网络在线交流的方式举办。如此，可以扩大学术交流圈，免除旅途劳顿问题，提高交流有效性并大幅度削减成本。与会期间，东亚环境史学会例会和水利史学会例会，以及“应对19—20世纪亚洲季风的环境史：运用气象数据和空间分析”（Coping with Monson in Asia from 19th to 20th Century:Explor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with Meteorological Database and Spatial Analysis）、“南北半球的灾害、记忆和政策”（Hazards,Memory and Policy:Historic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uth and the North）等多场分会，皆采取“线上+线下”交流的互动形式。一些学者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亲临会议现场，但可以通过聊天软件与现场学者视频通话，参与讨论。这是数字人文飞速进步为历史研究带来的便捷。总之，多维角度，全球视野，个性鲜明的研究选题，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加大薄弱领域的研究力度，采取多样的组织讨论形式，无一不是大加速时代以降环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二、大会的局限

本次会议也暴露了一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目前世界环境史研究的某些薄弱环节。

第一，很多研究领域仍然基本属于荒芜甚至真空地带。与成就斐然的欧洲、北美环境史研究相比，中亚、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大陆的环境史研究仍不丰富。本次世界环境史大会的召开地点为南半球巴西的一座小城市，因旅途不便，许多上述领域的研究者未能出席会议。本次大会中，除了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学者的分组讨论“应对19—20世纪亚洲季风的环境史：运用气象数据和空间分析”，其研究范围覆盖了上述部分区域之外，其他研究成果鲜有涉及。

第二，现阶段环境史研究大多集中在近现代时段，而古代环境史、长时段研究非常少见。本次大会中，只有少数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气候学者合作，运用丰富的气候数据、海洋生物数据、文化史料展现了部分地区长时段的人与环境变迁。其中，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托马斯·拉贝（Thomas Labbe）研究团队对中世纪晚期东欧经贸体系、黑死病和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爱尔兰三一大学的波尔·休姆（Poul Holm）研究团队运用各类数据分析中世纪晚期至今北大西洋鱼类丰度消涨、渔业市场与贸易变化等研究，为扩展古代环境史和长时段研究作出了贡献。

第三，环境衰败论的蔓延。当今环境史学界，多数环境史著作呈现出典型的衰败论论调：追忆美好的过去，经历惨痛的现实，面对昏暗的未来。衰败论的蔓延会让高消费国家享受“末日狂欢”，让贫困国家丧失信心，从而打击构建绿色地球的积极性。衰败论还会让研究者画地为牢，仰望井口大小的天空自怨自艾。本次大会中，一些学者把研究对象放在近现代背景下考察，延续着传统的叙述模式，得出的“开发—破坏”式结论也是大同小异。以河流环境史分组讨论为例，有学者对1973年以来巴西和巴拉圭两国在巴拉那河（Parana River）共建伊泰普水电站的历史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他认为，该水电站给巴拉那河原有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流域因此出现了森林覆盖率下降、动植物多样性减少等现象。显而易见的是，他的论证既没有提到两国因根本性治理贫困和能源危机而合作建站的决心，也没有分析除建水电站之外的其他替代性方案，亦没有论述建站后生态修复的补偿措施，更没有交代该电站能够为避免更大规模的环境危机出现所作出的贡献。如果研究者事先预设了衰败性研究基调，在构思、书写和撰述中就容易自动剔除与之意见相左的历史事实。因缺乏全局性的、多维度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片面化、孤立化的衰败性判断，恐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第四，当前环境史研究者日益多元化，大量非历史专业学者进入环境史研究领域，但与会学者的构成较为单一。据爱尔兰大学的一项研究统计，截至2009年10月，世界各国的学者中有533位自称自己的研究就是环境史或是与环境史密切关联或是涉及环境史，其中118位学者将环境史作为其主要研究方向。今天，这个数字仍在迅速增长。除历史学者之外，文学、地理学、气候科学、地球科学、海洋科学、森林科学、科学史等各个领域学者早已参与其中。但本次大会的参会主体仍为历史学者，非历史学者并不多见。

第五，本次大会基本延续历次环境史大会传统的研讨方式，未能充分利用信息传播技术。在每场分组讨论中，相同主题的3—4位主讲人在90分钟内分别完成自己的论文报告，并在最后与观众互动讨论。这样的专题报告和讨论每天有20场左右。由于主办方经费有限，不可能将会议时间过度延长，同一时段内若干场分会只能被安排在4个时间段内同时进行，大幅度降低了学者之间沟通的有效性，限制了知识的传播。而且，会议现场并无视频、音频录制设备，无法重现会议，与会者只能在鱼和熊掌之间艰难选择，被迫放弃很多同样精彩的其他分组讨论。

三、总结及启示

针对会议的不足之处，笔者尝试提出一些改进措施。

第一，利用互联网，依托区域性环境史学会，构建环境史学术共同体。在环境史框架下，相同研究选题的非历史学学者与历史学学者的合作和交流，很大程度上比从事不同研究选题的历史学学者之间交流更容易迸发出创新火花。国际环境史组织联盟可以按照不同研究主题将学者们进行分类，利用“学术界”（Academia）、“研究之门”（Researchgate）等学者交流网站构建学者间的社会网络，利用Skype、微信等软件中的群聊功能组建不同的研究群。同时向各区域性环境史学会会员和其他非会员学者发出邀请，欢迎学者加入各研究群，组成广泛而有机的学术共同体。

第二，确定将“线上+线下”交流作为世界环境史大会的沟通模式。在信息飞速更新的智能时代，每五年仅召开一次的大会并不能及时有效地跟进学术动态。研究群内部，学者每天可以通过社交软件联系，每月或是每个季度举行定期的线上交流会，每年或是每两年就某主题举行线下交流分会。在各研究分会中选派代表，参加每五年召开的大型线下交流会———世界环境史大会。

第三，线下的各研究分会、大会需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应采取网络直播并录像的形式，配备人工智能翻译，欢迎全世界相关领域的学者和感兴趣的公众人士实时或延期观看，开放线上提问和线下回答，提高观众的互动性。目前，实现上述目标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我们相信采用新的会议组织形式之后，可以大幅度提升环境史的世界影响力和传播力。

本次会议也带给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一定的启示。中国环境史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较突出进步，但是在研究主题选择和研究方法运用方面，与世界一流环境史研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借助国际会议平台，加快将中国学术成果推向世界，是中国环境史学者的应尽之责。比如，哥伦比亚学者布里吉特·帕普蒂斯特（Brigitte Baptiste）在大会开幕式上以“过度时期的阵痛”（Pain in a Transitional World）为题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什么是自然？”“怎样应对变化？”等一系列环境史研究的根本问题。将西方环境思想史中的“自然”概念本土化，赋予其具有“巴西特色”的现实涵义，以此为基础构建理论体系并指导生态实践，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同样的问题也值得中国学者思考：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比如“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强本节用”“谨其时禁”的责任观，“不违农时”“取物以时”的实践观等，如何演进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并与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结合起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中国古代生态观念与现代生态实践，非常值得在这样的大会推广和传播，让世界各国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

可喜的是，开放的国际化学术交流将成为中国环境史研究腾飞的契机，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国际影响力的增长已经不可小觑。本届大会上，国际环境史组织联盟理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格兰姆·温（Graeme Wynn）当选新一任理事会主席，来自莫纳什大学的茹斯·摩根（Ruth Morgon）当选副主席，其余4位理事分别来自巴西、中国、罗马尼亚和美国。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费晟接替中国人民大学的侯深继任理事，充分体现了国际学界对中国环境史学科发展的整体认可。可以预见，中国学者今后会更积极地投身世界环境史事业，为其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不仅如此，中国学术机构还可以发挥在历史文化、资金投入和人才储备方面的优势，将原本国内学术研讨会国际化，即采用“线上+线下”交流模式，举办与中国环境史相关的问题或是中国目前研究极为薄弱的主题会议，邀请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共同参会。比如，极地环境史领域在中国学界几乎无人问津，国内某一个或多个机构可以单独或联合举办会议，争取在中国开设极地环境史的年度交流分会。如此，既让中国学者在相关薄弱领域实现大跨步发展，又为各国学者了解中国打开窗口。一些与会巴西学者私下里对笔者表示，即便报销半价旅费甚至自费，他们也愿意来中国，中国对于各国学者来说极具吸引力。

总之，本届世界环境史大会是全世界环境史学者打破学科与地理分隔，加速构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它尤其认真聆听了第三世界国家学者的声音。“想走得快，请独行；想走得远，请相伴。”国际环境史组织联盟主席韦雷娜·维妮瓦特在闭幕式上通过这句谚语，表达了各国学者勠力同心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