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7日16时30分，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李文海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倏忽十年，思念无限。特发旧文，以示缅怀。

导师李文海先生已经逝世一个多月了，忘不了急救病房中心脏起搏器绝望的撞击，也忘不了入殓过程中先生安详的面容。所有这些都历历在目，却仍然觉着他还是和我们在一起。故此不少师友嘱我写一些纪念性的文字，我却怎么也提不起笔来。我该从何说起?

　　近代史研究的新路

　　我是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虽然生活在毗邻江南的鱼米之乡，却也有过饥饿和灾害的体验。故此当我于1989年考入人民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之后，便与灾荒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那时李先生刚刚牵头成立“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我的启蒙导师宫明教授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她专门为我开设了中国近代灾荒史的课程。我原来想，既然是灾荒史，那就是把它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来看待，专门探讨灾荒的种类、成因、规律、影响以及减灾救荒等社会的应对措施。但是一经接触和学习才发现，这些内容，当然是灾荒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更应该以此为基础来揭示灾荒在社会历史进程的地位与作用，借用李先生在其名文《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中的说法，就是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相互作用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代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

　　这样一种视角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尤其是在环境史或生态史逐渐流行之际，可是在当时，它恰恰是对曾经教条化的革命史观的反思和修正，今日或可称之为灾荒史学或灾荒史观。这是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中经过深入思考而开辟出来的一条研究历史的新路。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前言中，他明确指出当时的史学研究“很不适应飞速前进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同现实生活的结合不够紧密”，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简单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只是把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历史的政治方面，而政治史的研究又往往只局限于政治斗争的历史，而且通常被狭隘地理解为就是指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而研究阶级斗争史，“又只注意被压迫阶级一方，或者是革命的，进步的一方，不大去注意研究统治阶级或反动的一方”。其结果“势必把许多重要的题材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而最被忽视的，则要算是社会生活这个领域”。他多次引用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志尼与拿破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他也是这一方面不折不扣的先行者之一。而灾荒问题，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千百万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从其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完全“可以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来”，因而也就成为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先生以后三十多年大力倡行的学术志业。

　　今日学界大都知晓李文海先生是一位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是真“信”。但是我想，仅仅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毕竟“信”有两种，一种迷信，教条式的“信”，还有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来信，是科学地信。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先生自己似乎很清楚自己的学术形象，在上个世纪末出版的《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中，他直言“全书没有提出什么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惊人的理论观点，也几乎未曾参加近年来中国近代史领域一些热门问题的讨论，大概不免会被有些人目之为保守之作的”，但他同时也很自信，认为自己的著作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注意的问题往往是过去研究较少甚至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写作时努力少讲空话，尽量不去做抽象的概念争论，对于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叙述和分析，力求具体、细致，言必有据”。

　　为他人做嫁衣裳

　　在今年6月底7月初于新疆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灾害史第十次年会暨“灾害与边疆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会长高建国先生提议为李文海先生做一次追思。当我按时间顺序介绍了李先生亲撰或主编的灾荒史著作时，不少学者都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除了1987年他的第一篇倡导灾荒史研究的论文外，其他有关灾荒史的研究性论著都是在他与其合作者公开出版相关资料之后发表的。例如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1990)之后是《灾荒与饥馑》(1991)，《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93)之后是《中国近代十大灾荒》(1994)，《中国荒政全书》(2002，2004)之后是会议论文集《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2007)，如此等等。这一方面显示了他对史料和文献整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从不曾独占和垄断资料，而是尽可能将自己和课题组多年辛苦积攥的史料原汁原味地奉献出来，让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分享，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到灾荒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从而共同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资料整理工作，实际上是为学界提供了一个从事灾荒史研究的公共平台，属于一种公共文化工程。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个近水楼台的弟子，我自己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当然也希望成为这一精神的践行者。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幸成为第一批全国百篇优秀论文，是与李先生等前辈学者多年来的资料整理工作分不开的，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也把资料整理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可是在目前的学科评价体制下，要坚守这一点却是难上加难。我在李先生指导下编纂各类史料(包括与灾荒史研究无关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的过程中，一方面深感责任重大，另一方面也逐渐滋生烦躁之情。尤其是想到穷十年、数十年之功弄出来的大型文献集成，有时竟然连一篇普通的学术论文都比不上的时候，不免有些心灰意冷。所以，《中国荒政书集成》付梓之后，尽管学界也给予较高的评价，我还是萌生了“金盆洗手”之意，决意专门从事专题研究。但是，李先生依然雄心不已，决心将另一部规模更大、史料价值更可宝贵的灾荒史文献公诸于世，这就是收录原档多达4万余件的《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虽然几经曲折，但是因为有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这一工程终于在今年年初开始启动。我们原定6月9日开会讨论相关编纂细则，并请李先生作指导，未曾想他竟在早前二日溘然长逝。那一日在病房，我征询课题组的同事要不要取消筹备会，但我得到的所有答案都是一个“否”字，悲痛之中又倍感振奋。我想，这应该是对李先生最大的纪念。

　　“学术内讧”

　　1994年，我通过人民大学的入学考试，正式跟从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他在找我谈话时尤为关注灾荒史研究人才的成长，希望通过博士生的培养建立一支主要从事灾荒史研究的队伍。我唐突地插了一句“是不是要建立一个灾荒史学派”，他大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什么东西只要一摊上“派”字，就免不了门户之见、山头之争，免不了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关键在于自己的研究能否得到学界的承认，能否促进学术的发展。实际上在他招收的为数不多的研究生中，尽管大部分都从事灾荒史研究，但也有不少人选择了自己喜爱的专题。

　　对于博士生的培养，他当然有自己的严格要求，但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而更希望他们独立地思考。那次谈话过程中，他给我出了两个学位论文题目，一是近代黄河灾害与社会变迁，一是民国时期的救荒，并就第一个题目拟定了颇为详尽的写作提纲。从言谈中我知道他更倾向于有关黄河灾害的选题，迄今这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那个时候，我年轻气盛，总想冒个险，要去那些前人不曾涉猎或甚少关注的领域闯一闯，所以就冒昧地选择了后者。先生居然不以为意，我的胆子就更大了。我在做论文开题报告时，原打算从政府、民间(主要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和中国共产党这三种政治或社会力量的救灾思想和实践去探讨中国荒政近代化的过程，但是在积累了大量史料后发现，如果不把那一时期灾害自身的变动规律及其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过程写清楚，就无法对时人的救荒行为作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于是自作主张，把救灾方面的内容统统割舍掉，而将原计划的第一章拆分开来，扩张成论文的摸样。临近答辩之际，我去咨询先生的建议，心中原本十分惶恐，但是在我拿着厚厚的一叠草稿做了详细汇报之后，他欣然同意。这一来，我就有了自己施展拳脚的空间。

　　对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先生同样抱持海一样的胸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但他从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所率领的课题组在编撰《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时“发现”了一种类似于今日非政府组织志愿救灾行为的“义赈”活动，这是中国救荒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时人自诩为“开千古未有之风气”。对此，不管是李先生，还是其他学者，都把它与同一时期正在生成中的洋务企业家联系在一起，我还认为这是中国新兴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工商业阶层效仿西方传教士对华赈灾的结果，以致被我的师弟朱浒同志归在“近代化取向”这一条线上，指其过于强调外因，也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根据大量史料，他提出不同的见解，一是参加义赈的领袖人物，当时还不是洋务企业的经营者，更多是传统的绅商;二是这些人在参与义赈之前，大都经营善堂，其所采取的救灾机制不过是善堂救济体系的扩展，而他们之所以倡导义赈，正是以这种中国自有的传统资源为凭借而与传教士进行“对抗”。这样一种在博士学位论文中用公开点名的方式与自己的导师展开论辩，无论在过往还是在今天，殊不多见，也的确需要勇气。

　　其后在论文答辩过程中，在其修改出版之前专门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李先生和我与朱浒同志就此有过多次讨论和交锋。最后各有妥协。我们承认以往研究的不足，但认为把义赈完全归之于中国历史内在动力的结果，也与事实不尽相符，因而建议用“对抗性的模仿”来概括之。至于那些义赈领袖，的确来自传统的社会活动领域，但是如果否定其新的阶级品格，在李先生看来多少带有一种身份论的色彩，未曾留意特定历史条件下阶级转化的独特路径。朱浒在其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依然坚持己见，但也没有把西方的冲击作用完全排斥在外。事实上，一方面反侵略，一方面向西方学习，这在今天的众多后殖民学者看来，无疑是一种“殖民现代性”的表现，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正是近代国人摸索出来的一条自救之路，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对此当然可以反思，却没有什么理由予以完全否定。当然这种“对抗性的模仿”或抵抗中的学习，并没有否定传统的资源，而往往是以后者为依托而展开的模仿，这种依托，有时表现为继承，有时则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但不管是继承还是批判，都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呈现出新的面貌。近代义赈的出现以及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恰好为透视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联提供了一个极为典型的例证。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表明师生之间的学术内讧，最终是促进学术成长的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之一。李先生在一些重大学术会议之上也多次倡导文人、学者要“相亲”，而非“相轻”，要和而不同。这应是对学术争鸣最生动的概括，也是最高的期望。

　　无“人”不成史

　　历史是人创造的，可是人们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往往又把具体的人隐没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事件或结构的表象之下，历史本身也被限定象牙塔之内，与现实社会无甚关联。这种做法当然无可非议，但却不是李老师的作风。

　　记得在1990年代初期协助李老师撰写《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的“丁戊奇荒”这一章时，李老师嘱我一定要将《申报》上刊载的《山西饥民单》———一份由传教士从山西省灾情最重的地区发来的调查报告———原原本本抄上去，说这样更能反映灾情之惨烈，更能揭示灾民之苦难，更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共鸣。我嫌其太长，只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结果李老师大发雷霆，当着好几位老师、师兄的面把我批评了一顿，还拍了桌子。大约过了几年，他在谈起和江泽民总书记探讨“近代中国灾荒和社会稳定”这一问题时，特别告诉我，江总书记看了这一段之后印象极其深刻，还追问事实到底如何。我当然不是一个特别健忘的人，被李老师当众批评的弟子如我这般，大约也没有第二位。他这一提醒，我越发难以忘怀了。灾荒，灾荒，从来都是人之灾，民之荒，脱离了人民去谈灾荒，灾荒何从谈起?

　　另一件事情看起来似乎与历史书写无关。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写完了，高高兴兴交给李老师审阅。过了一段时间他返回给我，简单地说了一句:“拿去打印吧!”我心中很是忐忑，但那时候李老师担任人大校长，事务繁忙，也没有时间追问他的意见。等回家打开稿件，赫然一行批语首先映入眼帘:“字迹如此潦草，让打字工人怎么认!”我的心中为之一凛。当时的稿件是一页一页写出来的，有时候为了赶进度，不免马虎些，可就是这一点，李老师也不放过。现在我的学生老是抱怨我要求太严，像个“魔鬼”，可是我想更大的“魔鬼”不是我，而是你们的祖师爷。我曾经当面向李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他并不否认。

　　6月7日下午3时左右，从急匆匆赶来的朱浒那儿得知李老师病危的消息，其时清史所的几位学术委员会委员正在传阅李老师头一天交付《清史研究》的稿件，题为《<聊斋志异>描绘的清代官场百态》。这是他这几年极为关切的话题，而且已经出版了新书《清代官德丛谈》。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人们能够从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汲取教训。我手执此文拜读，正在担心李老师的身体如何吃得消，未料竟成绝笔。可是他留下的应是后人最可宝贵的遗产，那就是对民族、国家和社会前途和命运始终如一的关怀和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