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20年12月19日，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协办的《尘暴》中译本再版暨“绿史中心”成立两周年纪念座谈会成功在线上召开。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出版单位、环保实践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学生共两百余人与会，聚焦于《尘暴》，畅谈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走进与走出“尘暴”。

主持人：今天大家以一个特别的方式聚在一起，感谢大家支持！值《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中译本再版以及清华大学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成立两周年之际，我们举办这样一场座谈会，共同思考如何走出“尘暴”，一起探索环境史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发展前景，及其对于新时代所需的绿色公民培养的意义。

致辞：钞晓鸿
（厦门大学）
沃斯特教授的《尘暴》一书是学习环境史的必读书目。对于文学专业和历史学专业的学人来说，谈到尘暴一词，大家可能对两本书较为熟知，一本是1939年约翰· 斯坦贝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另一本就是沃斯特教授1979年出版的《尘暴》一书。沃斯特教授《尘暴》一书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功，是勇气、智慧和实力的综合体现。本书的开拓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态的视角；第二，文化的批判；第三，现实的关怀；第四，推动了中国环境史的国际化步伐。感谢侯文蕙老师，侯老师翻译的一系列著作大大推动了中国环境史学界与世界环境史学界的接轨，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感谢梅雪芹老师为此次会议所做的努力。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会越来越好！

致辞：钟岩般
（马来西亚绿业集团执行董事）
2018年10月，“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成立。两年来，“绿史中心”借助平台的学术优势，一方面积极探求在公共领域如何践行、传播环保与生态文明理念，另一方面致力于探索高校如何开展聚集于环保与生态文明的公众史学科建设，并在环境史和绿色公众史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在“绿史中心”成立两周年之际，《尘暴》中译本成功再版，可谓喜上加喜。《尘暴》将生态学与经济学融合起来，并从新的历史角度来分析人和自然的关系。该著作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以一个地区的生态变迁为切入点，运用地质学、水文学、植物学等文献资料，透析其自然表象中的经济文化特点。《尘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与反思，也更加让我坚定信心。绿业集团未来力求在全球绿色经济趋势的背景下成就绿色产业的无限可能，为全球的绿色生态建设做出贡献！未来绿业集团将继续大力支持“绿史中心”的发展，积极关注“绿史中心”后续的学术活动。希望“绿史中心”能够继续发挥学术优势，开拓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唐沃思（中国人民大学）：“我自尘土中所学”
今天，我希望解释我多年来从尘土中所学到的东西。我选择马克思的经典之作《资本论》中的一段格言作为《尘暴》一书的开篇题词：“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都不仅是榨取劳动力的技艺上的进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艺上的进步。”这仅是一句话，但是假设我们询问它的意涵，我们可能会最终挑战马克思的全部哲学。马克思始终聚焦于法律、哲学和政治学，关注城市工人阶级，但我更希望理解那些草原的生态，以及那些试图掌控环境的人的文化。不同于马克思的城市阶级与阶级冲突，我必须理解一个农村社会，它同一个英国的工业城镇大不相同。假若马克思理解草原与植物生态，他可能会写下如下字句：“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都不仅是榨取劳动力的技艺上的进步，而且也是毁坏本土草类，毁坏它们对生态系统与土壤必须的惊人根系的进步。”
如果今日让我重写此书，我会更加强调1930年代在科学知识与农民知识和行为之间存在的鸿沟。远在“肮脏的三十年代”，甚至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土壤侵蚀。但是，将这种古老的天谴变为一场世界级的灾难是由资本主义农业及其忽视可用的好科学的倾向所造成的。在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中，最大的问题是生态意识的欠缺。这种欠缺一部分源于人们对我所称的生育主义（pronatalism）的强烈而控制性的信仰。

我尝试展示如土壤侵蚀这样的议题为何重要，如何改变历史学者的思考。它改变了我的思考。它迫使我超越传统的方法、证据和假设。我学会将人类的生活放入更为广阔的自然情境之中。我学会尝试自学生物学、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地球演化。我希望其结果是，我的这本印行已过40年的著作，仍然能够为我们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提供新鲜的、更好的解释。

侯文蕙（青岛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生态学和环境史——从《尘暴》说起”

17年前，在梅雪芹老师和夏明方老师的推动下，曾有一次《尘暴》中译本出版的座谈会，当时国内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相对还比较少；17年后的今天，看到参与座谈会的老中青三代环境史学人，我感到非常兴奋和欣慰。非常感谢出版社对《尘暴》一书的出版工作做出的重要贡献！

我很幸运在国门大开之后，进入了新的史学领域，即环境史。《尘暴》是环境史领域的开山之作，《尘暴》的翻译是我在研习环境史过程中的一个成果。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第一，环境史的出现是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将自然放入历史研究之中。第二，要有生态学的意识，要对自然有敬畏感、谦卑感，人是人与自然共同体的一员。第三，要具有生态伦理观，对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判断时，需明确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理性思考人主观能动性的度的问题，比如如今人为更方便舒适地生活而发明的一些技术对自然造成了伤害。第四，作为环境史学者，要有人文情怀，环境史的伦理特点需要研究者具有人文情怀，对所描写的事物有感情。第五，环境史学者应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储备。

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到的灾害人文学：《尘暴》在中国”

《尘暴》进入中国已有20多年，今日会议主题是走出“尘暴”，“走出”有两层含义：一是走出学术象牙塔，推进生态、公众与史学之间的对话；二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如何吸收中国传统思想，以及借鉴欧美环境史理论，构建中国自己的环境史叙事。现在越来越多人阅读《尘暴》，去理解沃斯特的思想，但离想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如今，我们不仅要走出“尘暴”，更需要走进“尘暴”，深入理解《尘暴》的思想与书写艺术，进而写出中国自己的特色的环境史叙事。

目前我国对于环境衰败叙事过度敏感，讨论更多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从正面的讨论当然是必要的，但这样是否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环境史的基本动力与核心问题意识？缺乏从批判与反思的角度研究环境史。同时，现在不应再纠结于环境史概念发明权的问题，否则可能导致离《尘暴》越来越远。

在研究环境史时，涉及对灾害的讨论，如何来做灾害人文学？第一，要用变化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第二要有批判意识，特别是自我批判的意识；第三，要具有生命的意识和诗性的精神；第四要进行思维方式层面的变革，需要有复杂性的意识，侯文蕙老师将其译为“错综”，现在看来译得很传神。

徐海（凤凰出版传媒总编辑）: “尘暴不仅仅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尘暴》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内容非常切合当代主题。对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南部大平原的这场尘暴，沃斯特教授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行把握。我今天的发言受《尘暴》一书的启发，沃斯特教授认为尘暴的发生与资本主义文化有关。我认为其他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尘暴也会产生，原因如下：第一，与美国制度和文化不同的国家也会发生尘暴等自然灾害，比如日本、韩国、我国都曾发生过尘暴等自然灾害。第二，环境问题并非资本主义产生之后才出现的问题，自人类诞生以来，尘暴就一直伴随人类左右。第三，类似于尘暴的灾难性事件不仅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一阶段发生。产生尘暴的主要原因是，人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偏颇，特别体现在人对自身能力的高估从而对环境造成伤害。我们需思考，科技是否对环境造成了伤害？目前见证与经历过尘暴等环境灾害的中国学人很多，希望我们中国学者也可以写出像沃斯特教授《尘暴》这样的书，让更多的人们注意到环境问题。

杜非（商务印书馆编审）: “‘发现’尘暴”

《尘暴》这本书是三联书店“生态与人”丛书中的一本，希望系统地向国内大众介绍环境史方面的著作。唐纳德·沃斯特教授曾对“生态与人”这一名称有过质疑，他认为生态本身就包含了人的因素，比如人的行为、人的理念，所以“生态”和“人”这两个词并列存在问题。这个丛书名反映了20年前我们的认识，当时现实世界中尘暴肆虐，学术世界中生态一词未能进入历史学者的视野，出版界于20世纪末由吴国盛主编的“绿色经典文库”出版。非常感谢具有前沿意识、眼光独到的侯文蕙老师对《尘暴》进行翻译。祝贺《尘暴》再版，祝贺绿史中心成立两周年，感谢唐沃思教授，他一系列的书和文章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溢着睿智、温暖和悲悯的宽广世界。想请教唐沃思教授一个问题，如何做到将学术专著或文章写得引人入胜？（唐沃思教授回答：反复修改；调动五官感受地方环境；从小阅读，多阅读好书。）

小结（梅雪芹）

感谢各位老师的分享。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1999年五一节假期在河北保定一家旧书店淘到的1979年版《尘暴》一书，当时十分欣喜与激动，有一种与环境史有约的感觉。此后，我一路追随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的步伐，读侯文蕙老师的译作，由此走进“尘暴”世界，走进《尘暴》代表的环境史这一新兴的学术领域，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反思。如今我们要反思，我们真正走出“尘暴”了吗？我们如何更好地走进和走出“尘暴”呢？以《尘暴》为代表的环境史在更大的意义上打破了对历史简单的、单向的线性思维，展示了更多的历史面向，对历史进行重新的建构和认知，进而使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撰述历史时，要用复杂的系统性思维来思考，这一思维正是生态学的思维模式、问题意识及关怀的体现。同时，用这一思维来看待历史和研究历史，可以更好地去回应与关怀我们当下的世界。

主持人：杨长云（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主持人：各位老师好，下午第一场小组报告现在开始。今天上午，我听了几位老师的分享，收获很大。接下来我们按照日程表安排的发言顺序，请各位老师围绕《尘暴》这本书，谈谈自己的想法。

尚占环（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尘暴从未缺席：青藏高原草原的尘暴化”
受到唐纳德·沃斯特教授来访兰州大学的启发，以及多年研究兴趣所致，发现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皆对尘暴问题有所关注。2020年《科学》杂志发布《尘暴2.0》一文，可见疫情期间，美国学界仍然关注该问题。Joe Romm提出广为人知的“尘暴化”问题。回顾中国尘暴问题可见，我国尘暴既与沙漠地貌有关，亦与近年草原退化有关。那么聚焦青藏高原地区，其沙尘起源与藏北高原南部和柴达木盆地的沙漠有关。青藏高原沙尘暴备受关注的原因在于，其海拔高度使其扬沙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很多研究认为尘暴源于草地生态系统退化，而青藏高原草原退化的严重性在于一种名为“黑土滩”的极度退化草地，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鉴于21世纪应该是生态恢复的世纪，我更建议智慧修补及智能修复。

费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尘暴研究的跨国性启示意义”

《尘暴》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它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值得世界环境史研究重视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需要研究那些值得国际比较的问题，可以从不同事件的原因和结果进行比较深挖；另一方面是需要关注那种跨国界的环境史课题。《尘暴》也给我们在环境史选题和研究方法层面的借鉴，我们需要考量自然性及文化性的介入力量。而它对环境问题解决的启示在于，基于当务之急的压力，环境治理是同时考验行政能力和政治能力的事务。但我们需要看到，环境问题之解决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可以首先关注来自澳大利亚的经验，澳大利亚对美国尘暴的反应从“触景生情”到“感同身受”，其结果是以国家干预方式进行环境治理。因此当我们寻找终极方案时，不如学会克己适应而与之共存。

张景平（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人文视域与环境历史——《尘暴》读书笔记一则”

《尘暴》一书体现了人文性，我受此启发，联系自身研究经历产生如下思考。问题一，高度技术化、分工化的时代，坚持以人文学者的“宽广视域”研究环境问题意义何在？反思是：《尘暴》式作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宽广、综合的人文视野，其意义永恒。问题二，一个重在揭示机理、提供对策的时代，叙事何用？反思是：《尘暴》的启迪在于，作为一名现代史学工作者，没有必要把科学性与叙事对立起来。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年轻时代曾醉心于科学化的研究方式而中年后又写作《蒙塔尤》一样，叙事不仅是我们和世界对话的技艺，也是我们和自己对话的一条必由之路。

沃斯特先生对于在大平原重新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是持深刻的怀疑的态度。这种怀疑精神脱胎于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底色，这对我们目前参与环境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我作为史学工作者参与环境事业，经历了三个工作阶段：（1）为环境修复寻找历史标杆，如历史环境复原；（2）为环保事业提供合法性论证，如为生态水权改革寻找历史依据；（3）参与环保事业的目标与价值导向制定，如论证“美丽中国”何以“美丽”。三个工作阶段，体现了中国环境事业的进步。伴随着这种进步，我们人文工作者获得了更多的空间，也更应该珍视《尘暴》中的批判精神，毕竟这才是我们人文学者的本色。

陈黎黎（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尘暴》与公众历史认知的‘祛魅’”

《尘暴》的读者群体广泛，这促使我思考《尘暴》能够带给公众何种意义。我妄自揣测《尘暴》是沃斯特为南部大平原上的人而写，它有特定的读者群体可以解释“历史为谁而写”这个问题。为了弄清非历史专业的群体是如何看待历史和生态文明的关系，我们进行了一个抽样调查，样本容量为500多人。调查结果给我们的启发是，非常有必要把《尘暴》一书带给公众，让公众去更新历史知识，感受沃斯特的叙事，并促进历史意识。《尘暴》对于公众的重要性在何处？第一，它促进了史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第二，它推动了专业性与公众性上的统一。第三，对公众的历史意识产生重要的促进性。

李达华（马来西亚《环环相扣》生态文明传播中心）：“环境历史与绿色公民之‘绿火、绿商、绿道及绿行’”

我用56个字来概括读《尘暴》一书的心得体会，即“古往今来，理礼相通；承先启后，环环相扣；公共公众，相依相存；绿色公民，同心同德；绿火绿商，密不可分；绿行绿道，并驾齐驱；绿色世界，生态文明”。历史故事可来警惕公众，历史经验可作为人们未来的指引。应将绿色生态看作是“公共”的义务板块来珍惜和守护。落实在行动方面，即维护“人、自然生态与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行为和持续的举动和方法。我们目前所做的有5大绿色行动，分别是树树您好、乌拉行动、无塑希望、珍惜拥有、环环相扣。绿色公民的5个生活态度为感恩、珍惜、责任、爱心、无私。绿色公民5大公共情操为尊重、理解、包容、扶助、教育。世界绿色行动观5大核心价值为环境优先、生命第一、生态和谐、资源共享、持续发展。一个绿色公民，需要具有绿火、绿商、绿行、绿道。

曹志红（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尘何以为暴：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反思”

1979年由沃斯特教授撰写的《尘暴》问世，此书对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进行审慎的反思。《尘暴》一书中文版译介与中国走出尘暴的历程有奇妙的联系，也是我们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媒介与切入点。沃斯特在评述2001年中国的沙尘暴时，指出“2001年春季中国的尘暴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尘暴，其原因与美国70年前可怕的尘暴灾难如出一辙。国度虽然不同，发生尘暴的原因却只有同一个：人为的生态破坏。”面对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除了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一起探索如何走出“尘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主持人总结：

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大家围绕《尘暴》一书，不仅有从跨学科、跨国角度的思考，而且有将思考付诸于实践的努力，期待更多理工科与人文学科的学者在环境史研究以及环境保护实践方面有更多的合作。最后，我想要表达三个祝贺：第一，祝贺“绿史中心”成立两周年；第二，祝贺《尘暴》中译本再版；第三，祝贺本次座谈会顺利召开。

主持人：侯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各位老师对《尘暴》一书的所思所感，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这是对一部学术经典最好的致敬方式。环境史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而这种现实关怀带有某种情感、价值取向、道德感。我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去拒绝这些东西，也许恰恰是这样一种情感和价值关怀才能够给我们带来叙事的力量。与会的许多老师都注意到这种情感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分享。

曹牧（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情感、创见、勇气：《尘暴》里的精神财富”

我从《尘暴》中学习到情感、创见和勇气。首先，是情感。我阅读尘暴的第一感受，便是作者表达出来的，对自然的充沛饱满的情感。环境史研究者似乎都有心怀天下的感情。而要成为一名环境史研究者，也应自觉培养这种情感。这是我们这些晚生后辈需要注意的，尘暴给我们的第一笔精神财富。第二，创见。如侯文蕙老师所说，这本书是第一个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经济，探究环境问题根源的作品，也是第一个标准型跨学科思考的作品，深刻地将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知识融会贯通。第三，勇气。如果说环境史发展的创见来自广泛深刻的关怀，那推动创见出现的，不只是智慧，还要有勇气。毕竟开拓创新，就是要有勇气的。最后，愿我们能成为情感饱满的人，有创见的研究员，和充满勇气的挑战者。

施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讲师）：“《尘暴》阅读中的情感体验与学思启迪”
用一句话总结《尘暴》阅读经历：从情感体验到学思启迪的渐进式的学习过程。初读《尘暴》最直观的感受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共鸣。沃斯特在《尘暴》作者序中写道“这本书源自私心和个人的愿望——我想再看到这片平原”，他的这种书写家乡历史的立场给读者一种有温度的学术阅读体验。沃斯特生动犀利的文笔、言简意赅的行文有助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尘暴》中呈现的环境史研究路径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同时《尘暴》对美国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环境史解读提供了美国史研究的新视角。

宋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史学研究的生态化——《尘暴》阅读体会”
《尘暴》这本书贯穿了非常鲜明的生态意识。我关注到，早在《自然的经济体系》这本书中，沃斯特先生就对历史学和生态学的关系做了非常深入的阐释。他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生态学界对自然的描述就已经彻底的历史化了，直到生态学变成了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在这种描述中，生态学当时所呈现的自然由静态世界开始让位于动态的自然。由此沃斯特先生也提出，正因为这样，历史学不能仅仅只是大学里的一个系或者学科，也不仅仅是对人类成就的一种记录，应该既包括自然界的过去，也包括人类社会的过去，应该是对关于随时间流逝而出现的变化、发展、进化和转化过程的关注。站在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把沃斯特先生所说的这些内容都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之中，那么带来的将是历史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变革。《尘暴》是环境史研究的典范之作，聚焦于美国大平原尘暴这一灾害事件，作者跳脱出仅关注自然因素的思维模式，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刘向阳（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尘暴》的经济分析路径及其影响”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走出”尘暴，我谈一下自己的理解。首先是走进《尘暴》，从个人的学术研究经历来讲，阅读《尘暴》的过程，即是先走进它把书读厚，接着再把它读薄的过程。我们通过走进《尘暴》来学习、领略其中内容，但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学习感受与心得体会。在我看来，走出《尘暴》意味着在学术方面的创新。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地走出去？我认为这因人而异，与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有关。受《尘暴》之启发，我尝试从经济分析路径来思考环境史，研究兴趣集中于环境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包括对相关数据的整理分析、对经济结构的探究、对就业问题的剖析等，这需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走出”尘暴的实践探索。

乔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农业、消费与生态秩序——重读《尘暴》”
沃斯特的野心是非常大的，他面对的是更宏大的问题，尤其是他要从生态学意识去对美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我最近重读这本书时，最切身的感觉是《尘暴》对美国来说几乎就是一个尘封过的历史灾难片，作者用自己的方式，不仅再现了剧情，还进行了一些新的解释。第一，大家刚才都提到的尘暴不仅仅是自然灾害；第二，在作者看来，隐藏在这种极力榨取土地肥力背后的驱动力是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尘暴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一种极端表现，此书的特别之处是把尘暴的发生与应对政策，以及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相结合起来，实际上也是对经济危机作出的一种环境史的批判。不管是社会问题还是自然灾害，实际都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造成的。

王玉山（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尘暴》：一则道德寓言？”
尘暴是20世纪南部大平原生活里最暗淡的时刻。在书中沃斯特提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态观，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沃斯特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尘暴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现代主义是造成尘暴的重要原因，西方资本主义是自为的，“从一种传统的、对生态体系紧密依赖的认识，转变到现代的、对绝对的自由意志和人类自为的感觉”。在《萎缩的地球中》，沃斯特谈到人性。《自然的财富》一书中提到，“生态问题的解药是开始改变我们的根本性世界观——创造一种后物质主义的视角去看待我们自己和自然世界”，即限制、简朴的伦理观和生活方式。两个依据如下，依据一：环境伦理或生态利他主义-环境运动；依据二：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生态学。

主持人总结：

感谢各位老师的发言。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走出‘尘暴’”，41年对《尘暴》作者唐纳德·沃斯特教授来说也是一个走出“尘暴”的过程。沃斯特教授上午的主题报告即是宣告他如何走出“尘暴”，他的“走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方面，资本主义并非是最糟糕的一种道德，在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中，最大的问题是生态意识的欠缺；第二，对生态学的理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发生了改变；第三，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到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最终回归到对人性的重新思考。

主持人：感谢各位老师的分享，今日大家相会于此，是因为《尘暴》再版及清华大学绿史中心成立两周年纪念两事。我与侯老师达成会议主题共识——走出“尘暴”，也是希望以此书为起点，让大家在云端面对面分享研究心得。今天我们也更聚焦于年轻学人，互相交流学习心得。由于诸多环境史学者、同仁及学生的研学历程皆始自《尘暴》，所以也就有了接下来的圆桌讨论环节，希望大家踊跃分享自己的观点。

高国荣：该书对我研究环境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本世纪初，华北地区的尘暴十分严重，当时我接触到这本书，并获得极大启发。之后我撰写了相关书评，并申请了国外资助项目。出访之中，当别人问及我的研究与沃斯特的研究相比，有哪些创新之处时，我的回答是：沃斯特认为，30年代罗斯福政府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基本无效的，但我认为，长时段来看美国30年代的水土保持工作具有较大的意义，尤其是从其对全球水土保持工作的影响意义来说。因此，我们今日谈及这本书时，更多是从走出尘暴的角度来说，经典著作是一个起点，而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寻求创新型的研究。

韩昭庆：我想谈一下环境史研究的选题创新性问题。首先，环境史的选题需要寻找合适的对象。我想研究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困难，尽管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活动中，始终都在对环境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因前人对自然认知的局限而史料匮乏。沃斯特的选题十分好，他选择的美国南部大平原是一个生态脆弱的地带，同时他指出，生态灾难的原因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类社会原因。所以面对中国许多生态脆弱的地带，我们是否也可以借鉴沃斯特先生的研究方法进行对比研究。再者，沃斯特先生的写作方式十分引人入胜，既关注人类社会内部的种种联系，也运用诗意的语言加以叙述，这种写作手法能十分良好地帮助环境史研究的成果传播。我想征服自然的观点，是在生态学和生物学都不够发达的时代才具有的，如今我们应该摒弃这种观念，同时关注如何做出国内环境史创新性研究。

毛利霞：我从疾病环境史这一角度分享自己的看法。正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沃斯特先生对沙尘暴过后的疾病也有所提及，人类疾病已明确涉及到呼吸类疾病以及部分心理疾病，同时对动物疫病的研究已比较明确。那么我们可以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收集史料，并进一步深挖对疫病方面的研究，这既是对前人学者的一种致敬，同时也是对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探索。

滕海建：从我自身的环境史研究历程来讲，我最早接触的就是《尘暴》这本书。这本书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也经常将它推荐给我的学生们作为环境史的入门读物。首先，我们应该借鉴其中的生态学思维，运用生态的理念去研究历史。我想环境史对于史学范式的革新，即在于它所关注的生态理念，这是一种反程式化的历史书写。其次，我们应该关注这本书的史料运用，注重史料的多元化色彩。除档案之外，还可以积极运用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以及报刊杂志等纸媒作品。然后，受此启发，我关注到东北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可进行东北地区的实地考察，并积极运用当地史料从事该地区的环境史研究。最后，该书的书写语言是十分值得借鉴的。我们应当秉持着求真的态度，尽力发挥环境史致用的功能。

王建革：初读这本书之时，我主要是以农学的视角加以分析和解读，当时的认识还较为粗浅，再读这本书，我有了很多新的认识。这本书有三个学科背景十分值得注意，分别是自然科学的背景，人类学、心理学的背景，以及哲学的背景。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作者的写作方式，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更易推动环境史的传播，沃斯特继承了西方史学在研究自然问题时的叙事方式。

徐再荣：这场座谈会和公众史学的主题相联结，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部作品背后的公众史学意义？从近几年的学术研究状况来看，环境史研究不仅自身在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其影响了整个史学界的研究思维及方法。由于环境史是一个颇具现实关怀的领域，因此其研究可以推动公众史学的发展。但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怎样利用公众史学来扩展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影响？专业的历史学者可通过讲座、著述的方式，影响公众的生态意识和观念，同时影响生态决策，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雅俗共赏的写作方式来扩大环境史成果的推广。

周琼：首先，对于著作的研读，对于经典的重温是没有国界的，同样生态灾难与疾病也是没有国界的。这让我再次意识到，地球就是我们的家园。同时，我也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建设的重要意义。其次，通过上午的交流和沃斯特先生的讲述，我们意识到当代中国环境史学者的研究使命和压力。当前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环境史建设方面的成果，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该领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既是一个重温经典的时代，也是一个等待经典的时代。同样，我们不应忽视的是，现在环境史研究路径的转型，已经明确提出人文关怀这个核心价值。我们应该让世界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环境史问题。最后，梅老师的工作及其团队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已经具有的合作和交流面向。我想这次活动形式是具有启发和示范意义的，希望我们所有学者在之后的研究中都能肩负起绿色使命和绿色责任。

主持人总结：感谢所有的与会人员，感谢唐沃思和侯文蕙老师，还要特别特别感谢侯深老师对此次会议及环境史研究的贡献。我想从以下三方面对此次会议主题“走出尘暴”再作一点阐述：首先，我们走进《尘暴》阅读它之后，要从其内容中走出来，思考它的更大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本书是灾害环境史的一个范本。今后，我们从事其他方面的灾害史研究，就需要从这部经典著作之中，汲取史学研究的养料。其次，《尘暴》引领我们走进环境史，去阅读更多的美国环境史、国际环境史及国内同仁的著作。现在，我们应该走出《尘暴》，走出环境史，从更高层面来思考这本书以及环境史研究的创新意义。这也是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也就是通过阅读许许多多的环境史经典来思考环境史研究的创新。此外，我们还需要积极思考和总结环境史对历史学的创新之处何在？最后，走出“尘暴”也意味着我们学者应该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我们需要将自己在环境史研究中形成的生态思维和认识，与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进行交流与沟通，为更好地走进“绿色世界”尽一点力量。

【注：本文转载自“绿色公众史学”微信公众号2020年12月24日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