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中国灾荒史研究，一个不可忽略的资料来源和学术阵地就是由全国各地政协组织编纂的文史资料。众所周知，文史资料的特点，不仅在于其囊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凡各地近现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教、卫生、民族、宗教、名胜、文物、风俗人情、帮会组织、社团活动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被及，从而散发出一种类似于改革开放后逐渐兴盛的社会史流派的诸多特色，更在于其在史料征集过程中坚持“亲历、亲见、亲闻”三大原则，着重民间文献和基层社会集体记忆资源的挖掘、利用，因而与今日流行于全国史界的历史人类学风格十分相像，甚而可以说它就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历史人类学。如此特色，在其对于灾害的记述中同样十分明显。将相关的文献搜罗起来，浏览一遍，你就能够感受到其史料来源的地方性、民间性和多样性、丰富性。其中，既有发生于灾害及救济过程中的报灾呈文、纪灾诗、灾情图、征信録、日记以及新闻通讯、时评等，也有灾后用以警醒世人的“荒年歌”、“米粮文”、花鼓词、歌谣、戏文，尤其是碑刻，有时连家谱序言或县志眉批中有关灾害的记录也被搜剔而出，更有大量灾害亲历者或幸存者的事后回忆以及各地有心人对亲历者的访谈（也叫口述）。与官书、正史、志书等对各类灾害自上而下式的简略记载相比，这些来自基层、源于民间的文献，给我们所描绘的，是更加丰富、更加细致，也更为震撼人心的灾难场景。此类文献，例如碑刻，今日的学者搜寻起来，颇显艰难，可实际上其数量之夥，有时远远超乎想象之外。如河南《林县文史资料》1986年第二辑选辑的《林县灾情实录》，即收录了清代民国时期有关旱灾、蝗灾、地震、水灾的碑刻12通，最早的是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剥榆歌》，最晚是1913年任村尖状龙王庙水灾碑文，但是数量最多的还是光绪初年的灾荒碑。这在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其他文史资料中也多有发现，足见其灾情之重、之广。就回忆和访谈而言，有时其主要内容并非口述者亲身经历，而是从祖辈和长者那里听闻得来的，由于这些口述者本身大都已经超过花甲之年，多有耄耋之人，其追忆的内容往往又是少年之事，他们所听闻的祖辈曾经亲历的大灾大难，其发生的时间就更为久远了。借助于这样一种绵延不绝的灾难记忆之链，我们就可以从1929年的“十八年年馑”，追到1900年的“庚子大旱”，乃至1877年的“丁戊奇荒”（参见李景民《听老人们讲述的光绪三年年馑》，《铜川郊区文史》第5辑，1988年），于是，从曾经生活在一起的几辈长者的口中，我们就可以勾勒出一部某一地区近百年的灾荒历史来。事实上，当下对于过去灾害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又何尝不是一种灾难记忆的重建。即便是灾时形成的相关文献，亦可看做是对于灾难的即时记忆。如果这样的理解大致不误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灾时的新闻、档案，灾后的碑刻、歌谣，以及很久很久以后的回忆和学术研究，都纳入到灾难记忆的谱系之中，它们大体上反映了人类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对于某次特定灾害的记录和记忆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种灾难记忆谱系或灾难话语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其中的连续性，看到其超越政治事件的内在脉络，还不应忽视其中发生的断裂，不应忽视政治事件对这种灾难记忆的重构和再造。通观建国以前的荒年歌、灾荒碑文等，它们的基调都是在劝诫后人勤俭节约，防灾备荒，所谓“述是患而预防”，警告后世“处丰而有馀一馀三之道，处歉而有因荒备荒之者”（王顺元《荒年实录碑》，见《辉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90年），或者“再遇此凶年，绝宜早逃荒，若不舍故土，命不得长久”（见前引《林县灾情实录》），因而这样的记忆，往往极尽描摹惨烈灾情之能事，以达其警醒世人之目的，完全可以看作是传统中国减灾救荒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建国以后对于灾荒的回忆和访谈，当然也有这样的目的，但是它的另一个更加鲜明、更加突出的主题，则总是与今日的美好现状进行对比，借以论证和突显“新旧社会两重天”。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总体事实来说，这一论证并无大的问题。但是将这些文献汇总一处，又难免给人一种模式化的刻板印象，而且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过去的回忆内容。也就是说，大凡涉及到旧中国发生的灾害及其救灾活动，包括政府救灾或慈善事业，更经常的是给予负面的评价，而对于解放后的灾害，则往往偏重于自然要素的异常变动，如水情、旱情等，对于相应的救济活动，更是称颂备至，少有批评和反省。尤其是涉及当下中国饥荒史领域似乎最为敏感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许多文献，要么对其社会影响三缄其口，要么含糊其辞，或者以“这是许多人都亲身经历过”这类的借口一笔带过，给人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以至于从事这样的研究或相关成果，大都只能在海外进行或出版，而此次灾害造成的人口死亡总数，也在层出不穷的研究中从流行的“饿死三千万”攀升到4500万，甚至更高。有学者因此把这一过程称之为“猜大数”运动，并将对此一数字的“解密”过程，视之为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致命挑战。究其实，这与建国以后占主导地位的灾害话语模式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并无二致。这种灾害话语，原意是要说明“新社会甜，旧社会苦”，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新社会已经不可能、也容不得任何之“苦”，一旦有“苦”，新社会就会遭到质疑。殊不知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并不在于这个社会有没有灾害，甚或重大灾害，而在于如何更加及时、更加有效地应对这类灾害，如何在灾害应对过程中体现对人的生命的无条件的尊重，并从中汲取教训，防患于未然。否则，即便是造成一个人的死亡，在特定的社会情势下，也可能成为颠覆政治合法性的致命导火索。因灾死亡人数的多少与政治合法性的强弱，似乎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反比关系能够概括得了的。仅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口死亡规模，以为人口损害越少，政治合法性就越强，最终遵循的还是学术对手的逻辑，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正是这样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氛围，使得国内学者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的任何表述，都有可能遭到别样的审视和评判。记得我和北京大学康沛竹教授共同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灾变图史》（2001年第一版）出版后，因其涉及到对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问题，并倾向于采纳李成瑞2000万人的估算结果，有的网评把我们纳入“民间学者”的行列，一位研究中国饥荒问题的外国朋友更是对此大为惊讶。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著作在大陆正式出版，似乎是不可能之事。可我后来在2010年12月15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式救灾”》，将2008年四川汶川的抗震救灾与1943年发生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救灾度荒工作联系在一起，并进而统称为“太行模式”时，又有人把我放到“党管学者”的行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当然不会在意这样的“头衔”，我更关注事实的真相如何。但这种两极化的倾向表明，从事这样的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就此而论，文史资料在这一方面也有“惊人之举”，那就是武文军撰写和主编的《甘肃六十年代大饥荒考证》和《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分别刊于《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2001年印行）和第22辑（2002年2月印行）。尤其是后一本书，据作者在序言中所言，是他“历经三载，行程万里，查阅数千份文献，访问数百名亲历者的产物”；其间，曾“先后到甘肃、宁夏、青海、河南、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山东、广西等省的图书馆、档案馆、地方志办、党史办以及其他文献收藏单位，在许多单位进行了访问和调查”，因而是一部亲身考究的“信史”。从书中内容来看，作者有关死亡人数的估算，既非3000万，更不是4000万，也不是下文将要提及的最新估计四五百万，而是1500万左右，这是其一；其二，尽管作者也认为这一时期的灾难波及全国，但不同地区，其人口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的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死亡率较高的地区有安徽、河南、云南、甘肃、青海、山东、贵州、湖南、广西和四川等省，而在一些农业自然条件特别好的地区，一些偏僻落后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以及特大城市，人口死亡率较低，有的甚至出现微增长趋势；所以其三，基于以上情况，并与其时各地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程度相比较，结果发现，大凡“政策越左的地方，人民的灾难越深，死亡人数越多”，也就是说“1958年以来执行左倾路线的程度不一，饥饿的状态有所不同”；于是，最后，作者的结论是，“三年大灾难，并非主要来源于天灾，也非来源于苏联从外部要账和撤专家，而主要在于人祸，在于决策层的严重错误”，亦即“左倾冒进错误”（该书第12页）。故此，尽管该书通篇体现的都是一种批判性反省的态度，但通过书中的具体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引而申之，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作者实际上已将中共政治合法性建构与具体决策过程区分了开来，也将中央决策与地方执行的实践区分了开来。这应是我们看待大饥荒问题的一条重要思路。作者进而还以公共食堂为例讨论了这场灾难的结束过程，那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严峻的经济形势和重大灾难面前对既定政府行为进行的深刻反省和果断调整。据研究，从1961年4月开始，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之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纷纷深入基层，对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帮助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其间，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以及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各级领导，对公共食堂的调查都指向了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弊端丛生，非散不可。尽管在作者看来，这是一种被逼迫出来的“大刹车”，但它毕竟很快结束了长达三四年之久的大灾难。其后直至至改革开放，国家政策多有起伏，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依然处于贫困状态，但是较大规模饥荒再没有发生过。另据青年学者赵朝峰的研究，当时的中共中央对1959-1961年经济困难的成因宣传是内外有别的。在对外宣传方面，通常强调自然灾害的作用，并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指代这一阶段，以致其在社会上一度广为流行，但是在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则相对实事求是，认识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造成饥荒的原因，并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逐步扭转了经济困难局面。从1959年9月开始，毛泽东就已经得悉有关饥荒的信息，并给予一定的关注。1960年10月“信阳事件”后，他真正意识到灾荒的严重性，并承认“天灾”之外有“人祸”，而且造成这人祸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赵认为，尽管此处所指的“人祸”，在毛泽东看来，不是总路线有错误，而是总路线的执行有问题，但毕竟为其他中央领导人客观分析经济困难的成因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赵朝峰著：《中国共产党救治灾荒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242页）如此这般极具张力的灾害信息双重传播机制，同样适用于1975年河南驻马店大洪水和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它一方面招致灾害谣言满天飞，也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造成对政府信誉的巨大损害，但是另一方面，它毕竟又因其内部特定的信息流转渠道，使得执政者即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没有完全丧失应对灾变的能力，或者更多的情况是，以更加积极的灾难救援和善后重建之道来舒缓或消解民众的苦难和焦虑，重树政府权威。这样的因应之策和调整之举，事实上也可以看做是中共对自身历史或政策过失的一种反省，这种反省，既是中共过去在革命年代的传统，也与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局面的开拓实有割不断的内在联系。武文军将自己的著作视为解开“历史之谜”的填补空白之作，但是如果将他的主要结论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此一事件的裁定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总体判断并无太大的差异。决议的原文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我们或许可以把武文军的著作看成对决议中相关论述所做的注脚。很显然，有如赵朝峰所言，这时的官方文献已经不再使用“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而是以“三年困难时期”取而代之。这一次也不再是所谓的“内部版”，而是通告海内外了。至于具体的人口死亡数字，该决议虽然没有提及，但用“重大损失”四个字来概括，显然也是极有分量的。何况在随后由政府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中，也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党史研究著作中，有关饿死人的数字一直不曾被掩盖过（但不排除被低估）。例如1983年第一次出版发行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1949至1982年历年的人口数字，数据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少了1000万，1961年又比上年少了348万；1991年，由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进一步明确，“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纂的《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亦标明，1960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在1000万左右。接下来则是201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书中再次重申，“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些文献，虽然用的是“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其数量也在1000万左右，但就绝对数值而言，这无论如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了。今日不少学者在讨论大饥荒时往往聚焦于死亡数字的多少，却似乎忘记了或者有意忽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对这一数字的所谓“解密”，早就由执政者自身悄悄地开启了大门，并且对事件的人为肇因也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省。至于学术界，这一场被许多人视为禁区的大饥荒，大体上也是从1980年代开始，就已经成为学者们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探索的重大课题了，近年来更是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1986年蒋正华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的学术论文，推算出大跃进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之人数约为1700万人（1697万人），并于1986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人口死亡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获得与会者好评。我国著名地震社会学专家王子平先生，更在1989年出版的《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王耕今、杨勋、王子平等编，农村读物出版社）一书中，披露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地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人相食”事件。这是他1980年代初在安徽凤阳农村调查时从政府调阅的档案中了解到的。此书从成稿到最后出版，历时八年之久，也颇多坎坷，毕竟还是公诸于世了。（王子平著：《创造幸运——我的心灵史》，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265页）此后发表的很多较有分量的论文，如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1993年）、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1997年）、陈东林《“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2000年）、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2001年）、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2003年）、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2005年）、孙经先《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2011年）等，则发表于大陆出版的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高端学术杂志之上，如《当代中国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社会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等。武文军在书中一方面批评“全国大多数省市和县基本回避三年困难的真相”，指出其所查阅的近百部志书，“对1958年浮夸风记载略为详实，而对六十年代的饥饿和死亡几乎避而不谈，或用‘严重后果’的字眼予以虚晃”，另一方面也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暴露六十年代大饥荒真相的作品，特别是一些党史大事记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能较真实地分析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深刻分析六十年代大灾难的优秀读物，如《刘少奇在1961年》就是一本坚持真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好作品”（该书第181-182页）。该书所引用的著作，还有《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该书未曾引用或其后出版的著作更多，如凌志军著《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傅上伦等著《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王梦初《“大跃进”亲历记》（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兹不枚举。此外还有很多文学作品，如王智量《饥饿的山村——大饥荒年代的苦难家国史》（1995年第一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再版）、刘庆帮《平原上的歌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还有杨显惠的“命运三部曲”《夹边沟记事》(2002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2008年由花城出版社重版)、《定西孤儿院纪事-大饥荒绝境下的苦难与爱》（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和《甘南纪事》（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尤其是最近拍摄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则是艺术界的朋友对此一问题进行反思的力作。新近面世的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南海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更是大陆第一部向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公开进行质疑的大部头作品。该书依据孙经先教授的研究，不仅对国外学者的高估值提出挑战，也不认可政府公布的较低水平的数据，而是将死亡人数缩减为四五百万左右，至于在户籍上死亡的其余1000多万人，则可能是逃荒漏登之人。作为一家之言，作者显然还需要更加坚实的资料基础、数据辨析和制度梳理，也需要更加规范的学术表达，但这一著作出版本身，即表明各种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学者，最终还是可以汇聚一处共同讨论了。由此可见，在对大饥荒的研究过程中，官民之间所谓的对立固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至今仍有剑拔弩张之势，但是通过其中逐步展开的学术对话，我们同样也应看到两者之间渐而达成的一致性，这就是对灾难历史的反思精神与负责态度。这种反思，恰恰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所结出的硕果之一。随着大饥荒真相的不断披露和愈益清晰化，这一社会记忆过程本身，不仅不会撼动执政者的合法性，反而应该变成此种合法性的有力证据。毕竟那样的饥荒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灾难，它并不能否定建国以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业已取得的成就。国外一位学者说得好，历史上，不管是什么样政权，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合法性，合法性总是建立在不断变动着的政策调整和政治适应过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忆，更主要的内容恰恰又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避之唯恐不及的种种“天灾”、“人祸”，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对其进行淡化、抑制甚或删除、消抹，往往只能收效于一时，它们总会找到适当的话语形式或蛛丝马迹，留存于天地之间。对于受害者而言，任何灾难都是一场浩劫，可对于后来者而言，对灾难的记忆，则永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防灾减灾的强大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针对灾难记忆的遮蔽行为，都是灾难本身的一种延伸，而且也会成为这种灾难记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