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环境史作为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环境史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互动，改变了人们对过去的思考方式，为学界提供了新的议题、研究对象、方法和资料。其研究包括三个层次，“自然”“文化”以及二者的整合。近年来，环境史方面广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包括环境史与自然科学的整合、气候变化、传染病、水、城市、环境正义、物种、性、环境史的国际化等。

作者：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1941年生于美国加州，197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89年起任堪萨斯大学霍尔美国史杰出讲席教授至退休。他是美国环境史的奠基人之一，曾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代表作《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1982）曾荣获美国史学界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他译成中文的著作有《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在西部的天空下：美国西部的自然与历史》及《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

徐露、梁晓仪、李星皓译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2年第2期P58—P61

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领域，环境史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沃斯特教授是第一批开展环境史专业教学及科研的历史学家，成为环境史学科发展的权威见证者。在本文中，他介绍了环境史如何在美国兴起并向世界各地传播，分享了其对环境史学研究动态的观察和思考。

1974年，在流经圣安东尼奥市中心的那条河的河边，两位年轻的历史学者相约在公园长凳上碰面。约翰·奥佩（John Opie）是其中的一位，我是另一位。我们都即将参加美国史年会，那里离我们住的旅店不远。那次美国史年会孕育了一个新的学术组织，叫“美国环境史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奥佩是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他已于2018年去世。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建立这个新组织向我寻求支持，我欣然同意。后来，另一位教授，密苏里州立大学的苏珊·弗雷德（Susan Flader）也加入。几个月后，美国环境史学会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举办了首次公众集会，吸引了不少人参加。46年后，这个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享誉世界，还发行了一份出色的期刊《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我来自南加州的荒漠，尼德尔斯镇（Needles）是我出生的地方，北美大平原上的丰美草地是我的成长之地。1971年，我从新英格兰地区的耶鲁大学毕业，在那里的学习经历让我成为一名历史学者。加州的荒漠和美国西部的草原，激发了我对环境史的研究热情。

环境史产生于美国乃至全球的特定时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1963年，华盛顿爆发了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民权运动由此诞生并不断壮大，目标是争取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紧接着，越南战争动摇了美国的核心地位。与此同时，女权运动也如火如荼，女性寻求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环境危机和环境运动也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1970年，美国的一些学生组织了第一个“世界地球日”，后来发展成覆盖200多个国家的国际性运动，时间定为每年的4月22日。以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为代表，环境保护主义者、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开始表达对污染、辐射、物种灭绝等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尽管我一直在谈论美国的人物和运动，但类似的事件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

显然，我们需要一门新的历史。美国环境史学会创建之后，欧洲环境史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也终于在1999年建立。近几年，东亚环境史学会（East As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sociation）在日本建立。如今，世界各地有上万名历史学家自称从事环境史研究。我从未想过我与约翰在公园长凳上的那次促膝长谈，能让环境史发展成如今的规模。感谢约翰和支持我们的人们，这种新的历史研究吸引了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参与其中。

环境史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思考方式，提供了新的议题、研究对象、方法和资料。它是一个极其开放和“共有”（collective）的领域。“共有”意味着环境史没有严格的学科边界，也不存在绝对的标准去评判某项研究是不是环境史。总的来说，我们认为，环境史研究的是人与自然的互动。

人是文化的动物，但文化源于自然，我们的信仰、价值观、思维和感知方式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人类的社会生活也离不开从自然环境（Non-Human Environment）中获得食物和能量。所以，伴随着自然的演化，人类与环境之间进行着交换，这一过程宛如一场双人舞，但并不总是愉快的舞动，有时也充满了冲突和破坏。很多批评环境史的人士认为，早在很久以前类似的研究就出现了，环境史的提法毫无新意。诚然，过往的研究者也曾关注一些现今环境史讨论的话题，但他们只是孤立地探讨自然、人口与土地。这些研究者主要是地理学家，特别是历史地理学家，他们的工作并不是环境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地理学家并不研究自然环境，他们关注的是空间，而环境史关注的是自然、进化、植物、动物、土壤、水、山脉、河流、气候、大洲及海洋，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具象而非抽象的。这正是地理学与环境史的差异所在。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历史地理学家开始自称为环境史学家，他们也不再只是研究空间。环境史是一个极其开放的领域，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政府工作人员，乃至想要探究过去人与自然关系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环境史并不是空想的研究。早在1990年，我就开始尝试确定环境史研究的层次。每一个层次都很重要，借鉴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因此需要不同的分析路径。历史学家需要了解这些层次之间的关联并进行整合。当然，具体如何操作并没有单一的答案，每个人的整合和关联方式各不相同。

环境史的第一个层次是“自然”。研究者需要了解过去自然环境的结构，以及环境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这项工作是有难度的，我们应该学习环境史的先驱——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达尔文是英国博物学者（naturalist），他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Species）一书自1858年出版后一直震撼着世界。我认为，环境史是达尔文科学和哲学革命的组成部分。

环境史的第二个层次是“文化”。它涉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种种联系。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还有神话，所有这些都是人与自然共舞的一部分。环境史学者试图了解人们如何感知环境，以及人们如何受到信仰和价值观等文化因素的影响。

环境史的第三个层次整合了“自然”和“文化”。人类不仅改变了自然的面貌，也改变了人类社会内部的相互联系。最大的问题在于，在上述过程中，有些人获得了权力，有些人丧失了权力，环境史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权力的分配与转移。第三个层次的内容是环境史研究的“中间地带”。在这个地带，自然与文化相遇、产生互动并塑造着彼此。

这三个层次是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际上，不同的历史学家对这三个层次的侧重各有差异。

在过去数年里，环境史存在以下研究动态：

1.环境史与自然科学的整合。环境史学家向自然科学家寻求数据、视角及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环境史”也可以叫做“生态史”。也有人认为“生态史”的提法不够宽泛，因为环境史涉及各种各样的科学门类。环境史学家相信科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并不断整合跨学科的知识体系。

2.气候变化。环境史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对过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能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即便今日的情形与往日不同，我们仍可以从过去吸取经验。

3.传染病。环境史学者喜欢收集与传染病相关的资料。传染病并不是新鲜事，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尽管如此，传染病的每次暴发都有变化，总会出现新的情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就是典型的例证，人类需要采取新的方式加以应对。

4.水。水既是自然资源，也是生态系统。环境史对水的兴趣日益浓厚，特别是海洋和河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历史学家只关注陆地上发生的事情，忽略了海洋。河流也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话题，每条河流都有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

5.城市。环境史越来越关注城市与自然的关系。

6.环境正义。环境正义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议题。人们越来越关注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s）在环境方面的表达。学者们关注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和环境非正义（environmental injustice）的问题，例如谁造成了污染，又是谁不得不承受污染的后果。

7.物种。物种问题也是女权主义者越来越强调的。人们曾经认为只有人类是地球上真正重要的物种，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至少有800万个物种（不包括病毒和细菌）与人类共享这个星球。它们都有各自的历史，都与人类发生互动。我们不能再认为历史只是人类内部的历史，因为人类也只是地球生命网络里的一部分。

8.性。环境史学家对性的研究非常感兴趣，特别是人类历史上有关本能、激情和生物性法则的内容。

9.环境史的国际化。传统史学是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自然要素并不遵循民族国家的边界。环境史学家试图摆脱“民族国家心态”（nation state mentality）的框架，并将历史从国家主义中解放出来，走向超国家主义（super-nationalism）。国家主义阻碍了人类对很多环境问题的思考。例如，每个国家都对气候变化负有责任，而且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我们只考虑本国利益，就难以共同应对全人类造成的气候问题。我在1982年发表的《没有边界的世界》中，主张历史研究需要走向国际化或全球化。

问：如何看待环境史兴起于美国？

答：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界率先提出了环境史，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其一，与其他国家相比，那时的美国尤其关注本国的自然遗产。其二，比起欧洲，那时的美国年轻教授拥有更多的学术自由。事实上，学者的兴趣、价值观和研究侧重可以改变历史书写和历史学的发展。

问：作为环境史学家，您如何看待实用主义？

答：我自认为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是我的基本哲学。我试图避免宗教和传统的预设（assumption）。实用主义是一种非常有趣、复杂的哲学，在19—20世纪的美国迅速发展起来。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当然，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许多人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保守的宗教意识形态，这是美国文化当中一股非常强烈的思潮。

【本文转载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2022年9月3日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