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方教授谈道，自己也曾和《帝国之裘》的作者谢健有一面之缘：“十多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当时的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在燕京图书馆做了次类似于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研讨会。一个又高又大的小伙子，拿出一张不知是真是假的貂皮放在桌子上，开始滔滔不绝地谈他要如何如何研究，他的指导教师是当时还健在的孔飞力以及现在的新清史代表人物欧立德，没想到几年后谢健的貂皮研究真的搞成了。”

讲座现场 从左至右：夏明方 关康 张永江

夏明方是人民大学清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环境史、社会经济史，出版专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近世棘途——生态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合作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从编》等。他也从自己的研究专业——环境史、生态史的角度谈了谈谢健的研究。
夏明方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趋势，这使我们对整个宏观的历史层面失去了说话的底气。但是我一直认为，把这样一种碎片化的过程归咎于地方史、区域史，那可能是打错了板子。因为不管是西方还是我们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史、区域史，从来不是什么碎片化，都是通过对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区域，某一个社会史个案的研究，形成自己相对比较宏大的关怀。就像北大的赵世瑜先生说的，有一个小历史和大历史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所以大、小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把其中的关系处理好。”
而《帝国之裘》或许是在处理历史的小与大方面较为成功的案例，《帝国之裘》就是从小之又小的东北地方人参、貂皮、口蘑等入手，但是是将所有的物产放在整个的“大清国”这样的范畴来讨论的，而这个“大清国”又是和所谓的“内亚史”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不只是内亚，还包括欧亚，乃至全球的领域。贸易导致物的流动，物的流动引起各种各样的文化、族群、国家等各种关系的卷入，结果呈现的是一幅颇为复杂、相当宏大的历史画面。
此外，谢健也从自己的环境史研究角度做出开拓。除了谢健以外，有不少美国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在清史所做过访问学者的贝杜维出版的《跨越高山、森林、草原》（有人将其译为《山河之间》），主要讨论云南的山地、内蒙古的草原以及东北的森林这三种不同的地方，各自的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地方的环境建构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联。再加上其他一些书写，夏明方认为，这些年轻学者的研究已经大致构成新清史的2.0版。

清帝国的“自然”观念

作者在书中对“nature”这个概念也进行了阐释。他认为西方的自然的观念在中国环境史上则并不完全适用。比如同样作为有着广袤的森林、草原等自然景观的清帝国的边疆，彼此之间的地位也不尽相同，清政府的政策代表了帝国复杂的等级制度。
像西南的土司在朝廷中仅能享有相对有限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朝廷在该地区不断推行文明开化政策。而在满洲、蒙古地区，情况则截然相反：蒙古人和满洲旗人他们保护自己的文化。他们位于帝国秩序的顶端，其传统的生活方式（游牧和狩猎）得到弘扬和保护，被汉人同化是一种禁忌。

书中揭示了1760年到1830年间的满洲、蒙古地区出现的环境变迁，清政府也注意到了逐渐发生的变化背离了当地的原始状态。然而，由于东北这块“飞地”有独特的政治意义，所以清帝国努力想重新塑造理想化臣民、领土和自然景观。于是清政府一方面在控制物质环境：划定禁猎区、暂停资源开发或夷平秧参田地。一方面审判并革退官员、惩罚盗采盗猎者、将无证人等遣返原籍。清廷针对环境和人民展开工作，我们也由此发现，在清帝国存在一个日渐清晰、有组织的和被政治力量管理的“自然”世界。
作者通过爬梳清代档案，展示在19世纪的巨变中，清廷如何想象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和清代如何在叙事和意识形态层而对“自然”进行发明。
夏明方谈道：“我们习惯上把现代性的自然的概念完全归之于西方，形成东西的二元对立，西方自然概念，设想了一个和人为的、社会的完全对立的纯真的自然。谢健接受了美国环境史学者克罗农的观点，认为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纯粹的自然，所谓的自然都是人类建构的。这是一种后现代角度的解释，谢健认为清朝帝王眼中的所谓纯净的自然之境并不存在，“满洲”这一所谓的纯朴的、原始的，与人无关的纯净的禁地，实际上是清政府以国家权力来重新构造的。他是借助东北的例子，对传统西方话语里人与自然二分的概念提出新的挑战。

谢健对这个方面的论述在本书的第四章《毛皮产地的自然环境》中非常明显，他讨论了在全球贸易背景下，清对于边疆乌梁海地区征收贡赋的政策，及这个政策及清朝军队的进驻对于这个极为偏远的种族的生活、和与他们相关的自然环境的改变。为了按时进贡规定数量的毛皮，捕貂成了乌梁海人的家庭义务，狩猎的精英需要组成小队在清朝规定的地区内狩猎。即清朝政权的毛细血管，丝丝缕缕地伸到在一切地区，环境中处处体现着“帝国的改造”。

“谢健的例子会进一步告诉你，即使在传统的时代，工业化之前，同样也有生态危机和环境破坏，这样的环境破坏还不一定是我们以往所说的只是注重农业的汉人造成的，实际上在边疆地区本身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包括中国大陆很多学者希望从边疆，从少数民族的文化里面寻找到解救当前环境危机的或者生态危机的一种精神，一种信仰，那他们可能会找错对象。谢健批判了这种所谓的历史环境主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以往可能是把草原、山地或其他边疆社区的环境保护过于浪漫化了。”夏明方说。

“满洲故里”疆界的变化

谢健在《帝国之裘》中也提到“满洲故里”的问题，而“满洲故里”的范围也是变化的，一开始只是盛京包括吉林的一部分，到了清朝中期，随着朝廷要控制这个地区人参、东珠的生产，慢慢把满洲故里范围扩充到吉林和黑龙江的部分，谢健认为实际上是清朝应对汉民的流入和沙俄扩张的结果。
张永江说：“从清朝自身，东北虽然实行所谓的军府制，但是东北的定位其实跟蒙古、西北、西藏都不一样，这个地方在行政上被看成一个特区，实行的是将军体制。清朝怎么对待东三省呢？前些年我编发过邵丹的一篇叫《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的文章，文章就是讲满人是怎么看待东北这个区域的。我们知道边疆是边缘的意思，自己的家乡当然满人是不认为它是边疆的，他不会自我把它边缘化的。”
张永江统计了清帝东巡的次数共计十次，康熙朝有三次，乾隆朝四次，嘉庆朝两次，道光皇帝只有一次，道光以后再没有过。即清朝皇帝或者清朝上层对东北地区的情感认同和故土情思也是随着时间逐渐疏离的，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内忧外患等政治因素。

“至于谢健认为满洲的概念的扩大，我想应有一个前提，即满洲不能等同于东三省。顺治和康熙时期皇帝在东北设立了三将军，使东北变成三个省级区，这种改变主要是因为沙俄，特别是两次雅克萨战役。因为之前清朝是无所谓边界的，《尼布楚条约》才确立了清朝东北的边界，在顺治年间，在没有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之前，盛京将军是统管东北的。要从资源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柳条边是很好的观察的指标，看看柳条边在哪儿，就知道东北封禁的核心区域在哪儿。从满人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他们都讲自己的故乡是白山黑水，白山是长白山，就包括了吉林的一部分，所以不是说到了清朝中期满洲才拓展到吉林，再晚拓展到黑龙江。恐怕不是这样的过程。”

从物的流动，切入大清历史

在《帝国之裘》的分享会上，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专门史研究室教授张永江提出，谢健的研究或许给我们国内的环境史、边疆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
“《帝国之裘》的优点在于它开拓了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就是清代边疆民族地区或者称清代内亚地区的生态史和环境史的研究。这本书不是我们习见的生态史或环境史那样的一种正面单向的描述，而是把清史的很多内容，比如说清代的商业、风俗、社会风尚、礼仪、族群关系以及清代政治统治的特点综合在一起。这些本来是独立的一些领域。作者通过研究边疆特产，这种物的流动，把这些问题串联起来，因此它形成了一个背景非常丰富，延展性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论域，一个独特的领域。”张永江说。

《帝国之裘》里，作者选择了东珠、人参、毛皮，蒙古地区他选了乌梁海地区的毛皮，还有口蘑几种代表性的物产集合一些相对孤立的案例来进行定位和研究。他选择的这几种都是他认为能够代表内亚边疆的特殊性的，然后再对从这些特色的商品到族群，跟清朝之间是怎么整合在一起等问题进行论述。
张永江认为《帝国之裘》的研究是相对“综合立体、多向度、跨越多知识领域的”，“虽然比起二三十年以前边疆史比较单一的政治研究，单一的视角，我们已经扩展了很多，例如我们在边疆政策，族群专史，民族关系，民族地区的经济史，民族地区的文化史等方面，都有很多新的成果。但是这些新的成果和研究，从研究的范式来讲都是比较单向的，平面的向外延展的研究。比如说蒙古史领域，到现在还没有关于蒙古环境史的著作，研究论文也很少见，少量涉及环境、生态问题的，也不够深入。我们国家边疆民族的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最近一些年，满文档案的出版和翻译，以及蒙古文档案的影印和出版推进很快，比如《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前几年广西师范大学已经影印出版了，包括清代理藩院的题本，乾隆以前的和乾隆以后的都已经出版，数量很大，里面的包含信息很多，但是利用和研究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张永江也认为之后的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中，应考虑充分利用这些文献。
“当然这里面主要的不是资料的缺乏，甚至也不是语言障碍，我想我们欠缺的可能还是问题意识。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整合知识的意向，或者说学术想象力，能够从物的流动，人地关系，商业网络，延伸到社会时尚，再通过社会时尚来体现文化的整合；没有这样的整合不同领域、知识和理论研究的意识，当然也缺少如此多的跨越众多学科的知识储备。这也是学科教育和训练的不足。”张永江说。

宏大的问题与单薄的论据

分享会中，学者们也指出了《帝国之裘》存在问题，张永江提出：“这本书是标准的西方学者以小见大的一种研究范式的表现，它所展示给我们的论据和事实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它要处理的问题是极其宏大的。它跨越若干专门领域，从空间来讲，从所谓内陆亚洲一直到环太平洋，是以一个世界性的视域来观察所谓内陆亚洲的问题的。由此会造成很大的不对称，也就是他要深入讨论所涉及到的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但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事实却是非常不足的。”
此外，学者们认为谢健的一些论断也站不稳脚跟，比如他将东珠和野山参的锐减问题都归结为市场和商业热潮。而清朝对于东北地区的资源是封禁的，是一种独享式的垄断。流入市场的部分绝不是主体。朝廷或者满族上层才是东北这些珍稀资源的消费者，所以东北这些资源的枯竭，市场的原因恐怕只占很小的比例。
还比如清代的蒙古地区的生态问题，口蘑绝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首先是农地的开发，影响到了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其次是森林砍伐，森林砍伐使得今天呼和浩特北边的大青山变成了秃山。而林木砍伐并不是汉人偷偷的个人的行为，这是得到清朝政府允许的，清代在蒙古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城镇、官署、寺院，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的。还有围场的木植，像现在河北承德地区木兰围场是最大的围场。即官方的或者军事上的目的，大规模的需求，使得边疆生态受到了一些影响。

回到“帝国之裘”的这个主题，现场的两位学者都指出，在全球性的皮毛贸易之中真正占据主导性的是俄罗斯，而不是清朝。
“谢健讲的乌梁海地区皮毛贸易，提到了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跨越亚欧的皮毛市场运作情况。大家知道这些野生的动物种群都是在森林当中，而蒙古地区的森林都是在靠近中俄边界地带，到了十六世纪以后，因为俄国势力逐渐进入，这些地区已经不是蒙古独享的领域。俄国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国家的公司，沙皇政府的垄断公司，来猎取销售这些珍贵的貂皮。在俄国境内，俄国控制的包括布利亚特地区在内的西伯利亚地区，对于蓝狐这些珍贵的皮毛和商业利润的追求，使得这些动物的种群大量的减少。中国境内包括东北地区猎取的数量，我不好估计。但是主要是官方和国内消费，有多少流入了国际市场，我是有疑问的。”张永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