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作为现代科学概念的“灾害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由国内从事灾害史研究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正式提出，但是国人对灾害及其社会应对的观察、分析和研究，自古迄今未曾中断，而且深深地嵌入中华文明数千年持续演化和阶段性突破的传统之中，成为中华文明应对各类自然、社会危机的智慧之源和理论基础。进入民国以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人文环境发生剧烈变动，各类自然灾害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群发特征。在天灾人祸交相煎迫下，中国历史迎来了灾害最频繁、灾情最严重的危机年代，“饥荒之国”几乎成为旧中国的代名词。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知识分子，对自然界的异常变动及其对国家、民族和广大民众造成的危害也给予广泛关注，他们推出一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意识和知识风貌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灾害认知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及现代“灾害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国内外学术界对此虽有所关注，并就某些专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但总体来看，无论是对相关文献广度和深度的发掘，还是对灾害研究总体趋势、思想渊源和理论模式的把握，都还有非常大的开拓空间。

实际上，任何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灾害史的研究同样如此。可以说，近代以来国人对灾害认知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除了受到现实生活中重大灾害的强烈冲击影响，也与其应此展开的对历史时期灾害信息的大规模搜集和整理密切相关。就民国时期而言，最重要的灾害史料整理莫过于陈高佣等编撰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竺可桢等牵头整理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堪称中国气候历史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改革开放后，清代洪涝档案史料系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其续编，以及《中国荒政书集成》等大型史料的整理，对推动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前行和发展功不可没。

近年来，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灾害史料的搜集整理已蔚然成风，方修琦、龚胜生、余新忠、郝平、周琼、卜风贤、赵晓华、朱正业、李钢等学者领衔的研究团队，分别在历史气候资料、疫灾史料、医疗卫生史料、民间灾害文献、少数民族灾害文献、古农书、近代救灾法律文献、淮河流域灾害文献以及蝗灾史料的整理和数据化运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就现已整理的民国灾害文献而言，其内容主要还是偏重于灾情、疫情与赈灾、防疫等制度与实践方面，对同一时期已经具备现代科学理论素养的知识精英关于各类自然灾害的思考则关注不够，以致目前的灾害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危机爆发和社会响应，而缺少将两者联结起来的观念仲介或思想桥梁，由此呈现出来的中国灾害史自然也就是一部不完整的缺乏思想深度的灾害史，远不能满足当前我国灾害研究新的发展需求。

有鉴于此，二〇二〇年后，我们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大国减灾：成长中的中国灾害学”，专门组建了一支新的研究团队。我们本着保留原貌、应收尽收的原则，对民国时期有关灾害研究的论文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务求摸清民国灾害研究学术论文的“家底”，再辅以已出版的相关专著，当可展现民国灾害研究的全貌。这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灾荒研究团队早年依据民国时期编纂出版的相关学科文献索引搜集到的大量涉灾论文为基础；第二阶段则是按当代灾害学基本理论和概念，制定比较详细的“灾害学关键字设置及分类”，并据此对民国时期的期刊文献进行检索，并对其进行初步的分类，主要包括水、旱、疫、虫、气象、地震、水土保持、灾害史和综论等方面；第三阶段是利用既有各类学科的期刊论著索引，选取民国时期涉及水利、火灾、气象、地理地质、农业（含植物学、昆虫学等）、医药卫生等领域的近六百种专业期刊，逐期逐篇阅读筛选，以增补第二阶段遗漏的文献。此外还利用部分数据库资源对前三阶段遗漏的文献进行补充。如此多途并举，最终搜集到民国灾害研究论文共一六〇一篇，其中原创性学术论文一四五六篇、译文一四五篇。按照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不同，可将这些文献大致分为灾害综论、气象灾害、地质地貌灾害（含地震、沙漠化、盐碱化等）、生物灾害（人际疫灾单列）、疫病与公共卫生、火灾与公共安全（含建筑物火灾、森林火灾、矿难等）、环境变迁与资源保护（含人口过剩、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等环境灾害及其应对）、灾害史等大类。这些论文和译文的年度发表情况，如图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时期的灾害认知与灾害研究工作同前后历史时期都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文献搜集过程中，我们还收录了两篇分别发表于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五〇年的论文，以及一篇发表于一九一一年的译文。但为了更好地呈现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的研究情况，未将这三篇文章纳入统计。故图一展示的论文和译文分别为一四五四篇、一四四篇，共计一五九八篇。总体上看，民国灾害研究文献数量庞大，除个别年份外，基本每年都有新的论文或译文问世，其阶段性起伏趋势也大体一致。依政局和灾情演变形势的变化，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如表1所示：

具体而言，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是民国灾害研究的起步阶段，此时民国初创、形势纷乱，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很少，但上述主要灾害研究领域均有论文或译文问世，呈现“多点开花”的态势。特别是受清末东北鼠疫的影响，探讨传染病原理及防治的论述占据了这一时期发文总量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六。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八年是稳步发展阶段，各领域研究成果总量和年均发文量都明显提高。特别是由于一九一七年畿辅水灾和一九二〇年北方五省旱灾的发生，探讨水旱等气象灾害的论文、译文迅速增加。同时，有关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讨论亦很热烈。地质学家翁文灏、气象学家竺可桢是这一阶段发文较多的作者；发文期刊增至七十一种，其中《中华医学杂志（上海）》《东方杂志》《科学》数量最多。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年是迅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北洋军阀统治结束，国内政治局势稍形安定，但重大灾害频频发生，相关论文、译文数量均出现大幅增长，其总量占已搜集文献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九，尤以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为著，多达百余篇。受西北大旱、江淮大水等重大灾情影响，气象灾害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同时，对灾害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的综合探讨明显增多，关于火灾等公共安全问题、环境变迁与资源保护问题的讨论也开始集中出现。一些对中国防灾减灾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如李仪祉、张含英等，开始频繁发表研究成果，发文期刊也增至二五二种。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是缓慢发展阶段，受全面抗战爆发的影响，年均发文量急剧下降，特别是一九三八年论文数量从上年的九十九篇锐减至十七篇，译文也从上年的十四篇锐减至四篇。即便如此，各领域的研究并未中断。此后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起伏不定，译文数量总体保持稳定，发文总量和年均发文量均高于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八年。李四光、任承统、凌道扬、顾颉刚、蒋杰、潘光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均在这一时期分享了诸多新的研究发现，尤其是关于环境变迁和资源保护的讨论势头不减。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是回落阶段，受国内局势影响，年均发文量降至三十三篇，但仍高于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八年，各研究领域依然各有创树，并未完全因时局变化而停止，环境变迁和资源保护方面的议题继续吸引着学者们的目光。

总体来说，民国灾害研究不仅呈现出阶段性的持续推进态势，其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展，既包括长期以来受到普遍关注的水旱震蝗等传统自然灾害，也包括在现代科学观照下新识别或新命名的自然灾害，如病虫害、传染病、沙漠化等，还有人为导致的环境灾害，包括植被减少、水土流失以及大气污染、水污染等；既有对所处时代人口、资源、环境、卫生等国计民生问题的关怀和分析，也有对灾害历史的考订和回顾。从研究主题来看，对中国社会危害最大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震灾和疫灾，总是在灾情爆发之后激起学界讨论的高潮；但也正是在一波波突发性灾害的冲击下，学界对隐匿其中的渐进性灾害如干旱化、沙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等，也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出现了有关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的大讨论，令人惊异。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证之以同时期出版的代表性著作，其主要研究领域在民国初期即已发轫，至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已出现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并于三十年代初步形成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灾害学理论体系，且有诸多学说相互竞争，各自构建出不同的灾害阐释路径。所有这些，均显示出灾害研究本身固有的跨学科特质，其理论基础涵盖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气候学、土壤学、生物学、医学、公共卫生学、水土保持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并且与同时代国内外宇宙观、世界观和认识论的转换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展现出研究者开阔的观察视野和宏大的学术抱负。从研究的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灾害观察者和研究者不再像前人那样，通过来华传教士、科学家、海关官员的译介或报刊来间接地取法西方，将西方防灾减灾的观念、知识和技术移植、套用到中国社会；他们绝大多数在欧美、日本或其他国家接受了较为完整系统的现代科学教育，受过较为严格的科学思维训练，同时对中国积贫积弱、饥馑遍地的现实有着具体而痛切的感受。他们对中国灾害的研究和思考，既具有国际视野，同时也努力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力求走出一条本土化、中国化的防灾减灾之路，其中纵有诸多谬误或不尽完善之处，也值得后继者在此基础上展开批判性的思考。

传统中国在自然灾害的成灾动因、形成机制、社会影响乃至人为响应等方面已经形成了系统化、整体性的认知，从现代科学思想的角度去观察，这样的认知固然不乏朴素的自然主义传统，也就是把灾害的发生归因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力本身（即所谓“天行有常”）的变动，是谓灾害动力的“天人相分论”，但是占绝对主导地位且持续数千年的，还是以“天人相与”为基础的“灾害天命观”或“灾异观”。这样的灾异观，事实上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核心要素，是历代王朝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在这样一种传统的人文化的灾害解释体系中，“天变”与“人事”之间不仅存在直接而紧密的关联，而且“天”通常并非灾害形成的直接因素，而仅仅是扮演了灾害发送者（降灾者）的角色，真正导致灾害发生的恰恰是人类自身，尤其是统治者的失德和劣政。故其减轻或消解灾害的落脚点，虽然免不了寄托于“天”，但其前提主要还是统治者的道德醒悟，进而通过制度本身的调整改善社会状况，达到“天和民乐”的和谐局面。这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灾异理论，反映了“敬天保民”的政治伦理，构成了对统治者的警示、规劝和监督。但也要看到，这套灾异理论是与专制主义、皇权政治相伴生的。对于人主而言，究竟是“敬天保民”还是“欺天害民”，取决于其个人的政治品质和官僚集团的政治操守。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的灾异观，一方面不能低估、忽视其敬天、修政的一面，毕竟其对于国家灾害治理和王朝统治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其对“人事”约束的有限性，在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下，对于“天道”的神秘化塑造或“神道设教”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

事实上，把传统中国不同于灾异论的“天行有常”式的灾害解释为自然主义，不免有时代错置之嫌。古人的“自然”虽然也与“人工”相对，但基本上是用来描述包括人的行为在内的非外力强制的自在自发的本然状态。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实体化“自然”概念的引入和传播，原本具有多重意藴的“天”逐渐被物质化和对象化，并和“地”一起被纳入“自然”范畴；与此同时，“人”则完全独立于这种实体化的自然之外，成为认识“物理自然”这一客体的“理智”的主体，人们不仅强调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重要性，也突出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对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重要性。这种趋向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虽有所表现，但极其有限。晚清时期，一些具有改革意识的思想家积极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抨击旧式天命观念，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天命与人事关系的新思考；但另一方面，迷信势力依然庞大，下层民众及上层保守势力“在神权的约束或掩护之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工业化风潮”。伴随着帝制的终结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近代化观念终于挣脱皇权和儒学的桎梏，赢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灾害的认识正是在这样一种对“天道”的祛魅和解构过程中继续展开的。一九一六年，竺可桢批评国人将风雨雷电视为“天庭不测之象”的看法，呼吁重视雨量观测，提出中国雨量的分布与多寡，取决于信风之强弱、地形之高下、风暴之径路等三个因素。一九一七年，姬在澧在关于地震的研究中也指出：“地震者，乃地心与地壳之变化，遂生颤动而传及地面者也，实与天命人事毫无相关。”宋健则质疑“风者百病之始”的传统学说，提出传染病的形成大致有接触传染、空气传染、饮水料传染、土壤传染、食饵传染、下等动物传染六种途径。其后，竺可桢又在其雨量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农作物之种类视乎气候而定，而以雨量温度为最要”。他还指出，太阳黑子多则长江流域风暴多，雨量亦多；但黄河流域则相反。

诸如此类立基于现代科学理论的新型灾害观，于今日而言自是耳熟能详的科学常识，但在当时不啻为对传统“天命”观念的彻底摒弃。它表明，实体化的“天”不再是需要无条件信仰和膜拜的超越性力量，而是可供现代科学认识和研究的对象，空洞的“敬天”说教开始让位于具体的“问天”探索。不仅如此，在对这些自然现象作出科学解释的同时，学界还对国人的蒙昧和迷信观念进行了更加彻底的反思和批判。一九二一年，面对北方地区的旱情，陈其田痛陈“国人迷信天命学说”，指出“人力做到的地方，所谓天命就消灭了”，“人力可能管理风雨”。竺可桢则将当时流行的祈雨、禁屠行为斥为愚民政策。也有学者如张其昀对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作了既合于科学原理又富于“同情之理解”的分析，强调水灾与旱灾均为“雨水不调”所致，我国各地雨量变化太大，历年雨量分配极不均匀，“到了不均达于极点的时候，人民非常痛苦，又不知其所以然的道理，遂创造出许多关于龙的神话”。

当然，民国知识界对“天”的祛魅化认识，并不意味着将灾情简单诿过于自然界，他们进一步将自然界的变动与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区分开来。例如，梁庆椿在《中国旱与旱灾之分析》一文中对“旱”与“旱灾”之异同展开辨析，认为降水量减少导致的“天旱”，如果没有干旱区域其他社会经济条件的配合，就不一定会形成“旱灾”。这就为在新的自然观、宇宙观指导下重新探讨人类活动在灾害生成与扩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打开了思维空间，也就是说灾害形成过程中人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也得到了科学化的解释，不再表现为传统灾异论中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勾连起来的“人祸”。有学者在分析华北地区的灾荒时指出，华北地区的雨量和雨季都足以发生水旱灾害，黄河的周期性泛滥、土壤含沙量大也是造成水旱灾害的原因，华北灾荒则主要肇因于人口过剩、农业经济不振、交通不便。有学者对饥荒“一般地是由于天灾，小部是由于兵匪等的人祸”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人祸所造成的灾荒，不在天灾之下”，具体包括国际资本主义、封建政治、过剩人口、资本主义、军人勒种鸦片等因素。也有学者从自然、文化、民族心理、社会结构等方面对灾害的肇因作了系统阐述，认为就自然因素而言，主要包括气候和地境，前者涉及雨量、温度，后者涉及地形、地质；文化因素则包括经济和政治，具体体现在森林、水利等问题上；而国人把自然界的变化当作神灵感情和意志反映的“灵物二元论”，是造成灾害的民族心理因素，因人口减少、迁移造成的农村经济破产等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也加剧了灾害的破坏程度。

选自《中华减灾文献萃编·民国卷》目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还有学者立足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矛盾对天灾人祸的相互关系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思考。秦含章在探讨西北灾荒成因时明确反对将其归于人口过剩和交通不便，认为严苛而频繁的捐税、征粮，强种鸦片，以及封建势力之间的长年战争等“封建暴力”才是致灾因由。方华提出天灾与人祸之间没有本质差异，“同样地是现社会制度的矛盾中所产生的成果”。有学者进而认为，饥荒盛行源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造成的农村崩溃。章乃器指出土地私有是封建势力的基础，那些导致水灾加剧的沙田、湖田恰是“豪绅的专利品”“官僚的摇钱树”。吴文晖则对封建性农村经济作了更全面的概括，指其包括土地利用劣化、地权集中、农产减少、外国商品输入增多，以及高利贷、典当、预卖预押农作物等，认为每次灾荒之后，农村土地所有权都会进一步与直接参与生产的农民相分离，而集中于非生产的地主、官僚、军人、富商和高利贷者手中。现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邓拓（笔名邓云特）通过对我国数千年救荒史的反思性回顾和批判性分析，进一步指出，“自然条件虽为构成灾荒原因之一，而实非终极之原因”，“我国历史上每一次灾荒之爆发，若细究其根源，无一非由于前资本主义剥削，尤其是封建剥削之加强所致”。

因此，相较于传统灾异论主导下的专制社会一面“视民如伤”、一面又“务在弱民”的灾害治理术，这些研究和思考对“人”的关注显然更加具体和真诚，悲天悯人的传统情怀在新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框架下彰显出关注弱势群体、追求社会公平的人道主义内涵。可以说，随着知识界对“天道”的对象化定义和祛魅化阐释，民国时期“天”与“人”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从盲目而执拗地“敬天”走向科学而主动地“问天”的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天人关系得以在具体的自然环境、人口状况、社会情境和阶级关系中被重新认识和理解。这并不是简单地要使人与自然彻底分道扬镳，而是要在新的思维路径下更加科学地界定二者的边界和相互关系，使自然界和社会界的诸种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得到更加具体和深入的体察。与此同时，人作为具体的社会性存在，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视域中得到更加清晰、更加合理的揭示。作为致灾之人，其不再简单化地从统治者或普通民众的德行有亏中去寻找致灾之由，而是从人的生育行为、人的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中探讨人类行为与灾害形成之间的关联；作为受灾之人，其焦点不仅是某种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还包括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以及对被压迫群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同情，由此形成的关于灾害原因和规律的解释，既合于科学原理，又富于人情人性，是现代性的新型宇宙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灾害科学观的构建和发展并不能掩盖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立场、不同学科背景以及对于灾害的不同体验而形成的对于灾害的多元化阐释，他们之间相互争鸣，共同推动了现代中国灾害学的生成。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包括代表性著作），从清末到民国，国人关于灾害动力和成灾机制的解释，除了业已提及的竺可桢等自然科学学者提出的自然要素周期变动论之外，至少还有以下数种：其一，是马尔萨斯式的人口调节论，此以陈长衡、蒋杰等人口学家为代表；其二，是以潘光旦为代表的人文生物史观，在他看来，“环境、民族与制度是一个不可分的三角关系的三边”，要研究中国社会的变迁包括灾害问题，“这三角关系是不可一日忘怀的”；其三，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中国灾害史研究影响最大的，则是邓拓等人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灾害观，这一灾害观既反对单纯的自然条件论和人口过剩论，也与潘光旦的生物进化论大相径庭，它更关注的是以生产关系为主导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失调和社会制度的异动，颇类似于今日灾害学理论中“社会脆弱性”的分析。此类研究之后虽遭遇不同的命运，但都是今日构建灾害学理论不容忽视的重要知识遗产。

除了宏观层面的学理思辨，民国知识界还在逐步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灾害及其复杂影响进行深入、具体和系统的观察。这首先表现在诸多学者利用现代科学开展的各类灾况调查上。

早在一九一〇年，美国红十字会全国委员会就曾派工程师詹纯到江苏、安徽进行水灾调查。他发现“管理之人于治河之道无专门学识，甚至测量一层，究如何而后可臻完善，亦未闻有其人”，指出中国学者应详细调查国内年中雨水、山川形势等问题。这些课题在此后民国学者的努力下得以不断推进和扩展。一九三〇年，水利研究会对华北地区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八年的旱灾以及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九年洪灾的具体情形“竭力搜集，重加整理”，形成华北各省每年灾患统计，且通过图表“指示灾区之面积与受灾之轻重”。不过，这项调查主要依据华洋义赈会历年形成的文字记录，尚未开展实地调查。一九三二年，面对上年江淮水灾的惨祸，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卜凯的主持下，采取标样调查的方式，分别设计农家调查表、村庄调查表、县调查表，务求“所搜集之材料代表该县全部灾区之受灾情形”，最后形成《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有研究认为，卜凯等人主持的这次水灾调查，以西方统计学为主要方法，调查范围广、内容全面细致，调查人员团体合作、专业化程度高，形成了“户—村—县”三级调查体系；不足之处是缺乏重灾区的调查材料，未深入江淮流域城市内部，没有实地考察田地、堤坝的排洪排涝能力，难以反映水灾的综合性影响因素，难以了解民众具体生存状况及民众与乡村社会间的互动关系。

对于这些问题和局限，当时的学者也在探索解决方案。一九三三年，周宗莲就洪水灾后的调查方法作了探讨。他指出，水灾调查应组织调查队开展，除长江和黄河外，每河组织一队，每队包括工程师两人、测夫八至十二人，携带必要的工具和参考资料；在测量洪水位和洪水量时，应以多而可靠为佳，各点间距一般在一至五公里。对损失的调查，可采取直接调查法和比较法，综合考察农产物、房屋、工厂、铁道、公路、牲畜、工商业、交通运输等方面；对致灾原因的分析，应聚焦气候变化、河槽宣泄不畅、沉淀泥沙粗细、两岸崩塌裂痕等因素。这些观点充分考虑了开展水灾调查的诸种技术细节，兼顾自然、社会、经济、民生等多种因素，反映出民国学界在灾害调查理论和实践上的逐步完善。

相较于卜凯的水灾调查，人口学家蒋杰对关中大旱及其引发的饥荒与农家人口关系的调查与讨论，可谓别具特色。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国内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运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对受灾人口进行的社会调查，揭示了灾害对区域人口数量、人口空间分布、人口结构与组合以及人口素质的爆发性和长期性影响。他们从灾前、灾期和灾后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探讨了灾前人口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失常表现如何导致天灾、疾病、饥馑等的发生，进而导致人口质量的下降，最后据此提出了生育控制和社会改良等一系列改变人口病态的解决途径。

事实上，其时有关水旱及其他各类灾害的成灾机制、自然社会影响以及救灾建议的提出，大多建立在对灾害现场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四川茂县发生大地震，宋良田等学者受国民政府事业部地质调查所委托，前往灾区调查。他们发现，“岷江上游断层线极多，为该区域位于地震带上之主要原因”，地震崩下岩石将岷江堵塞成三大堰，水流盈溢而出，引发了严重次生灾害。一九三四年，谢其炳以广东翁源县为例，对四十二种害虫及其引发的虫害作了调查，指出“害虫防除问题不得到解决时，农业发展必无希望”，“第一步须先研究三化螟虫于该县环境下之一年之生活史，以便得知其各世代之生长期，方能定出防除计划”。对于疫病和公共卫生的调查更是不胜枚举。

全面抗战爆发后，学界对灾害的调查并未因战争而中止，反而在各界对民族危机的深切忧虑中不断推进。一九四二年，美国学者罗德民与中国学者共同组成西北水土保持考察团，在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系统考察。他们把西北地区划分为河西走廊、草原地带、黄土高原三个区域，建议西北地区的水土保持应以“地尽其利”为原则，利用不同的耕作方式，限制畜牧、保护森林，改良耕作习惯，采取建设留淤坝等工程措施。这是一份对此后围绕中国水土流失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和治理实践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科学考察报告。

除对现实灾情的调查研究外，学界还开始对我国历史上的灾情及其规律进行探讨。早在一九二五年，竺可桢即对我国气候变迁作了考察。他认为，气候的主要分析指标是雨量和温度，但我国历史上对此二者并无准确统计。他通过分析“雨旱灾荒严寒酷暑”等现象的史料记载推断：东晋与明代中期我国旱灾特别多，南宋时黄河流域常常亢旱，而长江流域则时有风暴，雨雪丰盛；以温度而论，南宋及元似较低，而明代中叶则较高。他还梳理了我国古籍中关于季风的记载，并通过对苏轼诗文中“船棹风”（即东南季风）的表述以及相关气象数据的分析，提出“船棹风主旱”的论断。此后，姚宝猷通过分析史料记载中象和鳄鱼栖息地的变化，提出唐代以前我国北方气候还很湿润和温暖，这种情况在唐代开始发生变化，宋代更加干燥，象和鳄鱼逐渐稀少终至于绝迹，黄河流域的竹和稻大约也是在宋代日见减少，反映出气候变化对动植物分布和经济结构的影响。

为了对历史上的各类灾情形成系统化认识，也有学者开始更加全面地搜求和爬梳史籍。王树林利用方志和《清史稿》，统计了清代被灾州县、钱粮蠲免情况。高迈则指出，人们虽然可以从“二十四史”的“五行志”以及《东华录》、地方志等史料中找到不少灾情记载，但“是否可靠，还是绝大的问题”。因此，应注意时间上的断代研究和空间上的分区研究，以求在各专题内实现对史料的全面搜集和细致辨别；应注意灾害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注意比较研究，坚持“动”的观点，观察演变和频率的关系。在史料运用上，应综合使用官书、档案、志书、私人著述、定期刊物等各类资料。邓拓进一步强调，对我国灾情记录的系统整理和统计，“实为了解我国历代灾荒真象之必要前提”。通过对我国历代史籍的剔抉钩沉，邓拓编纂出《中国历代救荒大事年表》，并以此为基础概括出中国历代灾害发展的趋势和特征，进而对中国历代救荒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奠定了后世救荒史、灾害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和实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在利用这些调查展开分析时，不是就灾言灾，将其视为孤立的个别现象，而是试图以现代科学理论将灾害与现实生活和历史进程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力图透视其与中国神话众多不为人知的深层次互动过程和相互作用。邓拓《中国救荒史》中对于灾害与历史关系的揭示即为显例。竺可桢则发现气候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指出人口在冬夏两季的集中死亡并非出现在最热的七月和最冷的一月，而是分别在八、九月和二、三月，“这多半因为人身抵抗力经过夏天的酷暑和冬天的严寒以后，慢慢地减少了，而病菌遂得乘机已入的缘故”。潘光旦从更宏观的视角，凝练出环境、民族、制度三个核心概念，指出我国历史上“不断的水灾旱灾势必在人民生活上引起变化，第一步是经济的，即生活越来越逼窄艰苦，第二步便不免是生物学的，即人口中间，身心品性比较适合于逼窄的经济生活的分子倾向于继续生存繁殖，否则倾向于死亡”，“环境既予取予求，民族与制度就将错就错，挣扎的机会无多，奋斗的努力更少”。这一学术发现，将灾害与整个民族的文明形成和发展命运勾连了起来，展现出宏大的理论视野。

可以看到，民国知识界在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视域下，运用资料整理、实地走访、数理分析等多种方法，综合考虑中国社会诸层面的复杂因素，对彼时的重大灾情作了详尽调查，对历史上的环境变迁与灾害形势也作了初步的具有啓发意义的回顾。这些研究使灾害的形成原理、传播机制和社会影响等重要问题得到科学认识和广泛关注，也使灾害逐渐成为观察我国数千年历史变迁和民国一系列社会扰动的重要视角。

研究灾害的目的在于治理灾害。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文献显示，“治本”是当时各界学者孜孜探索的学术和实践目标，而“科学”则是时人实现这一目标的抓手，其时日趋流行的理念是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解决灾害问题。一九二一年，竺可桢呼吁国家多设气象台，加强对气候变化和灾害事件的观测、统计、研判和预报，以应对农业、航运业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急切需求。此后他又进一步提出要“实测各州县历年之雨量，洞悉各种农产水量需要之多寡，然后因地择相宜之农产而种植之，使季候不致失时，旱潦不致常见”。一九三四年长江中下游大旱，不少学者呼吁电力戽水灌溉，认为此举可保证土地“年有丰足之收获”，田价也因此提高。也有学者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灾情提出治理设想。聂肇灵从员工训练、经费筹措、外部合作等方面，规划了铁路水患的防治原则。张剑鸣以南京为例，对城市水患展开分析，指出“若求治本之法，则在江水未倒灌之时，莫如设置完善之下水道，使市内无地有不能泄水之弊，而在江水倒灌情形之下，下关江边一带以填高土基为最妥办法，城内则设置抽水机抽水，及隔绝一切外来之水源，并利用城墙以为天然之堤岸”。

在具体减灾救灾举措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一方面对我国相延日久的工赈、粮赈、平粜、收容、仓储、守望相助以及开荒、施肥、改种、植树、修河、整顿吏治等措施进行系统的整理，一方面则以现代科学思维对其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进而与当时中国的农村危机和农村破产联系在一起，提出“建设救灾”的口号。一九二九年，张镜予对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创办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验进行总结，认为“使农民平时有所积蓄，到荒年的时候，不致立时饿死，也是一种防灾的良法”。有学者进而设想，生产合作社是赈灾的有效形式，可以发挥灾区农民旧式手工业的作用，“养成人人有谋生活之技能与信仰”，所得收益“悉按公司性质，全为人民所有”。也有学者提出，应实行奖励生产和保障储蓄的政策，以此获得最充分的救灾准备金。亦有人主张进行农业保险合作，其经营的原则是，有全国统一的系统，有广大的业务区域，能够兼营风险业务、统计人口、测量面积、调查经济、建设交通、调剂金融、统制粮食等多种业务，具体办法包括扩大宣传、预缴保险费用、制定按比例赔偿制度、合理运用保险费用等。

事实上，晚清以降已有不少思想家提出“工商济赈”、发展近代农业等治本性的救荒设想，对于推动中国救荒机制走出小农经济的窠臼，无疑具有重要思想意义。民国学界则更加自觉和熟练地运用现代管理办法和金融工具，将这些讨论推进到了实践层面，希望通过整合农民力量、盘活农村资源，谋求救治农村灾荒、改善农民生活的治本之策。这是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关注农民问题、挽救农村危机的种种理论和实践探索在灾害治理中的体现。

尤需强调的是，民国知识界发现，“救灾最后之目的在使无灾发生”，而其上策是“驾驭天然”，亦即处理好人类社会与环境、资源的关系。针对当时备受关注的治黄问题，郑德坤总结出了湮塞法、顺自然疏导法、分水法、堤防法、截弯塞直法、人工湖泊法、合河淮江法（引黄入淮、引淮入江）等，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治水的工程经验。也有学者开始跳脱出单纯依靠工程技术的思维框架，寓治灾于环境保护之中。尽管先秦时期我国就已萌发森林保护意识，洋务思想家更是提出过全国绿化的主张，但植树毕竟是需要精细操作技法的科学工作，必须对林木种类、种植方法、经济效益等问题有科学认知和系统研究。民国学界曾为此付出大量的努力。续掌元积极引进“保安林”概念，指出保安林具有预防水旱、涵养水源、保障公众卫生、利便渔业、防蔽风沙等作用，应当设立林业机关，将天然林编入保安林，大力发展保安林事业。林刚根据日本保安林建设经验，提出这样的保安林应建在江河上游，“以保护土壤、涵养水源，或点缀风景之用”，同时应禁止任意采伐和开垦。任承统在其森林植被与土壤侵蚀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万物平衡”“永续富源”之道，强调农业生产应当“宜农者兴农、宜牧者兴牧、宜林者兴林，因地制宜，更由粗放而变为集约”。

顺此逻辑，一种将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与经济、社会的改造联系在一起的治理理念逐步形成。全面抗战时期，张之毅提出“水利经济”概念，主张从经济全局中谋划水利工作。他指出，水利具有关联性，也具有排他性，在开展排洪等防治水害工作的同时，也要关注灌溉、航运、发电、排水、地下水利用等兴利之举。张兴创则基于对甘肃天水小陇山森林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提出了“森林社会”的概念。抗战结束后，农林部对甘肃天水水土保持试验进行初步总结，指出水土保持工作要“稳定生产，保护资源”。葛绥成强调，保护资源需要大量的资金、精密周到的计划、优秀的技术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力，“根本还是在怎样唤起民众，明了森林的重要，引起人人能自动起来保护，爱惜森林”。国民政府水利部水利工程示范处也发行《蓄水保土浅说》，介绍了合理利用土地、改良耕作方式、植树种草、实施沟洫法、兴办水利工程等蓄水保土措施。一九四八年，中国农林、水利、地政等二十一个学术团体发表《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计划建立和充实长江、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据点，控制黄泛区的沙地，在茶园、果园、油桐种植区域等广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培养和训练水土保持技术人才。

可见，到了民国末期，广大知识界在资源利用与保护问题上，已形成比较统一的思想认识和一定规模的学术声势，不仅明确了林、水、土等要素的资源属性，丰富和扩展了对这些自然资源的利用思路，还把保护资源、防治灾害与社会改造和国家民族前途联系在一起，开展了综合性的考察。此种“万物平衡”的学术理念和实践抱负，尽管还笼罩在其时日渐盛行的征服自然的科学氛围之中，但已经显露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学精神，有助于引导人们去克服简单的工程思维和粗暴的征服欲望，更加有效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当代中国正在涌现的灾害生态观的萌芽。

近代以来，正确认识和把握“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始终是盘桓于国人心头的难题。如前所述，没有对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理论、方法的接受、消化和吸收，就不会产生民国知识界新的灾害认知和治理设想，而且这些学者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或与海外学者、研究机构保持着密切往来。因而，如何处理域外经验与民族立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全面认识民国灾害研究时值得关注的问题。

身处动荡的后发展国家，借鉴他国经验几乎是民国知识界的“本能”选择。一九二一年，陈隽人就从病原、病状、传布、防治四个方面，对角点病、腐烂病、凋萎病、根瘤病等美国主要棉花病害作了介绍。此后，蔡源明论述了日本在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后采取的灾害预防工作。马骏超对世界范围内的蝗灾形势作了分析，提出各国治蝗，主要采取农业防治、立法防治、机械防治、药剂防治、人工防治、自然防治等措施。杨惟义进一步概述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治蝗经验，如苏联、美国用飞机喷撒毒药、毒饵，南美地区以铁板作障，列为八字形，将蝗虫拦聚一处，聚而歼之。李仪祉详细考察了德国防洪和堵口的经验，指出堵口工程的要点是“一须备料充足，二须工厂布置得宜，三须利用时机，不可错过”。

还有学者从经济模式、政治制度等层面对国外的减灾经验作了探讨。杨端六在一九二〇年就关注到与中国处境相似的印度，认为该国“经济组织犹善于中国”，“我国欲免除饥馑，非振兴工商业不可”；一九二九年，张镜予在探讨农村信用合作问题时，援引了德国平民银行的发展例证，提出“我国必须设立借款会社，使会员互相担保，不必以产业为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少学者对苏、美两个大国的减灾经验产生兴趣。一九三七年，李振院认为，苏联“在集体农场的组织之下，在系统应用科学方法管理之下”，克服了旱灾的不利影响。一九四五年，陆朔以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总局（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为例，介绍了美国流域管理经验，如运用统一方式发展天然资源、促进私人企业发展、实行分权制、行政事务不受政治影响等。张含英在美国考察，“作反覆之探讨，及经年之观察”，认为美国广设相关研究室与实验室，并由联邦政府拨定基金等举措，是推动美国水利事业取得进步的关键原因。抗战胜利后，国人痛定思痛，回顾日本占领期间的治黄工作，在批判“倭人吸取华北血髓”的同时，也客观指出日本东亚研究所开展的有关研究“规模之庞大，步骤之精到，多有使吾人愧对者”。

不过，对国外经验的积极引进、介绍，并不意味着民国学界已经全盘接受和遵从了这些经验。相反，不少学者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与海外学者进行了讨论。竺可桢从灾害角度提醒国人，不必在西方现代化成就面前妄自菲薄，因为“欧洲各国旱潦之多，远不及印度与中国”。在具体问题上，中外学者的对话则更为热烈。一九二六年，沈怡从美国归来，曾就黄河上下游治理孰先孰后、如何治理河口、如何选择入海干道等问题同德国水利专家恩格司进行探讨，提出了治下游远重于治上游、治下游必须治河口的观点，并设想在黄河两岸多植树木、创办河工实验室、办理飞机摄影测量等事宜。其后，一九三二年六至十月，恩格司在德国奥贝那赫组织水工大模型试验场进行治导黄河试验，李仪祉、沈怡等中国学者通过致信等方式与恩格司进行了讨论和商榷。

其他方面，竺可桢客观分析了气候影响下中西房屋设计选址的区别。他认为欧洲有冬无夏，为节省煤力、电力起见，住屋宜矮小；我国长江以南夏长冬短，并不适合照搬这种设计理念，而且不同于欧美“终年以西风为多”，中国“终年之风多自东来，故行政区住宅区应设在城之东面”。章柏雨、汪荫元梳理了各国仓储制度的发展情况，指出我国常平仓建设应借鉴欧美经验，同时结合本国情况，调查各地主要农产在平常年的生产、消费和流通情况，酌定丰收时每年购储的数量，务使各仓库有固定数量的囤积。

以上学术讨论，反映了民国灾害研究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求实态度，也体现出中国学者试图在平等基础上与海外学界开展对话的努力。另一方面，西方学界也在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中产生了新的学术发现。前述美国学者罗德民即曾指出，“美国进行护林，基于中国森林砍伐事例而为借镜”，并建议国民政府派人赴美就水土保持开展考察和实习，同时承诺向水土保持试验区提供全套仪器。有研究指出，正是美国学者在中国参与防洪、救荒的过程中发现了影响土壤侵蚀的因素，并在多个流域进行类似研究，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美国形成了独立的土壤保持科学。事实上，不管是中国学者的独立研究还是与国外学者的合作研究，其本身既是中外学术交流的产物，也反向推进了国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讨论，如此循环互动，当是其时全球现代思想流转的重要内容。以后的研究尤须留意发掘此一方面的诸多联系，作更加精细的实证探讨。

还要看到，尽管当时我国学者对我国传统灾异观及其孕育的各种灾害解释持批评态度，但彼时的灾害研究并未完全陷入对民族传统和民族遗产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立场，而是在面向现代文明的同时，努力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可传承、发扬的思想资源。竺可桢虽批评我国历史上没有留下可靠的雨量、气温记载，但同时也表示，诸如调查雨量这样的气象学方法，“我国自汉以来即有之”。章元善强调，我国自上古以来形成的“政在养民”的政治传统，“对于民生休戚，悉心规划，饥馑凶荒，视为急务，不特临事讲求荒政，并且先事预防，设为官守，实系中国政治之特色”。

在救荒举措上，于树德较早梳理了常平仓、社仓、义仓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特色，认为常平仓和义仓都有赖于政府，应该用自治自助、互济互助的精神改良社仓，使传统仓储制度在现代社会重新发挥作用。此后，唐庆增、张鸿藻分别分析了林希元、方苞的荒政思想。唐庆增认为，中国古代在社会救济领域留下了丰富的治理思想，“国人甚可以以此自傲也”；张鸿藻将方苞的救荒思想归纳为积极备荒和消极备荒两方面。蓝士琳详细解读《康济录》中的先事之政、临事之政、事后之政，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除“奏截留”无从仿行，“急祈祷”因属迷信而不可提倡外，均有可供仿行或参考之处。与这些个案分析不同，徐锺渭立足中国历代荒政制度的整体性变迁，指出我国传统荒政发端于《周礼》“荒政十二”，其弊病在于“奉行者之侵刻、非法”，其中足以师法后世的，只有仓库制度和青苗法。邓拓继承和拓展了这些思路，从积极、消极两方面总结和评价了中国古代的救荒思想和救荒政策，形成了关于中国荒政的总体分析框架。还有部分学者对古代几部荒政要籍的撰著背景、版本流变和主要内容作了评述。

另外，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民国知识界在与西方学界的交流对话中保持着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民族利益的维护。竺可桢虽然介绍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建设气象台给予的各种帮助，但也明确指出“夫英法各国，非有爱于我也”，“我国政府社会既无意经营，则英法各国即不能不越俎而代谋”。徐宗士则揭示了帝国主义制造灾荒的机制，指出“帝国主义本身是造成、扩大和延长中国近年灾荒的终极的主要原因”。九一八事变后，续掌元对日本帝国主义滥伐东三省森林的行为提出严厉谴责，并呼吁国人予以坚决抵抗和制止。还有学者针对当时各地的灾情，进一步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较之殖民地还要苦一层”，自然灾害的加剧导致农村经济更形萎缩，购买力不断下降。到中国命运即将发生转折的一九四八年，学界还翻译了苏联国内发表的文章，介绍“只有苏维埃国家和集体耕耘制度，才为克服旱灾和争取高度而稳定收成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资本主义不仅无力实行有计划地改造自然，而且就连克服对于自然财富的掠夺性的使用法也办不到”，“社会主义制度已为土地生产力的发展开拓出前程无限的远景”等观点。

现有研究认为，近代以后，由西方国家炮制的所谓“文明等级论”渗透进东方知识界，深刻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生成、建设和发展。这一过程也被部分学者称为“自我殖民”。但必须看到，正是在“走向世界”与“昌明国粹”的张力中，在“半文明国家”带来的耻感刺激下，数代国人奋起探索，以求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为中国谋得一席之地。对于灾害这种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民国知识界没有僵化地固守传统经验和知识结构，也没有在西学面前陷入过度焦虑，更没有盲目屈从西方话语、照搬他国经验，而是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一方面承认并接受西方科学话语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努力从国情民瘼的角度出发、开展自主研究和平等对话，同时对帝国主义保持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在吸取西方经验的同时坚守民族立场，形成了学习交流与自立自强并重的灾害研究模式。这些学术努力在参照比较中深化了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灾害救治经验的认识，也加强了对民族传统减灾文化的整理发掘，有助于在文明互鉴中建设中国式的灾害学研究体系。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灾害研究的奠基阶段。在西方的影响下，民国知识界自觉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来认识和解释灾害，并在对天灾人祸的综合分析中发现了灾害背后的政治压迫和阶级斗争，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与此同时，现代灾害调查也在实践中逐步走向全面和深入，对灾害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虽然刚刚起步，却也成就非凡。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灾害的视角观察历史、分析现实，并提出了诸多涉及政治、经济、民生等领域的灾害救治设想；到了民国后期，学界进一步认识到治灾之本在于实现“万物平衡”，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灾害治理观念开始萌发。虽然民国初年，学界就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方介绍和引进国外经验，并与海外相关机构深入开展学术交流，但他们始终保持对我国传统经验智慧的尊重，严肃批判帝国主义的掠夺行径，大力呼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尽管彼时他们的许多主张还不成体系、未成共识，许多治理设想也无法在纷乱的时势和腐败的政局中有效实施，但这些立意高远、视野宽广、切中时弊的学术观点、分析思路和研究方法，已经为中国灾害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凝聚在其中的智慧、经验和教训，理应得到后世学者和社会的追溯和尊重。

当然，面对这份沉甸甸的学术遗产，我们在此所做的介绍，不过是挂一漏万、浅尝辄止。关于民国时期灾害研究中产生的学术观点和设想在各自学科领域的学理意义和学术价值，关于这些学术成果在当时和后世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治理效能，以及关于民国时期灾害研究的机构创设、队伍整合、学科发展、学术交流、学人成长等问题，仍有大量未解之题和未尽之意。如果这篇序言能权作引玉之砖，触发学界以这部史料汇编为起点，加强对上述论题的思考和研讨，并进而开掘出更多的学术“富矿”，我们将至感欣慰。

在整理编纂这部史料汇编的过程中，我们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探索新途必先追思往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无数国人筚路蓝缕的奋斗和思考中开辟的；当代中国的灾害治理成就，也离不开一代代灾害研究者的创榛辟莽、导夫先路。任何理论和实践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对前人贡献的了解、尊重和吸收的基础上。因此，我们真诚地欢迎更多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同时具有相似研究志趣和学术情怀的同仁加入研究队伍，通过众筹、众建、众享的方式，早日创设出关于中国历代灾害研究的系统性、集成式史料体系，以加强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社会秩序、文化习尚下形成的减灾理论、经验、技术的系统收集、总结和研究，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认识灾害、应对灾害、治理灾害的思想成果、智力资源，使之有裨于学术、有资于治道，推动中国灾害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我们也希望与学界其他灾害研究团队开展交流合作，促进各自史料资源、学术资源的对接整合，构筑起更具科学性、延展性、包容性的灾害史料平台和信息交流高地。我们相信，这将是新时代灾害研究者献给我们这个曾经饱受苦难、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的一份礼物。

最后，再次衷心感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对本书编辑出版的大力支持。由于编者水准有限，书中难免尚有偏差舛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