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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 崔军锋《中国博医会与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1886-1932)》
来源:     作者:   更新时间:2024/03/15 点击数:

中文书名:《中国博医会与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1886-1932)》

英文书名: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ine in China,1886-1932

作 者:崔军锋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页 数:455页

定 价:168元


本书简介


由来华基督教医学传教士组织的医疗学术兼医务协调团体——中国博医会,正处于近代中国医学学术体制由以传统医学为主,到以西医为主的现代医学学术体制的转型时期,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考述了博医会的历史(1886-1932),考察了该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思想、活动和影响,及与中国社会、尤其是医学界之关系,分析了其在近代中国医学职业活动模式和现代医学学术体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揭示其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国家意识的觉醒,这一外人在华所办科学团体的最终历史命运;对博医会与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关系展开专题研究,包括博医会的医书出版与教会医学教育工作,博医会与中国地方疾病及传统医学研究,博医会与公共卫生教育运动,博医会与近代东亚西医学的一体化发展等;客观分析了近代外国在华科教团体的贡献与历史命运。



作者简介



崔军锋,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访问学者(获“优秀访问学者”荣誉称号)。曾任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副教授(六级),2018年调入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任教。兼任中国科技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医疗社会文化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晚清史。主持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教育部社科青年项目、河北省社科项目、浙江省社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各1项。其中河北省社科项目结项成果鉴定为“优秀”。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南开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参编论著3部。研究成果分别获得河北省第十六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保定市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哲社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

后记

这本小书是在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读博士期间,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自己的学位论文后记如何写,但最终却开了天窗,完全没有写。主要是觉得学位论文没有写好,不好意思也不甘心。如今,这本小书出版在即,虽然也还是没有完全达到心中期望的目标,但想想自己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路,又感觉确实有话想要说,只好勉为其难,权作对自己人生路、求学路、学术路的回顾吧。希望自己能够以此为起点,抖擞精神,将来写出令自己满意的著作。

首先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吴义雄教授。多年前承先生不弃,将我收入门下,使我得以忝列门墙,读博深造。吴老师温文尔雅、谦虚内敛,不善浮夸,一副典型的学者形象;学问也做得极好,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的获得者,名满国内外史学界。但我很愚钝,读博期间身近名家却收获较小,颇有宝山空回之感。有些论文问题、行文规式,自己明明知道,但写作起来却有些眼高手低,会有犯错,即便吴师指出来也领悟较慢,完全没有了硕士阶段就发表C刊论文的自豪。且由于自身性格问题,不善表达,与老师相处总怕说错话、做错事,以致小心翼翼,顾虑太多,读博期间向导师请教学习的次数并不多。现在想想,自己工作以后向老师的请教次数反倒比读博期间要多。经过多年断断续续修改出版的拙作,以及工作以后自己的表现,不知是否有辱先生的教诲?

工作以来,我的研究重心逐渐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转到了医疗社会文化史。虽然这一转向并不算与先前研究彻底割裂,但转轨的痕迹还是明显的。自从进入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以来,尤其是工作后,通过参加学术会议,以及借助现代信息通信手段,公开和私下地,我得到诸多学界前辈和同辈友人的提携帮助。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多年来一直支持鼓励我的医疗史研究,令我受益匪浅。余老师学问做得极好,人非常睿智,待人又极为友善,总能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与他相处总有如沐春风、深受鼓舞之感。我也从北京大学张大庆教授和复旦大学高晞教授身上学到很多。由于与两位老师研究方向较为一致,多年来我经常向两位老师请教学习,从刚开始时的谨小慎微、字斟句酌,到现在胆子似乎变大了些。而两位老师多数时候都能对我及时回应,答疑释惑。原任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现任职于浙江中医药大学的郑洪老师,在中医文献和医史圈内影响很大,但温文尔雅,没有什么架子,对我也多有帮助和提携。虽然我并未做多少事,但承蒙他照顾,列名其主编的浙江省普通高校“十三五”新形态教材《新编中国医学史(通识版)》的副主编一职。其他如香港大学梁其姿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甄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赵秀荣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牛亚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毅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永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沈澍农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李洪河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剑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于赓哲教授;同辈学人中北京大学赖立里教授、唐文佩教授、李彦昌副教授、苏静静副教授、陈琦副教授、张蒙研究员等,中国人民大学杨祥银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广坤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马金生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蒋育红教授、王勇副教授、姜珊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张树剑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烨昕副研究员、吴苗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孙灵芝博士、赵艳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杜宪兵副教授,山东大学邹翔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张田生副教授,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姚霏副教授,上海市社科院赵婧副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任轶副教授,东华大学袁媛副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李海英编审、杨奕望教授、袁开惠副教授、张苇航副教授、朱凌凌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茆巍副教授,南京大学闵凡祥教授,江苏省社科院张慧卿研究员,浙江大学姬凌辉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周东华教授,福建中医药大学王尊旺教授、张孙彪教授、张亮亮博士,信阳师范学院叶宗宝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冯玉荣教授、徐炳三教授,湖北省社科院路彩霞副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李传斌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刘鹏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李化成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张之佐副教授,我与他们学术交往较多,受惠于他们的也很多。或许还有我不小心遗漏的学界朋友,但各位老师对我的帮助我是铭记于心的。我清楚地知道,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受益于各位老师的教诲和提携很多。他们的关心和支持,以及来自朋辈友人的相互切磋和鼓励,是我在学术道路上坚定走下去的信心。这也许就是学术共同体的魅力吧。

我还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福建师范大学林金水教授,是他最初引领我走进了学术研究的殿堂。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各位同门,也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给予我不同的帮助,谨此致谢!如果说硕士阶段是我初涉学术研究、激情豪迈、干劲十足的阶段,那么读博和工作以后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而思想逐渐现实、心境日益沉淀的阶段。

工作以来,我先后供职于两家单位,河北大学的范铁权、顾乃武、洪猛、孙海鹏、吕志茹、刘志琴、刘洁、刘玉梅、刘秋根、梁松涛等老师,以及现在已经离开河北大学的杨豪、李长银、陈珺等老师,都曾给予我不同程度的帮助。2018年底入职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以来,明显感受到南北方不同的办事风格和人文环境。浙江师范大学的校园环境很漂亮,同事很友善,行政人员为一线教师服务的意识很强。记得刚入职不久,我向时任学院书记的李翔翔老师提出请其帮忙解决我爱人工作的问题,表示“爱人没有工作,后方不稳,很难让我安心做科研”。没想到李书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帮我太太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这一难题;并且还和学院副书记莫世亮老师一起,带着慰问品到家中来看望我们,着实令我们感动不已!虽然只是一个合同制的工作,但对于多年漂泊的我们来说,已经很知足了。我一时身心大安,精神为之感动。在后来我太太出车祸和我们乔迁新居等家庭重要事情上,李书记、王荣华副院长都和学院办公室同事一起,为我们送上及时的慰问或祝贺。2022年,在葛永海院长、吴洪涛书记、王荣华副院长、宋清秀副院长、吴述桥副院长、胡铁球教授、刘昌玉教授等领导的支持下,以及南开大学余新忠老师的首肯下,我也顺利于同年9月起,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工作。也感谢学生张建新、张立朋、孙璐颖、王雷杰为本书写作所做出的贡献。在校对阶段,还请学生朱睿思、黄夏薇、邵吴越、沈佳瑜帮忙统一注释格式,核对引文,也对她们表示感谢!还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郭白歌、文稿编辑王亚楠两位老师,她们细致、辛苦的工作使拙著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讹误。作为老同学,白歌宽容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拖沓,尽心尽力地保证了拙著的顺利出版。对她们二位我表示特别的感谢!

我愿意将这部并不算成熟的小书献给生我养我的父母双亲,以弥补我在他们有生之年未能尽人子瞻养之过;并祝愿他们在天国富足喜乐,不再为生活劳累愁苦。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分别离开我23年和17年了!也感谢各位兄嫂、姐姐姐夫在我未能床前尽孝之时代我赡养父母,并且无怨无悔,让我感受到浓浓的手足亲情。自从得遇小艳后,我漂泊的心灵再次找到家的感觉。在这个物欲横流、结婚彩礼高企的年代,她未要分文地嫁给了我这个穷小子,看中的只是我是一个读书人,体现的是对于知识的朴素热爱。结婚以来,她用她那柔弱的身躯扛起了家庭的重任,生儿教子,操持家务,家务活基本不用我插手,我也当起了甩手掌柜,可以尽心做自己心仪的学术。也要感谢岳父母对我的理解、支持和帮助!虽然女儿未能拿回家半分彩礼,在我们结婚后,他们有时却还要拿出自己的积蓄贴补我们这个小家庭,并不时给我们寄来家中做的各种食材。在我外出访学之际,岳母还离开老家熟悉的环境,来到金华代我照顾怀孕的小艳。他们朴实,勤劳,不善言辞,为子女付出无怨无悔,是我见过的中国优秀农民的代表。

回首自己自初中起三十多年来学习历史、并最终走上职业研史的道路,不由得感慨老师引导的重要性。幼时家贫,父母文化程度较低,对于如何教育子女的大道理懂得并不多;而且由于儿女较多,他们每天为生活奔波忙碌,无力给予儿女更好的家庭教育。但恰是这种放养式的教育,以及几位哥姐的照顾,使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且很少下地干农活,只需管好自己的学习、最多在农忙时帮家里做做饭就行了。读初中时,我就对历史产生了莫名的好感和兴趣。那时班里学习好的同学,比试的都是谁的数、理、化学习好,而我能与人相比的却是英语、政、史、地。现在想来,主要是因为在我离开村庄,独自在镇上住校读初中时,经常受到这几科老师的夸奖,尤其是两位慈祥的历史老师的夸奖。可惜到现在,我竟然连她们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读高中时,我的历史科目考试经常班级第一。一次考试过后,历史老师张振兴还特意在课堂上说,“崔军锋这次考试是全年级第一,这份卷子假如让我来做的话,也未必能考出他的成绩。”这更加坚定了我学习历史学科的志趣。也还因为在高考填报志愿时,看到一篇文章,说选择高考志愿,与其选择热门的专业,不如选择自己最擅长和最喜欢的专业。就这样,我最终在高考后选择了历史学专业。由此我想到一个好的老师,对学生一生的影响是多么的潜移默化和巨大。

我自认为我的学问欲并不弱。记得很清楚,1998年考上大学没多久,我就有了要考研考博的想法,主要是向往做大学老师可以写出留有自己名字的作品,雁过留名,也不枉在这人世间走一遭。大一开学没多久,我就开始数自己还有多少年博士毕业。这并非虚夸,我是真实地数过的。也幻想过自己将来想要从事的具体专业——西方近现代史研究。由于当时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刚刚提出,热血沸腾的我,大二下学期开学初在自习室上自习时,还在玻璃窗上,就着寒气,装模作样、煞有其事地写下“为了中华崛起而研究西方近现代史”的字样。为此,大学期间我写了一系列的世界其他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的历史经验的作业论文,比如美国的西进运动与西部大开发、意大利的南部开发运动、巴西的西部开发运动,我还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西方大国的国别史、国别文化史著作,希望将来能够学以致用。由于同学中可交流者少,我还不知冒昧地跑到各位老师、主要是世界史老师的家中,登门请教各种问题,所幸各位老师当时都未流露出厌烦之意。这里要特别感谢阎照祥老师和张倩红老师在我大学最后一年给予我的帮助。只是没想到我后来的读研读博道路有些曲折,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我也兜兜转转,现在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晚清史的教学科研工作。

现在回看来时路,颇有感慨之意。老实地说,我对自己的现状并不太满意,感觉有些对不住当初的努力,也经常会有很多学术中人都有的中年危机和学术焦虑感。回顾过往并非为了吹嘘,恰似有点回看来时路,不忘初心,接下来加倍努力,争取改变现状的意思。人到中年,虽然自认为还葆有对于学术的纯真与热爱,但自知自己先天不足,后天乏力,已经没有了年轻时“成名成家”的雄心壮志,但还愿意为自己年轻时热爱的事业努力付出。惟愿将来别人提起自己时,能够认可我还是一个对待学术比较认真的学人。我愿意向心目中认为的真正学术贤者、良者学习,以有生之心力努力向他们看齐。有如此多亲人的期待,有这么多师友的关心和鼓励,我也理应更加努力。

崔军锋,2023年5月1日书于婺城丽泽花园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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