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價：280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熙遠．專文推薦

　　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肅案爆發，以布政使王亶望為核心，上至位列封疆的地方總督，下至所轄的道、府、州、縣等各級官員，超過百人上下沆瀣一氣，涉案官員遍及大江南北，最後追繳近三百萬兩贓銀，被稱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

　　案發後，乾隆皇帝並未調整既有的文書制度，而是打破「罪人不孥」的處置慣例，嚴懲涉案官員，同時藉由上諭強化與各省督撫的私屬關係，在重申官場秩序的同時，也確保皇權的統治力仍在，展現乾隆皇帝獨到的統治技術。

　　★本書揭示在康、雍、乾文書制度日益嚴格的背景下，甘肅官員如何利用職務之便，操作捐納、賑濟、文書制度，「一氣通下上」，相互勾結，欺瞞皇帝！

本書特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熙遠專文推薦。

作者簡介

林柏安，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研究領域為清代政治史、制度史。

目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陳熙遠

　　荀子在其〈君道〉篇裡開宗明義地論斷：「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若轉譯成直白的說法，意即：只有會造成國家混亂的君主，而不會有自行混亂的國家；有能治理國家的人，而沒有能讓國家自行治理的法。在這言簡意賅的十二字箴言裡，恰好包羅了荀子政治思想中攸關治亂的四個核心──「君」、「國」、「人」、「法」，這句兩千兩百多年前的論斷，即便移置在當代的情境裡，都依然鏗鏘有力、發人深省。

　　在儒教傳統中，儘管孟、荀兩家在人性論上根本的預設立場有如冰炭相反，但這兩位戰國時期的兩大儒學砥柱，在政治思想上的批判性卻有一定的相通之處。質言之，在原始儒教的政治思想體系裡，君權從未被視為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即以孟子而論，眾所周知，其「民貴君輕」的主張貫通其相關政治論述中。他曾以對比式的象喻層層推導，強調君臣之間是相對、而非絕對的互動關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與後來漢代《白虎通義．三綱六紀》標榜「君為臣綱」的立論，直是霄壤之別。因此當齊宣王對史傳中「湯放桀」與「武王伐紂」的春秋筆法，提出質疑：湯、武兩人既身為人臣，豈可以下犯上地誅君奪權？孟子則義正辭嚴地解釋：殘仁賊義的領導者不因其權貴而尊、不因其位高而崇，充其量不過是貽害眾生的一名獨夫。而湯、武革命，正好是為天下誅除殘賊的獨夫而已。（《孟子．梁惠王下》）

　　若考量孟子與荀子所處的戰國時代，兩人對君權的批判，即使確有其激進之處，或許不必然難見容於當時。然而在後世皇權高度集中的帝制時代裡，類似的言論嚴重挑撥當權者敏感的政治神經。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五年時乍讀孟子種種「不合時宜」的唐突之論，顯然就沒有齊宣王的雅量，竟氣急敗壞地下令將亞聖逐出孔廟聖域，即使後來不得已讓步，還心有不甘地欲對其內容進行篩汰刪節。對比於孟子倖免於難，荀子在明代的地位更是每況愈下，荀子雖曾在北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追封為蘭陵伯，並與孟子同時入祀孔廟，但先是在明弘治元年（1488），遭到禮科給事中張九功上〈禆補名教疏〉點名批判，直指其「言或近于黃老，術實雜于申韓」，意即其思想悖離儒教正統，建請罷祀。後來在嘉靖九年（1530）釐定孔廟祀典的過程中，從此永遠逐出孔門。

　　儘管孟荀的論著仍保持完璧傳世，但在後世廟堂上的奏議或私家的撰述中，卻幾乎選擇性地將其對君權的批判視而不見、存而不論。清初大儒黃宗羲（1610-1695）在〈原君〉中震聾發聵之論，衡諸專制君主高度發展的明清六百年間，不啻是空谷跫音。他直言「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並嚴詞批判後世君主無所不用其極地「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黃宗羲「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論斷，可說正是荀子「有亂君，無亂國」的翻版。這種對君主無上權威高度存疑的批判精神，其實才是原始儒家傳統一脈相承的「滴骨血」。

　　儘管「有亂君，無亂國」一詞或有唐突皇權之虞，在君權高張的帝制時期，極少人甘冒大不諱加以援引、闡釋或衍申，不過荀子後兩句論斷「有治人，無治法」，與孟子「法不足以自行」的觀點相互呼應，成為經常被援引的經典套語。即在南宋朱子的時代裡，早已是「老生之常談」。在有清一代，更經常出現在王言絲綸之中。只不過皇帝在援引「有治人，無治法」時，似乎有意無意地淡化其原本的出處，僅以「古云」或「古語云」一筆帶過。

　　任何統治政權在肇建之初，莫不欲國祚長久，傳世於無窮。清朝入主中原後，隨即開科取士以籠絡天下士人。在順治三年（1646），以攝政多爾袞主導的殿試制策中，便首引「有治人，無治法」，期待身逢鼎運之際的天下貢士，為朝廷籌謀為政之道，俾使「滿漢官民同心合志」。順治十二年（1655），已然親政的世祖同樣在殿試中援引此言，期待士子「以真學問為真經濟」，為朝廷劃策應如何「重新整頓，大破積習」。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君臨天下的聖祖在太和殿前策試天下貢士時，同樣揭櫫「有治人，始有治法；行實政，必有實心」，他首先揭示「疎禁網以昭惇大，緩催科以裕盖藏」，作為未來的施政方針，要求應制的貢士就各攄所見，詳切敷陳，為朝廷擘劃「協和風動之治」。

　　在波詭雲譎的政爭中「倉促」繼任的雍正帝，在其執政的十三年裡，不時透過應興應革的立法與建制，遂行其平治天下的目的。雍正帝蓋棺定論的廟號「世宗」，正有意凸顯其在「治法」的制訂與運用。實則雍正帝本人對「治法」的效能，始終有所保留。當雍正元年御史湯之旭奏請將現行的律例款項酌定畫一，並刊刻成編以頒示天下時，世宗即裁示：「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得人辦理，則無不允協；不得其人，其間舞文弄法，正自不少，雖條例畫一，弊終難免。」後來不論是涉及州縣火耗的規範或社倉的管理與稽查，世宗無不援引「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提醒官員，任何「立法行政」，都無法「歷久無弊」，因此治法的施行，終需仰賴治人的推行。

　　迨至纉繼大統的乾隆帝，亦秉持類似的立場：「從來朝廷立政，有治人，無治法。必須辦理得宜，方為有利無弊。」在其口諭或硃批裡，乾隆帝更經常引「有治人，無治法」來開示諸臣，期許「汝等酌妥為之」、「汝且試行看」、「爾等勉為之」、「全在汝實力為之」，總總不一而足。

　　大清王朝無疑在乾隆朝的領航之下，走向空前的繁華鼎盛，國家各項立法行政也在乾隆帝「隨時調劑」、「寬嚴相濟」的指導原則下越益成熟。只不過，也正就在此一時期各項運作的體制逐漸從成住轉向壞空。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肅所爆發的震驚朝野的冒賑一案，上從封疆大吏的地方總督、布政使以及下轄道、州、府、縣等各級官員，竟超過百餘人上下沆瀣一氣，牽動南北，涉及直隸、盛京、江蘇、浙江、雲南等地，最後更追繳近三百萬兩的贓銀。儘管乾隆皇帝一再以「有治人，無治法」，期許「惟在封疆大吏，準時度勢，務飭地方有司，辦理合宜而已。」但此一牽連深廣而「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對經常塗脂抹粉的乾隆盛世，不啻是一記迎面扇摑的耳光，一向自詡「乾綱獨斷」的乾隆皇帝，也不禁發出「為君難」的浩歎。這場大案竟將各種「治法」的隙漏暴露無遺。不禁讓人追問：究竟是法之不「治」誘引了人之不「治」？還是不「治」之人導致了不「治」之法？

　　柏安女史在大學時代，即對有清一代政治制度的動態變化，展現濃厚與敏銳的探索興趣，在彙整並對比世傳文獻與館藏檔案的過程中，她總會嘗試透過另類或對位的視角，重新切入表面上看似蹈故襲常的課題，並努力在會通舊說中提出別出心裁的見解。這部奠基其碩士論文的初試啼聲之作，即以乾隆朝此一捐監冒賑弊案入手，檢視在政權高度集中的帝制體系裡，個別的規範制度在運作過程中如何產生種種的人謀不臧，如從捐納制度裡衍生的濫捐劣行，或寄生於賑濟制度的冒賑弊端。從而更進一步審視：不同的規範制度因應人事在特定時空環境下有所串接與交集，而有心鑽營者正可利用制度架接環節中的罅漏上下其手，從而夤緣為虐。

　　透過脈絡的梳理與細節的解析，柏安女史這部個案研究，不僅嘗試捕捉浮露於水面上一角角的鋒稜，也努力探測潛藏於水底下一座座相互盤錯的冰山基底。倘若放大觀照的格局，這部處女之作，或為荀子所揭櫫「君」、「國」、「人」、「法」這四個治亂相倚的核心概念，提供值得參照並反思的歷史註腳。欣聞該書行將付梓，略就其遺緒稍作申衍，爰以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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