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姜文浩、张江、熊明威
受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孙竞昊教授邀请，美国堪萨斯大学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于2023年10月下旬访问了浙江大学，密集进行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沃斯特教授是环境史学的主要创始人及领军人物之一、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他的著作《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等被认为是环境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他之前曾两次访问浙江大学，举办讲座，参与国际会议并做主题演讲。本次访问中，以逾八十高龄，兴致勃勃地接受访谈，举办讲座，并带领学生进行学术考察，使得访问富有成效地完成。
无问西东：环境史研究的省思
2023年10月24日下午1点30分，沃斯特教授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接受访谈。本次访谈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沃斯特教授自身对于环境史研究学术探寻与转向展开。访谈过程中，沃斯特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缘何将生态意识引入美国西部史的研究，并将自然、水利、农业生态（agroecology）作为考察要素贯穿其间。在如何看待美国西部与全球生态之间学术联系这一问题上，他认为基于相似的干旱气候，非洲、中东以及亚洲的部分地区，可以同美国西部相联系，能够藉此开展对这些地区的比较研究。对如何摆脱环境史研究中的“中心主义”桎梏，沃斯特教授则认为这种观念在人性中根深蒂固，只有通过秉持开放的心态和理念才能有所打破。此外，沃斯特教授还着重介绍了他对生态文明及其相关概念的思考。如其认为生态系统并非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一直处于进化的状态，此理念的形成乃是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至于混沌生态学（chaos ecology）对生态思想史的影响，沃斯特教授自信地认为，其不但无法制约，事实上却起到促进生态思想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通过混沌理论，我们甚至获得了一种思考自然世界的新方法。最后，沃斯特教授引介了其近年念兹在兹的星球史（planetary history）思考，解释了这种宏观尺度的探索何以成为可能，并鼓励同学们学习新的方法和理念，推动环境史、星球史等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访谈中，沃斯特教授介绍了他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思考与倡议。首先，他对魏特夫、李约瑟、伊懋可、彭慕兰等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做出回应。譬如认可彭慕兰提出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治国方略（statecraft）——保证生态和经济脆弱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准，而非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他指出了魏特夫“治水社会”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即对“治水”和灌溉工程的观察失于简单化。他提及李约瑟之问（the Needham Question），并对伊懋可基于环境史视角提出的“技术锁定”（technology lock-in）作出解释，认为它们实质上是路径依赖的另一种说法，对理解中国的农业社会及其工业化进程将有所帮助。其次，沃斯特教授主张开展比较研究，如将中国的大运河、黄河治理与美国西部的大型政府工程——胡佛大坝、大库里工程进行对比，又如考察中国与美索不达米亚、秘鲁、埃及等（国家）地区水利社会之间的差异，等等。最后，沃斯特教授基于长年来对环境史的思索，指出我们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中国的环境史，而应将其与全球、世界、地球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进行比较。他认为环境史是一门真正需要比较的学科，不该止步于特定的疆界。
总而言之，沃斯特教授认为环境史研究无问西东，是一门需要比较，并在全球视野下开展研究的学科。他对于当前环境史研究的反省与思考，不仅有助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化，对刻下世界环境问题的处理同样大有裨益。
“大转型”：星球历史中的人类与自然
2023年10月24日下午3点，唐纳德·沃斯特教授为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开展演讲，其题目为“The Great Transformations: Humans and Nature in Planetary History”。浙大历史学院孙竞昊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沃斯特教授介绍了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理论。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信念“自我调节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s）带来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 “大转型”。以此为中心诞生的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文明，相信一切都能转换成市场上出售的商品，而不需任何政府的约束或控制，甚至土地和劳动力业应该被商品化和自由化。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生活方式遭到颠覆，人类进入了一个没有“自然”（Wildness）的时代。波兰尼进而指出，20世纪的数场动荡昭示着无限制资本主义的崩溃。因此，他希望二战后能够出现一个回归传统特质的“节制”时代——超越资本主义，重回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但不幸的是，这一时代并未在波兰尼有生之年来临。
在波兰尼命题的基础上，沃斯特教授提出在人类文明史上存在两次大转型：一是1万年前出现的农业文明，一是500年前波兰尼所论述的资本主义文明（或谓“现代”文明/“自由主义”文明）。农业文明萌蘖于中东肥沃的新月地带，以及中国长江、黄河沿岸的河谷，通过对植物、动物的驯化，不断增加的人口得以获得充分的食物供应。在这里，沃斯特教授引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构成人类转向农业的驱动力，究竟是气候变迁还是人口压力？他发现气候变化与各地出现农业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反而是人口总量和密度的增加提供了更好的解释模型。进一步而言，人口压力不仅仅是大多数被定义为“进步”的社会变化和科技发展的结果，更是推动这一系列变革的原因。另一方面，由农业突破形成的大转型也引发了系列的自然和社会后果，最直接的就是随着粮食危机的解决，人口迅速增长。到15世纪，世界人口估计已经达到4.6亿，这意味着将消耗不可计量的空气、水、溶胶、野生物种、非人类种群、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成本。其次，农业剩余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部落间的扩张战争，以及帝国的形成和组织化的暴力活动。与此同时，长久的定居造成疾病的频发，城市的出现造就了新的营养循环系统。新的价值观、哲学和宗教随之而来，这种思想层面的转变也是物质变迁的结果。在上述因农业文明而确立的新体系中，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奴役，而这正是我们被植物和动物“驯化”的结果。
到了1500年左右，资本主义文明开始取代农业文明，亦即出现第二次“大转型”。沃斯特教授指出，包括波兰尼在内的欧洲中心主义史学家在讨论这次转型时，都忽视了人口、生态和外部的解释。通过梳理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的理论来源，他发现关于自由市场的核心表述——“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rounding of the Cape, opened up fresh ground for the rising bourgeoisie）——早在16世纪初的航海家著述中就已经出现。换言之，“市场”成为核心概念始于1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而非工业革命之后。彼时欧洲已面临环境恶化、资源耗竭、人口过剩、土地枯竭，贫困成为其发展的关键阻碍。而另一个半球的发现恰好化解了这些问题，成为推动第二次转型的最重要原因。这笔意外之财不仅包括了两个未知的大陆（美洲和澳大利亚），也涵盖两片能够提供丰富鱼类蛋白质的海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在此之后，两个半球的交融在商业、政治、社会各方面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沃斯特教授指出，16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现象。战争、火箭、化石燃料、民族主义和财富积累破坏了自然环境，但其对外层空间的探索，也让我们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这颗创造人类的“有生命的蓝色星球”。资本主义文明在二战后逐渐衰退，人类亟需寻找足以替代之的第三种文明，而沃斯特将这第三次大转型称为“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在他看来，这一文明不是寻求波兰尼式的理想化古代农村社会，也可能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形态，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是可持续性。人类应当运用科学知识、技术、立法、价值观等种种手段去限制无序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行为和活动。沃斯特教授认为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生态文明正在逐渐壮大。譬如，二战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兴起了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并在国家政令立法、世界组织诸方面加以实践；各国生育率都出现下降的趋势，尤其以东亚最为明显；尽管在政府鼓励生育的多种政策加持下，人口仍然没有得到回升，这说明人们目前正呼吁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当然，沃斯特教授也承认，这种模式的建立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能实现，但其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我们需要书写一部新的“星球历史”，这部新历史将把人类视为地球进化史的一部分。
沃斯特教授总结道，身处第三次大转型之中，历史学者应当掌握新的研究技能，摆脱“进步主义”的叙事，形成对过去更为深度和更富批判性的理解。历史学科虽不能预测未来，但需要明白转型发生之原因。最后，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师生与沃斯特教授展开了对话与交流。
食物、性和人性是历史的驱动者
2023年10月27日下午1点30分，唐纳德·沃斯特教授以“Food, Sex, and Human Nature as Drivers of History”（食物、性和人性是历史的驱动者）为题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开展演讲。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孙竞昊教授主持讲座，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系石慧雅（Dr. Silvia Freiin Ebner von Eschenbach）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罗晓翔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韩琦教授等出席此次活动。
讲座伊始，沃斯特教授即以问题为导引：“婴儿意味着什么？是上帝所偏爱的造物吗？还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沃斯特教授指出后一种看法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此外，“他们对地球而言意味着负担吗？他们的增长会成为地球的负担吗？他们对大自然的其他部分有什么影响？”他认为需要回到婴儿的天性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回顾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人性的认知——“性恶论”与“性善论”的争辩，并将其与当代西方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的《论人性》展开对比讨论。他表示历史时期对于人性认知的差异或许会影响到历史文本的写作。回到演讲主题，他认为应将人性的思考纳入环境史的研究中，将其视为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引用孟子“食色，性也”（《孟子·告子》）的命题，对此作出了精彩的解释——食物与性行为是人性的基础。
回顾十九世纪的历史学，有许多关于食物与性的言论，这种思想多源自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在十九世纪出版了两本重要的著作《物种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与性选择》。沃斯特教授认为前者表达了食物对于物种进化的重要性，而后者则介绍了人类进化的另一种力量——性选择，即雄性和雌性之间为了配偶繁殖而不断竞争、发展。从这个角度，他认为物种的进化过程就是不断地繁衍，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于是产生越来越多的人口。
那么，食物又缘何成为人类历史的推动力？沃斯特教授认为食物的本质即能量，人类获取食物就是摄取能量，同时获取食物的方式也是社会文化的显示。不同获取方式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采集渔猎社会、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都有着不同的方式。而在满足食物需求的过程中，人类不断创新生产方式以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如果人口不增长或者不面临食物匮乏问题，人类社会将缺失前进的动力。
接着，沃斯特教授解释为何性成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石。在他看来，性行为在生理上的意义只有一个——繁衍人口。在距今一万年前，人类总数达到500-1500万时，人们开始走出过去持续20多万年的采集狩猎模式，依靠驯化动植物来增加食物供给。至公元1500年前后，世界人口达到4.5亿，而今天的全球人口已经达到80亿的惊人数量。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社会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转折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则构成了第二个转折点。而目前的人口发展趋势意味着人类社会将迎来第三个转折点。沃斯特教授认为，虽然当前的世界人口数量极为巨大，但是从人口增长来看，已经出现世界性的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1940年普林斯顿大学戴维斯教授（Kingsley Davis）曾经预测伴随着人类物质生活的丰富，人类的生育率会逐渐下降。沃斯特教授指出，目前的人口发展似乎符合戴维斯的预测，当前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出现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境遇，其中也包括中国、印度、美国、巴西等在内的人口大国。而根据当前美国人口学家以上海人口增长模式估算，世界人口在2100年可能会降低至30亿左右。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衰减的原因是否如戴维斯所论述那般源于经济的发展？是什么导致了世界性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沃斯特教授认为，虽然政府与科学家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为控制人口而制定一系列的策略。但是实际上女性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与好友凯瑟琳·麦考米克（Katharine Mccormick）是其中尤为重要的角色，她们一同推动了美国女性选择生育与避孕运动的发展。凯瑟琳·麦考米克29岁嫁给了万国收割机公司的斯坦利·麦考米克。新婚不久，新郎斯坦利·麦考米克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为避免疾病的遗传，凯瑟琳·麦考米克决定放弃生育，并大力资助避孕项目。
而在她们之前存在另一位致力于避孕事业的医生——查尔斯·诺尔顿（Charles Knowlton）。1832年，查尔斯出版了The Fruits of Philosophy: The Private Companion of Young Married People一书。该书总结了当时已知的受孕生理学知识，并论述了他开发的节育方法。诺尔顿因这本书在马萨诸塞州被起诉并被罚款。但是该书却被不断地印刷，最终广为传播。1960年，口服型避孕药的诞生成为避孕史的新的转折点。1950年在美国妇女联谊会组织的晚宴上，美国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与桑格相识。此时的平卡斯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这位专家早年曾在哈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34年因对兔子进行体外受精而声名远扬，但同时也因亵渎生命而饱受争议，被迫离开哈佛。很快，在桑格夫人的引荐下，平卡斯又结识了凯瑟琳·麦考米克，她向其承诺保证此后的研究经费，但希望平卡斯尽快发明出一种有效的口服避孕药。最终，1960年口服型避孕药在平卡斯的努力下问世并投入销售，药品名称为Enovid。当然，沃斯特教授表示当前世界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在使用这类避孕药，她们可能使用的是某种长期避孕药，也可能是避孕套，但是此类的节育技术增加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力量。
沃斯特教授总结道，理解避孕的历史以及女性运动的发展对于人类今天的人口的发展局面非常重要。尽管这些只是看似细微的故事，但是却塑造了今天的人类社会。
最后，孙竞昊教授从环境史的角度对讲座进行总结。他表示，沃斯特教授从食物、性与人性三个层级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但进步背后隐含着环境资源消耗的担忧。历史的书写不仅需要关注人，还有包括与之相关的一切生物的命运。
中西比较的视野下的良渚文化遗址
2023年10月25日，唐纳德·沃斯特教授偕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学生赴良渚文化遗址进行学术考察活动。
考察过程中，沃斯特教授首先对良渚古城颇为壮观的城墙遗址产生了兴趣。他对城墙营造的看法是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出发的——为什么欧洲历史上的城市没有城墙，而中国城市却发展出建造城墙的传统？为什么中国的城墙是用泥土筑造而非欧洲城堡常用的石块垒砌？在他看来，城墙是进行比较环境史研究的极佳案例。接着，沃斯特又追问，良渚人为什么要营造如此厚重的城墙？他指出这必然与这些人群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与周边部落的关系有关。而后，沃斯特教授注意到了灰坑遗址，他指出可以通过堆积生活垃圾的灰坑，推测当时良渚城市内的人口规模，这些以非文字形式留存下来的信息，可以构成进行更宏观、时间跨度更大的环境史研究之史料。下一件引发沃斯特教授的好奇的事物是矗立于护城河中的高柱，他认为这很有可能被用作船运中系船所用，沿着这一思路，他很快关注到良渚古城内外资源输送途径的问题。通过检索网络地图，比对公园介绍信息以及周边地理环境，沃斯特指出良渚巨大的都城和较强的王权与其对自然环境的运用密不可分——城市依山而建，可以化自然形势为防御工程；而发源于山中，绕古城而下的河流，不仅保证了良渚城内生活和农业耕作的用水，也为运送大型工程所需的木材、石块提供了水运的条件。他猜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相似，良渚为满足上述需求所营建的水利工程，很有可能是王权崛起的因素之一。接下来对宫殿遗址、宫殿遗址等处的考察，逐渐修正了沃斯特教授对良渚文明的认知，他称自己一开始以为良渚只是与诸多美洲土著文明无异的城市国家，但现在看来五千年前的良渚似乎更像一个制度颇为完备的王国。
同时，沃斯特先生现场讲解了与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与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交互关系，同行学生就沃斯特教授长年对于环境史学思索对中国环境史的发展以及以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该如何推动展开了对话与交流。本次对于良渚文化遗址的学术考察活动无疑是一场环境史的田野现场指导，大家收益匪浅，对人与环境的密切关系有了更真切的体悟。
中国环境史视角下的西湖考察
2023年10月26日，唐纳德·沃斯特教授偕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学生对西湖进行考察。
在考察过程中，沃斯特教授就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水环境问题展开讨论。他对西湖生态环境十分关切，包括水生动植物的品种（特别是鱼鹰和莲花）、鸟类栖息地、湖心岛的污水处理问题等。他认为，中国西湖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变迁是研究“水环境史”的绝佳命题，鼓励同学对其展开研究。西湖的环境塑造既有自然力的参与也有人为因素的加入，二者共同塑造了历史时期细化的环境变迁。
此外，沃斯特教授还额外关注湖心石附近游客丢硬币的祈祷现象，探讨了他们的祈祷对象、祈祷目的，并由此延伸到了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
最后，他指出，西湖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有利于当代对于西湖的保护与开发。同行同学就沃斯特教授所提问题开展探讨，尤其是对西湖“水环境史”的研究路径、方法与手段进行激烈讨论。
本次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的学术访问系列活动圆满完成，引介了当前环境史学科最前沿的学术成果，有助于推动中国环境史研究与世界学术发展潮流接轨，推动其与西方世界的对话与交流，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益尝试。同时，此次系列活动在浙江大学的顺利举行，进一步提高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为接下来展开相关领域的国际研究合作奠定深厚的基础。此外，受惠于沃斯特教授的亲身指导，浙江大学学子在学术训练方面获益匪浅，这无疑裨益于高校人才培养创新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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