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自然：生态文明中的科学与传统

[美]唐纳德·沃斯特

本文为唐纳德·沃斯特教授于2017年12月3日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办的第八届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国际研讨会上的讲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侯深翻译。

如同我的朋友王利华所言，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不同。我们是现实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不相信一旦人们厘清他们的理想，便可万事皆安。历史学家试图秉实描述过去，而非按照我们希望发生的情形杜撰。在中国竭力投身于创造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及时对其定义颇有必要。“生态文明”一词源于何处，意味着什么，该文明是否应当以现代科学抑或古代传统为基础？何种认知自然的方式更有可能成功地缓解现代环境危机？

“生态文明”一词，或者英文“ecological civilization”已席卷中国和若干其他国家。该词的历史并不悠久，它最早在1978年由一位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学学者林·费切尔(Ring Fetscher)提出。然而很快，该词变得闻名遐迩且广受关注。中国宣布未来的一项基本目标是建设生态文明——仅次于重新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崇高经济地位。

一般而言，国民生产总值或军事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地位的标尺。与之不同的是，让世界转向生态文明意指某种更具理想主义乃至革命性的内涵。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理念，许诺着我们人类将找到一条与地球更具可持续性关系的路径。

生态文明如其名所述始于自然科学，它所涵括的不仅是生态学，还包括地质学、海洋学、气候学、物理学与化学。它也将仰赖新技术，以一种危害较少的方式生产能源、制造货物、种植粮食。它梦想着实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那么它是否也可以指向一种现代人能够接受的，对繁荣、健康与幸福的重新定义呢？生态文明又可以为非人类的自然带来什么呢？这些问题不是任何个人可以独自回答的；它们要求多种智慧与想象，共同努力以创造一种新文明。

《牛津英语辞典》将文明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发达或先进状态”。纵观历史，成为“文明的”就意味着脱离野蛮状态，践行更高的生活艺术，实现启蒙，提升和润饰个人的行为。你或许并不喜欢此定义，它或许听上去颇为自矜傲慢，然而如此观念却根植于历史之中。

大约一万年前，伴随农业、车轮、数学、天文学与文字的发明，沿两河流域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除这些发明外，城市也被创造出来以统御社会，引领人类进步。同其他一切相比，城市被认为是令人类真正文明化的创造。农业人口一直是文明的组成部分，但是并非推动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文明曾经意味着将人类与土地或自然秩序逐渐区隔开来。它要求一套复杂的工作与经济组织，以社会序列与等级对公民进行分层，一部分公民成为城里人，一部分则成为乡下人；一部分成为富人，一部分则是穷人；一部分成为强者，一部分则是弱者。在一个文明的国度中，人们要遵循理性、实践德行，虽然批评者们很早便已指出，所谓“先进的”社会并没有多么道德、开明；它们总是渴望着权力，为无情的贪婪所玷染，其价值观深为腐朽。并不是每个人都仰慕过去的伟大文明，我们也不应当如此。

这些伟大文明同自然的理念关系如何呢？我已经指出这是一种带有敌意的、对立的和征服的关系。所有的文明都试图征服自然。他们寻求创造一种罗马政治家、作家西塞罗在2000年前所言的“第二自然”——一种人类试图强加于地球之上的更好设计。因此，文明一直致力于令人类摆脱自然，将地球转化为能够提高人类生活的有用资源。就此点而言，东西方皆同。所有的文明都是高度人类中心主义的。

现在让我们转向另一个词——“生态的”。该词要新得多，矛盾得多，因为它暗含的意味是自然的东西是好的，自然应当被尊重与遵循，而非被征服。虽然生态学是先进文明的产物，但它却应当帮助我们找到同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生态学教诲的是生态中心主义，而非人类中心主义。

在16世纪，当以思想家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革命肇端之时，生态学尚未进入人们的视野。它的到来要晚得多，紧随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发生。生态学一词最早出现于1868年，由德国生物学家欧内斯特·赫克尔(Ernest Haeckel)所创，以囊括“关于生物同其外在环境关系的科学，包括其栖息地、习性、能量与寄生物”。在他处，他将此科学称为“关于自然的经济知识体系……，即所有那些被达尔文称为生存竞争条件的复杂内在关系”。

在20世纪的进程中，生态学迅速发展为一门研究所有生物的学科，在其研究中，这些生物被视为一个群体，而非孤零零的个体，所有的单一物种都是更大整体，即我们今日所称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我们可将其看作一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与合作的科学，但是这门科学同样承认自然充满竞争、拼斗与杀戮。在生态学中，生物体相互残杀、吞噬，它们为成功繁殖而竞争，它们必须因其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调整、适应。

但是，最终，生态学寻求在我们眼前展现如此一个地球，一个被达尔文形容为充满着“最为妍妙、最为精彩之无尽形态”的星球。

这一新科学直至五六十年前才真正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从那时起它突然变得大受欢迎。我将那个时期称为生态时代(the Age of Ecology)。因为正是那时，生态学家在指导政府与公民如何思考，甚至如何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生态时代开始于1940到50年代，与其到来相伴随的，是足以毁灭整个城市如广岛、长崎，迫使敌人回到石器时代之核弹爆炸。这些可怕的武器通过放射致死的辐射，所杀戮的不只是军队与国家，还有所有那些“最为妍妙、最为精彩之无尽形态”——对整个地球的生命构成威胁。可能看似奇怪的是，这些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新武器是由科学家们所发明，但也是物理学家以及众多生态学家开始质疑它们，看到它们对所有生命，包括人类，以及事实上，对文明之存在的可怖威胁。

生态学的流行，是因为它提出了现代性中潜在威胁和灾难的证据，也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一条使地球免于衰败的出路。生态学启发了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的诞生，同时它也启发了如《寂静的春天》《人口爆炸》《封闭的循环》《增长的极限》等影响重大的著作的出版。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生态学便在一直重复、拓宽其警示：一个可怖的幽灵在我们文明的上空徘徊。在那些大规模杀伤武器之外，这个幽灵还有着其他阴森的头面：太多的人消费着太多的商品，造成空气和水污染，加速物种的消失，将自然世界推向极限。生态学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态圈无法支撑一种人人期待恰如西方那般发展的世界文明；它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更安全的发展战略和新的思维习惯。否则，这个星球将在崩溃中完结。

这个我们称作环境危机的多头幽灵挑战着所有人关于无尽经济丰裕的高贵梦想，而正是在此梦想之上，我们构建了现代文明。当欧洲航海者在1492年第一次冒险出航，发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新世界，整个西半球——一个“第二地球”，包含着未经勘探的宽广海洋和满溢自然资源的辽阔大陆，丰饶变为最显著的意识。我们后来所称的“现代性”从彼处开始，此后它便不断发明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工厂、煤矿、铁路、推土机、电脑、化学实验室——以开发此自然丰饶。没有任何早先文明在其存在中，赋予大规模丰饶的发现如此中心的位置。但是我们如此做了，我们的文明——而今已然变成全球性的文明——已经在富足的物质生活上超越了所有其他文明。但是无限丰饶的希望最近开始破裂，分崩离析。我们开始询问我们的文明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可持续的范例。

对于这一疑问，我们通常听到这样的建议，而且毫无疑问地也将在此次会议中听到这样的建议：我们必须回归文明的较早形态，彼时，物质生活没有如此富裕，但是精神生活更加超越。或者在更极端的例子中，可能建议如下：让我们摈弃文明，恢复狩猎者对于自然的智慧。让我们回到由单纯耕耘稻田的小农主宰的时代，或者回到甚至更为久远的，以长矛和弓箭狩猎的游荡部落时代。无论怎样，让我们重建一个人们热爱自然，在其生态系统中温和生存的黄金时代。过去人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或许因为他们虔诚而正派，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畏惧其天穹的上帝，或者是无数潜伏于自然之中的神祇，(我们被告知)正因为如此畏惧，他们才行为端正。在此会议中，我希望我们提出一些关于“旧道德或宗教传统在创造生态文明中发挥何种作用”的实际问题。对历史学者而言古老而被捐弃的文明的痕迹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影响着我们今日的思想，但它并非总是发挥正面的作用。同样，对历史学家来说，无论回顾过往时某一古老文明看似多么美好和睿智，我们都无法回到它曾统治地球的时代和地方。过去的总是过去了，而且成为过去的理由很充分。

我们生活在不断变化的物质环境中。我们用越来越多的人类让一片退化的土地越来越拥挤。我们的穿着打扮与祖先们截然不同，而我们也无意与之相同。我们不再使用旧的交通工具辗转迁移，不再以旧有的方式从事同样的工作，也不再以旧有的方式种植庄稼、饲养牲畜。今天，中国人同美国人或者日本人一样，选择喝咖啡或者啤酒，开着安装了收音机与空调的汽车，或者享受在豪华酒店里参加外国会议的乐趣。与我们祖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中的很多人热衷于从稳妥的大学工作中轻松地获得薪水，谁也不愿放弃这些去山区贫穷的小茅屋生活。当我们生病时，我们选择使用抗生素。当我们的思想与身体无法回归旧轨时，我们的哲学如何回归呢？

就像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种植物或动物那样，人类的传统也会衰落和灭亡。它们或许曾经适应周围的环境，而今却可能不再适应。我们试图使它们免于灭亡，但灭亡通常是不可避免的。哲学和宗教要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要么走向灭亡。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文明的法则。

假如古老的信仰与教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更好的途径来解决环境危机，为何几十年前、数百年前，它们没有阻止那些危机呢？例如，道教的起源至少要追溯到2500年前，为什么它没有阻止中国漫长的环境退化？在其历史演化中，道家一直强调与“道”的和谐，它教导人们在其行为中青睐简单与自然。然而，如此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理念并没有阻止中国的大象与老虎走向灭绝。它没有阻止这个国家过度砍伐森林，也没有阻止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或者黄河的多次洪泛。无论道教或儒教，还是伊斯兰教、佛教或者基督教，都不曾尝试放缓或阻止人口的不断增长；与之相反，它们对之予以鼓励。这片曾经仅仅生养数千人的中国土地，如今支撑着14亿人口，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你可以把这种人口的累积称颂为辉煌的成就，是对自然的伟大征服。或者也可视之为一场对地球而言的悲剧，是现代危机的首因。

传统在阻止环境退化上一再失利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这些传统自始便在教育人们一种错误的或者不适应环境的态度，从而实际上促生了退化；二是因为人们在自身人口增长与欲望的驱使下，对其传统关注甚微。美国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中国在过去有一些很好的保护理念，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他写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保护森林的传统。官员们鼓励这种做法；人民也会主动采取这种做法，但前提是与他们当下的迫切需要不构成冲突。”他警告说，学者们往往从过去选择他们乐意听到的声音，而忽略其他。他们歌颂着在诗篇、绘画与美丽花园中的经典自然观，却罔顾传统的另一面：牛山濯濯、河流堵塞、自然生物多样性的大规模消失。的确，我们的传统有众多美好的成就值得夸耀，但是它们同样存在致命的矛盾与失败。

因此，我们历史学家无法回到过去，从任何已逝的哲学或者宗教中找到实际的解决方法。相反，我们可以展示一幅数千年的自然破坏图景，自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一路延展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文明的野心在历史的发展中可能变得比以往更加危险，但当我们从源头审视其对环境的影响时，文明从来都不是无辜的。

现在大家是否看到我们所陷入的巨大悖论？科学屹立于我们称为现代文明的最核心。它一直在教导我们发现的技艺，推动我们走向一种更为世俗的思考方式。科学家们被恰如其分地誉为人类福祉的建筑师。但是，正是科学现在警示我们无法继续在以前的老路上行进。我们无法为地球上的所有七八十亿人建造一座购物天堂，更不用说为未来可能生存的100到150亿人建造一个购物天堂了。因此，文明的理念已被乌云笼罩，只有掌握更多更好的知识才能吹散这片乌云。

一些政客与商人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无需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便能学会创造一种全新的文明。这当真可能吗，或者这不过是他们的凭空许诺？那些认为我们只需单纯转向风能与垃圾回收，便可持续驱向旧有增长与丰裕的想法，不过是自我欺骗。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时刻面对着庞大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却在找到简单方法跳出困境的希望中蹒跚犹豫。

在我看来，首要的一点并非我们如何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是我们意图在物质上和生态上走向何方？而哲学，将如实用主义者所言，尾随行动而至。那么生态文明究竟试图做什么？它将如何谋求生存？在繁衍、消费、使用地球的层面上它应当如何行动？

对于在下这位历史学者而言，实现生态文明要求我们生活的主要目标超越经济增长与对无尽丰饶的追求。我们的下一个文明将建立在如此观念的基础之上，亦即是，或者已经有太多的丰饶、太多的增长，它们已将地球行星的平衡与健康置于危险之中。

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我们必须对现代性进行彻底改革，我们必须创造某些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同时，一种新文明可能并不需要全面否定现代世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技术还是工业化，无论是大众民主还是个人自由。历史反而表明，我们和先辈们一样，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文明，改变其物质基础、制度与价值观，并在此修正中学习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同样看来清楚的是，“生态文明”并不是要否定科学——特别是当其一半名字来自科学。下一个文明无疑需要我们获取到最好的知识。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学。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科学决定这个小小星球之可持续性边界，那些我们不应逾越的边界的确定位置。

但是，科学将伴随文明的改变而改变。统御过去500年的科学太过经常地扮演着帝国征服自然的工具。科学家外出寻找新的事实，然而他们倾向于将这些事实作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向商业集团兜售，向民族国家兜售，向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兜售。在助力财富的追寻中，科学掌握了权力。现在，科学的这一社会角色正在渐渐退却。科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他们对于地球环境的退化负有巨大的责任。通过改变自身的作用，他们使其自身比以往更加成为文明不可或缺的部分。

生态文明不应试图让那些为我们带来残酷真相的科学家们噤声。有些国家仍然没有认识到尝试这种做法的危险。例如，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政府愚蠢地解雇了数位环保署的科学家，因为他们坚持报告关于气候变化的糟糕消息。显而易见，这不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方式。如果一个国家试图消灭知识，压制真相，必将对未来之路造成巨大的破坏。

在这个关键的节点，科学所需要的是对知识自由的保障。科学家们应当自由地研究自然界的运转。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依赖和联系创造了地球的生命之网，而我们从中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那张网已然维系了我们的物种达数十万年之久。它以深厚的沃土创造了哺育我们的富饶。它在大气层面维持着允许我们呼吸的氧气。在如此之多的方面，我们的生活极度渴望与需要的平衡要求我们身处的生态圈的平衡。而接下来，它要求一个科学共同体的自由与开放。

在人类的年鉴上，科学不仅从地区层面，而且从欧洲大陆乃至全球层面，第一次实现了对自然的全面理解。在过去，人们可能对自己位于某个河谷的小块土地知之甚深，或许他们非常了解其猎物的栖息地。传统知识有时非常深厚，然而也会狭隘而有限。我们现在知道得更多。比之黄土高原或者中国北部平原的古老农夫，我们远为了解黄河从其源头一路奔流，至其三角洲的全河段运行。无疑，我们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去学习，大多数科学家都会承认这一点。科学家们认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他们欣然承认，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仍然很无知。

生态文明无疑要求公众对科学的广泛尊重，对科学研究的大量经济投入，以及允许所有科学家拥有探寻新发现，并令之对所有人开放的真正自由。获得知识自由的不仅仅是生态科学家，而是所有的科学家，包括那些从事地球系统、经济学、心理学与大脑，甚至历史学的科学工作者。所有这些科学领域都能够发现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宝贵新知识。

新技术、新知识，而后到来的当然就是新伦理与新理念。科学家们的工作是发现新知，而我们所有人则有责任决定如何应用新知。

最后，当我们讲述构建生态文明时，我们所意味的必须是创造一种对待地球的新伦理，一种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新伦理：其基础将是对自然的更多尊重，在使用这个脆弱行星的更多谨慎，以及一种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事实上我们唯一家园的普遍认知。

假若生态文明所意味的不是将一种广泛而普遍的伦理带往每一片土地，那么它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假如我们所言说的不是我们希望一种在根本上变革的文明，一种守护地球的美丽、完整与健康的文明，我们又在言说什么呢？

我们还能讲述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