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阿波罗17号从距离地球29000公里的寥廓太空中拍下了一帧名为“蓝色弹珠”的照片。这帧迄今为止世界上翻印次数最多的照片聚焦从地中海到南极的区域，上方是褐色的非洲大陆，亚洲在天际线遥遥隐现；下方云气翻涌、皑皑茫茫，而照片中最醒目、最广阔的图像则是一片深邃而层叠的蓝色，缠绕着白色的水纹。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大陆，进入亘古想象的太空中时，看到的是一个蓝色的星球，一个被海洋覆盖的星球。

  “蓝色弹珠”问世之时，正是西方环保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这是一个被称为“生态学时代”的年代。是以，来自天外的“蓝色弹珠”被赋予形形色色的生态解读。在遥远的太空中，这个蓝色行星显得美丽非凡，却又孤独而脆弱。“只有一个地球”并不只是科学家的话题，政客的说辞，或者环保行动主义的口号，而是坚硬的生态现实，它迫使所有人重新思考世界的当下与未来。当历史学者将自身融入“生态学时代”时，他们也开始以生态学的认知为文明寻找位置，反思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如何将这个星球带入今天的世界。

  但是，在环境史发展的最初三十年间，“蓝色弹珠”所展示的大部分世界——海洋，鲜少出现在这个新领域的学者眼中。大部分环境史学者首先关切的是绝大部分人类生活的地方，即土地和土地上的有机与无机存在。当然，历史学者并非全然没有尝试凝视海洋。费尔南·布罗代尔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俘营便开始想象一个浩瀚的天地，他的思想超越了王侯将相的兴亡成败，国家民族的边界区隔，也超越了王朝与文明建立的土地，而去探索地中海世界。他告诉人们在撰写这部历史的时候，另一类重要的记录“是由邻近学科的学者——民族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工艺学家——撰写的”。有赖于此，布罗代尔敦促历史学者“思考一下地中海是否还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强大的生命，思考一下地中海的生命除了展现引人入胜的画面以外，还起着什么值得人们重视的作用”。如此思考令布罗代尔在时间之流中发现了漫长的“地理时间”，个中承载着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历史。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省思对历史学者，特别是环境史学者而言，无疑深具启发意义。但是，布罗代尔所借助的来自自然科学的研究是有限的，他所承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以降的地理学传统对地形和气候的考量，而对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生态学知之甚少，更不可能了解20世纪50年代以后方兴未艾的海洋学。所以，在其地理时间中发生的历史近乎静止，即使有所变化，也极为缓慢，循环往复。因为在他的理解中，包括海洋在内的地理环境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其构成是坚固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蓬勃发展的海洋学在90年代之后逐渐渗入历史学的研究之中，为新的海洋史的写作范式提供了可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布罗代尔所开启的范式已经陈旧过时，遭到淘汰；恰与之相反，历史学者携带着他刻下的罗盘将海洋史的大船驶入全球海洋当中，在海洋贸易、战争、权力运作、知识流动、文化交换中进行着一次次探险。在新的海洋史范式中，海洋及其所构建的地理世界看似稳固确定，实则变化多端；看似广袤无垠，实则有限脆弱；最为重要的是，构成海洋的除了水与岩石，还有一个超乎人类既有想象的巨大生命世界，它们伴随地球生命的初始时刻出现，在亿万年的时间中，演绎着蓝色行星完整的演化历史，而人类的历史深刻地根植于其中，与其他生命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这些新知都挑战着原有的海洋史叙述，它令历史学者意识到，海洋不仅是连接不同文明的媒介，运输舢板、货轮的载体，蕴含文明所需各种资源的供给体，还是一个同陆地生态与文明协同演化的庞大生态系统。历史学者需要询问，面对这些挑战，新的海洋史已然做了什么，未来还能够做些什么？

  海洋新知中传递的第一重信息是关于海洋世界的无休止变化。正是基于对变化的认识，海洋史与环境史相遇，开始赋予海洋，也赋予同海洋碰撞、交融的文明以生态的解释。在新的海洋环境史的认识中，结构并没有消失，它仍然勾勒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被消解的是结构的稳定性。消解的力量有可能是漫长而缓慢的大陆板块漂移，对短暂的人类历史而言，它几乎难以察觉，然而其所带来的地壳震动、火山喷发从未在人类的恐惧与悲剧中缺席；也有可能是海洋自身蓬勃而狂野的瞬间力量，如飓风、台风带给人类文明的巨大灾难。但是，海洋同人类之间更频繁的互动，是涌动的洋流同气流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它们令气候不复天行有常的四季流转，而有可能是诡谲莫测的厄尔尼诺。近年来崛起的全球气候史研究，特别是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历史研究，业已对这些变化进行了梳理。

  当然，促使海洋世界不歇变化的力量并非自然所独有，日趋强大的文化力量也在以自身的方式重塑海洋。这些由人类活动而引发的变化促使科学家意识到，海洋存在自身的承载限度，其复杂的生态系统同样无比脆弱，此为海洋新知带来的第二重信息。对其有限性与脆弱性进行反思，最早出现在海洋环境史研究最为发达的领域——海洋渔业环境史当中。在爱尔兰圣三一学院以环境史学者保罗·霍姆为代表的渔业环境史团队看来，从16世纪开始，整个世界由于新大陆海洋的开辟而启动了一场“渔业革命”。早期的渔业类似陆地上的采集、狩猎，海洋可提供资源的丰谦决定了人们收获的多寡，虽然会引发鱼类数量的变化，但是鲜少带来物种的改变。伴随技术的改进和人类文化变革造成的口味变化，海洋渔业开始在可控区域进行养殖，流动的渔民变成定居的养殖者，汲取土地财富的方式开始在海洋上实践，海洋的物种由此发生变化。

  在生物性变化之外，人类活动同样带来海洋的物理与化学变化。伴随人口与经济的增长，所有的沿海区域都转向海洋，寻找将沧海转变为桑田的方式，它带来的不仅是海岸线在地图上的形状变化，更带来近海生态系统的整体变迁。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显著的影响则是化学变化。早在蕾切尔·卡森的时代，对核废料的恐惧已经在海洋上空弥漫，2013年的福岛核电站爆炸令半个世纪以来被技术与意识形态包裹的核安全美梦轰然破灭。如果说核污染是人类可能为海洋，乃至整个蓝色行星带来的化学影响的极致反映，那么塑料则是一种日常。它们或以塑料制品形式在海洋中构成一个个巨大的塑料堆；或以微粒的形式藏身于每一粒水分子中，无论是北极的坚冰，还是黝黯的深海。它们绑缚海洋生物的身体，对海洋生命与其栖息地进行潜移默化影响的同时，也以食物链的形式最终回到包括人类在内的陆地与天空生命的机体当中。

  在海洋学带来的所有新知中最重要的一重是关于生命演化历史本身的新知，它启发人类重新审视我们这个物种真正意义上的深层历史，不是几个世纪中社会的起伏动荡，不是几个千年文明的消长兴衰，而是人类与海洋之间本源性的生命联系。海洋是所有生命的最初家园，在演化的过程中，一部分生命来到陆地，然后栖息、繁衍，最终丧失了重新回到海洋生活的生物能力。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人类始终在寻找同海洋发生联系的方式，这个寻找的过程是一个自然与文化的协同演化过程。它既包括人类物种的生物演化过程，又包含文化基因在自然世界中不断调适而发生改变的过程。曾几何时，仰仗海洋生存的人群同海陆交界处所有的物种一样，在潮起潮生的自然律动中找寻自身生存与生产的节奏。城市、工业时代的到来锻造了新的生产、消费与生活方式，人们在这三重新方式中为海洋确立了新的位置。它远不再是仅仅有着渔盐之利的有限资源供给体，还是全球贸易得以运转的基本载体，是拥有无限财富与可能的新边疆；更进一步，对新的城市生态秩序而言，它成为大众消费主义青睐的所在。人们以食物的新陈代谢重建与海洋的生物联系，也在新的审美需求中找寻同海洋之间的智性与精神联系。这两重联系的建立、断裂与维系的叩问，可以成为新的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密钥。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22年1月10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