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以下简称《集成》)是日本科学书院于1986年至1998年间出版发行的一套大比例尺地图集，黑白影印，共计图幅4088张，记录了1895—1944年间中国大陆部分地区的地貌和地物特征。这套地图属于五万分之一军事地形图，详细地记录了山川湖泊、交通路线、行政区划边界、农作物、风车房、水车房、土祀、祠堂、寺观庙宇等自然和人文地物，图面内容非常丰富。近现代以来，自然与人文景观变化很多，有的已经消失，而这套地图保留的微观地貌，成为研究民国时期自然与社会变迁的珍贵史料。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发现《集成》绝大多数地图的时间纪年和测绘机构是日本和中国的混合标识，最初的测绘主体不明，给使用这批地图带来困惑和不确定性，这是本文研究的缘起。探讨这批地图文献的原创者，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测绘史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集成》的凡例中讲到，《集成》影印的地图原图主要收藏在日本国会图书馆，这批地图可能与日本近代以来对中国地图的盗取和盗测有关。日本学界已有不少相关研究，包括《対外軍用秘密地図のための潜入盗測》《外邦兵要地図整备誌》《近代日本の地図作製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外邦测量沿革史草稿》《测量·地图百年史》《航空测量私话》等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讨论了日本近代对外侵略盗测的历史。“外邦测量”还包括朝鲜、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地图测绘。高木菊三郎和长冈正利等人亦对此进行了探讨。中国学界对此也有很多关注，但对于《集成》地图的来源和测绘主体情况，目前未见相关研究发表。

本文的研究方法包括传统的史学考据和基于数据库的量化分析。其一，对《集成》地图的绘测技术和出版信息进行分析，探讨地图的测绘主体。具体说来，收集地图的测图、制版和发行的时间、单位等出版信息，以及地形图图表、分幅地图名称、高程起算点、等高线和图示等测绘、制图信息，再将这些信息与民国政府主持测绘的五万分之一地图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建立《民国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名称数据库》，进行量化分析。为了讨论《集成》地图与民国政府测绘的地形图的关系，数据库收集了台北藏民国时期内政部和国防部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的相关信息，这批地图的数量分别为6197和5076幅，包含的信息主要有图幅名称及所属地区(省或自治区)。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几千幅地图的相关信息进行量化分析，得出结论并进行讨论。

二、清末民国时期五万分之一地图数量估计

讨论《集成》收录的4088幅地图的来源，弄清楚这些图与民国政府测绘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的关系，有一个问题是十分关键的———民国时期测绘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究竟有多少？由于这时期战乱不断，测绘工作时断时续，保留的各种数据也有待考证。本节将对五类数据进行分析，除了《集成》收录的地图和清末民国各省《测绘志》记录，还把同类的台北藏民国五万分之一地图，以及民国时期各省地形图图表的记录也纳入考察范围。

地形图图表是各幅地图之间的接合关系，也称接合表、接对表、集合表和图目等名称，本文以下统称为图表。图表是大比例尺地图测绘之前规划的，一般按照经纬度平均分割图幅，而非行政区。图表的边框外侧，正上方为图表名称，例如“广西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图表”。一般左上角记载图表的制印和复刻时间，左下角记载负责的政府机构，例如“国防部测量局”。图框内经常会在左或右下角开小框，记载“全省共计××幅”“已测成者××幅”和“已出版者××幅”。各省图表记录的是分幅图幅名称、接合关系和测绘进展等信息。

邓发晖根据测绘史和各省的《测绘志》资料对民国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的数量进行了统计，与前述的各项统计结合起来，初步估计了清末民国时期五万分之一地图的总量，详见表1。

由表1可见，五类资料的统计结果并不相同，按照数量多少依次为《测绘志》统计7461幅；民国国防部、内政部分别5076幅和6197幅；民国地形图图表统计的预期测图和完成分别为5026幅和6088幅；《集成》收录4083幅。

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时期内政部与国防部的地图数据，笔者目前查到的分别有6197和5076幅。地图的来源都是民国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主持测绘的，但是保留下来的各省地图实际上还是不同的，即丢失和缺损的图幅不同。根据《民国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名称数据库》，将民国时期内政部和国防部两个数据合并，去除重复图幅，约计7323幅，覆盖吉林、辽宁、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福建、广东（含海南）、广西、贵州、云南20个省区。由于台北收藏的地图缺少黑龙江省数据，如果将《测绘志》数据去除黑龙江的202幅，则为7259幅，这与民国时期内政部与国防部的地图总量比较接近，相信不是偶然的。如果进一步比较，会发现有些省份各种数据会基本相同，应该不是巧合。

总的来说，民国政府组织测绘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的总量为7300余幅，与目前学界根据《测绘志》等材料统计的数量相当，《集成》收集的地图数量约为其一半略多。

三、基于测绘时间、地形图图表和“图番”的推测

《集成》地图包含的信息有图幅名、测图(制版、发行)时间、测图单位、“图番”和所属区域等，如果仔细的考察这些信息，就会发现是带有中国和日本特征的信息混合在一起，例如测图时间多是以清末及民国年号纪年，但发行时间则主要是日本年号纪年，发行单位也是中国和日本的机构混杂在一起。在信息混乱的情况下，区分《集成》的地图来源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很难凭借单一的信息做出判断，本文以《民国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名称数据库》为基础，对测绘时间、地形图图表和“图番”等各种信息进行分析，探讨地图的原创者。

(一)基于测绘时间的推测

笔者根据《集成》整理了每幅地图的测图、制版和发行的时间信息，发现时间纪年分别有清末及民国和日本的年号，笔者将地图按照年号的国别分类:清末及民国纪年确定为中国，“明治”“昭和”和“大正”等日本年号确定为日本，详见表2。

由表2可见，在测图时间纪年为“宣统”和民国纪年的地图分别有6幅和2948幅；测图时间纪年为“明治”“昭和”的地图分别有170幅和129幅。如果按照年号区分国别，则中国和日本分别有2954幅和299幅。

在4088幅地图中，有测图、制版和发行的时间记录的图幅分别有3253、3663和3235幅，其中测图时间纪年以民国为主，制版和发行的时间纪年以“昭和”为主，测图工作可能是中国政府完成的，后由日本再次制版和发行。

任何一国的出版物，以其他国家的年号确定时间顺序，都是十分罕见的情况，我们以此推定测图时间以民国年号纪年，就可能是由中国机构测绘的，反之亦然。但在未证实之前，也仅仅是假设，此假设将在下文进行检验。

(二)基于地形图图表的推测

地形图图表是显示分幅地图的空间分布和名称的重要形式。绘制大比例尺地图时，往往需要多张地图分幅显示，要预先绘制地形图图表，将区域进行地块平均分割。地形图图表需要在测绘之前进行规划，按照经纬度平均分幅。例如绘制广西省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利用地形图图表将全省平均分为516个地理单元，依次进行实地测绘，在1933年时完成421幅的实测。由于图表按照测绘者主观意愿设计，故是分析测绘主体的重要参考。

将《集成》和民国地图的地形图图表进行比对，可以直观地发现测绘主体的异同。日本科学书院在出版《集成》时，同时出版了地形图图表，即50张“省域别索引图”；台北收藏的民国时期内政部和国防部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图表，包括安徽、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福建、广东(含海南)、广西、云南17个省区。笔者将双方的地形图图表进行了比较，发现一个重要的规律:测图时间纪年为日本纪年的地形图，图表的分幅与民国时期同省的地形图图表完全不同；测图时间为民国的，则地块分割与民国时期同省的地形图图表十分相似，甚至完全相同。

另外，《集成》地图的测图时间是民国纪年的，分幅地块的名称也基本相同。《集成》收入的4088地图的名称，和台北收藏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的名称对比，同名的地图有3052幅，占比约75%。由于《集成》收录的地图经过多次修正，有些地图名称可能是以异体字或同音字的形式出现，考虑到地名的复杂性，实际图幅名称相同的比例可能要高于75%。

《集成》的分幅地图名称，绝大部分是自然村村名，由于自然村的数量极其庞大，如果不是来自相同的测绘规划和测绘数据，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显示了两种地图高度的同源性。因此笔者推测:测图时间为民国纪年，那么测图的主体是民国政府；而测图时间为日本纪年的地形图，则是日本在中国境内盗测的，数量并不多。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由日本出版的中国城市地图，大多并未实施独立测绘，而是在吸收和利用同时代地图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一些补充调查改制的。

《集成》地图之来源是否遵循了同样的逻辑，笔者将进一步验证。

(三)基于“图番”的推测

《集成》的每幅地图有特别的编号，被称为“图番”，往往记录在图幅边框外的右上角，在索引册中也有“图番”的信息登记。“图番”信息丰富，例如《五万分之一图盐城六十九号》，从“五万分之一图”“盐城”和“六十九号”等相关信息可知，“图番”与地图的分布区域和某地图集有一定关系，但是并没有省份信息。

《集成》的来源图册可能不是按省编辑的，这与民国政府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完成不同。民国政府以省为单位组织测绘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按省结集成册，一般称为某某省陆测图。如果仔细阅读，会发现《集成》地图的来源图册与陆测图有着本质的差别。如果翻阅《集成》的综合索引目录，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出版单位已经按照省(地区)整理了图幅，但在《集成》出版的八大本图册中，图幅的排序看起来十分混乱，不是按照时间排列，亦非区域。例如安徽一省之地图，分散于卷二、五、六、八册中，如此排列的原因，可能与《集成》地图的来源图册有关。

为进一步分析《集成》地图的来源，笔者按照“图番”分类，结合地图数量和测绘时段，以及与台北藏民国五万分之一地图的同名与否，进行了比较分析，详见表3。

表3显示《集成》有“图番”记录的地图为3632幅，如果按照《集成》共计收录地图4088幅计算，占比为89%。这些图幅中，有2836幅是有测图时间纪年，以此区分国别，仅有299幅是日本测绘的。另外，其中2655幅地图与民国时期内政部和国防部所藏地图的图幅名称相同，按照前文的推测，这些同名的地图可能有同源性。

表3“图番”记录的来源地图集，与以往的盗测记录可以相互印证。例如有学者研究表明，《东亚五万分一图》和《辽东半岛五万分之一图》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在东北地区盗测的。表3记录“图番”显示的地图集与此名称相同，测绘纪年是日本年号，测绘时间在1885—1905年间，双方信息可以相互印证。此外，《战用空中摄影测量图》也印证了这一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则将测量工作聚焦于我国中部和南部地区。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日军即开展了对上海地区1:25000比例尺的航测，制成《战用空中摄影测量图》。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华广泛实施空中摄影测量，1940年前后，日军实测了华北、华中及华东部分区域1:50000比例尺图，具体涵盖晋冀两省及其省界附近、中部的豫鄂湘赣诸省以及江浙皖一带区域，制成《空中摄影测量要图》。《战用空中摄影测量图》和《空中摄影测量要图》应该是来自同一次测绘数据，测绘主体也是一致的。

比较特别的是表3“图番”中地图集名称比较笼统的部分，例如北部中国“五万分之一图”、南部中国“五万分之一图”和“近傍”等，这些地图应该是来自民国时期政府测绘的地图，仅有福建、云南和绥远省的省名出现在“图番”之中。回到民国内政部测绘的地图，以浙江省为例，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册名为《浙江省陆测图》，但《集成》收录入的浙江省地图分散在不同的图册中，主要包括“五万分之一杭州近傍某号”、南部中国“五万分之一图某地某号”。“某地”包括上海、上海东、台州和徽州、芜湖、建宁，某号则按照阿拉伯数字排列，排序到一百余号，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某地”近傍，例如、东阳、武康、海宁、绍兴、临安、义乌、象山、遂安、长兴和余杭县等，亦是以某地(城镇)为中心，按照阿拉伯数字排列相近地区的图幅。可以说《集成》收录地图是以城市或县域地名为线索重新整理编号的。

笔者推测日本重新整理五万分之一地图顺序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第一，日本盗取和盗测的民国五万分之一地图是局部的和零散的，需要按照某种标准重新排序。第二，民国各省编辑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往往是全省统一分幅，地图名称多是村镇等小地名，如果使用者不熟悉地名则无法判断图幅的位置。

四、《集成》地图与民国时期同比例尺军事地图的图面比较

(一)《集成》测图时间为民国年号的地图

笔者以《集成》收录的江苏省域地图为例，与台北所藏的五万分之一地图进行图面比较，发现如果测图时间为民国年号，两者的地形图图表基本相同，即图幅域的分幅和命名基本相同，地物、等高线和文字注记相似度也很高，甚至完全相同，可以看出是来自相同的测绘数据。

以《集成》收录的江苏省“东昌街”为例，共有3幅，编号为C_3617、C_3648和C_2302。由于五万分之一地图的测绘工作非常烦琐，动荡的民国年代不可能重复多次测绘同一地区，在地图名称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有重复收录，大部分都来自同一次测绘的数据，但有部分改变。笔者将这些地图与台北藏民国时期国防部“东昌街(图幅编号09234)”进行比较，详细信息见表4。

由表4可知，《集成》收入的三张东昌街地图，有两张测图时间相同，即民国八年(1919年)，一张未记录；三幅图制版时间不同，分别为民国十六年(1927年)、昭和十二年(1937年)和昭和七年(1932年)。三幅图的图式均为民国二年地形图图式，高程的假定标高点相同。此外，一个显著的差别是测图单位，分别为民国时期国防部测量局、浙江陆军测量局、陆地测量总局和江苏陆军测量局，可能是不同的测量单位，根据原始测绘数据绘制或改制的。

笔者查看原图，将《集成》收录的三幅“东昌街”与台北所藏东昌街(图幅编号09234)的图面进行比较，发现这三幅地图显示的图幅域相同，即显示的是同一地理单元，但地物、等高线和文字标识等稍有差异——“东昌街(序号C_3617)”和“东昌街(图幅编号09234)”的东南角相邻县为镇江县，“东昌街(序号C_2302)”和“东昌街(序号C_3648)”相邻区域的标注为丹徒县。其中“东昌街(序号C_3617)”与“东昌街(图幅编号09234)”从地理单元到内容完全相同。为了更好了解图幅形式和内容，笔者截取同方位局部图面进行比较，详见图1。

由图1的局部截图可见，虽然是缩小图，仍可清楚地看到等高线走势是极其相似，各种地物标注十分密集。可以清楚地看到图中不规则圆形地物(中间有阴影)为村庄，包括何庄、朱岗、孔家边、高家边、芦荡等，之间有道路相连；等高线之间规则小草状图示分布，显示的是经济作物种植区；等高线密集地，则标注有南山、西山、盘龙山、石当山、老虎岭、小茅山、观星台等山名，还标注了海拔高度。可见即使在战乱年代，大比例尺军事地形图的制作还是非常精良，地物丰富，可以用来与当代自然和人文地貌进行比较研究。据这样高度相似的图面内容，可知《集成》收录的“东昌街(序号C_3617)”与台北所藏的“东昌街(图幅编号09234)”地图是同源的。

《集成》地图的测图年号如果为民国，则与民国政府同时期测绘的同比例尺地图非常类似，甚至完全相同。在民国时期，五万分之一大比例尺军事地形图属于国家军事机密，日本从合法渠道获得的可能性较小，除了少量私人盗取，大部地图可能来源于战时抢夺。

(二)《集成》测图时间为日本年号的地图

有极少量测图年号为日本纪年的图幅，图幅名称与台湾所藏地图同名，图面内容是否一致呢？笔者发现两者往往有本质差别。

首先，地形图图表差别巨大。地形图图表是按照测绘者的意愿规划的，如果图表的图幅域分割差别很大，说明最初的规划者不同。《集成》收入的河北和辽宁的日测地图(测图时间纪年为日本年号)，都是独立设置索引图，这些索引图与民国政府绘制的河北、辽宁两省地形图图表完全不同。以《集成》的大孤山地图为例，共计两幅，序号分别为C_1940和C_1941，测图时间分别为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和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都是日本年号，两图的区域切割和等高线是基本相同的，但图面略有差异，后者增加了村庄的数量。但是，如果将与台湾所藏的大孤山地图相比，就会发现图幅域的切割完全不同，即显示的完全不是同一地理单元，是有本质上的差别。

其次，图面和注记显示的风格也不相同。绝大部分测图时间纪年为日本年号的图幅，地图的中文地名旁往往标注日文片假名，例如明治三十八年修正测图的辽宁“塔山(编号C_1962)”、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测图的河北“留守营(编号C_1976)”、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测图的“福州定海(编号C_2308)”，而昭和十五年(1940年)测图的安徽省“高隍庙(编号C_2094)”则在图幅中直接使用日文。

历史文献也留下了日本盗测相关区域的记录。《集成》测图时间为日本年号的地图，测量方法可以分为地面测绘和航空测量两种。人工测绘主要分布在辽宁和河北两省。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临时测图部就在辽东半岛进行了1:50000比例尺测图，1896年日本陆地测量部制图科还完成辽东半岛、中国南部地区地图制版共计166幅。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继续将地图测量的主力集中在中国地区，比如河北地区这批日本年号的地图，就是1908—1910年前后日本人潜入河北等地盗测的。

第三，《集成》收入的《空中写真测量要图》，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苏和浙江等省，是日本1937年全面侵华后航空测绘的。

以《集成》收入的三幅同名“泗安镇”地图为例，其中两张为中国民国四年(1915年)陆军测量局测绘，图面相同，另一张为昭和十七年(1942年)航测，测图时间为日本年号，是日本战时利用航空测绘的，图幅的地物和地名标识与前两幅有根本差异。

日本在盗测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时，也借鉴参考了民国政府的测绘成果，但数量极少。具体来讲，以江苏省为例，《集成》收录的日本江苏地区航空测量要图绘制于1943年，其中14幅与民国政府测绘的《江苏省陆测图》名称相同。《江苏省陆测图》大多是1916—1924年实测的，在1936年左右修正，1947年左右复刻。两者图幅名称相同，应该不是偶然的现象。对比图面时还发现，虽然日本是航测，而民国政府是地面人员实测的，但图面基本相同。这说明日本在绘制中国大陆地形图时，虽然是采用不同的测绘方式，但也可能在分幅和整体架构方面借鉴了之前民国实测的地图。

通过《民国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名称数据库》的量化分析，以及地形图图表、名称、高程起算点、注记、图面等信息的考据，可以认定《集成》大部分地图是民国政府主持测绘的。测图时间为日本纪年的地形图，则多为日本在中国境内盗测的，数量并不多。

（本文原刊于《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3期第132—143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