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专业课程的开设情况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科发展的状况。侯仁之在1950年第11期《新建设》上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倡议以“中国历史地理”取代“中国沿革地理”，提出这不仅是课程名称的变化，更是课程内容由以探讨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为主要内容的沿革地理学，向以研究自然与人文地理变迁的历史地理学的转变，这一教学改革的倡议同时推动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历史地理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地理课程教学与历史地理学科发展互为作用。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民国时期大学历史地理课程的开设情况尚未有系统的了解。虽然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早期发展已有了一定的学术研究，但从历史地理课程设置的视角加以考察，无疑可以加深和完善我们对于转

型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样态的认识。

一、大学学制与课程设置概况

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早期发展时期，受西学影响，分科教育逐渐建立并不断加以完善。在大学历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中，历史地理学课程受到了较高的重视，这首先表现为在中国近代大学学制的相关专业科目中，尤其是在历史学的专业科目中，有历史地理学（包括沿革地理学）课程的专门设置。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大学进行分科：“今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分列如下：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其中，“文学科之目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史学作为现代科目得以明确提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奏定进士馆章程》写道：“本馆学科之目分为十一门：一、史学，二、地理，三、教育，四、法学，五、理财，六、交涉，七、兵政，八、农政，九、工政，十、商政，十一、格致。”历史学、地理学作为独立科目得以设置。同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堂分为八科即八类：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其中，将文学科大学分为九门，即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和日本国文学门。从中可见，系科划分渐趋细致。在中国史学门的规定科目中，包括主课和补助课，主课中设置有“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略”课程。在中外地理学门的主课中，也设置有专门的“历史地理”课程。

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令》将大学分为七科：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和工科，而文科又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四门。历史学门下分两类，一是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一是西洋史学类，两类当中皆设有“历史地理学”课程。此外，在地理学门当中，“历史地理学”同样属于专业主课之一。1939年教育部颁布高校各专业《科目表》，《师范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中史地系的“中国历史地理”为必修专业课程。1944年教育部颁行《现行历史学系必修科目表》，“中国沿革地理”列为史学专业必修课程。综上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在中国现代大学的草创和发展过程中，从学制层面来讲，史学专业要求开设的专业课程中，历史地理学课程具有重要地位，通常被列入必修科目当中。

民国时期大学历史学系课程设置中对于历史地理学课程的重视，还表现为该课程在各高校的普遍开设。关于民国时期史学系历史地理学课程的开设状况，我们可以通过《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一书所收集的民国时期各高校史学系的课程表及课程说明等材料加以了解。这一时期许多大学史学系开设了诸如“南洋史地”“西北史地”“东北史地”及“地理学史”等与历史地理学相关的课程，这里仅对专门的历史地理学课程包括“沿革地理”类与“历史地理”类课程的开设情况进行不完全的统计，具体情况详见表1。

据表1的不完全统计，我们可对民国时期历史地理学课程开设情况有一个概略的了解。这一时期，至少有31所大学的史学系开设过历史地理学课程。开课次数3次以上，从多到少依次为北京大学史学系、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厦门大学史学系、辅仁大学史学系、中央大学史学系、中山大学史学系、成都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史地学系；开课2次的校系有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华中大学历史系；开课次数为1次的校系有19个。其中，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辅仁大学等大学历史学专业长期开设有历史地理学课程。从时间上讲，最早开设历史地理学课程的是北京大学史学门（1919年始更名为史学系）。1917—1919年，张蔚西（张相文，字蔚西）在北大讲授“地理沿革史”课程。此后，1923年，东南大学历史系开设“历史地理”课程；1924年，北京民国大学历史学系开设“地理沿革史”课程；1926年，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开设“本国历代地理沿革”课程；1928年，中央大学史学系、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和成都大学历史学系均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再之后，各校史学系历史地理学课程的开设更为普遍。从课程性质来说，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学课程，有的校系将其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有的将其设为专业选修课程，燕京大学曾将其设置为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专业选修课程。关于这一时期历史地理学课程的授课教师情况，从有限的资料信息中可窥见一斑，既可见到张蔚西、白眉初、顾颉刚、张星烺、谭其骧、侯仁之等地理学者的身影，也可看到蒙文通、郑德坤、牟传楷、牟润孙、黄玉蓉等历史学者的参与，此外，华中大学历史系的历史地理学课程由外教来承担授课。

根据表1中的课程名称可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学课程做出大体的分类。一方面虽然课程名称有许多不同的表述，但作为历史地理学课程的名称，一般离不开“沿革地理”（亦称“地理沿革”等）或“历史地理”（亦称“历史的地理”等）的语汇，就此可将历史地理学课程大致分为“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两类课程，这样的划分一是基于课程名称的差异，二是基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呈现为传统历史地理学（沿革地理学）与现代历史地理学（相对于沿革地理学称为历史地理学）两个大的阶段。另一方面，可以将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学课程划分为中国历史地理课程与世界历史地理（外国历史地理）课程，有些课程名称如“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历史的地理”“沿革地理”“地理沿革史”等并无明确的“中国”与“世界”（或外国、或外国某一或大或小的区域）的限定，既可以理解为通论性的历史地理学课程，包括了一定的世界历史地理的内容，但就其主要内容来讲，应该较多属于中国历史地理课程。而更多的中国“沿革地理”或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则属于专门的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关于专门的世界历史地理课程在这一时期亦有一定的设置和开设，从学制来看，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在中外地理学门的主课中设置了“历史地理”课程，这一课程理论上讲应该包括世界历史地理的内容。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令》在历史学门的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与西洋史学类以及地理学门中皆设有“历史地理学”课程，这一课程也应该涵盖了世界历史地理的内容。民国时期有少数校系开设了专门的世界历史地理课程。1917年北京大学史学门在改定课程中曾设有“西洋地理沿革”，1933年中央大学史学系开设了“欧洲沿革地理”课程，1948年华中大学历史系开设了“文艺复兴以后法国革命以前之欧洲地理”课程。实际上，有许多地理学类的课程包括了历史地理乃至世界历史地理的内容。如1931年齐鲁大学历史政治学系开设了主修课程“地理要素”，其课程说明中申明：“略论世界各国历史所受地理情势之影响与裁制，举凡沙漠、海洋、平原、森林及其他地理对于人类历史之影响，均一一讨论之。”

从表1可知，民国时期的史学专业较为普遍地开设了历史地理学课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大学史学系不仅开设了各种历史地理学课程，而且开设了大量的除此之外的地理学类的课程。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当时史学发展的趋向，更体现出民国史家对于史地关系及相互作用的认识。民国时期，学界认识到地理学对于历史学具有“以地释史”的学科意义，史家们将地理学列为史学重要的辅助学科，并认为地理学中的历史地理学对于史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助力作用。地理学包括历史地理学课程在史学系的广泛开设，应该与这一时期的这种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民国时期历史地理学课程的开设情况还应当与当时的师资条件具有极大的关系，有限的师资条件可能限制了该课程的更为广泛的开设。

二、课程的名称与内容

民国时期大学史学系的历史地理学课程类型众多，我们将其分为“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两大类课程加以考察。这些课程名称多样，内容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大体状况。

（一）“沿革地理”类课程

民国时期开设的“沿革地理”类的历史地理学课程，课程名称可谓多种多样，大体可将其分为三种：一是“地理沿革”，包括“地理沿革史”“中国地理沿革史”“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中国地理沿革”“中华地理沿革”“本国历代地理沿革”等；二是“沿革地理”，包括“中国沿革地理”“本国沿革地理”“欧洲沿革地理”等；三是某一门类的“沿革地理”，如“疆域沿革史”等；其中以“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名称较为普遍。

关于“沿革地理”类课程的内容情况，我们可以依据有限的史料对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一时期的课程讲授以政区演变、疆域变迁、都会兴衰、战争要隘、地名阐释等内容为主体，体现出传统历史地理学的沿革地理的特征。1926年，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开设“本国历代地理沿革”课程，在课程大纲中，该课程又名为“中国历代地理沿革”，指明“本学程根据历朝正史之《地理志》及《水经》等书，讲明历代地域之沿革”。1934年，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疆域沿革史”，课程大纲说明“内容分为四篇：一、疆域，二、都会，三、战争，四、杂俎，举上、中、近古史上所见之主要地名加以诠释”。1936年，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中国地理沿革”课程“讲述历代疆域之广狭及州县之沿革”。顾颉刚20世纪3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等高校为本科生与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其课程大纲写道：“本课搜集古代地理材料，对于汉以前之各代疆域、民族予以系统之叙述，并推求当时地理观念之演进。”谭其骧1936—1937年间曾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其课程大纲指出：“本课以讲述历代疆域变迁、州郡沿革、都会兴衰、形势阨塞为主，兼及河渠水利与边徼四裔地理之概要。并指导选习者研读《汉志》、《水经注》等诸古地理名著。”

这一时期在讲授“中国沿革地理”的同时，有高校同时以“沿革地理”之名讲授世界历史地理的内容。1933年，中央大学史学系开设了“中国沿革地理”与“欧洲沿革地理”课程。前者“讲述历代之疆域区分、都市兴废、山川名称之因革，俾学者明了政治、文化与地理环境之关系。其要目为：（一）历史与地理，（二）诸史《地理志》，（三）《山经》与《水经》等”。课程主要参考书目有《历代地理沿革表》《历代舆地沿革图》《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和正史《地理志》等。后者“讲授要旨如下：（一）希腊民族之分布，（二）罗马共和国与帝国疆域之伸缩，（三）北族南侵与割据之形势，（四）Charles the Great帝国之疆域，（五）德法两国之分立，（六）民族国家之划分，（七）地名与史迹之相互关系”。该课程以弗里曼（Freeman）之《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与伯里（Bury）之《地图集》（Atlas）为准，要求学生绘图实习。

民国时期的沿革地理学的课程讲授，实际上已开始部分加入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内容。1930年，中山大学史学系开设“中华地理沿革”课程，其内容为：“（一）中国自然地域的变迁，（二）中国境域发展的程序，（三）历代疆域的沿革，（四）历代分划政区的标准及比较，（五）历代地方官及自治制度的大略，（六）大都会的沿革，（七）物质地理的改变，（八）历朝领土被外力的侵占，（九）历代巨大的工程，（十）历代户口的增减。”侯仁之曾于1941年在燕京大学开设“中国地理沿革（政治经济的检讨）”，课程说明中写道：“本课共分两部，前后各占一学期，可以分别选修。第一学期讲述中国历史地理之政治部分，包括历代疆域之变迁、地方行政制度之递嬗以及都市之兴衰；第二学期讲述中国历史地理之经济部分，例如历代农田水利之兴废、交通运输之演变、天然富源之开发，而尤注重此等经济发展对于中国历史之影响。”

（二）“历史地理”类课程

民国时期各大学史学系所开设的“历史地理”类课程，课程名称同样是多种多样，我们可大体将其分为四种：一是“历史的地理”“中国历史的地理”等，二是“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历史地理史”等，三是“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四是“中国古代地理”和“文艺复兴以后法国革命以前之欧洲地理”。其中，使用频率从高到低居于前三位的为“中国历史地理”“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理”。

有关“历史地理”类课程的具体内容，可以通过留存下来的部分课程大纲窥其一斑。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许多课程虽然名为“历史地理”，但其课程仍然以“沿革地理”内容为主体。1930年与1936年，厦门大学史学专业分别开设了“历史地理学”和“中国历史地理”课程，而两次课程的大纲完全相同：“历代文化发展之次序、分布之状况、经济重心之转移、风俗民情之异趣及其他史事之征实，皆有赖于历史地理学，而版图之盈缩，尤足以觇民族之盛衰、文化之隆替。近百年来，我国版图，日蹙百里，危急之势，有如累卵。本学程之设，岂特研究陈迹，亦以唤起青年之觉悟也。”1931年，东北大学史学系“历史地理学”课程的内容以历史地名的演变为主，“历史上之地理，其名称多与今不同，读者因不知其在今何地，遂觉寂然寡趣。本学科详为考证，用有系统的记载，以增读史者之兴味，得此不特可以补助史学，亦可以补助一般地理学”。1934年，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史学系开设“历史的地理”课程，大纲中介绍“本课程或可名古地理学。讲述：1.中国边境之开拓，2.历代政治区域之变迁，3.中国水利之兴替，4.中国都会之迁移，5.古来国际交通之地理”。1935年，谭其骧在辅仁大学史学系开设了名为“中国历史的地理”的课程，其大纲写道：“讲授读史者所必备之历代地理知识，专门问题之提出与研究：（1）地方区划之沿革（割据与封建附），（2）各都邑及军事重镇之建置兴废，（3）名山与大川（名称之改易，水道之变迁），（4）边疆与四裔。取材除正史地志及一统志外，兼及各地方志，并唐宋以来诸家考订校释古地理之作。”1941年，牟传楷在辅仁大学史学系继续开设“历史的地理”，课程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历代疆域沿革，注意秦三十六郡、汉十三刺史部、西汉百三郡国，与夫南北朝侨置郡县等疆域划分问题。（二）城市与交通，就文化、经济各点阐述历代京城及重要都市之地位及沿革等问题，并就历代国内交通诸水陆干线研究经济上、政治上诸问题”。1947年，黄玉蓉在辅仁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国历史的地理”，课程大纲的内容与牟传楷开设的“历史的地理”完全相同。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类课程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的内容，呈现出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与转型。1930年，中央大学史学系“中国历史地理”的课程内容“惟就中国史上显著之地理事实分析综合之，列为各种问题，其主要者为：（一）地形（名山之开发、大川之徙流、海岸线之变迁等），（二）气候（水旱、天灾与人口、食粮问题之关系），（三）富源（天然富源之发展与农工商业之关系），（四）交通（历史上政治区域之分布与其水陆交通之方法与孔道），（五）都市（中国史上光荣之都市，如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及其盛衰消长之原因），（六）国防（历代国界之变迁、军事之要塞及国际交通之孔道）。至本学程之目的，要有二点：（一）使学者知中国文化与中国地理环境之关系，（二）使学者知中国各地文化进步之先后变化不一，其治史能于时代精神之外更注意区域精神而不为笼统之论”。1931年，白眉初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其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政治方面，下编自然方面。政治方面，述历代疆域及都会变迁、战争形势、中外交通等主要材料。自然方面述《禹贡》、《水经注》、运河史料、黄河变迁等主要材料。”1934年，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学系开设了“历史地理学”（在该系当年的课程表上，课程名为“历史地理史”）课程，其大纲指出：“应用历史学演进之原理及地理学自然与人生互相之关系，研究历史上地理区域发展及变迁之沿革，并证明自然影响人生及人生改造自然之情况。”1935年，重庆大学史学系开设有“中国历史地理”（而该系当年的课程表上，其课程名为“中国历史地理学”）课程，其大纲说明：“历史地理之宗旨在于明了政治地理之变更，其地形之迁变、气候之差异、富源之转移、交通之进展、都市之盛衰等，均于文化有最要之关系，均一一分别述之。”

三、课程的学科史意义

从学制规定到高校的具体设课，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大学历史学专业极为重视历史地理学课程，视其为史学专业必修或选修课程。而事实上，这一时期历史地理学课程的开设讲授也是较为普遍。无论“沿革地理”类课程，还是“历史地理”类课程，不同高校史学系对于历史地理学课程均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开设。有些高校如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能较长时期甚至连续多年开设这一课程。这一时期所开设的历史地理学课程，既有传统的沿革地理的内容，也有一定的现代观念的历史地理学的认识。课程虽大多属于中国历史地理的范围，但也有少量的世界（外国、域外）历史地理课程的开设，如“欧洲沿革地理”“文艺复兴以后法国革命以前之欧洲地理”等，尽管涉及空间范围有限，仅限于欧洲历史地理的范围，然而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如此，已实属难能可贵。民国时期专门的历史地理学课程的开设固然重要，但也有不少相关课程包含或涉及到历史地理的内容。如张星烺讲授的“南洋史地”与“西北史地”两门课程，就包括了中国历史地理甚至域外历史地理的内容；冯家昇与方壮猷两人分别开设的“东北史地”课程、史禄国讲授的“亚洲东北史地”课程，同样包括了历史地理的内容；此外，这一时期大学史学系曾开设过许多除历史地理学之外的地理学类的课程，这些课程中也会或多或少涉及中国或域外历史地理的某些内容。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转型时期的学科特征，不仅体现在当时学人的历史地理学论著当中，同样也蕴含在这一时期所开设的历史地理学的课程之中。民国时期历史地理学课程名称与课程内容的复杂状况，充分体现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时代特征与转型特点。

侯仁之1950年曾在论文中指出：“‘历史地理’在我国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过在以往大家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这个名词互相混用了，以为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分别，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现在我们不应当再让这样的错误因循下去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我国学术界，确实存在将“历史地理”与“沿革地理”两个名词混用的现象。一方面，是将两者加以分别，如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关于“中外今地理”课程说明中有：“曰今地理者，所以别于沿革地理及历史地理也。”这里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将二者混同使用，不加专门区分。如有学人曾经指出：“在我国，文献上不少属于‘历史的地理’之典籍，惟所述及者多不过政治区域的分合，与地势行军之关系等等，且其中每运用主观的臆测，以少量的地理事实，供其作历史哲学之发挥，这与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的精神，相去尚不知几千万里！”在这里，“历史的地理”当属“沿革地理”，且与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相区别。民国时期历史地理学课程的名称可大致分作“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两类，而每一大类又可再做区分。总的来说，课程名称多种多样，缺乏一致的规范，有些课程的名称与内容不够一致。从时间过程来看，最早实际开设的是“沿革地理”课程，之后，“历史地理”类课程逐渐设立并不断增多。其中，课程名称中最明显的问题是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二者不加以区分，混同使用。

“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混用现象的出现，应该受到了来自西方与中国传统等多方面的影响。如果我们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区分为传统时期与现代阶段的话，中国传统时期的历史地理学因以沿革地理内容为主，可称之为沿革地理学（Evolutionary geography），而民国以来的现代意义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我们称其为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而在西方学术界，虽然传统时期的历史地理学同样以沿革地理内容为主体，但自古至今一直使用“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一词，即“历史地理”既指传统时期的沿革地理，也指近代以来的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学术深受西学之影响，或直接来自西方，或经由日本转入，“历史地理”一词随之在我国逐渐广泛采用，除了说明西方历史地理学以外，并不时用以指称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另外，中国学术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沿革地理”一词作为中国传统用语，正在经历着时代的选择，除了用以说明中国传统历史地理学以外，也有时人用以指称西方的或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地理”与“沿革地理”混用现象的出现，也就有了某种必然和一定可能。这一时期，二者混用现象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在西学影响下，中国历史地理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所具有的时代特点。

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所具有的转型时期的历史特征，也在这一时期历史地理学的课程内容当中得以体现。“沿革地理”类的历史地理学课程虽大多以讲授中国沿革地理内容为主体，但亦有在“沿革地理”课程当中讲授一些现代意义的中国历史地理的内容。如侯仁之1941年在燕京大学开设的“中国地理沿革”课程，除了讲授中国历史政治地理之外，还专门讲授了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尤其重视经济地理的历史影响。就其课程内容来说，已具有一定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意味。而“历史地理”类的历史地理学课程，讲授内容有时与“沿革地理”类课程无太大差异，表现出“历史地理”与“沿革地理”的混用，但也有不少课程内容更具有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内容。如中央大学史学系1930年开设的“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内容除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内容外，尤其具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内容，包括历史气候、河道变化、海岸线变迁等。从其课程大纲来看，该课程内容已十分接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范围。总的来讲，民国时期的历史地理学课程既有传统的沿革地理的内容，也有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信息，无论“沿革地理”，还是“历史地理”，课程内容都在悄然发生变化，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现代转型。

民国时期大学史学系的历史地理学课程，从课程名称到课程内容，皆体现出转型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特征。这一时期的课程开设也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历史学专业应重视历史地理学课程的开设，除了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外，在条件许可时，也应尽可能地开设世界历史地理课程。

（本文原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9-26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