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钦廉改隶之争探究*

高茂兵

清末民初，广东之钦廉曾三次被提议改隶广西省。第一次是在光绪末年，与广西迁省南宁一并提出，因当时桂林籍官绅的强烈反对和清政府财政拮据而未实现。另外两次是在民国初年老桂系势力发展的背景下提出，因广东各属绅商、侨寓外地各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对以及桂粤矛盾等多种因素仍未实现。通过对此事件的分析，可以得出在研究民国初期的行政区划变更时,不仅要考虑传统的因素，还要考虑基层民意、地方绅商的势力和近代报纸的舆论影响。

关键词  清末民初 钦廉 行政区划

作者高茂兵，1979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玉林师范学院讲师。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邮编：100872。

一、引言

钦廉地区约相当今广西北海、钦州和防城港（除上思县外）三市及所辖区域。明清两代，该区域属广东省廉州府。中法战争前后，广东廉州府与广西南宁府、太平府、镇安府成为重要的边防地区，虽然分属两省，但统于两广总督之下，调兵布防尚属可行。光绪末年，两广总督广西人岑春煊首倡将广西省会由桂林迁于南宁，同时建议将广东之钦廉改隶广西，但因在京桂林籍官员的强烈反对和清政府财政拮据，此提议被否决了。民国初年，随着桂系势力的不断壮大以及南宁成为广西省会，桂系又于民国五年和民国九年两次提出将钦廉改隶广西。清末民初，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广西人反复提出将钦廉改隶广西？其结果又如何？时至今日，此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仅有沈奕巨的一篇论文提到了清末民初钦廉改隶广西的情况，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探究。[①]本文将系统论述清末民初两广关于钦廉改隶的争论，详细探析在改隶过程中各方的观点及导致最终结果的原因。

二、1920年前钦廉政区沿革

笔者将依据正史地理志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文献资料对1920年前钦廉地区的行政隶属进行简要考述。

先秦时期，该地区尚未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秦统一六国后，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南下统一岭南，并设置了桂林郡、象郡和南海郡，钦廉地区隶属当时的象郡。[②]汉高祖三年（前204），南海郡郡尉赵佗割据岭南，建立了南越国。元鼎五年（前112）秋，汉武帝派兵征讨南越。六年，平定南越后，西汉王朝将秦三郡析置成南海、苍梧、合浦、郁林、象郡等五郡。[③]合浦郡领县有：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④]其中合浦县约当今钦廉地区。[⑤]东汉，交州刺史部统辖有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七郡，[⑥]合浦郡幅员几乎未变化。[⑦]三国时期属吴，黄武七年（228）改合浦郡为珠官郡，孙亮复改为合浦郡。[⑧]晋时，合浦郡属交州，领有合浦、南平、荡昌、徐闻、毒质、珠官六县，[⑨]钦廉地区仍属合浦郡。南朝宋泰始七年（471）置越州，领百梁、永宁、合浦、临漳和宋寿等九郡，[⑩]而钦廉地区约隶属于合浦郡、宁海郡、临漳郡和宋寿郡。齐建武四年（497）钦廉地区属交州的宋寿郡和越州的临漳郡、合浦郡、百梁郡、安昌郡、龙苏郡、封山郡等。[11]梁中大同元年（546）宋寿郡属安州，宁海郡属黄州。此时，钦廉地区分属越州、安州和黄州。[12]

隋开皇九年（589）平陈后，废宁海郡、宋寿郡和合浦郡，十八年（598）改安州为钦州，改黄州为玉州，改越州为禄州。大业初改禄州置合浦郡，改钦州置宁越郡，废玉州。[13]大业八年（612）钦廉地区属合浦郡和宁越郡。[14]唐武德四年（621）改宁越郡为钦州，五年改合浦郡为越州，置玉山州。贞观二年（628）省玉山州，八年改越州为廉州。上元二年（675）复置玉山州，并改名为陆州。天宝至乾元年间尝改钦州、廉州和陆州为郡。[15]贞观元年（627）将全国分为十道监察区，今广西多处属岭南道。咸通三年(862)岭南道分为东、西两道，岭南西道治所为邕州（今广西南宁市），广西大部分地区属岭南西道。开元二十九年（741）钦廉地区分属廉州、钦州和陆州。[16]

五代时，钦廉地区属南汉的钦州和廉州。[17]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曾一度省廉州，至道三年（997）置广南西路，咸平元年（998）复置廉州。[18]政和元年（1111）钦廉地区分属广南西路的钦州和廉州。[19]

元创行省制，在两湖、岭南之西地置湖广行中书省。至元十七年（1280）改钦州为钦州路，廉州为廉州路。[20]至顺元年（1330）钦廉地区分属湖广行省下的钦州路和廉州路。[21]明洪武元年（1368）改廉州路为廉州府，属广东行中书省；二年改钦州路为钦州府，属广东行中书省。七年廉州府降为廉州，钦州府降为钦州，九年钦州降为钦县，十四年五月分别复置廉州府和钦州，钦州并属廉州府。[22]至此，廉州府成为统辖钦州的政区，两者不再是同一层级的政区。万历十年（1582）钦廉地区属廉州府。[23]清光绪十四年（1888）钦州升为直隶州，直隶于广东省。[24]

辛亥革命后，1911年九月钦州直隶州改为钦县，裁廉州府，留其附郭县合浦县。[25]1914年6月置钦廉道，驻钦县（今广西钦州市城区），辖4县：钦县、防城县、合浦县和灵山县。[26]至此，“钦廉”合称才正式作为政区名称出现。本文所说的钦廉也正是指钦廉道及其所辖四县。

从历史来看，秦时，钦廉地区始隶于中央政区，并和今广西一部分地区同属于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至东晋，钦廉地区一直属于合浦郡。南朝，岭南政区纷乱，钦廉地区分属多个一级政区。隋唐政区调整，咸通三年以后，钦廉地区和今广西大部分地区同属一高层政区——岭南西道。两宋时期，钦廉地区与今广西大部分地区仍同属一高层政区——广南西路。元朝，钦廉地区与今广西大部分地区仍同属于一高层政区——湖广行中书省。明朝建立后，洪武元年改廉州路为廉州府，属广东行中书省；二年改钦州路为钦州府，属广东行中书省。直至民国九年止，钦廉地区一直属于广东省。钦廉与今广西大部分地区属于同一高层政区的历史时间大约为506年，钦廉属广东省的时间大约有552年。从历史隶属于同一高层政区的时间来看，钦廉属广东时间更久。

三、清末民初钦廉改隶之争

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广西巡抚林绍年上《奏移置省会以资治理》的同时，还有一份密折《密陈南服筹边大计》。在密折中，他们首先阐述了中法战争后法国在越南北方边境经营现状：

自甲申攘越以后，眈眈逐逐日以谋我，东窥广东，西瞰云南，中叩镇南关，其越南根据地曰河内者去我镇南关不三百里，铁道早达滇、桂之界，近且直入滇省内地矣，升芒街为省矣。迩年经营之政策，据边道所探尤有可惊，如添建兵房，扩张医院，预备行军装具及增设军队，大修海陆要塞，募公债一千五百万以行之，并由河内筑二千余里之大铁道以遥接西贡，又于西贡创建船坞，增拓枪炮厂，是其逼处深入，俨一俄人之侵略东三省，非特过于英、德、日本。且视俄人之经营西北，尚在沙漠万里外者，亦危迫过之。[27]

岑氏认为中法战争以后，法国在越南的经营是清政府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外患，他建议清政府不仅要密切关注法国在越南的一举一动，也要切实加强边防建设，并建议将广西省会由偏在东北一隅的桂林迁到交通便捷，靠近边防的南宁。

若以南宁为省会，则当聚全省之力以治边，改革绸缪，其势必有顺而较易者。且南宁据左江、龙州二水交汇之区，于此建置省城，西资滇、黔之货，东通粤省之饶，远可控御泗、色、镇安以厚归顺之背，近可兼顾廉、钦、上思以护龙州之腋，并可资轮舶以通浔、柳，溯桂水以接平、梧，水陆四达，若网在纲，形胜利便，较之桂林僻处东北者，利害悬绝，此不能不详陈者一也。[28]

省会如若迁到南宁，为了巩固边防，还需将广东之廉钦（即钦廉）划归广西管辖。

省城移置南宁，边局固可一振矣。然不割广东之廉钦以并于广西，则边防之势犹有未全也……廉钦既介乎海防、广州湾之间，且为达南宁之捷径，南宁为龙州、南关之后路，廉钦又为南宁之外翼。一旦有事，敌人既以固保其河内，不能不先争龙州、南关，即不能不先争廉钦，以胁龙州后路之南宁，且彼得廉钦即可联属广湾暨越南陆路之交通。若我失之，在东省尚属西南一隅之震惊，而在桂边则有倾覆本根不能立足之势。是故统南方全边形势而论，必保龙州、南关乃可以掣敌人根据之河内，必保后路之南宁乃可以保龙州、南关，必保外翼之廉钦乃可以保南宁。廉钦与桂边危急时，既如唇齿之相依，则平时自宜合一以便布置。且以地理而论，廉钦虽隶东省，而平时转运交通均由南宁属之横州以通粤东他属。而粤西左江一带之海外交通又必须经由廉钦出入，其南宁以西各地及边防所属苟不经廉钦出海，则必假道越南以出海防。故粤西必得廉钦，然后形势全而脉络贯。今分隶两省事权各属，无论有事时必多扞格，即平时如缉匪诸事呼应亦觉不灵，又况对外之事，总以统一为宜……今我对于越南，纵未能合滇、粤三省属一人以图抵制，若此唇齿相依之地似不可不合并，以厚其防。惟桂本瘠区，归并廉钦后骤增海防边防经费，鉅款益难支柱，惟有请将廉钦盐务厘金亦随地划归桂省办理，即以盐务厘金所增之款全数充作海陆筹防经费，庶边备乃可振兴，此不能不详陈者又一也。[29]

他们认为钦廉划治广西的理由如下：一是广西迁省南宁后，钦廉作为南宁的外翼，唇齿相依；二是钦廉作为交通要道，如与广东其他地方联系需要通过南宁之横州，广西西部出海也需要依仗钦州；三是钦廉与广西形势为一体，边防也便于一体，但分属两省不便统一行事。同时，钦廉划归广西后，其钦廉盐务厘金也让广西办理，这样才能保证有经营钦廉的海陆经费。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政务处议复：

且南宁与广东之廉钦相为唇齿，而廉钦实滨临海洋，如以省城移置南宁，势不得不割廉钦并于广西，以期海陆兼筹，事权统一。惟该省于陆防之外复增海防，巨费即以廉钦二属盐务厘金所入之款全数抵拨，恐亦难以敷用。臣等公同商酌，窃以为筹边之道人事为先，内政不修，战守不备，虽有形势利便之区，亦不足恃。该署督等所请移置省会之处，既据各臣工纷纷陈请阻止，应请毋庸置议。[30]

     广西迁置省会一事，因在京桂籍官员的强力阻挠和清政府认为迁省劳民伤财、经费负担过重而未实现，[31]与之相随的钦廉割治广西提议自然也未能实现。

辛亥革命爆发后，广西宣布独立，陆荣廷出任广西都督，再次提出迁移省会的问题。1912年4月，迁省议案提出后，引起了桂林籍少数代表和广西其他十四府代表之间的争论。10月17日，广西临时议会最终通过了省会迁邕提案，但是以都督府、议会设在南宁，六司暂驻桂林为前提。1913年，六司才逐步迁到南宁。最终，完成迁省工作。[32]

清末，岑春煊关于广西迁省的设想有两点:一是将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二是将南宁东南面的广东属钦廉划归广西。此时，南宁已成为省会，钦廉划归广西又成了新的议题。

1916年，随着桂系势力伸入广东，岑春煊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陆荣廷任抚军。岑春煊一直主张将钦廉改隶广西，这样广西就有了出海港，西南地区的物产也就可以通过钦廉出海。“苟广西能以全省之力起而代粤人经营其地，使滇黔川桂之物产得通其出海之道，则中国南部之富力必大发展，此实关系今日国计民生之最急者也”。[33]他认为，将钦廉改隶广西，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即钦廉当地人民上**书才可以顺利解决。

钦廉镇守使隆世储致电肇庆都司令岑春煊、广西行营陆荣廷，建议将钦廉改隶广西：

钦廉归并广西治，原为广东，向来鞭长莫及，为广西开发海口，就近发展商务，又为人民谋生计，为国家巩固边防，免使钦廉人民恐蹈安南之续耳。上年世储巡阅边境力倡此说，龙督济光拒纳不听。苟能在龙门设军港，由北海商埠，建筑干道，北达南宁，西达龙州、云南，南达东兴，实为中国西南边御之重要。与其向不经意者，一改而为邕者之门户。外操香港商务之权利，内修国家之兵备。整顿于无形，长治久安，莫逾于此……恳请岑都司令，商指桂省内地县分若干（时拟以怀集县交换）与互换，实行巩固边防政策，并恳代电大总统国务院总理，付诸国会审议，以便实行之处。[34]

作为非粤人亦非桂人的隆世储建议将钦廉划归广西，其理由是无论从地理形势，商贸发展，还是从交通、国防来说，并非为了粤桂地方利益，而是为了国家政治和区域发展的需要。他的电文也建议通过自下而上“人民之**”的方式，呈请国会审议以便实现划归。为了减少粤省绅民的抵制，他提出了用“桂省内地县分若干（时拟以怀集县交换）与互换”的改隶方式。

民国六年（1917），钦廉四属吴则浚等十五名代表认为钦廉僻处远粤近邕，山川形势诸多不便，其于国防上、控制上、商务交通上皆应划归桂省，[35]并向广西省当局**。其后，吴则浚等二百余人就钦廉划归广西上书两院，认为钦廉离广东省治有千里之遥，鞭长莫及，且为广东一瓯脱地区。基于山川之形势、道途之远近、交通之难易、消息之迟速诸多方面，钦廉皆应该划归广西。[36]但是，因当时两广正忙于护国战争，加之广东督军府和广东各界的抵制，此次改隶也未能实现。

1916年陆荣廷乘反袁之机出兵广东驱逐龙济光势力，10月，率军进驻广州后，广州实际处于桂系统治之下。1920年10月，桂军被驱逐出广东，整整四年，广东成了桂系的“一统天下”。[37]在桂系控制两广政区的情况下，钦廉改隶又被重新提出。

民国九年(1920)三月，钦廉镇守使陆兰清、合浦李怀祖、钦州韦炳青等上书**，要求将钦州、廉州、灵山、防城划隶广西。

现据调查所得，钦属人民代表来桂**者，共分为两处：一由四属人民代表韦炳青等十数人**将粤省钦廉与桂省怀集、贺县交换管辖；一由现任钦廉镇守使陆兰清（粤人）转据钦属人民代表李怀祖等所呈，拟将钦廉四县改归广西。桂省督军谭浩明、省长李静城接呈后，即将详情咨陈军政府核办。[38]

4月8日，军政府政务会议议事日程第一提案即为“广西谭（浩明）督军、李（静诚）省长咨陈，据广东钦廉县代表韦炳清等**，请将钦廉两属（计共四县）与桂省怀集交换管辖。又据钦廉镇守使陆兰清呈转据李怀祖等呈，拟将钦廉四属改归广西管辖各等情，请察核办理案。”[39]军府政务会议议决此案，多数议员认为事关两省管辖区域变更，应广采民意，周纳舆论，才能核定。

钦廉改隶广西经广东省议会提议后，各方观点不一：以岑春煊为代表的军政府方面认为此事关系两省区域变更，事关重大，不能不慎重处理。“故饬总务厅将两省人民赞成反对意见汇同编集以便研究，一面并拟分咨两省大吏采集各方舆情趋向，其未核复以备则将案暂行搁置”。广东督军莫荣新、代省长张锦芳也推诿，“此案系属省辖变更问题应由军政府自行解决，故军民两署不表示可否”。钦廉籍议员对于此案始终反对，庞渊鉴、邓政治两议员“搜集人民反对此案之证据及窒碍难行之理由，列为书表分呈军府当道”，防城、钦县、合浦、灵山辖区官民多不愿改辖。[40]钦廉两属省议员庞渊鉴、钦廉绅商学各界代表潘承鎏及钦廉留省学会劳有琨等从学界、工商界、地方治安、国防计划、地方进步、财赋、两广形势和公理八个方面上书**反对改隶。[41]

广东各旅外团体也强力反对改隶。他们以舆论宣传作为武器，以广东一体的名义在报纸上进行公开抗议。4月20日，钦廉旅京人士召开会议，通电反对钦廉割归广西，誓不承认，并决定召开全体广东旅京同乡大会一致反对。[42]5月2日，旅京广东全体召开大会反对钦廉属桂，讨论对付办法，“公决全体一致力争，务达取消目的，一面上书当局，详陈利害，请顺民情，并通电全国议会求援”。[43]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也分别致电广州和北京反对钦州割归桂省。[44]上海广肇公所、潮州会馆亦分别电致广州军政府、督军、省长和省议会，“闻钦廉改隶广西，群情愤激，如果属实，则徒滋纷扰”。[45] 5月21日，钦廉地方绅士组织在府学宫开公民大会，到者五千余人全体表决否认改隶。[46]

然桂系志在必得。陆荣廷认为广东省长一席决不能再由桂人充任，以免惹起广东人之恶感，应让粤人长粤，而粤人中非杨永泰莫属，并以割隶钦廉为条件扶持杨永泰为广东省长。桂系除运动广东省议员及钦廉各军官外，还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让钦廉各大小团体（如自治会、保卫团等）向军政府**，以便转令广东省长执行。

在广东各界绅商团体的强烈反对和陈炯明率粤军回攻驱逐桂系的压力下，加之省长杨永泰也实行联络粤籍军官合谋倒桂。[47] 6月4日下午，广东省议会开会，议事日程第一项即为“钦廉各界代表潘承鎏等请函驳回钦廉改隶案”，经议员的讨论，结果反对改隶并全体起立通过，咨请省长将改隶之议取消。[48]6月24日，广州军政府发表歉电，宣布撤销钦廉改隶案。[49]1921年后，粤桂战争爆发，老桂系势力瓦解。至此，钦廉改隶广西的提议也随着老桂系势力的衰落而被取消。

据钦廉三次被提议改隶广西的经过，可以得出一些特点：一是前提一致性。光绪三十二年，岑春煊等提出将钦廉划归广西是以广西迁省南宁为前提，防务上，钦廉可作为南宁的外翼。民国初年的两次提议，均是在南宁已经成为广西的省会后提出，似乎是在延续和实现光绪三十二年岑春煊的提议。二是改隶方式不同。第一次是直接提出划治钦廉，后两次为了避免广东抵制，提出换治即将广西怀集、贺县两属与广东钦廉四属互换。三是地方官绅势力的抗议，三次改隶都未能实现。第一次因受到桂林籍官绅的抵抗省会未能迁南宁，钦廉也就不可能划归广西。后面两次，即使在桂系控制两广政局的情况下，改隶也终因广东各属绅商团体的抗议未能实现。

四、钦廉改隶案中各方原因探析

清末民初，在钦廉改隶广西的论争中，无论是倡导者和赞成者，还是抵制者和反对者都有各自原因。

首先，分析倡导和赞成的原因：

第一，  倡导者的一致性。最早提出将钦廉划归广西是在光绪三十二年，由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广西巡抚林绍年提出。民国五年岑春煊还倡议通过自下而上的人民**方式来实现钦廉改隶，当时，钦廉镇守使隆世储也曾致电肇庆都司令岑春煊、广西行营陆荣廷，建议将钦廉改隶广西。民国九年，陆荣廷也曾授意合浦李怀祖、钦州韦炳青等人上书**，要求将钦廉划隶广西。陆荣廷是岑春煊一手提拔和栽培的老桂系头领，二人先后控制两广政局，并成为钦廉划治广西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

第二，  从划治目的来看。国防上，钦廉划治广西是在南宁成为广西省会的前提下提出的，当南宁成为广西省会后，因南宁地理位置较桂林临近边防，为了加强南宁周边的安全，巩固边防，就需要钦廉作为南宁的外翼；交通上，只有将钦廉划治广西，才能使靠近海洋的广西有了出海港口，同时滇黔川桂之物产也才有了便捷的出海之道；战略上，桂系要向东发展，需钦廉地区作为前沿缓冲地区和交通要道。

第三，  从地理形势上来看。钦廉与广西毗邻，离广东省会广州较远，实有鞭长莫及之势。“钦廉与桂省毗连，如同一体，而田粮税赋，两省互有交征，风土人情两省又无分别，其离西离东均皆辽远，军事民事实有鞭长莫及之虞”。[50]“庶几钦廉至邕三日可达，随时可添军队以固岩疆，免为法邻窥伺”。[51]如果能割占钦廉，广西不仅有了出海港口，钦廉也就成为桂系东进的前沿和基地。

第四，  反对地方主义，提倡大局观念。岑春煊就职两广都司令时就提倡“勿持此部与彼部之分广之，勿存在此省与彼省之见，必使百将如一将，两粤如一家”。[52]韦炳清等在**书中也主张“况际此竞争时代，地理优胜，尤贵请求，人民盖无扞挌之虞，国家应谋共同之益，投桃报李，民意皆同，画野分疆，经界益正，地分两粤，人实一家，既无秦越肥瘠之嫌，应有手足捍卫之术，似不宜养指失肩，因循坐误，而贻后日无限之隐忧也”。[53]他们主张不分桂粤，同如一家，钦廉隶桂或隶粤，皆为民意。

    其次，抵制和反对的原因：

第一，光绪末年，政务处反对的主因是广西迁省费用颇大，钦廉改隶广西后也增加了广西海防和陆防费用。民国初年反对者主要是广东各团体和钦廉地方绅商，他们主要是为保粤疆完整，“然究其由来，实因粤省舆情，惯有区域蹙缩之虑，……徒言改隶，而恐失版图”。 [54] “尤异者，闻其交换条件，系以怀集、贺县两县易我四属，无论二之与四，过于悬殊，且既云交换必有相当之利益，桂人既利吾钦廉，而必欲攫而取之，曾否计及怀贺，弹丸小邑，究何取利于吾粤，为粤人必不可少之地，而后以之交换耶。天下不平之事，宁有过于此者”。[55]广东各界努力捍卫区域的完整性，即使用广西的怀集、贺县两属换广东钦廉四属，也是过于悬殊，二之与四为不公平之事，粤人为之愤激。

第二，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域增强了该区域内民众的地方认同感。“广东钦廉两属，设置已久，……钦廉僻在海隅，地瘠而险，有清一代，行政施教遣兵平盗，费财无限，皆取广东之赋税，以数百年守望扶持之地夺授他人，理所必无，情所难忍”。[56]“钦廉隶粤，洪武迄今，数百年来未之或改，人情风土习焉而安”。[57]“佥谓钦廉所隶四属自有省制以来即隶广东。兹忽变更管治为害滋甚，议决通电反对，誓不承认”。[58]可见，钦廉民众对广东的区域认同感更强。所以，在反对钦廉改隶广西的队伍中，不仅有钦廉本地绅商和旅外团体，还包括广东其他地方的各社会团体和旅外团体。

第三，随着地方自治思潮的发展，地方主义色彩也越来越浓厚。晚清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潮就是“以本乡之人办本乡之事”。[59]1902年，欧榘甲（署太平洋客）发表了《新广东》（一名广东人之广东）一文：“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非他人之广东也。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非他人之广东，是广东人者，为广东之地主矣” 。[60]钦廉各界在反对改隶时也曾提出“顾惟钦廉四邑二百万人之钦廉，亦全粤三千万之钦廉也”。[61]所以，陆荣廷主张割钦廉归并桂省受到粤属各地的强烈反对。

第四，声称两广一家，本无畛域，钦廉不应改隶。“夫两广一家，钦廉苟辟军港，未尝不可为桂省之用，何出此阋墙政策以自隘其界限，此种不祥之言，又岂当道所乐闻耳”。“两省财用从来不分畛域，而粤中政府不乏桂人”。 [62]“试问同是一家何必作此不祥之计划，全国二十二行省苟各谋出海万难办到，童孺所知。况以近年事实论，两粤本无畛域，出海与否，讵为广西之苦”。[63]反对者也主张两广如一家，没有什么畛域之别，就更不应该割治钦廉与桂管。

此外，整个国家处于政局动荡，尤其民国九年正是广州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分庭抗争的时期，缺少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桂粤之间的矛盾也都是钦廉未能改隶广西的原因。[64]

五、小结

行政区域的变革必然会影响到区域内的资源分配和民众心理认同感，所以在变更行政区域时，必然引起区域内民众的高度关注，他们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争取区域的最大利益和维护区域的完整性。中国自古以来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政区边界的划定是集权式而不是分权式的，亦即不是由各政区之间自行决定，[65]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中央王朝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划定，基层民众只有默许服从。但到了民国时期，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改属很长时间内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基层民众的意愿。[66]但对于最底层的民众来说，钦廉无论是隶粤或隶桂其实并没有实质性差别，行政改隶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力对他们的影响远没有对地方绅商的影响大。在改隶案中，无论是**改隶的所谓钦廉代表，还是抵制改隶的地方绅商，往往为了各自目的都在假托民意。同时，自下而上的地方**（往往被绅商所操控）和近代报纸的舆论宣传对政府的行政命令形成了无形的抗拒。因此，在研究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域变更，尤其是涉及到省界变化时不仅要考虑传统的因素，还要考虑所谓的基层民意、地方绅商的势力和近代报纸的舆论影响。

                                            原载于《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02期

On the Change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alization of Qinlian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Chinaera

Gao Maobing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 the Qinglian district of Guangdong had been proposed to be incorporate to Guangxi province for three times. The idea was first brought up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Guangxu period, with the idea of changing Guangxi’s capital city toNanning. However, this attempt had failed due to the vehement opposition ofGuilinofficials and gentry and the grave financi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the old Guangxi warlord, the idea was proposed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 time. But the attempts have not been realized because of the powerful opposition of the local folks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GuangdongandGuangxiProvince. By analyzing this, the thesis argues that in the research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e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the traditional factors ,but also the will of Common people, the power of local gentry mercha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newspapers.

Key word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 era,

Qinlian distric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