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史学已成为史学界不可小觑的力量，这主要表现为数字史学在处理海量的历史数据方面，具有传统史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并对传统史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在人口史研究方面尤为显著。

上海从开埠前的“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一个江南地区性的中心城市，一跃而成为国内最大的港口城市，并将这一领头羊的地位维持至今。上海的崛起，除了受益于地处中国长江内河水路和中国海路的交通枢纽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外，还归因于经济、社会等诸多要素，其中人口无疑是关键因素之一。20世纪30年代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开风气之先，开始系统收集有关人口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又掀起一股人口研究热，比如谢俊美《上海历史上人口的变迁》，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褚绍唐《上海建县以来的人口变迁》等，主要讨论了上海建置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时段的人口总体变迁及其特征；樊卫国《论开埠后上海人口的变动(1843—1911)》重点分析上海开埠以来人口数量变化、人口增长特征及其主要驱动力。

也有一些研究着眼于在沪外侨人口变迁，如吴桂龙《论晚清上海外侨人口的变迁》，何亚平《建国以来上海外国人口变迁与人口国际化研究》，黄祖宏、高向东、朱晓林《上海市外籍人口空间分布历史变迁研究》等，重点剖析了在沪外侨的人口发展变化及其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

而关于上海人口研究成就最大的两大成果，一是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该著作在收集和整理近代人口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代上海租界、华界人口数量增长、空间分布差异以及上海人口结构(性别、职业)等做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二是法国汉学家安克强《上海人口(1865—1953)：一本资料集》，该著作发掘了邹著中未收集的人口普查资料，并采用了数字历史GIS的方法绘制了多幅人口结构的空间分布图，对近代上海的人口进行了系统而缜密的研究，是目前所见上海人口史研究的新高峰，也是目前数字史学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成为本文研究的基础，但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长时段，短时期研究付之阙如。鉴于此，本文以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研究时段，分析该时期上海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之所以选取这一时期，一是因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并定期进行人口普查，由此保留了大量的人口数据；二是因该时期承前启后，为上海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运用数字历史GIS的方法，从空间上复原并分析当时上海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人口结构方面，则主要从籍别、户口、性别、年龄和婚姻、教育与职业等方面展开。鉴于外侨是上海的一个特殊群体，故本文将外侨和“华人”分开论证。本研究希望对上海人口史研究有所助益。

一、抗战胜利后上海人口的总体状况

1945年上海光复后，百废待兴，工商各业相继复苏，人口骤增，“致发生房荒”。据民政处整理警察局户口报告结果，1945年12月底，上海全市之人口总计3370230口。略低于战前1936年上海市(包括租界)的370万人口。至1946年12月底，上海全市人口(不包括流动人口与外侨人口)总计达3830039口。一年内人口增长459809口，超过上海战前人口水平。1947年1月，上海全市人口总计3853511口。1948年1月，上海全市总人口增至4630385口。可见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增长了1260155口，如此快的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量外来人口迁入上海市。据民政处1946年10月上海市人口统计报告，上海市总人口为3766111，其中上海市本籍人口有767903口，仅占20.39%，而外籍人口有2998168口，占79.61%。

从人口密度来看，位于市中心的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区为上海市人口分布最密集的地区。租界地区历来为战时避难所，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时，闸北南市及近郊难民纷纷迁入租界，致使人口骤增，抗战胜利后，居住在租界的难民并未及时疏散，而内战爆发后，一大批战区难民又涌入上海，导致该区成为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一地区包括黄浦、老闸、新成、江宁、普陀、长宁、静安、杨树浦、榆林、虹口、北站、闸北等区，以及徐家汇、常熟、卢家湾、泰山等区之北部，北四川路区之南部(图1)。

据上海市政府民政处1945年12月底的上海市人口密度统计，新成区和老闸区人口密度最高，在每平方公里10万人口以上。新成区位于苏州河南岸，1946年11月27日上海市市长曾视察该区，看到鸽笼似的小屋里，竟住了9户人家，十分拥挤和肮脏。邑庙、黄浦、泰山、江宁、北站、虹口等区，人口密度次之，在每平方公里5万至10万人口之间，静安、普陀、卢家湾、提篮桥、蓬莱、榆林、长宁、常熟、闸北、徐家汇等区又次之，在每平方公里1万至5万人口之间。位于该区的闸北，其房屋多毁于抗战时的炮火，“现有人口七万八千五百余人，且多数属于棚户”，其居住拥挤程度可以想见。又如，邑庙即为饶家驹难民营所在地。据《申报》记载，南市“住宅多告毁坏，故居住问题极形拥挤”，市政府鉴于该地段房荒严重，对住民盖建房屋，“尽予营造便利”。

其他区域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在1万人以下，而原公共租界东部的杨树浦及其北部的北四川路，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5000至6000人之间。远离市中心区的新市街，以及黄浦江右岸的洋泾、杨思、高桥等区，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1000至4000人之间。位于郊区的新泾、大场、江湾和龙华等区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均在每平方公里1000人以下，龙华的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153人。虽然上海人口逐年骤增，但人口分布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1946年和1945年相比，位于郊区的吴淞、洋泾、杨思、真如、新泾，以及龙华、大场、江湾和高桥等区，其人口密度虽大有增长，但其密度仍在每平方公里5000人以下，市中心仍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图2)。

但从人口增长速度来看，1946年与1945年相比，郊区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市中心区，增长最快的当属位于上海西南方位的龙华地区：1945年仅14882人，1946年增至80281人，增长率高达439.49%。而其周边的新泾和杨思，增长率分别为9.1%和1.5%。龙华地区地广人稀，上海市政府曾将其作为疏散人口之所。上海市公用局曾通过第七次大会决议，试图接通龙华镇交通线，借以疏散市区人口并繁荣郊区。但实际上，因国共内战逼近上海，此项举措未付诸实施，龙华之所以成为人口增长较快地区，可能与接收难民有关。相反，位于上海东北地区的高桥、大场和江湾等区，人口不增反减，下降28%以上。原租界地区，作为市中心地区，因经济发达，仍然是人口增长较快地区：苏州河以北的北四川路区和闸北区，增长率分别为103.7%和82%，成为仅次于龙华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新市街区和虹口区人口增长超30%，提篮桥、北站人口增长超20%，榆林和杨树浦区人口增长在10%以上。苏州河以南原租界地区，人口增长并不明显，除了蓬莱和普陀区人口增长超过30%，以及常熟人口增长19%之外，其他如卢家湾、泰山、长宁、徐家汇、江宁等区，人口增长均在10%以下，黄浦、老闸、静安和新成区，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故人口不增反减，在－6.9%至－0.3%之间。

二、华人的人口结构

与其他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不同，上海人口受战争的影响更为显著。据邹依仁先生研究，上海地区的人口有三次是在短时间大量增加的，分别为太平军进军上海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1946—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这三次战争中以第三次人口增长最著，短短三年左右时间里，从1945年的337万，突增至1949年初的540万，净增加了200万余人口，这在上海人口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正因为此，上海的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移民特征，下文分别从籍别、户数、性别、婚姻、职业等方面，分别对这一时期的人口结构进行概述。

(一)籍别

最能反映上海人口移民特征的便是籍别，主要分上海本籍与外籍(中国各省)，不包括外国人。根据民政处人口统计，1946年10月，上海市的本籍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0.7%，外籍占79.3%。随着外地难民陆续涌入上海，至1950年1月，上海市本籍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到15.1%，外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至84.9%。

上海市本籍人口与非本籍人口的分布呈现鲜明的地域差异：在市中心(原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及其周边的邑庙、蓬莱、北四川路等区)，以非本籍人口为主，占上海总外籍人口的92.1%，而在地广人稀的市郊地区(江湾吴淞、大场、新泾、龙华、杨思、洋泾、高桥和真如等区)，以本籍人口为主，1946年，市郊地区的本籍人口占上海总本籍人口的51.34%(见图3)。

之所以郊区本籍人口的比重远高于市区，与郊区的农业有直接关系，因为郊区的本地人以从事农业为主，而从外地迁入上海的人口大部分到市中心寻找工作来维持生计。1950年，又有了新的变化，市中心外籍人口占上海总外籍人口的比例略下降至88.76%，而市郊的外籍人口占总外籍人口的比重则上升至11.24%，而新泾、洋泾和真如区的外籍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甚至超过本籍人口。郊区外籍人口的增加，与涌入上海的难民日益增多有直接关系。

(二)户口

1945年8—12月，抗日战争结束不久，百废待兴，上海处于过渡期。因抗日战争而涌入上海的一部分难民已在战争结束前后迁出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难民留在了上海，因此这一时期上海的每户口数并不稳定。据1945年12月民政处人口统计，上海平均每户口数为4.55，但区域差异较大，每户口数最高的地区为静安区，每户6.18口，而最低的为榆林区，每户仅1.47口。总体而言，大部分原租界城市中心区，如黄浦、老闸、新成、静安、江宁、泰山、卢家湾、常熟、徐家汇、提篮桥、北四川路、虹口等区，每户口数超过5，只有少数区，如普陀、邑庙、蓬莱、北站区，每户口数在4—5之间，而位于原租界的榆林和闸北两区是个例外，每户口数全市最低，分别为1.47和2.05。这两个地区战时受破坏较为严重，之后又涌入了大量的外地难民，人口众多，且多属于棚户，故每户口数较少。对于郊区而言，总体上每户口数低于市中心区，如江湾和龙华区的每户口数在4—5之间，远离市区的杨思、新泾，每户口数在3—4之间。只有洋泾和大场区的每户口数超过5。究其原因，一方面，市中心区商业发达，铺户多，因此商业区每户的口数多；另一方面，外地人来上海，要报户口，手续烦琐，且很多人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仍希望返归乡里，所以漏报户口现象时有发生。抗战胜利后，因户口申报比较严格，这些外来人口有时会挂靠在另外一家，不另立新户，由此导致市中心区每户口数较郊区为多。

到1946年，总体格局与上一年相同，位于市中心区的大部分地区，如黄浦、老闸、邑庙、嵩山、卢家湾、常熟、徐家汇、长宁、静安寺、新成、江宁、普陀、闸北、北站、虹口、北四川路、提篮桥等区，每户的人口数均在5以上，最高仍是静安寺，每户口数为5.9，而邑庙、蓬莱、榆林区，每户口数仍小于5。位于郊区的大部分地区，如江湾、吴淞、大场、新泾、龙华、杨思、洋泾、高桥、真如等区，每户口数均小于5，最低的为高桥区，每户口数仅4.1。与1945年相比，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市中心区总体的每户口数增长明显高于郊区，如榆林、闸北、提篮桥等区，每户的口数增长明显；相反，位于郊区的，如龙华和大场区，其口数已分别由原来的5.46和5.10均下降至4.3。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上海市中心的复兴，商业繁荣，吸引了郊区的部分劳动力来市区工作；另一方面是战时暂居于郊区的难民，有相当一部分涌入市区寻找工作以维持生计，并暂挂靠在铺户内，导致市区户口增长明显(见图4)。

(三)性别、年龄和婚姻

首先，性别比。在上海地区，男女的性别比例始终不平衡，男性人数较女性为多，如1930年公共租界的男女性别比为156∶100，法租界的比例为149∶100，华界在1929年以前并无资料可征，1929—1937年，华界男女比例从132∶100到137∶100。总体而言，在1945年之前，租界市中心地区的男女性别百分比明显高于位于郊区的华界地区。1945—1949年，因内战关系，上海又迎来了新的移民高潮，男女性别比例不平衡的特征较他时更盛(见图5)。从1945年12月的人口数据来看，性别比地域差异较大，最高的为黄浦区，达286.8，而最低的杨思区，仅为93.2。总体而言，市中心的男女性别百分比高于郊区，常熟区仅次于黄浦区，为273.3；而老闸、北四川路、虹口、提篮桥、闸北、北站等区，亦超过120；长宁、普陀、邑庙、江宁、榆林和徐家汇等区在110—120之间；嵩山、蓬莱和新成等区较低，在100—110之间；只有静安区，性别比低于100，为97.9。对于郊区而言，虽然整体上男女性别比低于市中心区，但也有不少地区的男女性别比值较高，比如大场和龙华，性别比分别为122.5和119.6，洋泾、杨树浦、江湾、新市街等区，性别比在100—110之间，只有杨思和高桥的性别比低于100。邹依仁先生认为，市中心为商业区，经济发达，男性从业人数明显多于女性，且在外来移民中男性比女性在市区工作的概率更高。相反，远离市中心的上海郊区，由于一部分男性劳动力进入市中心区工作，使近郊女性人数反而超过了男性人数。随着上海战后经济恢复，到市区工作的男性进一步增多，其中最明显的为大场和龙华区，分别从原先的122.5和119.6下降到103.6和92.8，不过总体而言，男女性别比例已比前一年正常多了。

其次，年龄。上海市政府民政处将上海人口的年龄分为11个层次，分别为：未满1岁、1岁至未满6岁，6岁至未满12岁，12岁至未满18岁，18岁至未满20岁，20岁至未满30岁，30岁至未满40岁，40岁至未满45岁，45岁至未满50岁，50岁至未满60岁，60岁及以上。为研究方便，本文将年龄简单分为4组：未满18岁(未成年人)，18岁至未满40岁(青年人)，40岁至未满60岁(中年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根据1946年12月民政处的人口统计，原租界市中心区，青年阶段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明显高于郊区，比如黄浦、老闸、普陀、江宁、静安、邑庙、蓬莱等区，青年组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50%。这一方面是因为青年组年富力强，在市中心工作的概率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另一方面，在源源不断的移民潮中，都存在着年龄不平衡的现象，青中年组的比重远高于未成年和老年组，且大部分青中年组会到市中心寻找工作以维持生计，但由于市中心的高房租，往往将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放在郊区生活，导致郊区老年组的比重明显高于市区。

再次，婚姻。在统计上海人口时，民政处将上海市人口的婚姻状况分为四种：未婚、有配偶、丧偶和离婚四种。根据邹依仁先生对1929—1936年旧上海华界居民男女婚嫁资料的估计，上海历年的人口婚嫁率尽管各有差异，但总有一定的比例，大致在0.26%至0.49%之间。而根据民政处1946年12月的人口数据，未婚人口有651221人，是已婚人口(包括丧偶和离婚，2048444人)的31.49%，此数据并不包括15岁以下的人口，而15岁以下的人口大部分未婚，若一并统计，则比例将更高。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有大批难民涌入上海，且生活贫困的平民百姓占绝大比重，这部分人来到上海后生活艰难，养活自己尚且不易，若要及时结婚，恐非易事，因此导致未婚人口占比较高。从地域分布差异来看，市中心区未婚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高于郊区，同样的道理，至市中心工作的以年轻未婚者居多，而年幼及年老者多生活在农村(图6)。

(四)教育与职业

上海人口的教育与职业状况(见图7)，既与该时段上海人口结构有关，也与当时上海经济发展情况有关。

首先，职业。根据民政处1946年12月的人口数据可知，民政处将上海的人口职业分为农业、矿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公务、自由职业、人事服务、料理家务、服兵役、求学、其他、无业等13种，其中12岁以上从业人口超过10万的行业分别是：料理家务830038人，商业578160人，工业546720人，交通运输业176217人，人事服务业151350人，农业121017人。从事商业、工业的人数远超农业，可见上海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工商业城市。交通运输业位列第四，上海是当时的贸易港口城市，也实至名归。而从事料理家务的人口超过商业和工业，亦能说明问题。正如上文所言，该时段上海人口骤增缘于涌入上海之难民潮。这些背井离乡的难民以贫困人口居多，他们来到上海后并无任何技术可用，只能靠体力谋生，料理家务正是合适的职业，特别是对当时的女性而言。

受城市功能区差异的影响，不同区域的职业差异也颇大。中心城区作为工商业的中心，自然从业人员以工商业为多；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郊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比重显然也高于市区，这不难理解。具体而言，黄浦、老闸和邑庙三区，商业职员的比重最高，而位于黄浦江与苏州河沿岸的杨树浦、榆林、提篮桥、江宁、普陀、长宁等区，工业比重颇高。农业方面，以真如、龙华、大场等区为最高，比重超半数。值得注意的是，位于黄浦江东岸的高桥、洋泾和杨思等区，虽然农业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因靠近黄浦江，沿岸亦有码头和货栈，这使这几个区的工业和商业的比重虽比不上市区，但远高于其他郊区。

其次，教育。上海市的教育水平与职业密切相关。从事工商业、交通运输业、人事服务和公务的人员的教育水平，显然比从事农业的人员水平更高。因此总体而言，市中心人口的教育水平高于郊区。以民政处1946年12月人口数据中文盲占总人数的比重为例，文盲比重超过65%的地区均在郊区，如江湾、新市街、真如、大场、新泾、龙华、杨思和洋泾等区，只有靠近长江口的吴淞和高桥等区，因从事航运和交通业的人员较多，文盲比重略低于前者，为55.1%—65%之间。就市区而言，文盲率明显低于郊区，其中黄浦、新成、老闸和静安等区的文盲率最低，在35%以下；邑庙、泰山、卢家湾和常熟等区，文盲率在35.1%—45%；蓬莱、徐家汇、长宁和北四川路等区，文盲率在45%—55%。这些地区除了经济发达能吸引高学历人群就业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上海的教育机构，包括小学、初高中和大学等，大部分位于市中心区，因此市区人口的教育水平较高，因学生数量增加而降低了文盲率。而原公共租界东区的提篮桥、榆林和杨树浦等区的文盲率高于其他市区，为55.1%—65%。此外还有闸北，文盲率在65%以上。这几个区原是工业区，但人口多是一些贫寒无知识的劳动力，加上外来难民涌入该区，增加了该地区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图8)。

三、外侨的人口结构

上海是外侨在华的聚集城市之一。二战结束后，寄寓上海的外侨(上海外侨居住分布见图9)，数殊不少。据上海市政府公报记载，抗战胜利前，外侨有19601户，41189口。据市警察局调查，1945年12月底，共有外侨122798人，以日本人为最多，几占外侨全数的60%。原因在于各地日本人被集中于沪，等候遣返回国。至1946年日侨日俘遣返已全部完成，集聚上海的外国侨民，以无国籍者最多，美国籍者次之，苏联籍者又次之。所谓“无国籍”者，据《申报》记载，上海现有“洋难民”，“总数达三万九千之谱，其中一万五千名是德奥波捷国籍，一万四千名系犹太籍，六百名是清教徒，四百名是回教徒”，其中很多人都被列入“无国籍”外侨。

上海外侨户政系规定由市警察局办理。该局经数月筹办，于1946年7月15日起，依照当时公布的《上海市外侨居留证及人事登记暂行办法》开办外侨户政，实行核发外侨居留证及办理人事登记事宜。全市外侨，应在办法公布后10日内向各住在地警察分局递出申请，再由分局汇转总局行政督察处第三科核发居留证。居留证式样共分三种：凡无国籍侨民，则核发封面上印有红色横线之居留证；无约国侨民，则核发印有黄色横线之居留证；有约国侨民，则核发无横线之居留证。该项工作历时两个月完成，同年9月27日起，市警察总局转饬警察分局，核发外侨居留证4000张，继又续发46000张。至于申请人事登记，规定凡有下列情形如迁入、死亡、出生、结婚、离婚及迁出者，应于15日内申请登记，并缴验外侨居留证及其他有关证件。外侨如有下列情形：(1)无合法护照者；(2)未经许可擅自入境者；(3)因受出境处分者；(4)贫无以为生者；(5)违反中国法律者，其居留证未发则即刻撤销，并将呈准内政部限令出境。

自领事裁判权废除之后，国民政府仍然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于1944年3月20日，由行政院核准施行外侨组织商会及参加商业团体办法，仍赋予外侨在华从商的权利，不过必须经当地县市政府登记，获得许可，并至省政府备案，外侨商会之业务及一般活动，应依中国商会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这一时期，外侨在上海的大企业仍然继续营业，虽然上海市政府废除了外商挂号道契，但保留了外侨的置产权。战前的一些大企业，除了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英商煤气公司、美商中国电力公司等从事公用事业的商行外，其他的外侨企业也逐步恢复战前状态，有些甚至出现了复兴迹象，比如执上海房地产业牛耳的上海建业地产公司，在范诺(Pierre Fano)苦心经营下，于1949年初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鉴于外侨在上海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建设中仍具有重要的影响，上海市政府甚至邀请外侨领袖参加咨议委员会，以促进中外谅解和合作。

但随着国内战争中国民党节节败退，在沪的外国人被迫离开上海这片“乐土”，至20世纪50年代，在沪外国人已寥寥无几。限于材料，本文主要讨论抗战胜利后前期的外侨变化。

(一)户口结构

根据1945年11月和12月上海市警察局对外侨国籍的调查统计，外侨总户数34780，男性68586口，女性53990口，总122576口，男女性别比例为127%，男性略多于女性。不可否认，这份数据并不完整，比实际数量略低。从国籍来看，以1945年11月数据为例，上海外侨共有27个国籍，其中日本籍最多，为72291口；德国、法国、葡萄牙籍次之，在2000—2500之间；印度、苏联、意大利籍又次之，在1000—2000之间；英国、菲律宾、丹麦、西班牙、美国、希腊、挪威、匈牙利和瑞典籍，在100—700之间；土耳其、伊朗、罗马尼亚、荷兰、比利时、波兰、奥地利、捷克、埃及、墨西哥和保加利亚籍，在100人以下。这就是抗战胜利之初上海外侨结构状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由各警察分局所呈报之外侨户口统计汇编而成，在这个统计数据中，英国人为何如此之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统计口径的问题，大部分外侨难民被归并到无国籍外侨中。

一年之后，因日侨基本上都被遣返回国，上海的外侨人口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1946年8月31日的数据，与1945年11月的数据相比，可见上海外侨人口从12万余口，降低至65409口。从国籍来看，国籍增加到37国，无国籍人口减少至11468人，但不少国籍的人口增长显著。首先是美国籍人口，从290增长到9775人。一战后，上海成为美国人在华的主要居住地。随着中美贸易的增长，在沪的美国人在1920年前的五年间上升了72%，到1920年达3000人，1925年约4000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颁发了敦促美国人离沪的劝导令，1400名美国人离开上海。1938年，在沪美国人降至2000以下。1942年1月20日，据日方人口登记，在沪美国人为1369人。抗战胜利后，四千多名美国人返回上海，打算重建美国总会、学校和社团，但此时的上海已非战前的上海了，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再加上来沪的部分美军不守法纪、欺压华人，造成华人抗议美军暴行的大规模游行。其次是苏联籍人口，从1544人增长到8834人，白俄7017人。当时在沪的俄侨无非两种，一种是一战前在沪侨居的旧俄公民，另一种人数最多，为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战争期间流亡在外的白俄及其家眷。1943年1月20日，苏维埃最高主席团通过决议“凡是侨居在中国的所有帝俄臣民都可以获得苏联国籍”。该决议可视为对俄国臣民的大赦令。二战结束后，出于战后国家建设需要，1947年6月30日，苏联政府向远东地区的苏俄侨民发出回国号召。沪上俄侨纷纷申请苏籍，因此1947年在沪苏侨数量急剧上升。

在沪外侨中，法、奥、英籍的人口，在3000—4000之间；朝鲜、越南和葡萄牙籍，在2000—2500之间；德国、印度籍在1000—2000之间；菲律宾、意大利、波兰、希腊和捷克斯洛伐克籍，在500—1000之间；西班牙、丹麦、瑞士、匈牙利和荷兰籍，在200—500之间；瑞典、挪威、伊朗、爱尔兰、罗马尼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籍，在50—200之间；其他国籍人口在50人以下。与前一年相比，各国籍人口均有了显著增长。究其原因，这一统计是按照普查标准进行的，各国的难民已归并到各自国籍统计表中，故而出现这种现象。不过，美侨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以上主要是1948年之前的在沪外侨情况。1948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向南推进，在沪的各国领事建议本国侨民撤出上海，只有少数一些认为能够与共产党打交道的外国人才在上海留下来，至1950年在沪外侨人数已所剩无几。

(二)职业

据警察局1946年8月31日普查标准日统计数据，全市外侨以经营工商业者占多数，而无业者亦属不少。具体而言：商业，男6826人，女1302人；工业，男2400人，女344人；交通运输，男718人，女101人；公务，男2709人，女387人；自由职业，男2484人，女1255人；人事服务，男1429人，女1654人；农业，男2人，女无；矿业，男32人，女3人；其他，男656人，女367人，共计有职业者，男17265人，女4513人。外侨无职业人数分类统计：在校肄业学生，男1683人，女1346人；不事生产依财利息为生者，男418人，女330人；依靠公家救济者，男1873人，女958人；依赖私人资助者，男674人，女689人；以不正当行为为生者，男5人，女316人；监狱之囚犯，男316人，女4人；慈善机关收容者，男557人，女3694人；料理家务者，男755人，女10601人；掮客或经纪人，男1008人，女301人；乞丐游民，男11人，女16人，共计无职业者，男7300人，女18255人；外侨失业人数，总计男510人，女3176人。

(三)居住分布

根据1945年和1946年8月上海市各区外侨户口统计数据，外侨居住以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最为集中，苏州河的提篮桥、北四川路、虹口，因为是日侨的集中地，外侨人数最多，超过20000；苏州河以南的常熟、静安和卢家湾地区(即原法租界地区)次之，外侨人数亦超过4000人，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除普陀、老闸和邑庙、闸北、北站等区外，其他地区的外侨人数亦超过1000，而租界之外的新世街区，外侨人口高达7883人。1946年外侨的分布格局，因7万余日侨被遣返回国，而导致日侨聚集区外侨人口骤减，特别是新市街区，外侨仅存71人，北四川路、虹口、提篮桥等区的外侨，相比前一年也明显减少。相反，位于苏州河以南的原租界地区，如常熟、静安、徐家汇、长宁、嵩山等区，外侨人口较前一年明显增多，盖因该地区为原法租界的住宅区，环境优雅，相比遭战争破坏更为严重的虹口地区，对外侨更具吸引力。

结语

研究上海人口的历史发展，对于认识当前上海的经济和人口发展规律颇有意义。本文主要基于国民政府的人口普查资料，对于抗战胜利后上海的人口数量变迁、人口结构以及空间分布状况进行了分析。初步得出以下几种粗浅的认识：

第一，从时间上看，抗战胜利后上海的人口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抗战后又爆发了全面内战，大量外来人口集聚上海，在短短4年间净增了200余万人，外来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比例高达80%。从空间上看，在市中心(原公共租界、法租界、邑庙、蓬莱、北四川路等区)，以非本籍人口为主，而在地广人稀的市郊地区(江湾吴淞、大场、新泾、龙华、杨思、洋泾、高桥和真如等区)以本地人口为主。

第二，抗战胜利后上海的人口结构也反映了鲜明的移民特征：一是市中心的男女性别百分比高于郊区。二是市中心区未婚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高于郊区，至市中心工作的年轻未婚者居多，而年幼及年老者多生活在农村。三是市中心的人口以从事工商业、交通运输业、人事服务和公务的人员为主，而郊区则以农业为主，教育水平方面市中心明显高于郊区。

第三，外侨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人口中虽比重较小，但在当时的上海仍是一个影响力重大的群体。总体上看，抗战胜利后的外侨人口呈现下降趋势，从1945年底的12万余口降至1946年的65409口，这一方面是由于各地日本人被集中于沪，等候遣返回国，至1946年日侨日俘遣返已全部完成，造成外侨人口锐减。另一方面，受国内外战争形势的影响，在沪外侨开始返乡回国。这一时期唯一增长较快的是美侨，这与抗战胜利后美国积极的对华政策有关。不过随着战争的推进，试图在沪发展的美国人也不得不离开上海这片“乐土”。

（本文原刊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05期第107-119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