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中心地结构

陆玉麒/董平

【内容提要】    太湖流域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组成部分。研究表明，该地区虽然水网密布，水系发达，并有太湖等大小湖泊存在，但并不影响中心地结构在该区域的形成，其形成机理是地形平坦、水系呈规则的圩田塘埔系统，及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该中心地结构的中心城市是苏州，而苏州位于太湖流域的几何中心；另一方面，不同等级中心地的间距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对应性。据此，根据太湖流域中心地的形成过程，可以给出以下的中心地结构的形成路径：区域几何中心决定最高等级中心地的区位；区域面积决定一级中心地与二级中心地之间及二级中心地之间的距离；高等级中心地之间的间距决定以后，余下的不同等级中心地之间的距离即可同时决定。由此，太湖流域中心地结构的形成体现了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中心地形成过程与类型。这一形成过程具有一般性，即对任何一个中心地而言，都有一个自低等级中心地向高等级中心地的转化、升级过程，但对整个区域而言，却是高等级中心地首先形成，然后才是以此为中心各级不同等级中心地的相继形成，最终形成完整的中心地等级体系。其研究结论丰富与完善了中心地学说。

【关 键 词】太湖流域/中心地结构/中央中心地/苏州

    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下游与河口段的南侧，地跨江浙沪3省市。整个地势西高东低，大致以丹阳—溧阳—宜兴—湖州—杭州一线为界分平原与山地丘陵两大部分。东部为太湖平原，是全流域的主体。西侧为山地丘陵，构成本流域的分水岭地带。作为长江三角洲的核心组成部分，太湖流域自唐宋以来即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所在。本文试图在借鉴克氏中心地学说及相关空间结构理论[1-8]的基础上，对该区域的中心地结构进行初步的分析。
    　　　　1　太湖流域中心地等级体系的构建
    在太湖流域，区域中心城市一直是苏州。太湖流域中心地等级体系的形成，事实上是以苏州为中心的空间结构的组织过程。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太湖流域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城镇空间结构的形成史。
    　　1.1　苏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产生与成型
    作为太湖流域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苏州元末战乱一度遭到严重破坏。但入明后迅速得到恢复，并随着区域经济的高涨而更显繁荣，基本形成东部为手工业区，西部为商业区的城区格局。其手工业以发达的丝棉纺织和染整业为特色，明后期城内各种纺织作坊多达数千家，每家雇佣工匠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甚至数百人。万历二十九年（1602年），全城仅染工就有上千人。书籍印刷业、刺绣业、铜作业、漆作业、酿酒业、文具制造业、玉雕业等也颇为著名。其商业则以极为活跃的大规模跨区域转运贸易为特征，城内外市场林立，商铺密布，百货汇集。“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以致时人有“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康熙苏州府志》卷2，莫旦《苏州赋》）的赞叹。
    可以说，明后期的苏州已是全国最大的丝绸、棉布、书籍市场和重要的粮食、金融、日用品、工艺品市场，也是太湖流域甚至整个长江三角洲最大的商品集散地。特别是韩、嘉时期，其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19世纪前期曾到过苏州的法国人耶德更推誉该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称其“是江南茶丝之帮的首府”，“是最活跃的工业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货物集散地”（耶德《万物讲解》）（表1，表2）[9]。
    表1　清嘉庆25年（1820年）太湖流域各府田赋额与丁口分布
    Tab.1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tax and population in Taihu Basin，1820

    表2　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各府城镇数量
    Tab.2　The town' s quantities of each city in Taihu Basi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资料来源：据陈国灿《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2　以苏州为中心城市的中心地等级体系与基本特征
    到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中心，已经构建起较为成熟的中心地等级系统。依据克氏中心地理论，我们可以构建起太湖流域的中心地等级体系（图1）。
    附图
    图1　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中心结构
    Fig.1　The central place system of Taihu Basi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2.1　地形因素虽然对中心地体系有一定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曲其分布的内在规律性　对图1进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地形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此导致太湖流域六边形中心地体系的变形，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心地体系的结构。在该区域范围内，有三大地形因素导致了中心地结构的变形。
    （1）太湖。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有水域面积2338km[2]，位于太湖流域的中心。太湖正常水位下容积为44.3×10[8]m[3]，平均水深1.89m，最大水深2.6m，多年平均年吞吐水量52×10[8]m[3]。我们注意到，以苏州为核心、由宜兴—无锡—昆山—盛泽—南浔—长兴构成的六边形的理论面积（以半径46.19km计）达5542.87km[2]。而整个太湖全部分布于这个区域中，即太湖水面占该区域的42.18％。显然，一般情况下水面面积这么大，是不可能形成中心地结构的。之所以还是形成了中心地结构，这源于中心地分布的一个重要特性：临水性。具体地说，是其环湖分布的特性，亦即除昆山外，其余5个中心地均环太湖分布。
    （2）宜溧山地。太湖流域虽然总体以平原为主，但其西部则是宜溧山地所在地。该山地又名界岭，属天目山系，是蜿蜒于苏、浙、皖3省边界上的一系列山地的总称。山地主体由分布在江苏省宜兴、溧阳2市南部的众多山丘组成，故名宜溧山地。一般海拔200～300m，主峰黄塔顶611m，为江苏省第2高峰。山体由泥盆系石英砂岩构成。燕山运动以来，断裂构造活动频繁。山岭、盆地相间排列。从图1可以看出，该山地从区位上看，本应是二级中心地的分布地。然而，虽然由于山地的影响在此出现了二级中心地的空白，但三级中心地却是齐全的。这导源于中心地分布的另一特点：沿山麓分布。
    （3）长江。苏州距长江最近空间距离仅55km。这样短的空间距离显然难以在苏州北侧形成齐全的中心地结构，或至少会导致中心地结构的变形。从结果看，一是形成的二级中心地常熟离苏州的距离过近，空间距离仅39.6km，亦即如果不是长江的挤压，本不应该在常熟的位置上形成二级中心地，至多只能形成三级中心地。二是导致明清时期常熟北侧三级中心地缺失。明清时期在现张家港的位置上，三级中心地还是空白。张家港的前身沙洲县，是1962年才由常熟、江阴各划出一部分组成的新的行政单元。
    1.2.2　中心地结构的组织特征，充分反映了该地区高度的开放性和市场性　可以说，太湖流域一直是全国高度发达和开放的地区。其区域背景也在中心地等级体系中显现出来。
    （1）二级中心地常熟。常熟现为县级市，但自建县始就一直具有厚实的经济实力。在行政建制上也曾有过达到地级市（相当于二级中心地）的历史。在江苏1983年行政区划调整前，与泰州一起，是江苏唯一存在过的2个县级市，但泰州已于1997年升格为地级市。从行政建制的形成过程看，西汉景帝前元时期（公元前156～150年），常熟地域上首次设虞乡建置，隶于会稽郡吴县。西晋太康四年（283年），虞乡升为海虞县（因县境东临沧海而命名），隶于吴郡，此为常熟地域设县之始。梁大同六年（540年）改置常熟县，是为常熟县名之始。常熟之名取“土壤膏沃、岁无水旱”，“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之为灾，则岁得常稔”之意。其后一直为县级设置，但其经济实力其实远超出一般的州府（表3）。解放以后，1949年5月以县城设常熟市，县、市合署办公。1954年11月，常熟市升格为江苏省辖市。1958年撤常熟市，仍统一为常熟县。1983年3月撤县建市，以县境设常熟市。
    表3　南宋时期常熟县与太湖流域及周边地区部分州府赋役税钱岁额比较
    Tab.3　Comparison between Changshu County and other cities located in Taihu Basin and peripheral regio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2）三级中心地南浔与盛泽。2镇的共同点是虽然长期属镇的建制，但其经济实力和城镇规模远超过一般的县城。目前，南浔已成为湖州的一个区（相当于县级），唯盛泽仍为城镇设置。南浔镇位于浙江湖州市、嘉兴市、江苏苏州市2省3市交接处。原名南林，北宋时尚是一个小规模的村落。宋室南渡后，逐渐发展成为一处乡村商品贸易的集市。由于南林位于太湖南岸交通线上，“系平江、嘉兴诸州商旅所聚，水陆冲要之地”（陆兴源《吴兴金石记》卷10《接待忏院分居碑》），商业日趋发达。迨至南宋后期，南林市进一步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丝织品生产与销售中心，由是“市井繁阜，商贾辐辏”（《同治湖州府志》卷49《金石略》）。淳佑十年（1250年）前后，遂正式由草市升格为镇，改称南浔。此后南浔一直为太湖流域著名大镇，其经济实力并不亚于一般的县城。民国初期我国开始有“市”的设置时，南浔曾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城市之一。
    盛泽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与浙江省嘉兴市交界处，丝绸生产历史悠久，明、清时代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为我国的四大绸都。改革开放以来，盛泽丝绸业经过几轮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先后引进数万台套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生产设备。镇内的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是国内最大的丝绸纺织品专业市场之一，丝绸出口量占我国丝绸出口量的1/4，已经成为我国丝绸纺织业主要的生产基地、出口基地和产品集散地。
    　　　　2　太湖流域中心地结构的形成机理
    自中心地学说提出以来，在我国的检验并不多见，目前仅限于成都平原、华北平原等[10-14]。太湖流域虽然属于典型的平原区，并且城镇高度发达，但从没有人进行过这样的试验，原因就是这里的水网过于密布。我们知道，古典区位论以均质平原为基本假设条件，面对河流等要素，是作为例外因素而进行相应的修正。然而，如果一个地区内河流过多，则修正将变得异常复杂甚至难以进行。这可能是中心地学说从来没有用于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检验的基本原因。
    具体地说，面积36500km[2]的太湖流域，其基本特征是河网密布，湖泊众多，水域面积6134km[2]，水面率达17％，河道和湖泊各占一半。面积在0.5km[2]以上的湖泊189个。河道总长度12×10[4]km，平原地区河道密度达3.2km/km[2]，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为典型“江南水网”。面对这样一种区域类型，基本的看法就是这是一个不可能产生理想六边形中心地结构的区域，或者说，这是一个不可能进行中心地学说检验的区域。然而，深入分析以后可知，对于太湖流域而言，其基本区域条件与中心地学说所需的假设条件是非常相符的。
    　　2.1　周高中低、相对平坦的地形
    太湖流域三面临江滨海，西部自北而南分别以茅山山脉、界岭和天目湖与秦淮河、水阳江、钱塘江流域为界。地形特点为周边高、中间低。中间为平原、洼地，包括太湖及湖东中小湖群、湖西洮鬲湖及南部杭嘉湖平原，西部为天目山、茅山及山麓丘陵。北、东、南三边受长江口及杭州湾泥沙淤积的影响，形成沿江及沿海高地，整个地形成碟状。太湖平原地面高程均在10m以下，其中中东部洼地包括阳澄淀泖、青松、嘉北等区地面高程一般为3～4.5m，最低处仅2.5～3m，其他平原区地面高程为5～8m。
    　　2.2　相对规则的水网系统
    临河分布是城镇的基本规律，对于水网密布的太湖流域尤其如此。显然，如果水系呈极端不规则状，那么所形成的中心地等级系统就有可能变得杂乱无章从而难于检验。但太湖流域的水网系统是相对规则的，这就保证了即使城镇临水分布，同样也能体现出规则的城镇分布格局。这就是广泛存在于太湖流域的圩田塘埔系统。
    从地貌角度考察，早在春秋时期，在太湖流域地势较高之处，已成为季节性浅水滩地，通过筑堤作围，挡住围堤外水，排除内潦，便可辟为良田，这就形成了最初出现的围田，它是日后形成系统圩田的雏型。秦朝时期，初级形式的围田已经相继出现在太湖南北，其中尤以太湖流域东南带分布较为密集，这些围田已经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苏州、无锡、常州、嘉兴广大地区的原野上，成为嗣后集江南水田之美的塘浦圩田的滥觞。
    中唐以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人口迅速增加，迫切要求有更多的耕地，因此，太湖地区的开发更是日趋紧要，为了多产粮食，已由较高地带推进到下游广大沼泽地区。由此，太湖地区产生了位位相承、圩圩棋布的圩田，此类圩田至今仍是太湖流域农田生产的主要方式。范仲淹曾称之为“为农美利”，自古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其重要地位，足可以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媲美。
    塘浦圩田的特点是将治水和治田结合起来，开挖塘埔、疏通积水，以挖出之土，构筑堤岸，防御外水，保护耕地。根据太湖流域的地形高下，分级分区，规划塘浦，实行“五里、七里为一纵浦，又七里、十里为一横塘。用塘浦之土，以为堤岸。其塘浦阔者三十余丈，深者二、三丈，浅者不下一丈（宋制：一丈合3.07m）。所以使塘阔深若此者，乃欲取土以为堤岸，非专为泄水，故提高者须及二丈，低者也不下一丈”（郏亶《吴门水史》）。腹地低地以高圩为主，沿江沿海高地以深浚塘浦为主，使低田御洪和高地引灌相辅为用。圩田和浦塘相应排列，成为支分密布的完整水网，从而“塘以行水，浦以均水，纵横分布，灌排有制”[15-16]。
    　　2.3　高度市场化的社会经济背景
    南浔与盛泽2个镇级行政单元，之所以能升格至县级，另一个共同的原因是都位于行政区的交界处。这事实上反映出了太湖流域的另一重要特点。这就是太湖流域中心地形成过程中的高度市场化。这是由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特点所决定的：①与平坦的地形相联系，高度开放是太湖流域的基本特点。原因是太湖流域边缘没有明显的地形障碍，易于与其他地区发生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当太湖流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与区外交往的冲动，而无明显地形障碍的区域条件，使得这种高频率的交往成为可能。②另一方面，该区土地平坦，土质肥沃，极为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显然，发达的农业基础，为高频率的区外交流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3　太湖流域中心地结构的内在规律性
    　　3.1　不同等级中心地间距的对应关系
    我们知道，在理想的六边形中心地体系中，在知道了最高等级中心地之间间距的情况下，可以推导出其下各级中心地之间的间距，反之也然。设CR为同级中心地之间的距离，n为中心地等级，则计算公式为：
    附图
    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现有二级中心地之间及一级至二级中心地之间的平均间距约为80km，即可设CR[，2]=80，依据公式（1）即可推得CR[，5]=15.3974。即当二级中心地间距为80km时，理论上我们可以推导出太湖流域第五级中心地（一般城镇）的间距应为15.3974km。那么，最低等级的中心地即乡镇之间的实际间距究竟多少呢？
    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网络，以间距6～18km为较常见的模式。这并非人为所致，而是区域经济基础及发展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原因是市镇的土壤在于四乡，也即所谓“乡脚”。在江南水网地带，主要交通工具是木制手摇小船，农家把商品运入市镇出售，一般总是选择相距较近的某一市镇，而这一市镇一般说来与其四乡又有着传统的经济联系，形成一个小小的市场圈。农家上市镇，往返时间不可能过长，要赶得上早市或午市，并来得及返回本村。这种状况直到交通较为发达的民国仍是如此。因此，两镇间距6～18km，即意味着农家到邻近的市镇距离大致在3～9km之间。这是一个比较适当的市镇密度。过分密，必然会由于商业不振而趋于衰落；过分疏，则无法适应商品集散的需要，必然会兴起新的市镇来填充补缺[17，18]。
    显然，将城镇间距定在6～18km，其幅度尚嫌过大。那么，江南地区的市镇间距究竟是多少呢？设某六边形边长为L，城镇密度为D，则可以建立以下公式：
    附图 　　（2）
    这样，只要有了某一时期的城镇分布密度，即可求出相邻城镇之间的距离（表4）。
    表4　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各府城镇密度
    Tab.4　Town' s density of each city in Taihu Basi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表中城镇与面积资料来源：陈国灿，《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从表4中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平均城镇密度为118.30个/10[4]km[2]，其城镇平均间距为15.09km。显然，这一实际值与理论值（15.3974km）高度吻合。
    在以往研究中，对于城镇间距或城镇密度的产生原因，总是从城镇产生的市场（腹地、货源）与交通条件角度分析。固然，这些确实是城镇产生与分布的直接原因，但并没有从深层次挖掘不同城镇之间的内在的空间藕合关系。
    上述严格的对应关系，使我们对太湖流域的城镇分布有了全新的认识：城镇间距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我们认为，在原来的供应、交通等因素的基础上，我们至少还可以找到一个原因，这就是由太湖流域最高等级的城市间距所决定的。
    　　3.2　太湖流域高等级中心地间距的决定因素
    前已述及，太湖流域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组成部分，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空间结构有多种解读，从点轴理论角度看，最主要的轴线是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呈之字状。但如果将该线上的20世纪30年代才崛起的无锡抽去，我们即可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南京—镇江—常州—苏州—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这9个城市之间，几乎是等距的，即均在80km左右。那么，这样的等距离间隔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我们认为，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高等级中心地间距大致为80km，这是由区域面积所决定的。太湖流域总面积为36500km[2]，其中山地丘陵占1/6，平原占2/3，水面占1/6。即平原总面积大致为24333.33km[2]。在六边形区域中，设S为其面积，其内分成6个小六边形的边长为L，高为H，则将公式（2）进行变换即可得：
    附图
    由此可以计算出一级中心地至各二级中心地及二级中心地之间的距离为77.59km。显然，这一数值与实际值（80km）同样高度吻合。
    当然，这里面有几点要说明：一是当时的松江地域与现在的上海地域略有不同，现在的上海地域有后来增加的陆地面积。二是太湖平原面积与图1中所涉及的地域也有微小差异。图1中没有计入杭州的面积，但增加了非太湖流域的高淳、朗溪、广德3县。但应该说，这些均属微小的误差，不会影响整体上的判断，即太湖流域的面积，决定了该区域高等级中心地的数量和间距。
    　　　　4　太湖流域中心地结构的发生学解释
    　　4.1　中心地体系形成的自下而上模式与自上而下模式
    我们知道，在克氏中心地等级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是低等级中心地首先形成，然而按其相应规则逐步形成更高等级的中心地，直到在某个区域内形成完整的中心地等级系统。这即是中心地等级体系形成的自下而上模式。这似乎是所有区域都应该遵循的中心地演化过程模式。然而，太湖流域所昭示出来的中心地的形成过程，却是与之相反的自上而下的中心地形成过程与模式。具体地说，太湖流域是中心城市先定位，继之是州府，然后才是县城，最后才是大量的中小城镇的发展。尤其是苏丹，一直是该地区的中心城市，像定海神针一样决定着作为长江三角洲核心区的太湖流域的中心地结构。
    那么，究竟哪一种模式更具一般性？我们认为，自上而下的模式更具一般性。原因在于，在克氏中心地的形成过程中，除均质平原的假设条件外，其实还有一个隐含的条件，即人口是均匀分布的，在此基础上才导致中心地等级自低等级向高等级的逐步演化，最终形成完善的中心地等级体系。然而，从历史过程看，人口均匀分布这一条件是不存在的。其逻辑解释在于：①区域人口是逐步增长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有大量的人口布满区域。②人口有群居集聚的特性。面对宽广无垠的区域，少量人口的开始进入，只会选择区内的某一地点集聚而居。
    那么，最佳的区位在哪呢？显然，开始发展时，其区位选择的落脚点不是考虑如何与区外（太湖流域以外）联系的便捷性，而是着眼于区内。因此，最理想的区位当然是所在区域的中心位置（即太湖流域的中央位置）。
    　　4.2　太湖流域中心地的形成过程
    4.2.1　中央中心地的选择　太湖流域的开发、江南文化的开创之功，当首推泰伯。“泰伯奔吴”，首先选择的是无锡梅村。周敬王6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在姑苏修筑城池，迁都姑苏。然而，对于泰伯为什么直接进入太湖流域的核心，继之从无锡梅村迁至苏州，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我们认为，居中性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图2Ⅰ）。以当时太湖流域范围为界线，采用几何中心性的测算公式，我们不难得到春秋时期太湖流域的几何中心的位置（图2Ⅰ）。从图2Ⅰ中可以看出，这一位置正是位于苏州无锡之间。因此，“泰伯奔吴”，无论是起初的无锡梅村还是后来的苏州，选址的居中性都是共同的决定因素。
    4.2.2　中心地结构的形成过程
    在具居中性特征的中央中心地的位置确定以后，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作为长江三角洲核心部分的太湖流域即展开了自上而下的中心地结构的形成过程。对此，我们可以分以下4个阶段予以剖析：
    第一、春秋时期。“泰伯奔吴”，最终确定苏州为其中央中心地，同时该区域范围内还散布着数量不等的次级中心地（图2Ⅰ）。
    第二、秦汉时期。随着郡县制的实施，该地区形成了郡县2级中心地结构。原来一些散布的中心地有些升格为县，有些则消亡，同时在合适的地点出现了新的县（图2Ⅱ）。
    第三、隋唐至元朝时期。这一时期州府级的二级中心地呈逆时针状相继出现，即常州（隋朝时期）、湖州（唐朝时期）、嘉兴（北宋时期）、松江（元朝时期）。另一方面，六朝以后，该区域中小城镇大量发展，故此，该地区形成了4级中心地结构。即以中心城市苏州为一级中心地，以州府为二级中心地，以另外的县城为三级中心地，以广泛出现的中小城镇为四级中心地（图2Ⅲ）。
    第四、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作为三级中心地的县城进一步完善，格局与目前已没有大的分别。另一方面，中小城镇进一步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了完善齐全的城镇网络体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小城镇本身主要由于区位条件的不同而分成了2个等级，即中心城镇（四级中心地）和一般城镇（五级中心地）。由此，该地区形成了5级中心地结构（图2Ⅳ）。
    附图
    图2　不同等级中心地的形成过程
    Fig.2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centers at different hierarchical levels
    　　4.3　中心地等级体系形成的一般模式
    将太湖流域中心地结构的形成过程推至一般，我们即可构建起中心地等级体系形成与演化的一般模式（图3）。
    附图
    图3　中心地等级体系形成的一般模式
    Fig.3　The general formation patterns of central place system
    第一阶段：一级中心地形成时期，一级中心地即中央中心地，其区位特征是大致位于该区域的中央位置。其形成机理是位居中央，可以将其对该区域的影响势力发挥极致。
    第二阶段：二级中心地形成时期。一级中心地定型以后，或出于人口扩散的需要，或出于扩展势力的需要（历史上，这更多是出于政治或军事的考虑），二级中心地以镇或县城的方式相继在该区域内进行布点。二级中心地之间形成早期的势力范围的分割。中心地结构处于雏型阶段。
    第三阶段：三级中心地大量出现。县城作为三级中心地，在第二阶段即开始出现。在这一阶段，一部分第二阶段形成的县城进一步升格为二级中心地（州府级），另一部分则继续停留于县城级，与此同时大量的县城开始出现。事实上，从理论上说，在一级、二级中心地的位置确定以后，所有以下等级的中心地全部可以推导出来。
    第四阶段：四、五级中心地大量出现。就我国而言，县城以上中心地的设置主要不是由于经济原因，城镇的形成则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大量出现。依据其区位的不同，则可以分为五级中心地（一般城镇）和四级中心地（中心城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系列图仅是示意性的。其实不同时期均有镇级中心地（相当于四级或五级中心地）不同频度的分布。从图2中可以看出，进入第三阶段后，镇级中心地已呈广泛发展态势。
    　　　　5　结论与讨论
    我们注意到，中心地学说的另一开创者是廖什。其假设条件与推导过程中有3点与本文类似：（1）在假设条件中，人口分布不是像克氏呈连续的均匀分布，而是结合成基本农村聚落的不连续的均匀分布。（2）在推导过程中，廖什用透明纸画出了150种商品的大小不同的六边形市场区分布图。然后，他假定所有的市场网络有一个共同的点——中枢点，以中枢点为准将150张图重叠起来。在中枢点，平原上的人口所需要的全部职能都能提供，它发展成最高级的中心地，即大都市。然后，廖什让叠置的网格围绕着中枢点旋转，使尽可能的六边形的中心地相重叠，使一个中心地出售的商品种类越多越好，以达到平原上中心地数目极小化的目的，从而最后形成著名的廖什景观。（3）正是因为如此，故廖什的中心地理论被称为是自上而下式的理论，而与克氏理论相对应[19-20]。显然，廖什在推导过程中所假定的中枢点，正是在太湖流域中心地结构形成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城市：中央中心地苏州。换言之，廖什理论中的中枢点的假定，在太湖流域中心地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另一方面，以往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在研究一个区域的空间结构时，往往将古代视作均质平原。国内一些学者往往也采用相同的方法。如果说这对于建国历史较短的美国大致适用的话，用于中国则失之谬也。作为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完全可以说，中国的城镇空间结构，古代已大致定型，近现代仅是在此基础上的修正而已。至少可以说，古代并非空白，并非均质平原。
    古代所形成的区域空间结构，对近现代中国区域空间结构产生着控制性的影响。因为城市自产生以后，其区位虽然可能有微区位式的迁移，但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本文所揭示出的太湖流域不同等级城镇间距的内在规律性，就是最好的例子。对长江三角洲来说，近现代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一是上海的崛起，二是无锡的挤出，但这仅是对原有格局的一种修正。因此，只有对原有空间格局的规律性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分析清楚随着上海的崛起，该地区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也才能进一步理解目前长江三角洲由于三大深水港的建设（上海洋山港、宁波北仑港、江苏洋口港），所可能产生的空间结构角度的深刻影响。因此，廓清近代上海崛起之前，即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空间结构特征，是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演化的完整过程与规律性的关键。对此，我们将另文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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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05年06期
【原文出处】《地理学报》(京)2005年04期第587～596页
【作者简介】陆玉麒，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
    董平，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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