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1997年
【文献号】4192
【原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199701
【原刊页号】127-142,126
【分类号】K91
【分类名】中国地理
【作者】尹钧科
【复印期号】199708
【标题】略论地名的主要性能
【正文】
　　地名的主要性能是指地名所具有的主要性质和功能。全面地正确地揭示地名的基本性能，是地名学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地名学界，已有少量著述论及这一问题，但尚欠全面和深入，有的观点亦不敢苟同。在这里根据个人在地名学研究中的体会，就地名的主要性能这一涉及地名学的重要理论问题，陈述一孔之见，并就教于方家。
　　　　　　１．地名的社会性
　　地名的社会性是各种各样的地名共同的和主要的属性之一。地名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名来源于社会；二是地名服务于社会。地名随着人类语言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人类文字的出现而形象化，是人类的语言文字使地名具备了音、形、义三个基本要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活动区域的扩大，地名也不断地增多丰富起来。所以说，各种各样的地名，都是社会的产物，都是人类的语言文字与各种地理事物相结合的结果。总之一句话，地名都是人们赋予的创造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赋予或创造各种地名呢？可以说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区分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各种地理事物或者说是各种大小不同、远近有别的地域；二是为了便于人们的交往。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人世间没有地名，那么世界将是混沌一片，人们的许多活动就失去方向和目的地，人们也就无法进行各种形式的交往。正是有赖于各种各样的地名，才把诺大的地球表面上的各种区域和各个角落区分得清清楚楚，不可混淆，人们才能按照各自的意愿和目的，南来北往，东去西回。无论是近在咫尺之间还是远在天涯海角，人们总是借助地名进行各种各样的交往活动。另外，许多社会管理活动也是有赖于地名才能进行。比如，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其拥有的领土、领海和领空进行行政管理，就必须要进行各级行政区划，并对已区划的各级行政区命以庄严的名称。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各级行政区地名，实际上成为各级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必要手段和工具。
　　总之，各种各样的地名都是人们赋予的创造的，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人类社会离不开地名，地名是为人类社会服务的。这就是地名的社会性的主要含义。
　　　　　　２．地名的历史性
　　既然地名是人类社会的产物，那么，地名就必然具有历史属性。地名的历史性在于：首先，每一个地名本身有其生成的年代，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甚至也有其消亡的时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地名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例如，我国首都“北京”这个地名，至今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明朝初年建都于应天府（今南京），改元朝的大都城名北平，置北平府。永乐元年（１４０３）正月升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名顺天府。这是首都“北京”得名之始。明永乐皇帝之所以改北平名为北京，主要目的是迁都于此。永乐四年（１４０６）闰七年，诏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十九年（１４２１）正月告成，并迁都北京，原来的京城遂称南京。清沿明旧。至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因国都迁于南京而废“北京”之名，改称北平，置北平特别市，后改为北平市。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恢复“北京”这个名称，并定为新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由此可见，“北京”这个地名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非独“北京”如此，实际上每一个地名都有其长短不等的历史。其次，不同的历史时代则产生不同的地名。仍以首都北京这个城市为例，从先秦直至隋唐五代，主要称蓟城，东汉以后亦称幽州城。辽升为陪都，称南京，又称燕京。金迁都燕京后，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名中都。元新建大城后，命名大都。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八月，明军攻占元大都，改名北平；永乐元年改名北京之后的名称变化已见上文。所以，从蓟城→南京→中都→大都→北平→北京→北平→北京的这一地名演变系列，实际上就是最简明的北京城市发展史。与这一例证不同的是另外一种例子，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原名“迪化”，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原名“归绥”，辽宁省丹东市原名“安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越边境上的友谊关原名“镇南关”等等。“迪化”、“归绥”、“安东”、“镇南关”这些旧日地名都是封建社会时代命名的，反映了那个时代我国封建中央政府奉行的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这样的一些地名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所以在５０年代便一一更改为今名了。这是不同的历史时代产生不同的地名的又一典型例证。此外，有许多地名原是历史留下的轨迹，因而成为研究历史的有力证据。例如，明清时代修建北京城时，曾从长江流域各省采运大批木材进京。这些木材都是通过京杭大运河水运而来的。因此，在通州南北的运河岸边曾设有竹木局、皇木厂等衙门和场地，负责收存管理这些木料。今通县东南有皇木厂村，西北有竹木厂村，朝阳区中部也有黄（皇）杉木店村等。毫无疑问，这些村落和地名的形成，正是上述历史事实的结果，也是研究北京城建史的重要证据之一。
　　　　　　３．地名的文化性
　　古今中外的地名都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认定地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主要依据三个方面：
　　其一，是地名的实质所决定。所谓地名的实质，简单地说，就是人类的语言文字与地表各种地理事物相应的合理的结合；或者说是被固定在各个地域上的语言文字。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最重要的文化因子，因此，每一个地名都必然地具有文化的意义。
　　其二，是地名的历史性所决定。如上所述，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地名本身有其生成、发展和消亡的历史；有些地名记录了历史的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历史的证据。而历史是社会文化构成中最庞大最复杂的因子。五千年中华文明包含了优秀的东方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中国古今地名在内。
　　其三，是由地名命名的法则所决定。地名的命名取决于多种因素，既要考察地理环境，又要回顾历史源流；既要分析群众心理，又要符合国家政策；既要反映经济特点，又要表明交通信息；既要审度时代精神，又要照顾风土民情；既要参考地名基础，又要显示典雅创意。凡此种种，皆不容疏漏。其中，除了地理环境中有自然因素之外，其他方面皆属社会文化范畴。可以说，从整体上看，地名的命名（包括更名）是一项巨大的复杂的文化系统工程。
　　正是因为地名具有文化性，所以在这里可以提出“地名文化”这个概念。所谓“地名文化”是指地名本身固有的和由地名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由于地名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社会、民族、文化、风俗、语言文字等等因素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地名文化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可以说，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地名中都能得到直接的或间接的反映。又因为地名具有区域性，因而地名文化的地域差别也是明显的。毫无疑问，注重地名文化的研究，应是摆在地名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４．地名的文物性
　　与地名的文化性相关联，地名还具有文物性，也就是说，地名也是一种文物。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有三个理由：
　　第一，一切文物都是历史遗存下来的实物，如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包括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等）、兵器、古建、古墓、古遗址、古碑刻、古籍字画以及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物纪念地等。同样，地名也是历史遗存下来的有音、有形有义的实物。少数地名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大批的地名也有上千年或几百年的历史。地名是实实在在的历史遗物。
　　第二，文物十分珍贵，有的价值连城甚至是无价之宝。文物的珍贵不仅仅是文物本身的价值，它还具有更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物是历史的物证，有些文物可以弥补文献缺载的历史，许多的历史疑问是赖出土的文物才得以大白于世的。此外，文物还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社会教育价值等等。特别是象清末被八国联军付之一炬的圆明园遗址和一些重要的革命纪念物纪念地等文物，是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的教材和课堂。同样，地名的价值也是不可轻视的。“地名涉及国家尊严，领土主权，民族团结”［①ａ］，具有强烈的鲜明的政治意义。从这个角度说，地名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教材。有些地名则是历史的有力见证。例如，在北京市大兴县东部凤河沿岸有不少村庄与山西省的一些州县同名，象长子营、屯留营、南北蒲州营、上下黎城营、沁水营、赵县营、霍州营、大同营、河津营等。在北京市顺义县西北部也见有红铜（洪桐）营、稷山营、夏县营、东西绛州营、忻州营、河津营等山西省州县地名。这些地名成为史书记载中明朝初期由山西省向北京地区大批移民进行屯垦的历史铁证，同时也表明这些地名的分布区域正是明初安置山西移民的重点地区。毫无疑问，这种地名现象乃是历史学家研究明初移民的极为珍贵的参考资料。此外，有些地名也具有艺术欣赏价值。例如，在明清时代的南苑（又称南海子）地区，分布着诸如千顷堂、瀛海庄、太和庄、瑞生庄、保善庄、来顺庄、隆盛庄、天恩庄、毓顺庄、振亚庄、志远庄、广德庄、万聚庄、富源庄、合顺庄、忠兴庄等等数十个别具一格、不同凡俗的文雅地名，不是很耐人寻味的吗？更何况如同文物值钱一样，有的地名也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珠海市有一个地方，原名为“下栅（策）区”。虽然这里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但有些外商认为“下栅区”这个地名不吉利，所以无人愿意前去投资。１９８５年将“下栅区”更名为“金鼎区”之后，新的美妙的地名适应了外商的心理要求，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投资者便纷沓而至，这里也就迅速地“旧貌换新颜”［①ｂ］。这一典型例证，充分说明了地名蕴含的特殊价值。
　　第三，有些文物与地名是融为一体的。例如，卢沟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该桥始建于金，明清两代皆有重修工程。该桥设计建造的科学性、艺术性和技术水平，以及八百余年间所发挥的巨大效益，使之成为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爆发在这里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开始，从而使该桥更是蜚声中外，其文物价值和历史意义进一步提高。但是，“卢沟构”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名。这个地名与作为历史文物桥身已紧紧地融合为一体，因此也就随桥身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此不赘。
　　从如上三个方面来看，说地名也是一种文物，难道没有几份道理吗？
　　在这里应当着重指出，首都北京城内的街巷胡同地名是北京城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北京古都风貌的引人注目的一个侧面，具有更为浓重的历史文物的光彩。对于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尽力保护，不可轻易更改和废弃。
　　　　　　５．地名的指位性
　　“指位”是指示或指定位置的意思。任何一个地名都具有指位性能。例如“天安门广场”这个地名所指就是位居北京城内天安门之前的那片场地。“延安”这个地名所指就是位居陕北延河岸边、宝塔山下的那个城市。“泰山”这个地名所指就是位居山东省中部、泰安城北的那区山地。“鄱阳湖”这个地名所指就是位居江西省北部、南昌市以东的那片湖区。总之，每一个地名都有其专指的地域。地名就是个体地域的指称。
　　地名固有的指位性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地名的指位性是五花八门气象万千的地名世界得以相互区别的根本依据。当然，区分地名的办法是多方面的，如根据通名可以将所有的地名划分成若干不同的类型，然后再利用专名将同类地名一一区别开来。可是，一旦专名与通名相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地名时，该地名在地球表面上的位置也就固定了。在这里仍然是地名的指位性在起作用。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名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在较小的山名、河名、湖泊名、村庄名以及城市街道地名中是比较常见的）时，又如何区别呢？只能依据这些相同地名各自所指的位置不同的地域加以区分。其次，地名的指位性给人类的各种交往活动创造了条件。一封书信可以送到遥远的亲友手中，国家领导经常出国访问或邀请外国首脑与友人来访，部队奉命调防能够迅速到达目的地，商贸活动中各种商品的出口进口及运输等等，都是借助于地名的指位性能。地名的指位性为人们的某些活动规定了方向和路程。
　　　　　　６．地名的地域性
　　在地名世界里常常见有这种现象，即一批具有共同特点的地名集中分布在某一地域内。例如，在鲁西南、豫东北和皖西北地区，以“集”为通名的地名很多；在四川盆地则以“场”为通名的地名多见；在河北省东北部承德地区，许多村庄都称作“杖子”；在河北省围场县中部，大量地名构成序号系列，头号、二号、三号……，有的排列八十多号。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地区分布着不同语源的地名。例如，在内蒙古草原上多蒙古语地名；在青藏高原上多藏语地名；在东北地区多满语地名；在新疆南北则多维语地名等等。就是在不同的城市里，街道地名也各具特色。上海市里的较大街道大多是借用外埠地名命名的，如北京路、南京路、四川路、河南路、延安路等等，而北京城区的地名却很少见到这种现象；老北京城里的街巷大都称作“胡同”，而上海城区的小巷则多称作“弄”。如上的这种地名现象，充分反映出地名具有地域性。因而形成不同的地名群落。
　　地名的地域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的语言差异是主导因素。不要说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因而形成不同语源的地名地域分布差异；就是同一民族生活在不同地域，也因语言的有别而形成不同的地名群落。中原地区农村习称的“赶集”，四川盆地的人们却谓之“赶场”。这一差别是中原地区的“集”地名群和四川盆地的“场”地名群形成的主要原因。此外，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开发方式等等，都对地名的地域性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在河北省玉田县中部有几十个村庄的名称是姓氏加“窝铺”命名的，象陈家窝铺、高家窝铺、黄家窝铺、朱家窝铺之类。这一典型的“窝铺”地名群的形成，无疑与这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开发方式有关系。这一地区地势较低洼，原来是沮洳草莱之地。初来这里开发的人们，只能选择稍高敞之处搭建窝棚而居。日后形成村落，便称之为“窝铺”了。先驱者立之，后来者效法之，惟是而已。
　　　　　　７．地名的稳定性
　　大小地名一旦命名和启用之后，一般都要延续很长很长的时间。有的几十年不改，有的几百年不废，还有的经历上千年甚至几千年仍然具有活力。这就是地名的稳定性。以北京市现辖十八个区县名称为例，房山区一名最新，是１９８６年八月经国务院批准将原来的房山县和燕山合并后更改的新名，目前只有十年的历史。西城区、东城区、崇文区、宣武区、丰台区、海淀区、石景山区、朝阳区、门头沟区，都是１９５２年命名和启用的行政区名称，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了。通县是民国初年废州称县后，原通州改名而来，至今已八十余年。顺义县、延庆县分别是明初和明末改顺州和隆庆州而出现，至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大兴县名始于金代，已历八百多个春秋。怀柔县名唐代即出现于今北京大地上，其历史已逾千年。密云县一名始见于北魏，东魏内迁于今县地，后世相沿，如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了。昌平县和平谷县名始于西汉，更是两千多年前的事，在北京市现辖十八区县中，名称是最为古老的。由此可见，稳定性是地名的一个突出特点。不仅是这些较大的行政区地名稳定，就连一些村落地名也是历久不废的。如北京房山区独树、羊头岗村名，已见于《水经注》的记载，见于唐辽时期云居寺石经题刻的村名就更多了。当然，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有的地名也是短命的，如两汉之间王莽更改的一些地名，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潮影响而更改的部分地名等。这只是特殊历史时段内出现的异常现象而已。
　　地名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稳定的地名便于人们使用。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地名经常改变，那会给人的交往造成多大的困难！近年来，有些台湾同胞或海外华侨回大陆寻根问祖，或寄信探找亲友，往往就是凭藉着他们记忆中的地名而实现夙愿的。其次，因地名的稳定性使地名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成为某些学科某些领域学术研究的线索和证据。例如，通过一些“古城”地名可以寻找历史城市的确址，通过一些“植物”地名可以揭示环境变迁等等。
　　　　　　８．地名的可变性
　　虽然地名具有稳定性，但地名又是可改变的，即具有可变性。地名的可变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更改地名。更改地名的事古今皆有。最典型的例证是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大规模更改天下郡、国、县邑、道与侯国之名。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有郡、国、县、道、侯国共１６９０，为王莽更名者多达７８３，约占４６％。有的郡国所辖县与侯国之名几乎全部更改，如雁门郡辖１４县，有１２县改名，雁门郡名也改为填狄郡。渔阳郡改名通路郡，所辖１２县有８县改名。泗水国改名水顺国，所辖３县全部改名。当然，王莽新朝是短命王朝，光武中兴之后，莽新所改郡国县邑之名又全部恢复西汉之旧。
　　就同一地的名称来说，历史上更改的次数也很多。以北京为例，从先秦至隋唐五代，今北京的前身之城一直称蓟城，东汉以后又称幽州城。辽建为陪都后改称南京，又称燕京。金海陵王迁都于燕京后，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名中都。元于中都城东北郊新建都城后，又改名大都。明初改大都名北平，永乐元年又更名北京，故今北京之名始于明永乐元年（１４０３）。明清又称京师。民国初年改名京兆。１９２８年国都南迁，复改称北平，置北平特别市，１９３０年称北平市。１９４９年９月底，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改北平名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由于历史上多次更名，形成由蓟城（幽州城）→南京→中都→大都→北平→北京（京师）→京兆→北平→北京的有关北京城的地名演变系列。这一有关北京城的地名系列，反映了北京城的城市性质、职能及其地位的历史发展过程。说得夸张一点，这无异于是一部极为清晰和准确的北京城发展简史。
　　上面两例皆为人文地名。在自然地名中也存在不断更改的现象。以永定河为例，《汉书·地理志》作“治水”，《说文解字》与《水经注》作“ｌěｉ＠①水”，《隋书》与《唐书》中作“桑乾河”，《辽史》和《金史》中作“卢沟河”，《元史》和《明史》中作“浑河”，又作“小黄河”；清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大规模修筑下游河堤、疏浚河道之后，才赐名“永定河”，寓“永远安流，不再改道”之意。永定河名称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河水文特征的变化，是值得重视的。
　　一般说来，地名的更改包括改其音、更其形、变其义。改其音是指改变地名的读音。这有四种情况：一是彻底更改，如蓟城改名南京，南京改名中都；ｌěｉ＠①水改名桑乾河，桑乾河改名卢沟河等。二是谐音而改，如民国间将北京城内的哑巴胡同改名雅宝胡同，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粪厂大院改成奋章大院，屎蝌螂胡同改成时刻亮胡同等等，皆属此类。三是省略通名，如北京城内的东单、东四、西单、西四等地名皆省略通名“牌楼”；东四头条至东四十四条等地名，即省略了东四之后的通名“牌楼”，又省略了头条至十四条之后的通名“胡同”。四是双名或多名合成一名，如潮白河是潮河与白河二名合成的，山东的淮坊是由淮县和坊子两个地名合成的，北京永定门外的蒲黄榆是由蒲村、黄土坑、榆村三个地名合成的等等。由于更改后的地名与原地名的读音完全不同或部分不同，因而在地名用字上新旧地名也出现相应的差别，这就是更其形。随着地名读音和用字的更改，使地名的含义也发生变化，或者具有全新的含义，或者兼有原地名的含义，或者使新地名的含义变得模糊不清。例如北京城里旧有臭皮胡同、猪毛胡同、裤腿胡同、鹰房胡同等地名，民国间分别改为受壁胡同、朱茅胡同、裤堆胡同、英房胡同。显然，更改后的新地名含义远没有原名那样明确有趣。这种只顾以雅代俗的更名方法，是应慎重采用的。
　　第二，迁移地名。历史上随着民族和人口迁移，地名也有迁移现象。上文已经列举的在北京郊区存在一些山西省州县地名，就是因为明初从山西省向北京地区大批移民而出现的地名迁移的结果。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移民怀念故土的强烈心理。此外，在历史上常常发生侨置州郡县的情况，特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诸少数民族势力的南下和汉民族政权的退守，侨置州郡县的现象尤为复杂，结果造成大批的地名迁移，以致令研究沿革地理的学者皆叹其难。还有一种情况也是不能忽视的，即由于某一行政建置治所的迁徙，也导致相应地名的移改。例如天津市武清县，在汉至隋时名雍奴县，唐始改名武清。当时的武清县治在今北运河西岸旧县村。也就是说，今武清县旧县村于唐代名曰武清，辽金相沿。明初因避水患将武清县治向西北迁移八里，就元代管理屯田的卫率府衙门为之，此后“武清县”这一地名就随之西迁，即今县西北境“城关”村外。五十年代，县治又迁于杨村，地靠铁路，以图发展。所以，“武清县”这一地名如今就落脚于杨村了。
　　第三，地名的废弃和重新启用。这是地名可变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众所周知，北京市有一个平谷县。西汉置，属渔阳郡。西晋废，十六国之石赵复置。至北魏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省人潞县。此后，历隋唐五代以至于辽的七百余年间，“平谷县”一名消失无闻。原平谷县城之地称为大王镇。金大定二十七年（１１８７）于大王镇复置平谷县（《金史·地理志》作平峪县）。其后，除元初和明初两度短期废而复置外，平谷县名沿用至今。由此可见，“平谷县”一名从西汉出现以至如今的两千一百多年间，经历了“五生四亡”的变化过程。宏观一点说，也有“二生一亡”的历史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为了提高知名度，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地名上亦作文章，重新启用久已废弃的历史地名。如山东省的益都县改名青州市，掖县改名莱州市，滕县改名滕州市等等，就是典型例证。这种旧地名的废弃和重新启用现象，不是也说明地名的可变性吗？
　　　　　　９．地名的衍生性
　　所谓地名的衍生性是指由一个地名可以派生一系列相关的地名。这种地名现象也是比较多见的。例如，北京西直门外有个地名叫“百万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机关大楼就座落在这里。由这个地名派生出百万庄大街、百万庄北街、百万庄南街、百万庄中里、百万庄北里、百万庄南里、百万庄子区、百万庄丑区、百万庄寅区……百万庄申区等十五个新地名。又如北京前门外有个地名叫“草厂”，大概是明清时代放草料的地方。由这个地名也派生出草厂头条、草厂二条……草厂十条、草厂横胡同等十一个相关地名。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是地名的衍生现象。原有地名称之为“主地名”或“母地名”，派生出来的地名称之为“派生地名”或“子地名”。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地名都具有衍生的性能，即都有作为主地名或母地名的资格。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绝大多数的地名因为没有必要和没有条件，也就只能是“光棍”一个或“寡母”单身了。
　　地名的衍生性造成了地名的结群现象。在某一地域由若干相似或相关的地名构成的地名群体，谓之地名群。在地名世界里，地名群是广泛存在的。但是，有些地名群例如上文列举的鲁西南、豫东北和皖西北的“集地名”群；河北玉田县内“窝铺地名”群等是由许多相似的地名较集中地分布于一地形成的，其间没有主地名和派生地名之分。而有些地名群如上文列举的“百万庄”地名群、“草厂”地名群等，则是主地名和派生地名分明，确是地名衍生的结果。
　　　　　　１０．地名的包容性
　　地名的包容性是指一个地名包容若干次级地名。这种现象在政区地名与山河地名中比较典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大地名下，包容着我国领土上的全部地名。在“北京市”这个地名下，包容着北京市域内的全部地名。在“海淀区”这个地名下包容着海淀区境内的全部地名。在“四季青乡”这个地名下，包容着本乡界内的全部地名。在“成府村”这个地名下，也包容着若干微地名。
　　从政区地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家地名下，包容着三个直辖市、二十三个省、五个自治区的共三十一个省级地名。如北京市、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等。每一个省级地名，又包容着若干地区、地级市或州、盟等地级地名。每一个地级地名再包容着若干县、县级市或自治县、旗等县级地名。每一个县级地名又包容着若干乡、镇等乡级地名。每一个乡级地名则包容着若干行政村和自然村地名。
　　从山河地名看也是这样。例如“太行山”这个山名，包容着属于太行山范围内的许多次级山名，如王屋山、林虑山、阴曲山、狼牙山、小五台山、大房山、北京西山等等。单就“北京西山”这个山名来说，又包容着灵山、百花山、九龙山、妙峰山、香山、平坡山、马鞍山、金山、玉泉山、望儿山等等数不清的山名。“长江”这个河名，包容着金沙江、乌江、大渡河、雅砻江、岷江、嘉陵江、汉水、湘江、赣江等等属于一级支流的河名。每一个一级支流的河名又包容着属于二级支流的河名。每一个二级支流的河名又包容着若干三级、四级甚至五级支流的河名。
　　在城市的街巷道路地名中亦然。如“北京城”这个地名，包含着王府井大街、宣武门内大街、地安门外大街、西单北大街、德胜门内大街等等数十条主干街道地名。而每一个主干街道地名又连系着若干街巷胡同地名。每一条胡同里又有若干门牌号（微地名）。
　　从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出，地名的包容性构成了地名的层次。低层次的地名为其上一层次的地名所包容。层层地名被包容，最终归于一个层次最高的总地名包容一切，构成“地名金字塔”。
　　　　　　１１．地名的双重性
　　在地名世界里，同地异名或一地多名现象屡见不鲜。这种地名现象不妨称之为地名的双重性或地名的多重性。
　　一般说来，地名的双重性或多重性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有本名有俗称。本名是官定正名，俗称是民间习惯叫法，即俗名。例如，北京城的正阳门俗称前门，地安门俗称后门，崇文门俗称哈达门（又作哈德门、海岱门），广渠门俗称沙窝门，左安门俗称姜ｃā＠②门（亦作江擦门），右安门俗称南西门。太液池俗称北海、中海、南海，又称西海子，合称“前三海”；什刹海俗称前海、后海、西海，合称“后三海”。紫禁城护城河俗称筒子河，通惠河俗称大通河。万岁山俗称景山、煤山；成贤街俗称国子监胡同，下斜街俗称土地庙斜街或槐树斜街。等等例证，举不胜举。如上述诸例中，有的俗称未必肇于百姓之口，而是出于官家习惯叫法。但随着时延势移，也就在民间流行开来，其知名度远过本名，以致后人不知其本名者日众了，如前门、景山、筒子河、北海和中南海之类。
　　第二，新名旧名并行。有的地名更改之后，人们囿于以往习惯，仍使用旧地名称之。例如，北京城的阜城门元代称平则门，明改，但直至清代阜成门仍俗称平则门。广安门，清道光之前称广宁门，但明清以至民国间，人们多称之为彰义门。彰义门系金中都城西墙之北边一门，因东近广安门，遂成为广安门之俗名。与其相类，朝阳门俗称齐化门，宣武门俗称顺承门（讹为顺治门）。在这里，前代官定地名转化为后世民间的俗称。
　　第三，原名讹衍新名。由于读音相近和古人对地名记音不计字的流习，使某些地名发生讹变，真伪并存。例如北京城里的鼓手胡同讹为鼓哨胡同和箍＠③胡同，大木厂讹为大木仓和打磨厂，大沟巷讹为打狗巷，罗锅巷讹为锣鼓巷，张帽胡同讹为张旺胡同，浆家房胡同讹为蒋养房，羊房夹道讹为养蜂夹道，总铺胡同讹为总布胡同，ｌｉàｎｇ＠④果厂讹为亮谷厂等等。地名的读音和用字的这种讹变，在北京地名中是常见的，在其他地区也有这种现象。
　　第四，简称别称代称。有些地方除正名之外，还有简称、别称或代称。例如河北省简称冀，别称燕赵；山东省简称鲁，别称齐鲁；河南省简称豫，别称中州；山西省简称晋，别称河东；陕西省简称陕或秦，别称关中或关内；甘肃省简称甘或陇，别称河西；湖北省简称鄂，别称荆楚；四川省简称川或蜀，别称巴蜀；广东简称粤，别称岭南。上海简称沪，南京简称宁，重庆简称渝，成都简称蓉，广州简称穗，南宁简称ｙōｎｇ＠⑤。太原别称晋阳，西安别称长安，兰州别称金城，苏州别称姑苏，徐州别称彭城，开封别称汴梁，大同别称平城，南京别称金陵，北京别称燕京，承德别称热河，广州别称羊城等等。此外，“泉城”为济南的代称，“春城”为昆明的代称，“山城”为重庆的代称，“煤都”为大同的代称，“钢都”为鞍山的代称，“锡都”为个旧的代称，“瓷都”为景德镇的代称。“日下”、“宸垣”、“春明”、“长安”、“国门”、“皇都”、“京华”、“天咫”、“辇毂”等等都是昔日流行的北京的代称。
　　以上四个方面是造成同地异名或一地多名的主要原因。如果加上历史上变更过的地名，情况就更为复杂了。
　　《帝京景物略·水关》有云：“游，则奠便水关。志有之，曰积水漳、曰海子，盖志名，而游人不之名。游人诗有之，曰北湖，盖诗人名，而土人不之名。土人曰净业寺、曰德胜桥，水一方耳；土人曰莲花池，水一时耳。盖不该不备，不可以其名名。土人曰水关，曰水所从入城之关也。”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了一地多名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不同的人们对于同一地域会有不同的称呼。官府赋予的名称，一般为正名，用今天的话说，说是标准化地名。但文人墨客吟咏描绘时，又往往赋予其典雅的别名代称。至于平民百姓则往往根据地方的形状、大小、特征、方位、典故、利弊等等，而较随意地起一个好说好记好听的通俗的地名；或者不理采官方的改名，仍然热爱其已熟悉的旧地名。因此，地名的双重性或多重性反映了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在同一地域内的交融。
　　　　　　１２．地名的记实性
　　地名是一个地域的名称。地名命名的根据是很复杂的，有的寄托美好的愿望，如永定河、太平庄之类；有的纪念英雄人物或历史事件，如志丹县、张自忠路、五四大街之类；有的体现姓氏家族，如王家庄、李家屯、张家村之类；有的反映方位里程，如左安门、右安门、八里庄、三十里堡之类等等。但是，大量的地名是根据该地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特征或人文特征而命名的，因而地名具有记实性。换句话说，地名是其所指代地域某种真实事物的反映。例如，济南就是在古济水之南岸，洛阳就是在洛河之北岸（水北称阳），华阴就是在华山北麓（山北为阴），浑源就是浑河源出地；临汾确临汾河，烟台确有古狼烟台，古北口确是险要山口，郯城县确是古郯子国故地；昌平县旧县村是明景泰之前昌平县治所在，顺义县古城是两汉安乐县城旧址，大兴县大同营是明初山西大同移民的住地，密云县提辖庄是辽代提辖刘存规的墓地；黄河得名是因河水浑黄，长江得名是因源远流长，百花山得名是因山上多野花，馒头山得名是因峰顶状馒头。枣林庄必多枣树，榛栗园必多榛栗，桃花山桃园遍野，柏峪松柏长青。马房是昔日牧养马匹之处，皇木厂是明清存储皇家木料之所，琉璃厂原是元明清烧造琉璃砖瓦之地，大石窝是千百年间采制汉白玉石料的石塘。诸如稻地、独树、七王坟、车道沟、大瓦窑、大灰厂、军屯、驸马庄、半截河、双榆树、双井、双桥、温泉、冷泉、万泉庄、花园村、孤山口、黄土坡、官帽山、汤河口、立石台、狼窝、皂角屯、回回营、骚子营、上坡、内官庄、六里屯、八十亩地、煤窝、矿洞、银冶岭、广阳城、大红门、马驹桥、高丽营、黑山寨、红泥沟、高崖口、望京馆、将台、兵部洼、白塔寺、沙窝、躺倒碑、高碑店、三间房、小汤山、珍珠泉等等这些见于北京城郊的地名，无不具有强烈的个性，显示出它们得名的缘由，记录着它们所在地的某种历史真实。总而言之，大量的地名都具有记实性。地名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也正在于此。
　　以上十二个方面是笔者归纳出来的地名的基本性能。正确认识地名的这些性能，对于深化地名研究，加强地名学的理论探讨和建设，重视对地名这一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使之更好地为我国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当然，如上的归纳未必全面和正确，有待热心于地名研究的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①ａ　引自曾世英先生为《地名学基础教程》一书的题词。
　　①ｂ　参见褚亚平、尹钧科、孙冬虎合著《地名学基础教程》一书，第２５页，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出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氵加儡去亻再加糸
　　　　＠②原字石加察
　　　　＠③原字竹加稍
　　　　＠④原字日加京
　　　　＠⑤原字氵加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