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教育家，亦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奠基人之一。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史先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文献和历史地图等多个研究领域均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代名师，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我没有机缘接受先生的耳提面命，然因专业学习以及教学研究的需要，长期以来受到史先生治学方法、思路和学术新见的熏陶、影响和启迪，受益良多，终生难忘。这里就个人的学习感受谈几点粗浅的认识，错误之处，敬请师友批评指正。

一

史念海先生在近七十年的学术道路中，对历史地理学的多个分支领域均有研究探索，取得了诸多重要的学术成就，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这一学科的全面深入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除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这部教材中从学科格局出发，就历史时期水文变迁、地形侵蚀和海岸线、土壤与沙漠、气候演变、植被分布与变化诸方面做了归纳分析外，还先后出版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等系列论著，就历史时期黄河对黄土高原的侵蚀、黄河流量的变化及其原因、黄土高原原隰沟壑的变化、生态环境演变、农林牧的分布及其变化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讨论，探究黄土高原环境变化乃至不断恶化的根源所在，提出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与应对方略，对现今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与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真正发挥了历史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作用。正如时任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先生所言：

史念海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希望能从这种研究中探求得失，找出种种规律性的东西，以作为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借鉴……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近代的考古发现和现场实际考察，提出了黄土高原在古代曾是森林草原地区的重要论点。他认为古代的黄土高原除有广漠的草原之外，还有大面积的森林，由于后来过度的开垦，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不仅影响了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也直接殃及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这个见解是非常重要的。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王守春亦言：

植被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现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史先生是走在时代前面的研究者。他通过一个典型地区，即黄土高原这个人类活动历史悠久、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极为严重的典型地区，揭示了人类活动使自然植被发生巨大变化进而导致环境的巨大变化。史先生的研究所揭示的这一历史过程，不仅对于黄土高原和黄河的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在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这一研究更有着广泛的意义。

史先生的工作，以历史过程为基础，透过现象探本质，服务于当代，有利于未来，为本学科的发展、建设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明确了方向与思路。

就史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而言，属于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对多一些，尤其体现在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古都探索等几个重要领域。

历史政治地理方面，代表作如《中国疆域沿革史》。这部最初以顾颉刚与史念海先生联合署名、由史念海先生执笔的著作，是最早以现代学术的眼光与思路，对夏王朝以降直至民国时期的历代政区沿革、疆域范围及其演变过程加以全面系统梳理和总结的著作。这部书撰著的背景与初衷“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凌，日甚一日，其时国力衰弱，难于阻遏强敌，故欲借此书以昭告国人，不使大好河山继续沦陷。”可见当时爱国学人的良苦用心。该书谋篇布局好，文句简练，条理清晰，内容也很精当，并配有列表31个、附图27幅，以致图、文、表互补互证，至今仍为这方面教学研究与大众普及最为便利的读本。

早年，史先生先后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有一系列关于秦汉和唐代政区地理考释方面的论文，如《两汉郡国增损表》《两〈唐书·地理志〉互勘》《西汉侯国考》《秦县考》《西汉淮南三国考》与《西汉燕代二国考》等，就秦汉和唐代政区的演变进行清理分析，钩沉稽疑，补缺证伪，填补学术空白（如《秦县考》等），取得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重要成果。

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史先生早年的这部分成果，还大都属于沿革地理的范畴，但却为此后的学术发展与学科开拓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在中国古都文化领域，史先生有着长期的耕耘，不但先后创立了中国古都学会与中国古都学，并有诸多学术成果面世，《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形成、发展与变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对中国古都学的有利条件、必要性、意义、范畴与研究方法等，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确立了中国古都学与古都研究的基本体系。史先生从事古都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即在充分探索中国历代古都形成的经济因素、军事因素、社会基础的同时，尤其注重古都建立的自然地理与环境因素。如在《河山集》第九集收录的《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长安城的影响》《西安地区地形的历史演变》《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等系列论文，即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另外还有《最早建置都城的构思及其对汉唐诸代的影响》《先秦城市的规模及城市建置的增多》《〈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郑韩故城溯源》等文章就中国早期都邑的渊源、发展及其制度构思诸方面加以分析比较，以呈现中国都城的源流变化和时代特征。

相对而言，史先生关注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丰硕，并蔚然而成一大学术流派的，还是应该在历史经济地理领域，代表作除了前些年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专著外，从《河山集》初集至第九集，在研究黄土高原历史地理变迁中，亦或在分析中国古都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均有明显的体现。如在《河山集》初集所收录的12篇论文中，除了个别篇章外，均与历史经济地理密切相关，是我们当年进入历史地理学科的必读之书、入门的向导，其中《春秋时代的交通》《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秦汉时代的农业地理》《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等文章，均为比较成熟的现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又是我们在做课程习作及硕士论文选题和写作过程中经常借鉴的样本，不仅在我自己的学术成长乃至整个学术界一直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

就我相对熟悉的先秦秦汉历史地理研究领域而言，史先生先后对先秦秦汉时期的政治地理与族群交融，城市、都邑发展及其制度演变，经济地理如农业、手工业与畜牧业发展，交通、水利、运河诸方面的进步等方面多有研究探索，创获颇多。

如在《中国疆域沿革史》第三章第一节中分析大禹治水与分州之传说时言：

随治水而来之传说，则为分划九州之事。“九州”一名辞，虽已见于春秋时铜器《齐侯镈钟》及《诗·商颂》（作“九有”“九围”等），但整个九州每州之名称及疆域之分划，则恐为战国以后所安排……应在《墨子》一书后也。

这一认识提出之后，经过八十多年的讨论和出土资料尤其是《上博简·容成氏》等有关“九州”记载的检验，确为不移之论，足见史先生当年辨析思虑之精当。

又如在分析商周之际的社会变化时，先生曰：

殷、周本东西不同之二民族，但殷久居中原，文化之遗产既厚，服属之方国亦多；周则久与夷、狄为伍，无甚文化可言，武力似亦不如殷商之雄厚，故周曾臣服于商，此不仅见诸史籍，观甲骨文中亦有“令周侯”之字句可知。但历史悠远文化优厚之民族往往趋于颓废，而为新兴较野蛮民族所吞并。至商纣，其本身之失德或不如诸传说之甚，而殷商民族之不如周之剽悍，则可想而知；故牧野一役，纣虽亿万人而亿万心，卒致国灭而宗社屋。

所论言之有理，颇具辩证思维。

在谈到西周晚期的形势时，史先生指出：“共和行政有二说：一以为周、召二相共摄政权；一以为共国之伯名和者摄政。前说为正史传统说法，若证之以先秦书籍，则以后说为长也。”近年刊布的清华简《系年》第一章记载：

至于厉王，厉王大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宗。

这段材料的面世，使困扰学界两千多年的学术疑难得到了彻底澄清，由此亦可见史先生当年超人的学术洞察力。

有秦一代置郡之数额，是中国沿革地理中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许多历史名家都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但很难达成一致的认识，史先生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说：

核之《史记·始皇本纪》云：“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汉书·地理志》亦云：“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是谓并天下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然内史是否在三十六郡内？秦郡是否仅为三十六？皆为中国疆域沿革史上最纷歧之问题……故三十六郡之目，当别有说，而三十六郡亦非秦一代郡之总数可知也。全祖望之《汉书地理志稽疑》于此有详细考证，于诸家之中最具胜义。

史先生在经过分析比较之后补缺纠疑，择善而从，按列国故地排列出三十六郡的数额。这一结论与当今在相关出土资料推动下所取得的新成果并不完全一致，但先生返本探源、动态考察秦郡变化的思路与方法则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秦代置县多少，文献失载，一直是中国早期政区地理方面的一大空白。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在该领域下过功夫，取得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新成果，较大地补充了文献记载之缺失，然这方面最初的工作，应首推史先生的《秦县考》一文。史先生细捡《史记》《汉书》各篇，再参之以《左传》《战国策》《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可信文献，钩沉稽疑，并按照《汉书·地理志》的郡县排列次序，梳理出秦县320多个。

据《汉志》所载，西汉末年的南阳郡有属县36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综合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梳理出秦代南阳郡属县21个，其中基本可以确定15、可能性较大5、可能性较小者1。史先生在《秦县考》一文中于南阳郡部分考析秦县11个，加上西汉中期武帝置弘农郡时从南阳分出的丹水、析二县（史先生有讨论），共计13县，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代南阳郡内所标示的13县相近似；当年史先生没有论及、而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所整理出的雉、叶、比阳、乐成、新野、平氏、南陵、博望等8县，皆为近年新出考古材料所补充、且其中仍有数县至今难以确定，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史先生当年的汇集不够全面。

又《汉志》言汉末南郡辖县18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整理出秦代南郡属县19个，其中基本可以确定者13、可能性较大者6。史先生在《秦县考》南郡部分考析秦县6个，加上江夏郡内的竟陵、邾二县（史先生有讨论），共计8县，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代南郡内所标示的8县大体相若，史先生没有论述到的数县，亦皆为近年出土资料的补充，其中也有数县至今难以确定。

《春秋时期的交通道路》，是学习先秦史地者都很熟知的一篇文章，史先生于其中有诸多精彩的分析归纳，如在论述丹江通道时，先生说：

还应该注意的乃是丹水汉水流域的道路。远在西周时代，周人向东南发展，就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楚人由丹阳南徙后，这里还有一些小国。丹、析二水之间的鄀国就是其中的一个。鲁僖公时候，鄀国受到秦晋两国的攻击，楚国为了援助鄀国，曾经出动了申、息的兵力，显示出这次争执并非普通的事情。为什么如此？正由于丹水、汉水流域为秦楚两国间的要路，秦国如果控制了这条道路，无疑地会增加了对楚国的威胁……春秋末年，吴人入郢，秦师就是由这条道路前往援助楚国的……正说明春秋末年这条道路的规模已经有相当的样子了。

史先生这段分析很精当，不仅春秋时期的情况如此，直到战国早中期，秦楚之间的交往、征战也大都沿着丹江通道上下展开。战国中期，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和秦国实力的增强，秦人先后夺取楚之商县（今陕西丹凤县西北）、丹淅与汉中之地，又相继开辟了沿汉水、沿长江的通道，造成三路并进的有利态势，形成对楚人的钳形攻势和军事地理优势，逐步占领了南阳盆地和楚人的鄢郢核心区，并最终灭亡了楚国，加快了统一的进程。秦、楚之间强弱格局的转变，除了商鞅变法所带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进步之外，秦人善于利用秦岭南坡的地理优势，形成对楚居高临下、攻守兼备的有利条件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分析春秋时期长江水道的利用时，史先生论曰：

为什么吴楚的战争不在长江沿岸进行，而移转到淮水流域争衡？有人说，吴楚共长江之险，而吴居楚的下流，仰攻不能胜，故吴用兵常从淮右北道。但是楚人也由淮右进兵，和吴人所走的路相同，这样道理就不能解释了。其实这不是仰攻或俯攻的问题，而是吴楚之间的长江能不能在交通方面为当时人充分利用的问题。

先生的话一语中的。检索《左传》《国语》与《史记》诸文献以及田野考古资料，纵观春秋中晚期吴、楚、越之间频繁的征战往来，多沿淮水上下而不走长江水道，显然当时的造船技术或航运水平还难以征服长江风涛，尤其不适宜远距离的运兵作战，因而舍近求远、迂回集中于淮水一线。然经过此后百余年的发展，至战国中晚期，长江水道便能得到较大程度的利用了，《史记·苏秦列传》载苏代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言秦军乘战船由巴蜀故地沿江而下，穿越长江三峡，仅五日即达位于长江中游的楚郢都（今江陵纪南城）一带。此言虽不免有夸张之嫌，结合《秦本纪》所载“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秦军乘船沿江而下伐楚应该属实，既然三峡险滩已非障碍，则长江中下游的风涛更不足为虑了。

据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于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舟节铭文，在战国中期偏后的公元前322年前后，鄂君经商船队不仅在汉水中下游与湘、资、沅、澧诸水往来运货经商，并于长江中下游干流和其他支流两岸各地贩运物资，且通行便利，对此谭其骧先生曾做过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供我们参考借鉴。鄂君船队于长江中下游的往来经商，正好与秦军战船从长江上游穿三峡直达中游的记载相印证，战国中晚期长江水道的开发利用，与春秋时期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由此亦可见史先生在分析春秋时期交通时对长江水道的准确把握。

类似的创意和新见，在史先生的研究成果中还有很多，限于篇幅的关系难以一一列举，同时就我自己的认识而言也只是其中的凤毛麟角，史先生长期以来治学的精髓，还需要我们不断学习、认真思考和深入领会，并加以继承和发扬。

三

史先生的学术基础深厚，学术面宽广，成果丰硕，创获众多，结合我个人有限的研究时段与学术方向所学习研读的相关部分而论，深受启发和教益，印象深刻，感触良多：

首先，是史先生渊博厚实的学术基础和功底，对文献资料的娴熟、准确把握以及辩证思考。不管是在梳理中国历代疆域沿革、分析历代都城变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还是考释秦郡秦县、春秋交通道路或战国农工业的发展与区域特征时，均有明显的体现。

上述《秦县考》一文，是史先生早年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初期的成果，但凡早期且可信的文献有征，先生基本上是悉数释出，几无遗漏，如《汉志》所载的西汉弘农郡有“商”县，然战国至秦代是否有此县之置，《战国策》《史记》并无反映，史先生论曰：

《左传》：文十年，楚使子西为商公。杜《注》：商楚邑，今上雒商县。《商君传》：“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是商本楚县，后乃入秦耳。

结合春秋时楚国商县与两汉商县的建置、再辅以战国时商邑之旁证，史先生便将“商”纳入秦县之列，通过近年考古资料的验证，秦代确有“商”县，《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将其归入“基本可以确定者”一类，可见史先生当时即所体现的学术底蕴和研究能力，为后续的进一步探索，做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其次，史先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田野调查和考古资料的分析、运用。史先生曾在后期的文章中对这方面有过较多的论述，如在《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一书的“前言”里讲：

近二十多年来不仅走到鄂尔多斯高原和阴山的南北两侧，还可以勉强地说走遍了黄土高原……从事历史地理学的钻研，文献记载实为重要的依据，前哲时彦，莫不循此通途，有所建树，考察黄土高原也应有赖于此……可是文献记载难免有讹误之处，间或有所差错。因为执笔记载者未必皆能亲履其地、具体核实，殊不易得其真相……我认为只有以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才能获得确实的论证。

在这篇较长的前言中，史先生在强调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方法时，还列举了一系列他自己通过该方法所取得的收获与新见，纠正了不少传世文献中的误解以及长期以来争论不清的疑难问题，这些经验总结，对我们整个历史地理学科，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对考古材料的运用，也是史先生学术生涯中比较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20世纪50年代，史先生即发表有《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一文，通过相关考古资料的归纳排比，分析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人类居址的发展进步以及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又如《河山集》第九集中所收录的《〈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郑韩故城溯源》《西安附近的原始聚落和城市的兴起》等一应论文，亦均是从考古资料出发和立论，探索中国早期城市地理及其特征的代表作和范例。

再次，是史先生深邃的学术眼光和洞察力。在探讨战国时期的经济都会时，史先生特别谈到“宛”的区域中心地位：

宛的情形却与陶相仿佛，成为一些强国互相争夺的城市。宛在春秋时代本是楚国的北鄙，为楚国由郢都北上经营中原必经的地方。战国时代，宛正当秦、楚、韩三国之间，其间一度属韩，最后终于属秦……宛不仅是秦、楚、韩诸国交争的城市，而且也是江淮流域和渭水流域交通上一个联接的地区……长江流域的货物可以经过郢或者由汉水上溯到宛……江淮流域的货物所以聚集到宛，不仅供应宛的消费，还要由宛再往西北，经武关越秦岭，运输到关中，所以由宛的交通道路正可以看出渭水流域的关中通过了宛与江淮流域在经济方面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不仅揭示了宛于战国时期作为经济都会的基本特征，同时阐明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区位优势。这一情形，不惟战国时期如此，西周、春秋时期已有所体现了。西周晚期，周宣王改封两位舅父申、吕于南阳（即战国之宛地），作为周王室南土的中流砥柱，一方面是协助王室治理、管控南土，同时亦在利用南阳乃至广大南土的经济资源。春秋早期，楚文王并申而置县，作为楚国经略中原、联络关中的战略基地，在楚国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清人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楚疆域论”曰：

余读《春秋》至庄六年楚文王灭申，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天下之势尽在楚矣。”申为南阳，天下之膂，光武所发迹处……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如河决鱼烂，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窥周疆矣。故楚出师则申、息为之先驱，守御则申、吕为之藩蔽……申之系于楚，岂细故哉！

说明春秋之“申”（即战国时期的宛）的地位及与楚国兴衰的相互关系，亦可见史先生论述之精到。

第四，是史先生精益求精、深入细致的学术态度与治学精神。史先生在分析问题时，从不随便下结论，而是在认真归纳、深入分析各类材料的基础上做出尽可能合理的选择，结论坚实有据，如《〈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一文中，史先生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在对西周之周原、丰都、东周洛邑，以及齐国临淄、鲁之曲阜、晋之侯马故城、郑韩故城、楚国纪南城、秦之雍城和魏国安邑等列国故址的布局与规模做了认真细致的分析比较后，论定这部分文献的成书“最早也只能是在春秋战国之际，也许就在战国的前期……按之具体内容，《考工记·匠人营国》只是营建都城的规划，而非周代的制度。”这一论述虽还有进一步讨论、深化的空间，但史先生所提出的基本论点、论据以及时空构架是值得信从的，经得起考古材料的检验。

史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了，作为一位学术大师，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留给我们无比丰厚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先生的治学理念与方法，人格魅力与师德风范，谆谆教导与对学术的不懈追求，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后人，我们要努力发扬学术前辈的优良传统和治学精神，充分吸取他们的学术精华，沿着史先生及老一辈学者所开辟的学术道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4辑第129—135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