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对于民国时期“学者从政”现象的研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笔者在研究翁文灏与蒋介石关系时，发现对“学者从政”的研究尚有细化到不同个体的必要，如学者们不同的学术背景、从政热情、从政经历与事功等，他们在从政过程中，也有角色与重心不断转移的问题，并非完全坚守初心，一成不变。

地质学家翁文灏是“学者从政”的典型代表。他1912年从比利时学成归国，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在地质学研究与资源勘探等领域取得成就。20世纪30年代，翁文灏受蒋介石赏识，进入国民政权体制内任职，最初从事与其专业有关的资源调查与工矿开发等工作，逐渐扩大至经济相关的行政领域，最终在1948年出任最高的行政长官——“行政院长”，位高权重。经过十多年体制内的历练，翁文灏从一个学有专长的“技术官僚”变成了以从政为目的的“职业官僚”。与其他和国民党政权合作的学者相比，翁文灏在民国时期的从政生涯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从政后即未曾中断；体制内官阶最高；曾经深得蒋介石信任，却与蒋决裂最彻底。翁文灏由学界迈入政界，历经宦海沉浮，与拥有政权资源的蒋介石密切相关，透过与蒋介石关系来研究翁文灏的从政生涯，不失为一个好的角度。

学术界对翁文灏的研究成果，多围绕其生平志业、学术成就、从政经历等方面展开，较少着墨于他的人际关系。本文拟根据新史料，尝试勾勒出1932年—1949年间翁文灏从政路径及其与蒋介石交往之脉络，以期推进民国时期“学者从政”现象的研究。

一

翁文灏的从政之路，始于他与蒋介石的交集，有着特殊的历史机缘。

翁文灏学成归国后，一直从事地质方面的科研与人才培养工作，据他自述，“居北平垂二十年，殚心学术，不问政治”。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丧，翁认识到，“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时候，环境及良心都不允许我们在职业工作之外不想想别的心思”。他参与《独立评论》创刊工作，并积极发声，探讨救国之道，力主国家“实行民主政治，致力经济建设，以发扬国力，保卫疆土”。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社会各界期盼能有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翁文灏认为：“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下，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成为他理想的选择。

1932年初，蒋介石在经历了第二次下野后复出，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与国内严峻的挑战，他雄心勃勃地试图从“军事领袖”转型为“政治领袖”和“国家领袖”。蒋介石曾检讨被迫下野的原因，言自己是“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才陷入被内外挟攻之境，认为“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蒋介石在政坛与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积累了一些处理党政军事务的经验，也有基本的干部队伍，他所缺乏的是外交、财政经济与科学教育等方面的经验与人才，而这又是治理与建设国家所必需的。蒋介石把对人才的关注扩大到国民党以外的视野，开始与教育界、知识界的精英联络，请学者为其讲课。他的目的有两个：“一面可以交换智识，一面可以选拔人才，而且得以联络感情也。”即请学者为其讲课，一方面是补充他相关知识之不足，更重要的方面则是“面试”，考察相关学者，准备将其延揽至体制内服务。

即使不是东山再起、雄心勃勃地要做一番事业，蒋介石的做法也有前例可循：他是依靠军事打败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内其他实力派而掌控政权的，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治理国家需要更全面的人才班底。从扩大统治基础的角度讲，也需要部分地开放政权，吸引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加入。袁世凯时代，为标榜开明，曾组织过“第一流人才内阁”。1928年北伐统一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吸收了许多原北京政府的官员加入，以致被讥为“军事北伐，官僚南伐”。

最初协助蒋介石与知名学者们牵线的人，是曾经留学英国的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他为蒋介石拟了一份招贤名单，所选“都是当时社会上所谓知名之士”。学者的学术背景分别是经济、国际关系、教育与地矿等。1932年春天起，被选中的学者先后被安排为蒋介石讲学。翁文灏在如此背景下与蒋介石结识。

1932年6月16日，翁文灏随钱昌照前往庐山牯岭，与蒋介石见面，并接连4天为其讲学，蒋在日记中有记载：

6月16日下午，翁咏霓、钱昌照来见，相谈甚洽。

6月17日上午，翁、钱来谈，翁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东三省几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国铁矿为倭寇所有权约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惊骇莫名……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6月18日晚，翁讲中国各省矿质之分量，所缺者为银与铜，而最富者为煤为铅为钨为锰为铝，占世界之第一二三位。

6月19日下午，翁讲东北与西北农产地之分量……翁实有学有识之人才，不可多得也。

那段时间，给蒋介石讲课的学者不少，但接连讲4天，且他每天都在日记中记载的，翁文灏是第一人。蒋介石关于中国经济地理与矿产的知识极其薄弱，翁文灏的讲课为其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他悔恨知之太晚，以致在制定内外政策时出现错误。他认为翁之学识“不可多得”，对其心悦诚服。讲座结束的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约略假定”的基本干部名单，翁文灏已赫然在列。7月25日，蒋不无欣喜地写下他网罗人才的收获：“今年得刘健群、钱昌照、余大维，翁文灏、王陆一、罗贡华诸人。以翁最有阅历，亦有能力，可喜也。”对翁文灏评价最高。时人评价蒋介石的用人原则，“不外三‘缘’（地缘、血缘、学缘）”，此乃人之常情。蒋介石对浙江籍同乡有亲切感和认同感，他对翁文灏的欣赏，应该与地缘因素不无关系。

初次相见，翁文灏对蒋介石所表现出的责任心与愿意“物色全国贤才，竭其所能，同心戮力”的政治抱负印象亦极佳。蒋介石欲重用翁文灏，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聘请其为教育部部长，翁文灏以“丁忧”为由坚辞不就。他一度表示“素志学术”，不欲过多参与政事。蒋介石也未强求，有段时间让翁文灏陪在身边，随时交谈，彼此熟悉。

蒋介石扩大组织基础与网罗人才的结果，是决定建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试图“运用这个广泛意义的国防设计机构，延揽目前国内各界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及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到政府里来”。由此，一批原在体制之外的专家学者开始从“以言论政”转向“躬身从政”，形成“学者从政”的潮流，时人称之为“野无遗贤”。蒋介石令翁文灏参与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组建工作，请他与钱昌照“先确定人选，再约定次序，请其各个来谈”。1932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置于参谋本部之下）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钱昌照任副秘书长。翁文灏本是钱昌照引荐给蒋介石的，此时地位已跃居在钱昌照之上。

此时，翁文灏是以“技术官僚”身份进入体制的——蒋介石是借重翁对中国地质与资源的卓越学识，为其所用。

一次车祸，更拉近了翁文灏与蒋介石的关系。1934年2月，翁文灏乘车赴浙江长兴考察石油情形，途中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头部重伤，当场陷入昏迷，被送往当地医院抢救。次日，转至杭州救治。蒋介石得知，电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请著名外科医生为翁文灏治疗，并请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陈布雷代为照料。陈布雷立即将翁父、妻子等从北平接到杭州。蒋介石还将翁文灏的医疗费用划归公费报销，以减轻经济负担。

翁文灏得知蒋介石对他悉力相救的详情后，内心极为感动。从此，蒋介石对于翁文灏而言，除了“知遇”之情，更添上一份“救命”之恩。孙越崎认为，此事对翁文灏与蒋介石的关系影响甚大：“他有很浓厚的‘知恩图报’的传统观念，就是这一情感因素，使他后来在好多事情上不愿违背蒋介石的旨意，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了。”

全面抗战之前，翁文灏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协助蒋介石：

1.网罗人才。蒋介石建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旨在网罗全国硕彦名流、学者专家，负责调查研究全国各种资源状况及国内外政治局势，藉以提出相应计画”。翁文灏与钱昌照一起，承担了帮助蒋介石网罗人才的任务。1932年11月中旬，经翁文灏精心安排，蒋介石在武汉与胡适初次见面。次年，蒋介石又请翁文灏代聘丁文江、杨端六主持南昌行营设计、审核两处。1934年4月，蒋介石请钱昌照、翁文灏等从国防设计委员会中挑选“有组织与指挥之能力经验者”，到南昌行营的政治与经济设计委员会工作。1935年1月5日，蒋介石致电翁文灏，请其代为物色“品学兼优、富有常识与经验，足备顾问者”。蒋也曾托钱昌照、翁文灏等详商“可派定入（四）川筹办事业之专家”。

2.参与经济建设。20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准备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他在报章上发表运动要旨后，请翁文灏等人“对此详述意见，拟一整个实施方案”。1936年4月，蒋介石致电已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实施与指挥，必有一负责之人专心办理，以期切实进行，此为中毕生之志事，亦今日行政院惟一之要务。如及今不图，则时不再来，徒留后悔。请兄与达铨（吴鼎昌——引者）部长负责切商，务期于下月内确实人选与具体进行程序，请兄对此再加研究。

6月30日，蒋介石命翁文灏以国民经济运动、新生活运动、义务征工运动以及管教养卫之精神为政治基础，“以日本之资源局、调查局与苏俄之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之硏究为参考材料”，拟定一个包括经济（工业在内）、教育、法律、军事、外交五项在内的“经济总动员计划”。

1937年6月，正在欧洲访问的翁文灏突然接到蒋介石指令，要他转道苏联，率团详细考察苏联五年计划之设计、考核、管理、组织等各方面的经验。翁文灏经苏联方面安排，前往各地参观考察经济建设情况，并访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了解其建设计划的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翁文灏还受命实际负责过工矿整理。中国与英国在河南焦作的合资企业中福公司，因经营不善，已濒临破产。1934年，英国方面代表面见蒋介石，表示自愿放弃特权，对整理矿务不加干涉。7月底，蒋介石任命翁文灏为中福公司整理专员，负责整顿矿务。翁表示自己不会开矿做买卖，加之重病方愈，难以担此重任。但蒋坚持任命，并派河南省建设厅长张静愚在翁文灏到任前代表暂作整顿。一再婉拒的翁文灏在蒋介石的不断敦促下，于12月10日正式就职。

翁文灏也曾按蒋介石的命令，负责研究经济三年计划、西北与其他边荒地区屯垦计划与治理黄河计划。

3.处理日常事务。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归为资源委员会，改隶属军事委员会，仍是蒋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1935年11月，因汪精卫遇刺受伤，蒋介石被推举为行政院院长，力邀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

行政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秘书长主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与来往文件，翁文灏事必躬亲，埋首在浩瀚文山中。每周行政院举行例会，翁文灏须负责总结一周的政事报告，拟定议事行程，保证会议的正常运行；同时，蒋介石也常要求其针对时政或经济建设等事件草拟处理方案，拿到会议上进行决议。

翁文灏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处理学生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学生反对“华北自治”的示威游行，12月19日，南京大中学生声援北平学生，闯进行政院，逼迫当局表态。翁文灏出面接见学生，表态四点：政府对于维护国权，已深切注意，绝不推诿；望学生守纪律，政府好专心做事；请愿各点，定尽力处理；希望学生勿荒学业。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翁文灏以行政院秘书处名义函请全国各学校校长及学生代表来京谈话，“聆悉政府方针、及贡献救国意见”。1936年1月15日，翁文灏在行政院礼堂招待各地学生代表，谈外交及政治等事，历时4小时余。次日，他又陪同蒋介石在励志社接见全体代表，蒋介石当众表明了必“恢复台高，保全中国”的决心。事态遂平息。

翁文灏对此事件之处理，表现出其行政才干，也显露官场“太极术”之手法。他一面维护蒋介石的权威，表态政府将在维护国权和对外交涉方面“决不推诿”；另一方面亲自接见和劝说学生代表，维护社会秩序。

经过一段官场历练，翁已逐渐适应，也颇能胜任蒋介石的幕僚长职责。他涉及的领域也在逐渐扩大，为其从单纯的“技术官僚”向全能的“职业官僚”过渡奠定了基础。“技术官僚”与“职业官僚”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一技之长进入体制，以“做事”为目的，“从政”“做官”只是手段，可以随时离开体制回到自己之前的专业领域；后者则是随着在体制内沉浸，经历与资源逐渐丰沛，已离不开体制，甚至成为体制运行的一部分，“做官”也成为“从政”的目标之一。

二

抗战全面爆发前，翁文灏于1935年初即介入了中德“易货贸易”谈判，蒋介石指示以从德国方面进口高射炮“最急要”，为抗战军事做准备。中德于1936年4月在柏林正式签署了易货协定。9月，翁文灏协助蒋介石完成致希特勒的信，表示签署易货互换合同，不过是两国合作的基础，希望进一步发展，“远超过此现有范围”。1937年6月，蒋介石电令翁文灏：“请与德妥商续购轻战车一百廿辆，零件在内，十五榴加农炮八门，炮弹照配如前。”

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进行行政改革，原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建设委员会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军事委员会之第三部和第四部均并入经济部，以翁文灏为部长。

工矿建设是翁文灏在任期间的重要工作，而重中之重则是甘肃玉门油矿的开发。石油是战时重要而中国匮乏的资源，1938年5月，翁文灏向蒋介石提议开采甘肃油矿。6月起，翁文灏奉令主持玉门油矿开发工作。他悉力以赴，抓紧矿机运送、石油钻采、炼油技术和设备采购等各环节，并亲自前往实地考察。1941年初，玉门油矿开采步入正轨，但很快出现了意外——油矿因缺乏空桶盛装导致炼油工作停顿。翁文灏等向蒋介石陈请拨付空桶，“令知后方勤务部、交通部及贸易委员会等转饬各所属军运及驿运机关，尽量协助运输”。蒋介石饬各主管机关切实遵办。但直到1942年2月，油桶问题仍未解决。期间，翁文灏请求各统制机关让售空桶，但情形未见好转。蒋介石大怒，批示道：“各机关所存空桶原系公家之物，以之供应公家之用，尚如此严分畛域，不能互助协济，实大背物资总动员之旨。似此陋习，若不痛切铲除，何能动员民众物资。”强调“不容再行辗转磋商，延误时效。”在其严令下，各机关的空桶才逐渐到位。

主管战时经济事业的翁文灏对份内之事尽心尽力、统筹兼顾，蒋介石也鼎力支持，保证规划得以实施，两人关系融洽。蒋介石日记中，有两个他善待翁文灏的细节：一是他1944年8月曾与翁文灏共进晚餐，平素他是很少与下属一起吃饭的；一是1944年10月，蒋介石特意去见翁文灏的父亲，“吊唁其孙在空战阵亡也”。

随着翁文灏沉浸官场时间的延长与权力的增加，他也难免卷入了官场的政争与纠葛。

在处理政府经济工作的过程中，翁文灏与财政部长孔祥熙产生矛盾。在谈判中德易货贸易过程中，翁文灏对孔祥熙企图从中取利的做法甚为蔑视，进而意见相左不甚交好。1937年，蒋介石指派翁文灏随孔祥熙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翁初以与孔不和而婉拒，蒋介石许以“你的工作直接对我负责，不必对孔报告”。翁始成行。12月，翁文灏欲按中德易货协定，向德国还款三百万美金，但孔祥熙直接予以否决，翁怒批孔“骄横”。1938年1月，翁文灏与克兰商议《中德实业银公司计划》，蒋介石批示其与孔祥熙相商。翁文灏在日记中愤愤记道：“彼方（指德方）提宋（子文），而蒋用孔！”

翁、孔之间的矛盾，部分源于蒋介石对国民党派系政治的操控。蒋介石有时任由党内派系发展，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几个派别各领一行。何廉回忆说：“在心底里，委员长有一种操纵驾驭的嗜好，他要在矛盾中显示他的至高无上。他允许甚至鼓励搞派系活动，因为只要派系继续活动，唯有他才能使不同的派系捏合在一起。”翁文灏认为蒋介石袒护孔祥熙，他自己未尝不是被蒋用来牵制孔的。

抗战时期，粮食等物品价格急剧上涨，各地抢米风潮频繁发生。翁文灏执掌的经济部因控制粮价不力，成为各界抨击的焦点，最终演成一桩大案。

1940年12月29日，军统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到经济部，约经济部商业司司长章元善等数十人至化龙桥四联总处宿舍面谈，并强留住宿。下属被传讯，翁文灏面见蒋介石询问详情。蒋告知，“因平价基金人多闲言，已派员查明”。翁认为，此事主因是孔祥熙等人为争夺战时经济统制和物价监管权而起，存心与自己为难，而蒋介石为其蒙蔽。翁在日记里写道：“以彼著名污吏乃竟大胆欺凌正人，当局竟受其蒙蔽，可叹没过于此。”章元善亦言：“操纵其事者，煞费苦心……将经济部事业人员，一网打尽，从而窘翁倒翁。”翁文灏愤而致函蒋介石，提出请辞经济部长等各职：因多名官员被拘，致经济部内“诸多公务，不免停搁”，“深感督率未周，责有攸属，复恐继续耽延，补救愈难。因此，文灏曾具呈行政院陈请辞职，并请另派他员接替。”翁文灏在辞职函中为其下属抱冤屈，向蒋介石提议，“讯即择其实有罪状或有重大嫌疑者先行停职，派员接任；其中并无罪状者，应即释令返署，并付予应有职权，俾可安心服务”。

1941年1月5日，蒋介石面见翁文灏。翁文灏当面再表辞意，蒋介石称许其“公平廉洁，声名甚佳”，未允。蒋为慰留翁，表示允许经济部派次长一人参与案件的共同调查，由翁保释章元善，但需“在查帐期间随传随到”。而实际情形是，不久后经济部农本局便被压缩改组，原分管的粮食部分归于全国粮食局，农贷归中国农业银行。有些被拘人员，如平价日用品批发所经理寿墨卿等，却一直未释放。翁文灏于9月2日陈呈蒋介石，指出寿墨卿一案，“历时已八阅月有余。究竟罪状如何，未经宣布，商界人心，难免惶惑”，请求将寿墨卿“保释”。蒋介石未接受，而是根据“调查结果”，下令将寿墨卿及案件“移送军法总监部依法讯办”。

耗时一年之久的平价购销处舞弊案草草收场，翁文灏的下属部门被压缩，人员受讯办。

翁文灏深感肩负抗战时期经济建设之重责，立志于“矢勤慎以从公，携纲领而前进”，愿“尽心之所安，竭力之所至，以为职责之所应为”。但经历此事，他颇受打击，切实体会到了国民党政权内部明争暗斗之严重。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表露了矛盾彷徨的心态：

弟为国尽瘁，何至轻易言去。但一方面鉴于委座精诚图治之深，愿为勉助，一方面又坐视纷更杂糅之象，欲治无从，徒劳少益。际此封锁加紧之时，瞻顾彷徨，又不胜忧虑耳。

从政过程中翁文灏虽因挫折而有不满，忧虑彷徨，但深信蒋介石是“精诚图治”，愿意为其分忧。在维持抗战经济方面协助蒋介石做了大量工作，如处理美国援助、筹办中外合资企业、协商中苏贸易及独山子油矿合办案、制定西南国防工业计划等。

抗战胜利前夕，翁文灏在国民党与政府内的职务均更上层楼。他以学者身份加入体制，位居高官6年后，于1938年5月加入国民党。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大会上，翁文灏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他被推举为行政院副院长，仍兼经济部长。这两个职务，意味着在进入国民政府官僚体制十多年后，他基本完成了从一名单纯负责自己擅长专业事务的“技术官僚”，向在党、政体制内均居高位、综合负责全国性事务的“职业官僚”的转变，从必须适应体制变成了能影响体制运转的决策官僚之一。

三

1945年8月10日，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传来，翁文灏受命立即筹备接收东北经济、工业、矿场等方面的人选与组织工作。10月23日，翁文灏被任命为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收复区范围内敌伪产业的接收和处理工作。

翁文灏就任后，毫不停歇地飞往上海、青岛等地，视察接收情况。他没想到的是，各地、各部门为抢占资源，争先自行设立接收机关，“接收”变成了混乱的“劫收”，国民政府制定的接收方法沦为虚设。仅上海一地，便有六十多个接收单位。翁文灏公开指斥收复中的种种不良现象，“坏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他虽强硬表示“本人官可以不做，此若干坏事必加追究”，却也无力改变接收的混乱局面，唯有求助于蒋介石。蒋介石此时为筹备内战，反而时常为胡乱接收的官吏批条，给接收工作更添困扰。

“接收”变“劫收”，不但在社会上引起巨大混乱，国民党内也有不满之声。翁文灏自然首当其冲受到指责。1946年3月，翁文灏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报告战后六个月以来的经济工作，包括主持敌伪资产之接收及处理等。他的报告遭到围攻，有代表指责他“无能”，要求究诘经济部各种渎职的责任。翁文灏原本就有畏难情绪，自抗战胜利后曾5次呈请辞职，在此攻势下唯有再以“辞职”求自保。5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批准翁文灏辞去经济部部长职务，仍保留行政院副院长的头衔。

此后近两年，翁文灏再将工作重心放在石油工矿建设，同时也留心考察科教文化事业。但既然是“职业官僚”，就难免要被迫卷入到激烈的官场之争。

1948年5月23日，翁文灏突然收到蒋介石的通知，要求其担任行政院长。3天前，蒋介石刚就职“总统”，接着要“组阁”，选择“行宪”后首任行政院长。蒋介石最先属意的是张群，因张群是“政学系”的领袖，对蒋介石较为顺从，“无一丝违抗”。同时，张群主张改革“财政经济”而受到美国人赞许。然而，蒋介石的意图遭致国民党内CC系的反对，他们提名何应钦以示抵制。由于新院长需要立法院表决通过，而CC系已控制了约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员，蒋介石认为，事情陷入了不易打开之僵局，“感到困难”。他在日记中对自己的心思记载颇详：

（陈）立夫、（张）道藩等借预测投票为名，以敬之（何应钦）为工具而驱除岳军（张群），其用心恶劣，好弄手段，欺蒙党魁，于公于私，皆极不当，乃以实情明告敬之。故余决不强其所难，并另举翁文灏为新行政院长，彼极赞成，乃决提翁。明日征求立法院同意也。

面对困局，蒋介石一方面劝阻何应钦，但也不敢再硬推张群，便想到了翁文灏。

为了保证翁文灏能顺利当选，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他先寻求党内元老的支持，在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翁文灏任行政院长的提名；再以总裁名义专门召集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训话，称行政院长提名的波折，令他“极痛心”，并称赞翁文灏“素极清廉，为一学者，无党无派，国际上对其观感甚佳”。希望各委员予以支持。这里，蒋介石刻意强调了翁文灏的三个特质：学者、无党无派、国际形象好。

在翁文灏这边，他突然接到蒋介石邀其参选的通知，“极感惊惶”，推辞不接。但蒋介石坚持次日即提交立法院审议批准，并表示，赋予翁文灏选择组阁人选的全权。翁文灏多年后回忆他接受的原因时说：

我当时缺乏政治立场，又缺乏革命性的毅力，觉得事已至此，不敢坚持不受，一走了事。又存了一种姑息心理，认为我如果坚不接受，势必使总统与立法院争执的僵局，更难解决。结果是答应暂为试任。

5月24日，立法院以绝对多数票通过翁文灏任行政院长。这不仅是其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也是民国时期“学者从政”所能达到的顶峰。

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是一个政坛“鹬蚌相争”的故事。正说明，翁文灏这类以学者身份从政的官僚，已然变成蒋介石平衡党内政治权力分配的筹码，成为国民党党内斗争中的一个特殊“派别”。尽管翁文灏已离开学术圈较久，且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但蒋介石在推荐翁文灏时，仍说他是“学者”“无党无派”。显然，在蒋介石那里，无党无派的“从政学者”，本身就是一个“团体”。

CC系的立法委员对蒋介石强推翁文灏“组阁”仍不甘心。6月11日，上任不久的翁文灏对立法院提出“施政报告”，遭到CC系委员们的轮番攻击，批评报告无重心、无内容。翁文灏等人感到“气愤难受”，表示辞职以对。蒋介石大怒，召来陈果夫等人，当面斥责，强行压制立法院的反对声音。蒋同时与翁会商“对立法院不规行态之办法”，促其打消辞意，平息风波。蒋介石帮助翁文灏渡过了一个难关。

国民党政府为筹措军费应付内战，滥发纸币，造成全国通货膨胀、物资极度短缺。“翁文灏内阁”面临的头等难题，便是如何挽救即将崩溃的经济。6月29日，蒋介石召见翁文灏与财政部长王云五（著名出版家，“入阁”前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研讨改革币制及平定物价之根本办法”，即强行推动“币制改革”。翁文灏等人明知此际改革货币困难重重，仍想着“拘于现状，勉图补救”。翁还向蒋介石建议由蒋经国坐镇上海主持此事。蒋介石日记中有不少他与翁文灏商议“币制改革”的记载。

8月17日，蒋介石电报指示翁文灏推行“币制改革”：

改革币制令发表时，必须将其基金有价证券部分之证券，及其公司股份与办法，以及一切手续，皆须同时发表。否则不惟减少信用，而且事过时迁，仍如过去各事延宕，无着不行，对新币根本发生重大影响，故此事必须在此数日内赶紧完成各项手续为要。

8月18日晚，蒋介石约见翁文灏，二人最后商谈对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报告的“改革币制”、管制经济之提案，“至十一时后方毕”。次日，翁文灏的“币制改革”方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再由蒋介石以“总统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限期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并自即日起发行金圆券，以及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翁文灏副署了此令，掀开了“币制改革”的帷幕。

“币制改革”与管制经济，是蒋介石的一贯主张，但党内一直有人反对而未能执行，翁文灏等能“毅然实施”，令蒋介石感到欣慰：

下午三时到政治会议提出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之临时命令。讨论至六时，乃作最后决定，修正几点通过。此为三年来一贯之政策与惟一之主张，因子文（宋子文）、岳军（张群）、公权（张嘉璈）、鸿钧（俞鸿钧）等皆畏缩不决，未敢执行。而今日始以事急势迫，不得不有此一举。然咏霓（翁文灏）与云五（王云五）能毅然实施，亦可谓奋勇难得矣。

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是蒋介石奋力护驾，而金圆券改革强制推行，则是翁文灏为蒋介石拼出一条血路。值得注意的是，对金圆券改革持疑议的张群、宋子文、俞鸿钧等人，均是国民党内重要人物，其中不乏财经专家，而支持蒋介石的翁文灏、王云五却是在国民党内资历浅且非财经专长。此时，蒋介石对翁文灏的信任与依赖，显然超过了宋子文、张群等人。

金圆券改革的结果，与蒋介石、翁文灏的期望相反，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至10月，失去信心的百姓们掀起了抢购狂潮，物价飞涨，社会动乱，罢工罢教此起彼伏。蒋介石转而命令翁将兑入的外汇用来多购米麦杂粮，以渡难关，并对公教人员每月配发实物，以对抗物价飞涨，金圆券暴跌，“安定公教人员生活及其精神”。10月23日，翁文灏飞往北平，与蒋介石“谈经济问题甚久”。蒋介石已心知“经济改革计划与金圆政策似已完全失败”。翁文灏也知事无可为，10月29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正为锦州、长春接连失守而苦恼的蒋介石接到辞职信，深感祸不单行，不仅金圆券币制改革已完全失败，且整个政局将陷入崩溃。他在日记中写：

李惟果携翁院长补充经济改革方案稿及其辞职书来见。经济改革计划与金圆政策似已完全失败，以限价已为不可能之事，则物价飞涨比前更甚，尤其粮食断绝难购，最为制命伤也。以无组织之社会与军事之失败，任何良策皆不能收效也……此时军事、经济同时失败，实为崩溃在即之象。

10月31日，行政院发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决定取消限价政策，等于公开宣布“改革”失败。11月3日，翁文灏内阁提请“引咎辞职”。蒋介石对其“曲加慰勉并鼓励”，劝其忍辱负重，共赴时艰。蒋介石在日记中婉转表达对翁文灏、王云五临阵辞职的不满：“晚课后，召见翁院长、王财长等，彼甚以责难纷至，经济失败，手足无措，故重要业务停顿。王且不到部办公，可怜之至。”

11月9日，翁文灏再呈辞职书，坦言要对改革币制失败负责：“如果文灏恋位不辞，勉维现职，实有失宪法原定之精意……深望钧座惠察及此，迅予照准。”翁文灏也仿照王云五之法，数日不去行政院办公表达辞意之坚。20日，翁文灏在立法院承认经济管制措施失败，请辞院长职务。由于继任人选难产，蒋介石23日劝翁先回院办公，协助其“维持半月”。但3天后的11月26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行政院长翁文灏呈请辞职，情辞恳挚，翁文灏准免本职。”翁文灏终于结束了7个月艰难的“行政院长”任期。

1949年1月，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内部发生政争，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逼迫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邀请翁文灏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此时距翁文灏从“行政院长”辞职不到4个月，从政局前景看，国民党政权比任何时候都更朝不保夕，翁文灏与桂系素无渊源，而得益于蒋介石更多，但他在这个注定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时刻，毅然接受了这个来自于蒋介石党内政治对手的任命，多少有些在政坛不甘寂寞，急于“出山”刷存在感的意思。3月17日，翁文灏就任“总统府秘书长”职，6月24日被解职（5月22日提出辞职），是其从政生涯中任职最短的职务。而这个短暂的从政经历，却正好诠释了翁文灏此时已是“职业官僚”，“从政”不仅是实现抱负的手段，而且也是目的。

四

时过境迁后，蒋介石与翁文灏如何回顾他们的这段时间不短的合作呢？

蒋介石日记有个特色，是私下里“骂人”，其同僚、下属，甚至亲戚，多难逃被骂。但就笔者所见，在启用翁文灏的那段时间里，蒋介石日记中并无责骂翁的内容。1949年4月，翁文灏已在李宗仁政府任职，蒋介石在考虑未来智囊人选时，仍将其列入其中。1954年吴国桢事件发生，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大骂在美国公开发表批评台湾当局的吴国桢。蒋介石总结自己待人接物的教训，提到了翁文灏“滥笑无诚，善哭必诈”。冯玉祥“善哭”、翁文灏“滥笑”，而吴国桢是“滥笑而兼善哭者”。用“滥笑”这个贬义词来形容翁文灏的为人，一方面说明此时蒋介石已对其不耻，另一方面说明翁文灏在蒋介石眼里，一直是个身段软，姿态低，宜合作的人。

翁文灏在回到大陆后，反省参与国民党政权之历程时写道，最可痛惜的是自己“以不懂政治理论的人，而盲目地参加了实际政治地位”。虽然在参政过程中，“模糊地感觉蒋太好内战，太弄权术，偏重内争而妨碍抗日”，却因自己“缺乏政治理论的修养”，而“误陷在蒋集团范围十余年”，直至1949年方才“醒悟”。

“学者从政”包括了当权者与学者两个方面。国民党部分开放政权，启用一批原与国民党无渊源的学者充任要职，固然有扩大统治基础、提高政府效率、改变官员结构的想法，客观上也有一定效果，但蒋介石对从政学者的筛选标准除了才干外，还看其能否对其忠诚、为其所用。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用人“率属以诚为主”，即要求属下对自己绝对服从与忠贞。何廉曾这样评价蒋介石：“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最后，不顺从的学者很难在体制内生存，顺从的学者又易成为蒋操控与平衡权力分配的一个特殊工具。

金耀基在讨论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的微妙关系时，曾指出：“知识分子一方面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有他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一方面却又想与政治权威接近，以实行他的所见或主张。”这个结论，点出了“学者从政”的初衷，用在评价胡适等人的参政经历，或许较合适。但证诸考察翁文灏从政的全过程，此观点似有讨论的余地。

翁文灏接受过传统教育，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担当，同时也难免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他留学海外，接触过西方民主理念与科学思想，回国后期望学以致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翁文灏在地质学方面的卓越见识与在学术界的人脉为蒋介石所赏识，坚邀之下，以“技术官僚”进入体制，主要从事专业相关的调查与建设工作，之后，又逐渐扩大到经济领域与行政管理。进入现实政治的操作层面，翁文灏见识到了“议政”理想与“做官”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在经历从政的冲突与磨合之后，他不但无法实现初衷、施展抱负，反而在一次次的政治斡旋中，消磨掉了书生本色，沦为“政府的装饰品”。他最初想改变体制与官场而步入政坛，结果是体制与官场更多地改造了他。在经济部长、“行政院长”任上，翁文灏数次强烈要求“辞职”，但那多是行事受挫后的应急反应，甚至是官场常用的自我保护，“以退为进”的伎俩，并非真要金盆洗手退出政坛。时光流逝，从政初衷渐远，“做官”的需求渐强。

翁文灏在与蒋介石打交道的过程中，对蒋的行事风格也有认识，他曾对浙江同乡、气象学家竺可桢抱怨，蒋“事无巨细，务必躬亲，对于所用之人，概不十分信任”。但翁文灏要在体制内立足，在处理各种矛盾时，必须依赖蒋介石的支持与重用。随着在体制内地位的提高，翁文灏逐渐涉及远超出其专业之外的全盘行政事务，从“技术官僚”演变成“职业官僚”，成为蒋介石平衡派系的一个筹码。

1948年，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及在推动“币制改革”中与蒋介石的配合程度，超过许多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1948年12月，中共的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的名单，翁文灏被列在第12名，排名也超过不少反共多年的国民党重臣。

在讨论“从政学者”的结局时，通常会称说学者被国民党政权与蒋介石所利用，沦为其工具。毋庸讳言，蒋介石确实有利用从政学者的一面。但被延揽入体制的学者，并非被胁迫，从政后退出的成本也不算大，他们均是聪慧超群的精英，并非轻易可以被“利用”的。“合则留，不合则去”。从政学者在进入体制后，有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更高的社会地位与声誉。慢慢地，他们也成了体制中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与蒋介石及体制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翁文灏以“技术官僚”进入体制后，宦海沉浮，他对蒋介石有过怨言与不满，但两者的分歧，基本上都是在用人、政争的立场与政策执行的方式等层面上，在更深层次的国家建设或制度改革方面，他曾试图建言献策，碰壁之后未能坚持，更难有所建树。这或许与他的专业背景是自然科学有关。在此方面，他与另外一些以人文学科见长的从政学者，如胡适、蒋廷黻等人，还是有些差别。

1935年底，翁文灏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时，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也为蒋介石赏识，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二人同为留学生，在不同学科取得卓越成就，且同为《独立评论》的创刊人，成为国民政府内的同事，一时成为政坛美谈。但从政的蒋廷黻对国民党、蒋介石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他的专业是研究中外关系史，在体制内除了政务处长，担任过驻苏联大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驻联合国代表等职，均大致在其专业领域之内。蒋廷黻在国民党政权体制内的时间比翁文灏更长，但他始终未加入国民党。1949年底，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行将垮台之时，他曾试图联合胡适，组建中国自由党，在美国支持下取国民党而代之。

“从政学者”是一个颇大的群体，个体差异很大，要具体研究，不能一概而论。胡适是翁文灏的朋友，也是“学者参政”者之一，他曾对翁文灏的从政境遇感慨：“翁咏霓，命也？时也！”

（本文原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117—129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