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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慎谔历史植物地理学研究的学术源流及特点
来源:《中国科技史杂志》2022年第3期 作者: 路其首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2-10-31


刘慎谔是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植物地理学家、林学家,历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所长、西北植物调查研究所所长、东北农学院植物调查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等职。目前对刘慎谔的研究多为纪念文章,而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他在中法西北科学考察团及任西北植物调查所所长期间的学术活动。伍小东、姚远等关注到其历史植物地理学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着重分析了刘慎谔的植被永恒发展观、植被与环境的辩证统一的科学思想,但没有涉及刘慎谔学术思想源流及其历史植物地理学研究本身具有的学科意义,而这恰恰是深入探究刘慎谔学术思想及中国植物地理学发展的重要理路。本文以相关学术史研究为基础,结合刘慎谔学术成果,综合分析其历史植物地理学研究学术源流、过程及学科意义。


1 刘慎谔的植物地理学研究及学术源流


1.1 刘慎谔生平及学术经历

刘慎谔1897年生于山东牟平,1918年进入保定留法高等工艺学校预备班,1920年入法,在郎西大学农学院和孟伯里埃农业专科学校学习,1926年毕业于克来孟大学理学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后进入里昂大学理学院和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1926年,著名植物学家布朗·布朗喀(Braun Blanquet)给刘慎谔提出了有关法国高斯山区植被的几个问题,在高斯山区辛勤工作三年后,1929年,刘慎谔以论文成果《法国高斯山植物地理的研究》获得答辩通过,被巴黎大学授予理学博士学位。获博士学位后,刘慎谔便回国,旋即被聘为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所长。

刘慎谔在法所学植物学研究方法回国后继续得到应用,如大范围进行研究植物分布最为直接的学术活动——植物采集。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自创始以来,最重采集工作”,刘慎谔先是在北京附近进行植物调查,撰写了《东陵植物分布初步之观察》一文,后参加中法西北科学考察团和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将调查范围扩大至西北地区,并在此期间撰写了两篇被誉为填补我国植物地理学空白的文章。

1931517日,刘慎谔等人参加中法西北科学考察团,并于8月、11月两次进入天山采集植被。次年初由新疆至西藏高原北部,抵达喀什米尔,直至印度德里、加尔各答。1933年,刘慎谔由印度经上海返回北平。他在考察途中采集的数千件标本,成为我国最早一批有关新疆和西藏植物分布、植物区系和植被类型的实物资料。尤其是刘慎谔进藏前中国尚无一植物学家进入,不仅使之成为“入藏第一植物学家”,而且使西藏植被的研究“对于高原沙漠带植物之分布,对于中国本部植物来源之追求,及对于植物分类上之种种研究,皆为必须”。此后,他撰写了《中国西部和北部的植物地理》和《中国西南部植物地理》等论文,填补了中国植物地理学的空白。从此二文中我们可以窥到其研究植物地理的思考与理路,也能更好地理解其在1960年代进行历史植物地理学研究的背景。

1.2 刘慎谔早期植物地理学研究

《中国北部及西部植物地理概论》不仅是在实地考察基础上撰写的论文,还对植物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之后的研究,刘慎谔基本都是采用该文所述之方法。

首先,他对“植物地理学”进行了定义:“植物或因气候之关系,或因地势之高低,或因土壤之差别,或因地史及人事之变迁,常随地而异,而研究植物分布之位置及其分部之理由者,特称之曰‘植物地理学’。”这是中国学者最早对“植物地理学”的详细定义。根据此定义,植物分布与五个因素有关:气候、地势、土壤、地史、人事。前四者为自然因素,后一者为人文因素。这种考虑使得他在以后植物地理学或历史植物地理学相关研究中出现一定偏向,即注重自然要素变化,弱化“人事之变迁”的研究。

同时,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植物地理区划存在“常沿用旧法,专依普通地理为依据,如言某省有何植物,某省有何植物”的问题。“盖普通地理之分省专就人事之方便,而植物分布之区域则以天然情况为转移,前者为政治地理,后者为自然地理,二者虽有时互相符合,而其中之差别常亦大相悬殊”。这一情况,在《中国西北之植物地理》中举例道:“即以陕西一省而论,汉中之植物既与江浙类同;而关中及陕北之植物,则又与华北无大分别。同为一省而分布之情形显属二区。”植物等自然要素的地理分布不以省界为限定属认识上的一种突破,在转变研究理念上有重要意义,尤其为植物种属的地区差异性研究提供了指导。到后来,他深化了这种认识,提出了“同属不同种”不能划为一个I区的思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关乎“人事”的地理在此文中被他称为“政治地理”,在《中国西北之植物地理》一文中他又将此称为“人为地理”,可见他对地理人文性的认识并不固定。

基于对植物分布应当“以天然情况为转移”的思考,他提出了鉴定植物自然区域的主要标准:


1.凡一自然之植物区域,必有多数之特种植物以此区为中心,离此中心愈远而此植物之散布力量愈减。除此特种植物之外,常兼有多少之特属,完全或几为此区所独有。2.在同一状况之下,凡一自然植物区域内之植物社会皆无大别。3.在同一地势之下,凡一自然植物区域内之森林分层皆雷同。4.在同一地势之下,凡一自然植物区域内之气候皆相仿佛


不难发现,以上标准是以植物分类学为基础、以植物自然分布和演变为指征来确定区划的方法,深受法瑞植物社会学学派(法瑞学派,FrenchSwiss school)学术思想的影响。

后来,他又继续撰写了《中国南部及西南部植物地理概要》,与前述文章可称作“姊妹篇”。该文将中国植物区分为八个,分别为华北区、满洲区、蒙古区、新疆区、西藏区、华中区、华南区、云贵区,每区的植物均有鲜明的层级分布。他不以中国论中国,注意到各区与邻国植物相通之处,并依此对植物地理传播及其路径进行判断,如“中国以西部有青藏高原之隔阂,欧洲植物不能直达内地,多由西比利亚经东北绕入中国本部(华北)”,“欧洲植物……不能直贯华北,是故新疆之欧洲植物则在新疆者,常为欧洲模式之植物,而其存于内地者,则常为变种,显示两地植物来源之不同也”。“欧洲植物绕入中国之门户有三:一为东北,一为新疆,一为云贵或华南”等。他在植物地理研究中经常将眼光放置于整个亚欧大陆和世界版图,这与他长期在法国留学有很大关系,这种研究思想为中国植物地理学乃至植物分类学带来了广阔的视野,并成为其鲜明的研究特点。

1936年,北平形势紧张,刘慎谔将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迁往陕西武功,与西北农学院联合成立了西北植物调查所,其任所长。在陕期间,他继续对周边植物进行采集和调查:1938年夏,他与钟补求等人进入大巴山内调查;1939年夏,携学生在南五台山实习、应甘肃科学教育馆之邀赴兰州考察、应国立编译馆之托在广汉调查、应城固县志委员会之邀在城固考察;1940年和钟补求等人赴华山采集标本。在考察后,相继撰写《陕西植物分布概要》《太白山森林植物之分带》《广汉农林植物志》《城固植物志》《城固柑橘类》《中国西北之植物地理》等文,主编《太白山植物图志》(未出版)。1941年,因郝景盛到中央大学任教,刘慎谔便前往昆明的北平研究院,并在此期间赴大理调查,撰写《云南植物地理》。抗战胜利后,刘慎谔前往北平。1949年后,受东北农学院院长刘达之邀,任东北农学院植物调查研究所所长;1953年,该所改为中国科学院林业研究所筹备处,刘慎谔任副主任;1954年,该所迁至沈阳,成立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刘慎谔任副所长。在东北期间,刘慎谔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东北的植被,尤其是森林的更新与采伐及沙漠治理。1960年代,对长期争论的群落演替学说,提出从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角度理解植物群落演替,并撰写了在植物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动态地植物学——基本理论的探讨及其应用》(以下简称“《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

1.3 刘慎谔植物地理学研究的学术源流

他的植物地理学研究,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植物种属的分类,二是对植物地带性研究,三是对植物传播路线的研究。笔者无法窥其博士论文全貌,但可知论文采用的是布朗·布朗喀、巴维亚尔(J. Pavillard)《植物社会学词汇》Vocabulaire de Sociologie Végétale1925)中提出的方法,同时吸收了美国考尔斯(Cowles)和克莱门茨(Clements)动态植物地理学的概念。这分别是法瑞学派与英美植物生态学学派(英美学派,BritainAmerica school)的学术研究方法,也是其研究植物地理和历史植物地理的学术源流。

法瑞学派与英美学派是世界两大地植物学(geobotany)学派。法瑞学派源于19世纪末欧洲植物地理学,即地植物学。地植物学早期研究中分化为外貌途径与区系途径:前者以群系为单位,研究大范围植被;后者以植物种类成分为主,研究较小范围植被。后来,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C. Schröter与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教授C. Flahaut均研究阿尔卑斯高山植被,形成了苏黎世蒙彼利埃学派(亦称“瑞士法国植物社会学学派”)。二人在1910年第三届布鲁塞尔国际植物学大会上首次提出“群丛”(Association)定义,把区系组成的一致性作为确定植被单位的根据,奠定了法瑞学派的基本思想。而布朗喀则是二人的学生,继承了他们的学术思想。1913年,布朗喀在对高山植被的研究中采用了特征种(character species)的方法,强调植物种类分析。1922年,与巴维亚尔合写《植物社会学词汇汇编》,又于1928年出版了《植物社会学——植被科学的基础》(PlanzensoziologicGrundzuge der Vertationskunde),该书建立了群落纲群落目群团群丛亚群丛的等级分类系统,“为统一的法瑞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布朗喀成为该学派的领导人,因此法瑞学派又称布朗·布朗喀学派。

法瑞学派特点在于植物区系组成以群丛作为基本单位,建立正规的群落等级系统分类学将“群丛”作为群落分类的基本单位,即以重视“特征种”在群落认定中的指标性意义为核心。因此,“群丛”“特征种”和“分类系统”是法瑞学派的特色所在

英美学派主要特点是“重视植被与环境的关系,特别重视植被演替的研究”。主要分英国和美国两支,刘慎谔所借鉴的考尔斯和克莱门茨,属美国分支的创始人。考尔斯和克莱门茨早期是以对植被发育的研究工作为标志的。考尔斯注重植被动态特征研究,脱离了停留在描述和制图层面的早期生态学研究思想。克莱门茨是美国分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于1905年出版的《生态学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 in Ecology)认为植被是具有功能和结构的“复杂有机体”,是按照一定规律前进的。“这种动态的生态学思想,要求人们不要单纯地描述植被的分布和分类,而要研究植被中的变化,并把这些变化和环境变化联系起来,解释为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在1916年出版的《植被演替》(Plant Succession)中,他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认为“演替”总是汇聚到“顶级群落”(climax)中,“用演替概念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植被分类系统”,这种思想称作“单元顶级群落学说”。法瑞学派和英美学派分别从分类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对植被的分布与分布规律进行研究,其影响持续至今,成为目前世界植物地理学主要的两个研究方向。

刘慎谔的植物地理学研究方法以法瑞学派为主,同时借鉴了英美学派。这突出表现在对植物种类进行分类、分布研究的同时,注重群落演替。如《中国西部和北部的植物地理》中所划定之“新疆区”,分高山、低山、平原三部,每部有植物种属及灌乔草演替等研究。两种学派思想互相嵌合,较为完整和立体地对植物地理学进行探讨,正所谓“垂直与平面并重,时间与空间兼取,而形成所谓立体之分出”。尤其是1963年《动态地植物学》一文,吸收了各家所长,对顶级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认为单元顶级和多元顶级是辩证统一的,在植被演替方面,吸收了克列门茨时间演替和空间演替杂糅的思想。正因如此,金振洲并不将刘慎谔作为法瑞学派的传人,而将19351946年留法并随布朗喀读博的朱彦丞称作“正统的、地道的法瑞学派早期成员”“法瑞学派鼻祖的传人”。要注意的是,刘慎谔留法期间接受的是法瑞学派早期学术思想。1950年代后,中国植物学者受苏联影响比较大,“植物社会”“演替顶级”等学说一度受到批判,法瑞学派思想传播受到限制,苏俄学派思想占据主流,以致“对我国植被研究影响最大的是英美学派和苏俄学派”。

另外,刘慎谔还注意到人为因素在植物变迁中的影响,不过这方面在各类文章中着墨不多。植物传播路线的研究是在植物种属分类和群落演替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动态学派的特色,带有较强的历史地理特征,也是后期刘慎谔研究历史植物地理的特色之一。


2 刘慎谔的历史植物地理学研究——以《历史植物地理学》为例


2.1 刘慎谔早期历史植物地理学研究

刘慎谔对历史植物地理学专门进行研究,仅《历史植物地理学》一文,但在他早期研究的论文中,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历史植物地理学思想。

早在1936年,刘慎谔在北平大学农学院讲授《气候变迁与植物移动》中,就已有历史植物地理的相关研究。该课讲授的目的是“为研究今日生存之植物与过去冰期及间冰期相互之关系”,主要认为欧洲植物在冰期的移动方式与亚洲不同,欧洲以高山及冰川植物为主,亚洲以森林植物为主,说明“亚洲平地及低山各无冰川之存在”。因此,他断言“冰期之寒冷,必由北欧或北欧以西之方面发动,故论冰期之发展,欧洲犹为中心,亚洲虽无显著冰期之可言,但亦受有轻微之感应”,并根据亚洲植物分布种属得出亚洲间冰期要比欧洲更热,欧洲冰期要比亚洲更冷的结论。这是他早期研究中带有较强历史地理意味的文章。对气候变迁的研究基本根据植物种属分布进行判断,带有明显的物候学思想。这不仅受到了西方学术的影响,而且是对前期进行的植物调查的综合思考。以今日之植物推演昔日植物移动和传播的路线,在当时国内属开先河之举。

《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分别于19631964年做了演讲并相继发表。在《动态地植物学》中,他认为植物历史的演进仍属动态,并将古气候作为决定中国植被区划的主要因素之一。从历史植物分布的情况出发,打破了冰期时代东北没有冰川的成说。因为整个中国冰期不甚寒冷,导致植物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分头移动,而间冰期中国寒冷,移动方向与冰期相反。该文具有鲜明的英美学派特色,可以说是《气候变迁与植物移动》研究思路在中国范围内的运用,使得研究更加明确和具体。

2.2 《历史植物地理学》的内容、方法与特征

历史植物地理学研究思想贯穿于刘慎谔的植物地理学和植物分类学的研究过程中,而以《历史植物地理学》集大成。《历史植物地理学》撰于1963年,次年2月,刘慎谔在沈阳做了相关讲授。该文的撰写,是在国家进行综合自然区划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他认为“现代植物区系是历史植物区系的继续和残余,故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植物区系也是历史植物区系的‘活化石’(living fossils),而两者又互为因果,故现代植物区系也是历史植物区系的基础”。因此,研究历史植物地理能更好地对现代植物区划提供重要参考。以笔者目力所及,这是国内唯一一篇以“历史植物地理学”命名的文章。该文开篇便对“历史植物地理学”做了定义:


历史植物地理学是根据现在生存植物种属的分布,结合地质、古地理、古气候以及古生物(化石和花粉孢子的分析)的资料,来阐明植物区系的起源及其发展史,反过来历史植物地理学的发展,也给地质、古地理、古气候以及古生物学带来其本身提供不出的科学论证。


根据此定义,不难发现,刘慎谔认为历史植物地理学研究首要进行的工作便是对现存植物种属分布进行研究,辅助学科多为地质、地理或以考古资料为辅助。研究历史时期植物地理首先要对现存植物分布进行研究的思想是动态地植物学中动态学派的思想,这在前述冰期、间冰期植物移动研究中得到了贯彻。可见,这与历史地理学重视文献、考古或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差异。他认为历史植物地理研究的目的是“阐明植物区系的起源及其发展史”,这比单纯描述植物分布现象要更深入,也体现了以区系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法瑞学派对他的影响。

关于历史植物地理研究的时间范围,有如下界定:


历史植物地理学的范围,当然也包括人类历史在内,但又远远超出人类历史。而进入地质时期之内,所以“历史”二字是不受人类历史限制的。但是历史植物地理又不等于地质植物地理,因为历史植物地理的范围,主要指是从第四纪到第三纪的后期。到了第三纪的后期以前的植物分布情况,则完全属于古植物学的范围,而与现在生存的植物种类和分布已经失去直接联系,所以历史植物地理并不包括全部地质时期在内。


他所定义的“历史植物地理学”的研究时段与历史地理学有交叉,亦有不同。历史时期动植物分布研究的部分资料来源(如化石、孢粉等)较为特殊,其自然属性相较人文属性更强,研究时段理应向更早延伸。刘慎谔在研究中一直考虑植物分布连续性对于植物区系划分的重要作用,与现代植物“失联”的第三纪后期成为他设定的历史植物地理研究时段上限。但历史地理学界对历史植物地理的研究,时段很少延伸至第四纪的下限,更不会触及第三纪,并多从历史文献中进行发掘。

对历史植物地理研究必要性,则有如下论述:


以植物地理学的观点,结合植物分类学的工作,来研究植物种的发生和种的形成,这就为历史植物地理学增加了一个新的工作内容,同时又为植物分类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方向——发生植物分类学(Genosystematic)。还有植物区系成分分析的工作,主要也是建立在历史植物地理学基础之上的,而植物区系的划分工作,又是以植物区系成分分析工作为依据。所以,没有历史植物地理学的基础,就很难肯定植物区系成分的分析;没有植物区系成分的分析,就很难给植物区系的划分提供足够的证据。因此,为了植物区系的成分分析和植物区系的合理区划,开展历史植物地理学的工作也很必要。


可以看出,刘慎谔进一步强调进行历史植物地理学是“为了植物区系的成分分析和植物区系的合理区划”,这一立足点说明他的历史植物地理学研究的学科本位仍然是植物学,而非地理学,也就无怪乎他要求在研究前需掌握现存植物的分布状况,以至于他认为“历史植物地理学家必须又是植物区系学家”,“历史植物地理学家必须同时也是植物分类学家,而植物分类学家常常又是历史植物地理学家”。同时,他认为学习历史植物地理学要掌握七个主要学科的基础,分别是古植物学的研究、花粉孢子的分析、植物区系的研究、地质学的研究、古地理学的研究、古气候学的研究、植物分类的研究。这几门学科,为其设计《历史植物地理学》纲目做了很好的铺垫,但这七门学科中,没有历史学的研究。

《历史植物地理学》共分五部分、十四章,五部分包括总论、气候因子的变迁、地形因子的变迁、人为因素的变动、运用。全书具有宏观眼光,并不局限于中国一地。但同时他在各主题中列举了国际学界的代表性学说,在其中寻找适宜于中国植物地理学的理论,体现了构建本土话语的努力。前三部分占主要内容,主要论述板块运动、植物区系、冰川移动等。综合分析国外各种板块运动理论,认为板块运动三种学说均适于中国。板块和冰川等对植物的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有一定影响,“从整体看来,在植物区系历史成因问题上,气候特别是古气候的影响必然是起主导作用的”。尤其是对不同植物区系的不同气候起源做了探讨,依据“种”,尤其是“特产种”确定植物区系成分类型,进一步确定植物区系,这是典型的法瑞学派方法。同样,在欧洲冰川运动基础上认识亚洲冰川运动,并依据种属分布确定欧洲与亚洲冰期与间冰期的植物移动路线。而亚洲温带植物分布与欧洲不同之处在于西伯利亚气团的影响,并能根据植物反推西伯利亚气团的起源时间。

此外,注意到海洋气候与干旱气候对植物分布的影响,尤其是以植物分布确定沙漠起源,属本文一大创新。他认为“荒漠植被与山地森林植被发展的历史先后问题,也是植物地理学与历史植物地理学的区别之点。研究历史植物地理学必须用动态的观点看问题,从植被的来源进行考察,同时在运用动态观点时要联系静态。否则就成为只有方向而缺乏具体内容”。这一点,具有鲜明的以动态色彩为主的研究思想。

在他认为次要影响因素的地形因子中,着重探讨了海陆变迁对植物的影响,该部分实质是依据植物来确定海陆变迁。在河流流向的影响中,是根据河流对气候的影响进而对植物分布产生影响的理路进行分析的。重点关注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系对植物分布的影响,其目的在于解决当时中国植被区划所产生的诸如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综合的问题。

尤其要注意的是,刘慎谔在以往研究中很少探讨植物地理的人为因素影响,该文对人文因素的变动单设一部分,反映了人为因素在历史植物地理中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全文65页,该部分的探讨只占1页篇幅,这可能与他的学术研究偏向有关。如他在《关于中国植被区划的若干原则问题》中称“自然条件和人为影响,在植被区划中都占重要地位,但若忽视甚至离开植物特征,就会失去植被区域本身的意义。只有掌握了植物的特征,并在生物与包括土壤因素和人为影响在内的自然条件的同一性的原则下,才能正确地处理植物或植被的区划工作”。因此,其多注重整体自然要素的变动对植物分布的影响。

最后一部分“运用”,是指历史植物地理学在植物分类上的运用,主要从他的研究最为核心的指标——“种”的概念及演变谈起。在面对“我国分类工作上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种”的概念界定上,其认为不能把“种”的概念分得太细碎。而历史植物地理学运用到分类学中,就是发生植物分类学的重要体现,其中尤其要明晰“种”的来源与分布。

该文篇幅较长,足以成书,对历史植物地理做了相对全面而系统的探讨。以对国际学术界对各研究主题的不同观点进行辨析为出发点,结合中国本土情况,提出自己的对中国历史植物地理的观点。整体而言,刘慎谔的历史植物地理学研究,研究时段上限较远,且偏重于早期植物分布论述,对人类社会着墨很少;研究使用的资料与方法多偏向于古植物学、古地质学等;研究本位为植物学本位。这种研究特点的形成应与两个方面有较大关系。一是他的学科背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相同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有一定差异。刘慎谔自博士毕业后,一直进行植物区系的研究,这种看似基础性的工作在当时国内确属填补空白之举,研究目的多是为植物区划做准备。长期对植物地理研究的积累,使研究本位更偏向于植物学本身,在研究过程中更倾向于使用与植物学相关的地质学、气候学等方法。二是他的学术经历,刘慎谔19201929年在法国学习,不仅接受西方高等教育,还参加林奈植物学会,这十年的学习经历使他充分接触到西方植物学理论,但相关理论在国内没有得到充分实践。如他注意到法国18世纪就已经开始研究中国植物,但文献散乱,他于1929年组织人编写《中国植物文献汇编》,回国后前往各地进行植物调查。通过早期植物地理学的研究,可以发现,有留学背景的他具有将植物分布放置于全球的宏观眼光,这使他特别擅长对不同大陆板块之间相同植物分布的耦合性分析,并进一步进行对植物传播路径的研究。而这些研究,恰恰构成了《历史植物地理学》的主线。同时,刘慎谔的研究本身具有吸收多种学派思想的特点,加之后期苏俄学派的影响,研究并不呈现单一路径,作为后期研究成果,《历史植物地理学》具有鲜明的各种学派思想杂糅的特征,使得《历史植物地理》成为一篇较为经典的文章。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的植物地理学教材中均有历史植物地理学的内容,基本是刘慎谔的研究内容。

上述特点,也体现刘慎谔的历史植物地理学研究与历史地理学中历史植物地理研究的典型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妨碍将刘慎谔的研究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适宜性。研究解决了诸如植物分布、植物传播路径、气候与植物关系等一定数量的地理问题,并关注到人地关系变化,应该纳入历史地理学术史研究中。当然,可能会有人认为刘慎谔所理解的“历史植物地理”在某些方面并非历史地理学者理解的“历史植物地理”。这一点不能苛求,因为在当时,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也处于逐步建立的状态。因此,刘慎谔应为中国历史植物地理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3 余论


在总结刘慎谔的历史植物地理学术经历、源流及特点的同时,笔者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即刘慎谔的历史植物地理学在历史地理学界为何没有受到关注和响应?亦或是,刘慎谔为何没有关注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1959年,地理学学者曾昭璇曾和刘慎谔进行过对话,对话集中于植被区划问题,没有涉及历史地理学及历史植物地理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历史地理学界研究历史植物地理的代表为文焕然、何业恒等先生,虽然他们的年龄较刘慎谔小20岁左右,但起步较早,文焕然在1940年代就已经发表植被分布的相关文章,不过较为全面的研究则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后,与刘慎谔历史植物地理学研究基本处于同一时期。1962年,文焕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历史地理学科组组长;1954年后,刘慎谔任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按理说,二者同在中科院系统工作,应有所了解,但根据当时文焕然和刘慎谔的论著来看,二人均未提及彼此的研究或对方在学界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应是多方面的。虽然二者同属中科院系统,但刘慎谔的林业土壤研究所远在沈阳,且20世纪5060年代刘慎谔的研究重点在东北地区的林业和土地沙漠化,并非历史植物地理学。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学科差异。截至1960年代,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正逐渐建立,相关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探索。刘慎谔从发展相对较好的植物学出发进行的研究,其目的是推动地植物学发展。历史地理学与植物学对历史植物地理研究的差异较为明显:前者多注重于从历史文献中进行探索,尤其关注有文字记录的时段;后者则是较长时段的、以自然地理要素变动为主的研究。另外,刘慎谔逝于1975年,历史地理学界的历史植物地理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则在1980年代以后,本不属刘慎谔研究重点的这一篇文章更像遥远天际的一颗寂寥辰星。当然,是否还存在其他原因,只能待于相关资料的进一步挖掘。



(本文原刊《中国科技史杂志2022年第3期第424433,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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