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林木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举凡房屋建造、农业器械、生活用具等等，经常离不开对各种林木的利用。自晚清以降，由于西方殖民扩张和资本输出导致中国被动进入近代化，林木资源逐渐被赋予一些新的用途。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铁路建设为核心的近代中国工业化出现了较大发展，枕木等工业制材的市场贸易开始极速扩张。在此过程中，由华商经营的、以大东沟作为集散地的东北林木曾一度主导中国北方的传统林木市场，但又在新兴的枕木等工业制材贸易中处于劣势，以致最终被中日合资的鸭绿江木材所取代。关于这一问题的发生发展以及相关缘由，以往学术界关注尚少，尤其是其中牵涉的日美木材竞争与北方林木市场的发展、枕木需求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等问题，更是鲜有涉及。因此，本文尝试结合这一时期的中文文献、英文报纸和日本方面的林业调查等资料，来探讨东北地区的林木制售与中国北方市场的木材贸易之间的关系，兼及日美两国在中国林木市场的竞争。这样或可以增进我们对清末中国北方林木市场秩序和结构变化的认知，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林业发展史和工业化史。

一、甲午战争前后大东沟材的采伐与销售

有清一代，中国的木材产地主要有四处，分别在南方的福建省、贵州省和湖南省一带、四川省和东北的长白山地区。其中，长白山地区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和辽宁省北部，是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温带阔叶红松林等林木资源。清朝前期，由于康、雍、乾等皇帝视长白山为发祥之地，厉行封禁，所以该地区的森林资源得到了较好的保存。直到19世纪中叶，清廷在内忧外患之下被迫推行“移民实边”，伴随着东北地区的开禁和大量移民的涌入，长白山和鸭绿江一带方出现最早一批从事伐木和放排的华人木把，并逐渐开启了东北地区的林木贸易。

不过，由于技术落后和交通不便，早期长白山林木贸易主要以原木为主，对原木的工业加工一般在东北以外的天津、上海等口岸城市进行。清代的长白山森林集中在通化县、怀仁县、临江县三地。据考察，木把们通常在通化县境内伐木，采伐的树木一般周长六至八尺，树龄多为二三百年。木把们将原木简易加工后制成木筏，以放排的方式运至下游。木筏的水运线路主要有三条，即南向的鸭绿江、北向的松花江和西向的浑河，其相应的集散地分别为大东沟、吉林府、奉天府。由于大东沟位置优越，拥有良好的水深条件，在三条水运线路中，沿鸭绿江运输经大东沟集散的木筏最多。从大东沟运出的长白山松木也因此被称为“大东沟材”或“大孤山材”。

大东沟位于辽东边陲，是鸭绿江自北向南流入黄海的通道之一。日俄战争前，大东沟是中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木材集散地，平均每年从鸭绿江上游接受木材约50万根。大东沟材的树种则主要为温带阔叶红松林，兼有针阔叶混交林。本地木商对顺流而下的木筏进行贮存和搬运，再按照外地商人的订单要求，将木材发往直隶、山东和华南等地区。日本的坂田长平就注意到：

华北地区一直缺乏木材，依靠外地供应。其中大部分的木材来自大东沟，还有少部分是从海外和福建进口。从大东沟运出的木材采伐自长白山的森林，被制作成木筏，顺着鸭绿江漂流而下。一旦在大东沟聚集，大家就承诺在这个地方进行买卖。木材被装入私人船只，并被运往各个地方。

杉原龟三郎在1900年的报告考察中也写道，华北地区不像华南地区那样拥有福州、汉口、芜湖等多个国产木材市场，目前华北的木材市场只有大东沟。1903年的林业调查显示，大东沟已经形成14家专营木材的大中型华商料栈，包括雇员35人以上的的长丰栈、玉合升、中和德、同庆栈等，还有多家料栈从大东沟转移到邻近的安东县拓展木材业务。据《华南早报》的记录，1904年以前，每年旺季时来大东沟运木的帆船可达4000只以上。

日俄战争前，大东沟材供应天津数量最多，每年约30万根，占当年出材量一半左右；其次是供应营口、烟台和秦皇岛等北方口岸城市。清末上海由于受战争和交通影响，已经很少从东北进口大东沟材。天津木商在本地设有锯木厂，运到的大东沟材加工为角材、圆木、板材和枕木四类出售。角材是指长条形的木材，一般用作房屋内部骨架和结构支撑，也叫“方木”或“角料”；圆木是指加工成圆柱体的木材，可用于房屋的立柱和房梁；板材是一种扁平矩形的木材，也主要用作建材；枕木也叫木枕，是用于铁轨铺设的长方形板材。由于当时中国的铁路业还未充分发展，枕木一般不被用作铁路路枕，而是被商人制成日常用具出售。

天津附近设有西沽、闸口、马家口三处木材加工市场。具体而言，西沽有木材商45家，兼营大东沟材和福州杉木等木材；闸口有四家木商专营大东沟材，分别为成泰、永盛、宝和成、源兴水；马家口由于靠近外国人租界，该地暂时只有日本招昌洋行，以加工枕木为主。天津的大东沟材市场价格按照尺寸不同分为六档，每一付价值1.96圆至2.52圆不等。作为东北地区最早的通商口岸，营口的工商业自开埠以后逐渐繁荣，其中，木材贸易即占有重要地位。1900年前后，营口有10多家华人木商，主要经营大东沟材和福州杉木，每年进口大东沟材和福州杉木约23万根。芝罘(烟台)位于山东半岛北部，是山东省第一个通商口岸，也是大东沟材的重要销售市场。19世纪末，由于山东境内交通不便，木材需求较有限，该地的大东沟材价格最为低廉，每付木料仅1.5圆，比天津的大东沟材便宜许多。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工业革命日渐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了以海外贸易带动本国工业生产的发展路径。为进一步扩大日本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日本政府依托外务省、大藏省、农商务省等部门，派出众多调查团对中国各类工业品市场进行考察。其中，对华林业调查即是日本为促进本国木材制品在华销售的手段之一。从1898年起，日本农商务省山林局陆续派出杉原龟三郎、长仓纯一郎、宫岛多喜郎、坂田长平和堀田英治等多位林学士前往中国进行考察，考察范围涉及长江流域、华南、华北和东北等地区。东北的大东沟材也因此进入他们的视野。

对于大东沟材的质量，日本林学士褒贬不一，偶尔带有个人情感。可能是急于为日本的北海道材寻找中国市场，较早来到中国进行林业调查的杉原龟三郎在报告中就反复强调大东沟材的质量远比日产木材“低劣”。而且，由于北方地区各销售市场距离东北产地较远，华人木商们大多习惯于在大东沟购买原木，运回本地后再“雇佣锯木工人来打磨”。杉原认为，华商“将原木运回本地加工”的模式与日本木材商人在产地就地设厂造材的情形有很大不同，这也间接导致了清代东北地区木材加工业水平较低。但是，在杉原之后前来中国调查的日本林学士，则多对大东沟材作正面评价。例如，1905年，坂田长平在报告中即称，“大东沟产木主要为松木，称得上是很高质量的木材……三井物产进口的北海道木材的售价是大东沟木材的八倍，但质量却远远低于大东沟材”。此外，身为日本农商务省山林局监督官员的宫岛多喜郎也在他的报告中提出，大东沟材是优质木材，对其评价颇高。

事实上，在日本林学士对大东沟材展开调查之前，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曾一度导致大东沟材集散停滞，来自日本、美国和华南地区的木材得以大量进入中国北方市场，填补了该地区的木材供应不足。据日本林学士观察，1900年，美国的“俄勒冈松”（Oregon Pine）和“南洋红木”（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已被广泛用于租界内外国人的房屋建材及港口的桥梁和栈道用材；部分中国民众也开始使用日本产松木和杉木板建造房屋；此外，北方民众还喜欢购买“福州杉”作为棺材、桌椅、床等日常用具的材料。i但是，由于日本的木材质地较为松软，不太符合中国北方民众的使用需求，美国的“俄勒冈松”等则价格相对较高，影响了其市场需求。因此，鸭绿江的运输通道恢复后，大东沟材在中国北方木材市场上便重新确立了优势。据堀田英治的调查统计，在1904年之前，大东沟材在对天津、营口、秦皇岛、北京和山东沿海地区等地的输入量上排名第一，福州杉木位居第二，北海道材及美州松仅排名第三和第四。

而且，这一时期大东沟材在中国北方的市场地位与清朝前工业化时代的木材需求结构直接相关。通过多位日本林学士的林业调查可以发现，在发展工业化之前，清朝的木材需求呈现出“房屋—船车—器具”的结构。具体而言，其用途主要分为五类：房屋建筑用材、造船用材、造车用材、家具用材和棺材用材。由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建筑材料多采用砖瓦或者泥土，且气候干燥，木制品保存时间久，以及整体工业化程度和生活水平较低，对工业制材需求小，大东沟材的数量和质量基本满足了北方地区的建材、车材及棺木需求。这也是导致日本、美国等海外木材在中国北方市场占有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自甲午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逐渐开启，杉原龟三郎和宫岛多喜郎即注意到，铁路的铺设将会完全改变清朝的木材需求结构。之后的历史发展的确证明了这一点。

二、甲午战争以后日、美制材在中国北方市场的跨国竞争

受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的刺激，清政府自1895年开始决定大兴铁路。随着华北、东北等地铁路的修筑，铁路枕木成为中国北方林木贸易中的一种新需求。枕木，也叫轨枕或木枕，是一种铺设在铁轨下方，用于稳定路轨和平分列车行驶压力的特殊锯材。欧洲早期的铁路多采用硬木作枕木，后来又发展出钢材枕木和混凝土枕木等新式路轨。铁路传入中国以后，枕木的制作主要是以原木为原料，经锯木机切割成一定断面尺寸后，再使用杂酚油等化学制剂作防腐处理。

甲午战争以前，由于中国铁路建设较少，相应木材需求有限，因此，大东沟材尽管加工水平较低，但辅之以少量进口木材，中国北方的枕木需求基本可以得到满足。然而，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对铁路事业的大规模发展却使得北方市场的枕木贸易面临供应短缺问题，各类海外枕木乘机涌入，由此引发了日本北海道材和美洲木材在中国北方枕木市场的激烈竞争。

日产枕木进入中国北方市场始于19世纪80年代。1886年，清政府成立开平铁路公司，收购开平煤矿的唐胥铁路。1887年2月，开平铁路公司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计划将唐胥铁路向东延伸至山海关，向西延伸至天津和北京。经醇亲王奕譞奏准后，中方即向日本三井物产会社订购了25000根产自日本东北的桧材枕木，每根约合80钱。1887年，唐胥铁路延伸至芦台，改称唐芦铁路。同年，日本大仓组进驻天津开设支店，专售栗材枕木以供应清朝的华北铁路线建设。美商旗昌洋行也在这一年将俄勒冈松（也作“美洲松”）枕木卖到了中国市场。1891年，清政府面向海内外枕木商公开招标，日本商人首次将北海道产桉木枕木运至天津竞标。最终，北海道枕木以每根70钱的价格优势，击败了每根1圆70钱的美洲松枕木，获得清政府50000根枕木订单。此后，从1891年至1894年，北海道枕木每年输入中国的数量较为平稳，大约每年五六万根。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决定加强军备和铁路建设，中国木材市场对枕木的需求陡然提升。为缓解燃眉之急，中国方面开始大规模进口来自日本的北海道枕木。据日本外务省“外国贸易数据”统计，1895年，中国从日本进口的木材总额仅为19125圆。然而，到1896年，这一数额猛增至342437圆，是前一年进口额的17倍。日本的林学人士也捕捉到这一变化，并视清朝的铁路建设为日本北海道材的重要发展机会。1899年，在中国考察的杉原龟三郎即指出，在日本对清朝出口的所有木材制品中，“铁路枕木是未来最有前途的一种”，并且对日本枕木而言，中国的北方市场比南方市场“更有希望”。杉原还整理了1870年至1900年间日产木材出口中国的情况，他发现在过去30年里，日本每年对中国木材类商品的出口都不到日本对华总出口额的四分之一。对此，他在报告中反复提出：“（清朝）对木材的需求从未像现在这样大，我国的出口金额如此之小，原因何在？”面对甲午战后中国铁路工程的快速发展，杉原的判断是：“日本必须在这一领域提供必要服务。”

1897年至1898年，清政府开始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修筑包括芦汉铁路、东清铁路南段和京榆铁路延伸至奉天段（1907年改名京奉铁路）在内的多条铁路线。杉原和长仓分别估算了清朝修筑铁路的枕木需求量。据杉原估算，中东铁路和关内外铁路的修建未来需要枕木200万根，天津和营口为主要供应港口。长仓的估算更加具体，他把清朝铁路分为“已完成线”“既定线”和“未完成线”。据他计算，清朝已经完成的铁路线1665里，正在修建和计划修建铁路线的总长就为4470里。假设每铺设一里铁路（宽轨）需要2500根枕木的的话，清朝未来铺设铁路的枕木需求量约为114万根。此外，由于铁路枕木每年还需要修缮和更换，据长仓估算，清朝的铁路线在全部建成后，还需要额外的修缮枕木约30万根，加上修路枕木114万根，清朝枕木的总需求至少达144万根，这将为日本的北海道枕木提供巨大的市场。

清朝铁路对枕木的尺寸要求是“长八尺、宽九寸和厚六寸”。初期由于许多日本木材商对清朝铁轨情况不熟，出口到中国的北海道枕木多有尺寸不合或枕木碎裂的情况，天津铁路局对此也颇有抱怨。但由于清朝自产枕木量少，清朝铁路建设对北海道枕木仍非常依赖。从北海道出口到中国的枕木一般从小樽、室兰两港起运，运至天津、营口、大连（青泥洼）、上海等港口。天津是日本枕木商最早进驻的口岸城市，包括三井物产、大仓组、松昌洋行。三井物产和大仓组为兼营枕木，松昌洋行是专营枕木。据杉原考察，东清铁路和芦汉铁路大都采用北海道产枕木。从1895年至1898年，天津铁路局共采购50多万根北海道枕木以及50万根美洲松和俄罗斯落叶松枕木。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则在其1899年的报告中指出，天津铁路局使用最多的枕木种类是日本的连香树（学名：Cercidiphyllum japonicum）和象蜡树（学名：Fraxinus platypoda）。1900年初，由于义和团运动大规模爆发，日本对中国的枕木出口一度受到影响。不过，到11月左右，中国时局逐渐平息，日本对中国的枕木出口随即恢复。同年，大连取代天津和牛庄成为中国接收日本北海道枕木最多的口岸城市，共进口约489510根，位居北方各港口首位；营口次之，342381根；天津和旅顺分别排在第五和第六位。1901年，松昌洋行获得50万根北海道枕木订单；1902年11月，日本三井物产和伊藤商会又与清政府签订了62万根北海道枕木的合同。1904年5月，日军占领大连，大连成为日本的租借地。1906年，日本殖民当局宣布大连港为自由港，进出口货物免征关税。从此，特定的关税制度、完备的港口条件以及与日本本土的短距离使大连港成为北海道枕木最主要的进口口岸。

北海道枕木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相较于美洲松枕木一直较低。1900年，天津供应的北海道枕木价格为每根1圆10钱至1圆15钱。1903年，天津的北海道枕木价格降到每根1圆以下，仅为85钱；此后长期保持在每根1圆上下，直到1907年才涨回每根1圆15钱。上海和汉口的北海道枕木的价格也同样低廉。而同期，中国市场上的美洲松枕木价格基本是北海道枕木的两倍。1902年，天津的美洲松价格为每根1圆40钱，1904年涨至1圆70至80钱。对于北海道材便宜的价格，杉原表示，北海道枕木在质量和防腐方面都完全优于对方，但价格却在美洲松枕木之下，这令人“无法忍受”。但宫岛多喜郎却认为，北海道材以低廉的价格几乎完全独占了中国枕木市场，这应该被视为一种“成功”。日本向中国东北出口的北海道枕木主要用于“南满铁路”的建设，据统计，从1915年至1924年，日本共向中国东北出口了876440根枕木，另有约280万根日本枕木被销往山海关内，用于中国的关内铁路建设。

不过，尽管北海道枕木在中国北方市场拥有价格和交通上的诸多优势，但其面临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宫岛多喜郎在1903年完成对中朝森林资源的调查后即写道：

日本木材成为中国的特殊物资，这不是偶然的……由于中国内部生产无法满足需求，其木材供应必然要依赖日本、欧洲和美国。因此，日本政府应该保护木材工业，奖励木材出口，拓宽贸易路线，这对国家是有利的。

而且，宫岛指出，“日本木材对华出口仍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对手，即来自美国的俄勒冈松（美洲松）”。

此外，日本驻华领事还曾多次向日本国内报告自产枕木存在容易腐坏等问题。1899年，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报告称，由于华北地区空气干燥，北海道枕木暴露在空气中后容易裂口。1907年，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也报告了类似问题。尽管水野把北海道材比作“软木之王”，但他也承认，“糟糕的耐腐蚀性”是北海道枕木的一大缺陷。另据水野考察，由于北海道材的防腐技术水平有限，当枕木从寒冷的北海道被运到温暖的汉口时，北海道材经常在当地高温的情况下发生裂缝。而一旦出现裂缝，北海道材就会因不符合验收条件而被退货。相比之下，美洲松枕木有一套严格的防腐处理程序。美国的工人在制作枕木时，会使用木榴油（creosote）将枕木浸泡30分钟，这种化学制剂可以有效减少因温差和虫害造成的木材裂缝。在经过耐久性处理后，美洲松枕木就能比其他国家枕木更加坚固和耐腐蚀。

“美洲松”（Oregon Pine和Oregon Fir），也作俄勒冈松、花旗松或道格拉斯云杉，是一种原产于美国西北部的海滨黄杉（学名：Pseudotsugamenziesii）。在美国的“西进运动”中，西海岸的俄勒冈州发展出了繁荣的机械制材工业。1880年代，美国西海岸俄勒冈松进入日本市场。1900年前后，日本成为美洲松在东亚的主要市场。中国市场方面，清政府从1895年起开始大量进口美洲松枕木；至1900年，美国西海岸的制材公司已经以批发的方式为清朝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铁路建设供应枕木。但由于距离远、运费高，美洲松枕木的售价长期高于北海道枕木，导致其占中国枕木市场份额始终较小。

虽然面临日产枕木的低价竞争，但美国领事对美洲松枕木在中国的前景比较乐观。1894年，美国驻天津领事李德（Sheridan P. Read）在调查天津枕木市场后即认为，“俄勒冈州的松材几乎没有一个竞争者，唯一的竞争者是来自朝鲜的更普通和更便宜的松木”。另一位美国驻华领事则评价了北海道枕木在东清铁路营口至山海关段的使用情况，他说，“北海道枕木很硬，质地好，但我不认为它们可以超过美国的枕木”。1902年，美国驻营口领事亨利·米勒（Henry B. Miller）也谈到了日美两国在中国的枕木市场竞争，他观察到：

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在铁路枕木市场上，日本是美国太平洋沿岸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的铁路枕木经过凿切和锯切，大多采用坚硬的木材制成，类似于橡木，但比较粗糙且容易折断。

Miller最后断言，中国将会对太平洋沿岸木材（Pacific Coast lumber）有广泛和永久的需求。实际上，在此之前，美洲松已经通过上海大量供应中国华南地区的铁路和建材市场，上海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大的美洲松进口中心。由于制材工艺先进，美洲松在中国南方还被被用于房屋和船的修建，以及电杆制作，受到民众欢迎。基于这些情况，美国方面一直努力尝试将美洲松木材输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木材市场。

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大东沟材由于加工技术落后导致制作枕木成本昂贵，在中国北方枕木市场的竞争中实落下风。据坂田长平记录，将一块大东沟角材制作成宽一丈的枕木板材，其成本约为2圆50钱，制作成本昂贵。其次，由于华商锯材技术落后，切割木材经常尺寸不对，导致大东沟材制作的板材在运输过程中受损。更有日本林学士在调查后直言，“中国木商制造的枕木不是同类产品，且质量很差”。即便国产枕木的价格一度降至每根均价1圆10钱，但相较于每根仅85钱的北海道枕木而言依然较为昂贵，其市场竞争力自然较低。不过，大东沟材也有一定的地域优势。例如，东北和华北地区常年空气干燥，降雨量少，即使没有采用耐腐蚀性的加工技术，本土木材的腐烂也会非常缓慢，这一特性使其在其他种类的木材贸易中保持了一些竞争优势。这样，中国北方的木材市场结构便呈现出大东沟材、北海道材和美洲松材并存的局面，但枕木市场却基本被日本和美国的跨国竞争所主导。

三、日俄战后的“鸭绿江材”与中国北方木材市场的竞争

清末新政以前，中国东北的木材业机械化水平整体较低。华商经营的大东沟材长期以原木或粗加工的方式输出，直到1902年，在营口的英国商人从美国密歇根引进锯木设备，东北地区才有了第一家机械制材厂（也称锯木厂）。1903年至1906年，日本和俄国军队陆续在龙岩浦、安东县和新义州设置了三家锯木厂，但当时的锯木厂仅用于军事，未用于商业。在东北境内，日商掌握了绝大多数的锯木器械，华人木商的造材技术普遍落后，仅有一两家在本地设锯木厂。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长白山区的伐木业和鸭绿江上的木筏运输全部停滞。由于大东沟材严重供应不足，北京和天津的木材价格不断攀升，从过去每根2.56圆涨到每根4.45圆。

当时正在天津调查的坂田认为，此时正是日本向中国输出木材“唯一的好机会”。坂田进一步提出，“大东沟的木材现在是为我们的政府服务的”；尽管大东沟材的木材业暂时停滞了，但市场对大东沟材的“需求仍然巨大”，现在应该“不管战争情况如何，尽快砍伐这些树木”。河合铈太郎也指出，日本对华的木材出口仅仅是“偶然的、杂货的以及容易失败的”，日本的林业发展必须注意鸭绿江森林，“每年200万尺产出，是有利可图的”。由此，日本对华林业政策逐渐从“对华输出”转变为“中日合营”。大东沟材也开始由日本人的“竞争对手”转为“经营对象”。

对日本政府而言，东北地区的大东沟材既是工业资源，也是重要的军需物资。在殖民扩张政策下，日本开始将木材加工业务扩展到长白山、鸭绿江一带的森林资源。首先，日本在鸭绿江两岸以“日韩合营”和“中日合营”的方式设立采木公司，将鸭绿江两岸的长白山森林纳入其统一管辖。1907年，日本又在鸭绿江岸的朝鲜一侧设立日韩合办的营林厂，管理朝鲜江界、慈城、厚昌、三水、甲山等处森林，并设贮木所于北下洞。同年，日本外务省向清政府提出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1907年至1908年，中日外交官员围绕采伐区域、经营年限和遴选管理人员办法反复协商，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中日政府各提供150万银元作为启动资金；采伐区域妥协为“帽儿山以北至二十四道沟的鸭绿江右岸60华里范围”；中日双方各派一位代表担任公司理事长。1908年9月，中日鸭绿江采木公司在安东县正式成立。

其次，日本对中国东北境内的机械锯木厂进行了大力投资，从而使木材商人可以在东北就地设厂造材。在日本财阀大林组和大仓组的支持下，鸭绿江采木公司在新义州、龙岩浦和安东设立锯木厂。中朝林业工人在长白山区完成伐木后，通过水运和陆运将木筏运至下游，由锯木厂的专业技师进行机械化加工，制成特定的板材和圆木。按照树种和尺寸不同，加工后的料板从“1000寸以下”到“2000寸以上”，其价格在15两至45两之间不等；圆木按树种、直径和长度分为八类，每根从3两至23两不等；红松最贵，杉松和黄林松其次。此后，日本林学士在调查报告中对长白山林木的记录开始从“大东沟材”转变为“鸭绿江材”。

第三，在日本政府的干预下，三井和三菱等财阀开始进驻中国东北地区开设木材业务。早在1905年，宫岛在报告中就指出，日本商人缺乏海外远征的勇气，应该与清朝商人“合同营业”。他表示：

我们的货物借清人的手输入，商权在他人之手……日本商人缺乏远征的勇气，要尝试海外贩卖。

截至1906年，在大东沟进行商品贸易的日本商人约有七八十人，主要经营药品、杂货、料理以及射箭游戏，但没有日商经营东北木材。1907年，《满洲日报》登出一篇文章，指出“鸭绿江岸森林经营是日本重要事业，‘内地’（指日本列岛）木材业者应有慎重计划”。随后，在日本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动员下，日本各大小财阀相继进入安东、营口等地经营木材。1907年，喜久洋行从日本国内来到营口组织木材商组合，在大连和安东设立两处支店，负责运输和贩卖鹿儿岛等地木材到中国。此外，盐川商会也到营口开店，专营矿山坑木。之后，该商会还在辽阳和田庄台设立支店，加强与中国商人的合作。

“大东沟材”在被改造为“鸭绿江制材”后，随着制材工艺和出材率的提升，开始广泛供应中国北方的木材市场。1906年至1907年，随着鸭绿江材出材量的稳步增加，约有20%被运往山东省沿海，约50%运往天津，10%运往安东、大东沟及周边地区。1906年，天津进口鸭绿江材55132根，1907年进口量达到91961根；烟台的鸭绿江材进口量也从1906年的48000根，增长到1907年的96000根。1907年，安东、天津、烟台和营口等多个北方口岸城市的鸭绿江材数量均比前一年增加约一倍或以上。

鸭绿江材的开发还造成了中美木材贸易的消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洲松枕木对东亚市场的输入。日本方面很早就关注和提防美国枕木进入中国市场。1901年，日本林学士就撰文指出，美国人正在关注清朝铁路并出口枕木，日本木材从业者务必“共同协力计划”，对抗美国的机器制品。日俄战争后，美国方面也密切关注日本对鸭绿江材的经营。1906年，美国驻营口领事Thomas Sammons即表达了对美国木材在华市场的担心。Sammons在考察了日本在新义州的和龙岩浦的锯木厂和木材储备后表示，鸭绿江采木公司一旦成立，美国木材将很难与之竞争。1906年前后，日本不仅减少了日本本土对美国木材的进口，还通过大力发展鸭绿江制材，遏制了美洲松在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木材市场的扩张。1906年，营口进口的美洲松价值为72000圆，同年输入的鸭绿江材价值为美洲松的三倍多，达到了263000圆。同时，安东及山东沿海口岸的美洲松进口数量明显减少。直到1907年，美国国内的木材商人才逐渐意识到，“五年来，在原材料以及制成品方面，日本稳步地将美国木材排除在了亚洲之外”。

除了大力发展鸭绿江制材外，日本政府仍继续鼓励北海道枕木出口。但由于此时中国北方市场的木材已经供大于求，日本经营下的北海道材和鸭绿江材开始形成内部竞争。日俄战争期间，由于鸭绿江木业停滞，日本乘机向中国大量出口北海道枕木，仅从日本到中国运送枕木的汽船就有20艘，总出口量达2500-3000吨。到1905年，日本向中国运输北海道枕木的汽船增至50艘，出口量已达3000吨。然而，日本政府官员和林业技师都忽略了一点，即鸭绿江制材业的发展和北海道枕木对中国的输出实际上构成了一对矛盾的关系。从甲午战争起，北海道枕木最初得以大量出口到中国，得益于大东沟材制材工艺落后以及木材运输受战争影响导致停滞。

而当日本人开始着手改造大东沟材，大力发展鸭绿江机械制材，并降低鸭绿江材枕木的制作成本时，也间接降低了中国枕木市场对北海道枕木的需求。1906年以后，天津、烟台和营口的北海道枕木进口量持续下降；1907年，由于积压木材过多，烟台口岸还暂停了从日本进口北海道枕木的业务，东北林木通过鸭绿江工业制材的方式逐渐恢复对北方木材市场的主导。

1906年以后，东北地区开始以安东为中心形成新的鸭绿江制材业。过去大东沟由于港口条件优越，很早就成为华北和东北的原木集散中心。安东（旧称沙河或镇江）原为军事要塞，1876年清政府在此地设立县治，一直以丝绸、棉花以及日产火柴、纸张和香烟等其他产品交易闻名。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外务省随即启动了在鸭绿江七道沟（安东的位置）开发“新市场”的计划。随着安奉铁路的修通，长白山林木的运输不必再依靠鸭绿江水运，而且新式锯木厂位于安东，机器制材可以通过铁路运输到更远的市场。在日本人的主导经营下，以安东为中心的鸭绿江木材工业逐渐发展起来。除鸭绿江制材外，日本还继续加强了对长白山森林的掠夺性投资，并按不同日商的经营范围细化成“吉林材”“哈尔滨材”和“鸭绿江材”三种。在日本资本和技术的刺激下，中国北方地区的林木制材业也实现明显的自我发展，过去传统的“房屋-船车-器具”的木材需求结构逐渐向新的“枕木-坑木-火柴”工业需求结构转变。

四、结语

从东北林木与中国北方市场的关系来看，东北地区的林木资源尽管开发较晚，但是在前工业化时代的市场需求结构下，该地区的林木依然可以凭借其地理位置、资源优势和北方的消费习惯形成一定的市场优势。然而，清朝铁路事业的兴起在改变北方木材市场结构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东北地区林木业的发展走向。由于制材技术的落后和战争的影响，由华商经营的、以大东沟作为集散地的东北林木贸易，在枕木等新的市场需求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其在前工业化时代取得的市场优势，从而使得中国北方的枕木市场呈现出海内外木材相互竞争的局面。此后，东北林木尽管以鸭绿江制材的方式重新夺回在北方的市场地位，但是其经营的主导者却由华商转变为日本的财阀势力，加剧了东北地区林木利源的流失。

在此期间，日本官方组织的中国林业调查显然是遂行其侵略和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的一种辅助手段，相关林学士对中国东北林业的考察实际上也配合了日本在当地的殖民扩张政策。以日俄战争作为分野，日本农商务省派出的多位调查中国林业的林学士明显可见关注重心的转移。日俄战争以前从事调查的杉原龟三郎（1898-1900）、长仓纯一郎（1902-1903）和宫岛多喜郎（1902-1903）主要考察的是“中国木材市场”和“中日木材贸易”，他们在林业调查报告中更倾向于强调“中国枕木市场”的重要性。日俄战争之后，中村胡蝶（1906）、堀田英治（1906-1909）和佐藤佐吉（1910）等林学士则不再刻意关注中国市场，而是更为注重考察“鸭绿江森林经营”等问题，他们的林业报告意见也从重视“对华输出”，转为强调“合作经营”和“日人专营”。

对中国而言，东北林木从“大东沟材”到“鸭绿江材”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个产品名称的改易，更是日本借助其军事、经济和技术优势对中国进行殖民渗透的写照。通过升级工厂和加工技术，东北林木固然实现了对中国北方市场的贸易优势，但也使得日本殖民者强化了对东北林业资源的控制和掠夺，进而改变了北方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林业市场秩序。鸭绿江制材的开发和供应在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美洲木材对东亚市场的渗透。

有意思的是，“鸭绿江材”的开发和利用也影响了日本北海道木材在中国市场的流通。本来，日本是希望通过开发“鸭绿江制材”来控制中国东北的林木资源，扩大其在中国林业市场上的优势，增强其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但此举却造成了鸭绿江材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材在中国的市场冲突，导致了日本殖民体系与本土利益之间的矛盾。实质上，这也是日本在中国专注肆行殖民利益而未能主动促进市场开发的必然结果。这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产木材遭遇经营危机逐步从中国市场退出，以及美洲木材占领东亚市场埋下了伏笔。

（本文原刊《清史研究》2021年第6期第6-17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