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代，秦国如何逐步崛起，不仅是先秦史，也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论题。前人探讨秦国在战国时期的崛起，基本围绕商鞅变法展开，主要关注孝公、惠文王时期秦国所推行的内政外交，研究时段集中于战国中期。前人也曾考察秦国早期的东向发展，特别是穆公霸业的实现，研究时段主要集中于春秋前中期。但如果从秦自身的发展脉络观察，就会发现：孝公变法、惠文称王，实际上均立足于特定的历史传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历史话语、历史记忆的基础上展开和运行的，并非是突然出现的起点性事件。因此，考察秦如何崛起为战国七雄之一并在战国中期得以参与群雄竞逐，就应将其置于更长时段和更广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再认识。

孝公、惠文王时期，秦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是完全收复河西地。这使得秦重新确立并巩固了关中这一立国之基，进而开辟东进中原的通道。而秦对河西的争夺，其实很早便已展开，并历经曲折、反复。从这一角度切入，可将春秋与战国秦史贯通、整合起来，从而对秦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演生史，做出更系统的考证与揭示。

秦早期东进，以成功控据河西的穆公霸业为高峰；战国中期，献、孝复振并夺回河西，推动秦逐鹿中原序幕的拉开。因此，河西之地向来是秦晋、秦魏关系之焦点。而秦自穆公首取河西，到战国前期失去河西地，再到献、孝重争河西，最后至惠文君完全收复河西并称王，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历史过程。既往研究贡献良多，然而若干关键性问题仍有待思考：秦早期东进与穆公拓境，存在怎样的联系；穆公规划的东向战略是什么，为何会出现《史记》所见“东竟至河”的历史叙事，应如何把握；春秋、战国政治秩序的差异是否还存在新的理解角度，如何认识战国初期秦的君臣关系与东向战略；《史记》所见“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之说是否可信，背后的政治内涵为何；献、孝改革及用兵，与穆公霸业是否存在联系，又如何造成商鞅升降；惠文君称王，循秦史自身脉络应如何定位，又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缘此，本文围绕河西之争，以历史叙事、政治地理为分析视角，兼及权力结构、郡制推行等要素，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比对辨析，依次探讨三个问题：穆公“东竟至河”与秦霸业的历史建构；战国前期秦晋关系与“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发覆；献、孝“复缪公之故地”与惠文收复河西称王。

一、穆公“东竟至河”与秦春秋霸业的历史建构

秦早期东进所涉地域，自西而东大体可分为三个区域：岐以西之地、岐丰之地、河西之地。其中，东周时期的“河西”与“西河”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应作区分。“河西”在春秋战国时指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之西。“西河”指河水南北流向的部分及魏国行政管理区域。魏国西河包括今陕、晋黄河两岸及上洛地区。两周之际，襄公救周有功，秦始列为诸侯。受封之地，实际仅为岐山以西。伴随平王东迁雒邑，“于是乎定天子”“始启京师”“杀惠王于虢”的晋文侯去世，晋国又陷入二宗内争的长期动荡，为秦东向扩展提供了条件与机遇。秦文公审时度势，突破封域，开始沿渭水以南东进，“营岐雍之间”。

文公去世，宪公即位。《左传》“桓公四年”记：

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

此记秦远侵芮，甚至随周师至魏（今山西芮城西北），干涉芮国内政。鲁桓公四年，当秦宪公八年（前708）。芮，姬姓，今据梁带村、刘家洼墓地的考古发现，封国实在今陕西韩城西。这是秦国史事首次见诸《左传》，也是文献所见秦国首次跨过岐、丰之后，进至河西。秦侵小国而败，《史记》纪、表未载，然而仍与芮国建立起联系。

宪公太子武公即位，“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彭戏氏在渭南华山旁，秦举伐戎大帜，继续向东伸展。“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后汉书·西羌传》云“渭首有狄、獂、邽、冀之戎”，邽、冀在今甘肃天水与甘谷东，距秦早期所居西犬丘最近，先被攻灭。杜、郑分别在今陕西西安东南与华县，皆处渭南，为旧时王畿小国。小虢在今宝鸡虢镇，或属西虢东迁之后的遗留，势力已小，多与戎人杂处。顾栋高称“值平、桓懦弱，延及宁公、武公、德公以次蚕食，尽收虢、郑遗地之在西畿者”。因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弑君主，武公“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上述行动中，秦巩固对陇西旧地、渭南新地以及汧渭政治中心的控制，初步加强了集权。

德公即位，秦又迁都于雍。《史记·秦本纪》曰：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梁伯、芮伯来朝。

相较于文公四年在汧渭之会卜居，营建新邑，德公在平阳西北雍地再次卜居，复营新邑。这与武公子白未能即位，封在平阳，德公以武公弟即位，也有关系。此前宪公去世，三父等庶长先废太子武公立出子，后又共杀出子复立武公。武公“居平阳封宫”，或与此前秦君所居平阳宫室有别。武公、德公非以太子继位，另居新宫新邑，有助于摆脱前朝政治势力影响。按襄公“作西畤，祠白帝”，今文公十年“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后者当属在新政治中心另建祭祀祖神之所。鄜畤据《正义》引《括地志》，在今陕西凤翔南三畤原。《史记·封禅书》“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畤”，也可为证。“后子孙饮马于河”，上承“卜居雍”，侧面反映秦向河西进取态势积极。芮、梁在今陕西韩城附近，濒临河水。“梁伯、芮伯来朝”，显示秦不仅沿渭南东进，而且在渭北的影响开始越过洛水。

《史记·六国年表》云：

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

作为春秋时秦国鼎盛功业的建立者，穆公也成为后世秦君的榜样。孝公便称：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班固表述作“穆公称伯，以河为竟”。营“岐、雍之间”，实际始自文公。穆公以此为基础，进而向东、西两个方向开拓：“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其中，“以河为界”“以河为竟”对应“东竟至河”，这是后世的普遍概括。不过，《史记·秦本纪》却记：

缪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

茅津为戎族，在今山西平陆西茅津渡，处河东南通河南要津，北临虞国及虢国下阳，南与虢国上阳隔河水相望，战略地位重要。穆公延续文公以降秦君传统，即位之初便东进伐戎。行军路线当由渭南进入河东南部，沿中条山南麓东击茅津。这实际已越过河西，并有控据东进中原要地的倾向。

自晋文侯去世，晋久陷内争。至曲沃代翼，晋内部局势终趋稳定。曲沃系第二代晋君献公扩一军为二军，攻灭霍、魏、耿，时在献公十六年，时当秦成公三年（前661）。次年，晋君派太子申生伐东山，时当秦成公四年（前660）。霍在今山西霍州南，魏在今芮城西北，耿在今河津南。东山为东山皋落氏，为赤狄一支，当时尚在今山西垣曲东南。以都城绛为中心，晋实际分别向北、西、东南、西南四个方向大力扩张。至晋献公十九年，晋国借道并联合虞国灭虢国下阳，时当秦穆公二年（前658）。《水经注·河水》引《竹书纪年》云：

献公命瑕父、吕甥邑于虢都。

下阳即《公羊传》《穀梁传》所言“夏阳”，南临茅津地。此事正发生在穆公伐茅津次年。献公二十二年，晋国灭虢国上阳及虞国，时当穆公五年（前655）。由此而言，晋的扩张，与秦形成竞争。晋灭虞、虢，实现南向拓境并消灭流亡的反晋势力。与此同时，这不仅封锁了秦由河南经崤函东进的通道，而且也关闭了秦由黄河以北中条山南麓东行的路径。后一项意义，学界以往关注较少。穆公所用百里奚，原是虞国大夫。《史记·秦本纪》“缪公五年”条叙晋灭虞、虢，穆公举任百里奚及蹇叔后，又记：

秋，缪公自将伐晋，战于河曲。

河曲，在今山西风陵渡的黄河弯曲处。此次东进，仍选取黄河以北中条山南麓一线，方向依然指向故虞、茅津。

献公使晋强绝一时，晚年却促成“骊姬之乱”。公子大臣围绕君位继承，发生新的一轮激烈政争。作为联姻邻国，晋既借重于秦，以为外援；秦也拥立晋君，谋取利益。《史记》云：

夷吾谓曰：“诚得立，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郑谢秦，背约不与河西城，而杀里克。……（穆公十五年）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史记·秦本纪》）

乃使郤芮厚赂秦，约曰：“即得入，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郑谢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今幸得入立。……”……（六年）十一月，归晋侯。……八年，使太子圉质秦。（《史记·晋世家》）

“河西八城”，《正义》“谓同、华等州地”；“是时秦地东至河”，《正义》“晋河西八城入秦，秦东境至河，即龙门河也”。唐代同、华二州北至龙门山，南至上洛，东抵河，东南至潼关。《晋世家》与《秦本纪》记载的差异之处，在于没有交代夷吾献地事。至于《左传》《国语》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系年》及《史记》年表，所记却明显不同：

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于是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左传》“僖公十五年”）

夏，晋大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左传》“僖公十七年”）

（烛之武说秦伯）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左传》“僖公三十年”）

君（秦公子絷）实有郡县，且入河外列城五。（《国语·晋语二》）

是故归惠公而质子圉，秦始知河东之政。（《国语·晋语三》）

惠王赂秦公曰：“我句（后）果内（入），囟（使）君涉河，至于梁城。”（《系年》简三三、三四）

（秦穆公九年）夷吾使郤芮赂，求入。……（秦穆公十六年）为河东置官司。（《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左传》三则，杜预集解：“河外，河南也。东尽虢略，从河南而东尽虢界也。解梁城，今河东解县也。华山在弘农华阴县西南”，“秦征河东置官司，在十五年”，“晋君，谓惠公也。焦、瑕，晋河外五城之二邑”，“征，赋也”。“虢略”所指，顾栋高在不同篇章中说法不一，其中“自渑池迄灵宝以东崤、函四百余里”可备参考。“解梁城”，《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在今山西临猗西南，李零取此说。杨伯峻取杜预说，以为“解梁城即今山西省永济县伍姓湖北之解城”。《系年》“梁城”，整理者引据杨说。焦，在今河南三门峡西。瑕，不在解梁城南，应在今河南灵宝西。推敲所叙，我们认为：焦、瑕不仅是前人所言河外可考的两座城邑，“河外列城五”的东、西范围，恐怕正以“焦、瑕”为起讫。相较于河西，“河外列城五”与穆公即位后的东进方向，更趋一致。公子夷吾入为晋惠公后背约，韩原交战被俘又由秦放归。“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秦归河东而妻之”，“秦始知河东之政”，“为河东置官司”等表述，显示秦因此首次取得河东赂地，并且一度设置机构，征收赋税。这些表述皆未谈到“河外列城”，恐非偶然。联系晋、秦围郑之时，烛之武劝说秦穆公，敢于追述“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的情形，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但没有获得晋原本许诺的河外列城。

那么，紧接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会出现《史记》“河西八城”“献其河西地”“秦地东至河”一类历史记叙呢？参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省略作“夷吾使郤芮赂，求入”，并保留“为河东置官司”，太史公应是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同时，兼存异说。我们注意到，秦孝公下求贤令，已明确提到“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这暗示“涉河，至于梁城”，不甚重要，而且为时甚短，在穆公在世时恐怕都未能维持。孝公既然宣传穆公“为后世开业，甚光美”，应当主要强调先公拓土，特别是得以传至后世者。因而，战国秦史叙事在追述穆公功业时，便主要讲攻取河西地，而非置官河东地。进取河外、河东，由此被进取河西地的记述所取代。这反映了孝公以来的战国秦君有意构建一种新的“历史叙事”，重塑一种新的“历史记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战国中期秦的对外开拓，提供理论支撑。

不过，穆公争取过河外通道，东进曾经越过河西。这一点，孝公恐怕是清楚的。我们从令下之后，孝公“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却没有出兵“先君河西地”，便可看出。他效仿春秋穆公，同样须在即位之初东征、西伐。而东征所及，当至穆公时东向进取的最远之地。有意思的是，战国时期的“陕城”，正紧邻春秋时期的“焦、瑕”之“焦”。

既然如此，那么穆公取得河西地大致是在何时呢？《史记·晋世家》记晋献公扩张疆土：

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

至迟在献公二十五年（前652），晋已占有河西，与秦接壤。《左传》记“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内及解梁城”，夷吾许地既有河外，又有河东，却不涉及“与秦接境”的河西。由此推测，待晋国发生骊姬之乱，秦恐已乘机东据此地。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系年》载夷吾赂穆公语“囟（使）君涉河，至于梁城”，当以秦据有河西为参照。《国语·晋语三》记韩原之战俘获晋惠公，“穆公归，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谋曰”。韦昭注：“王城，秦邑。”《左传》“僖公十五年”又记“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杜预集解：“王城，秦地，冯翊临晋县东有三城，今名武乡。”王城，在今陕西大荔东，东临河水有临晋关，为通往河东之要地。作为河西中心所在，秦此时已筑城。今秦晋“盟于王城”，所据河西当得到晋事实上的默许。有意思的是，《史记·晋世家》言“乃与晋侯盟王城而许之归”，但未言晋惠公归国献地事；《史记·秦本纪》言“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却又未言“乃与晋君盟，许归之”是在何处。这一叙述差异，既往多未留意，恐怕由于秦已取河西，筑有王城，使得司马迁不得不分作疏通。晋惠公被送归后，秦东向一度进至河东。除河东置官司事之外，前引《左传》提到“夏，晋大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太子圉作为“西质”，却被秦安置在河东并妻以怀嬴，也可为证。

《史记·秦本纪》云“（穆公）二十年，秦灭梁、芮”。秦进入河西，对梁威胁明显。后者扩境筑城，徙民实边，以增强防御，然而民户有限，不能有效控制，反被秦占据。梁君以敌寇将至为由，动员民众加快筑城，却引发“秦将袭我”的大规模恐慌。秦轻松灭掉梁国。梁、芮自德公以来朝秦，为河西北侧主要诸侯。“秦灭梁、芮”，使穆公所据河西沿河水向北伸展，首次实现对黄河西界较为全面的控制。由此言之，“东竟至河”，名副其实；“以河为界”，的确“甚光美”。

晋惠公夷吾去世后，太子圉逃归为晋怀公。而秦选择拥立公子重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济河，围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庐柳。……三月，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宫火，瑕甥、郤芮不获公，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七月，惠公卒。十一月，秦伯纳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载璧……董因逆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公子济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吕甥、冀芮帅师，甲午，军于庐柳。……公惧，乘驲自下，脱会秦伯于王城，告之乱故。及己丑，公宫火，二子求公不获，遂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国语·晋语四》）

晋惠公十五年，秦穆公率师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水经注·河水》引《汲郡竹书纪年》）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渡河，秦兵围令狐。晋军于庐柳。……文公欲召吕、郤，吕、郤等党多，文公恐初入国，国人卖己，乃为微行，会秦缪公于王城，国人莫知。……吕、郤等引兵欲奔，秦缪公诱吕、郤等，杀之河上。（《史记》卷39《晋世家》）

令狐、桑泉，在今山西临猗西；臼衰，在今山西西南；庐柳，在今山西临猗西北。穆公送重耳入晋路线，自河曲渡河，由南向北行动。从秦纳重耳“及河”，董因“迎于河”，重耳初入后赴王城会晤穆公，以及吕、郤至河水旁被穆公诱杀等情形分析，当时秦应已稳固控制河西，与晋以河为界。重耳即位后，秦晋之间迎来一段短暂的蜜月期。《系年》云“秦晋女（焉）（始）会好，穆（勠）力同心”（简三九）。当时，秦国跟随晋国征伐，进而出入中原。烛之武言“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杜预集解“设得郑以为秦边邑，则越晋而难保”，时在穆公三十年（前630）。这一阶段，由河外东进的交通要道，仍然一直为晋所据。

崤之战后，秦晋转入对立。穆公三十五年（前625）春，秦伐晋，在彭衙、汪被晋击败。当年冬，晋、宋、陈、郑联军伐秦，取汪、彭衙。《左传》“文公三年”又记：

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

时当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特别需要指出，这实际是秦穆公生前最后一次东伐。而“自茅津济”与即位元年“自将伐茅津”，恰相呼应。此役，他从茅津南渡黄河，至于崤山，并历河外“焦、瑕”列城，由豫东通道返雍，实际颇具象征意义。由此可见，“终穆公之世，未尝一日忘东向”。

穆公去世，秦国势渐衰，所谓“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晋襄公与秦穆公同年去世。秦康公欲效穆公入重耳事，入纳晋公子雍，却兵败令狐。秦晋从此不断交战。康公二年（前619），秦伐晋，取武城。武城，在今陕西华县东。秦由郑县向东，略有推进。然《左传》“文公十年”记：

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

此对应康公四年（前617），秦灭梁所据要地首次失去，损失更大。同年夏，秦攻晋，取北征。六年，秦晋战于河曲。至康公七年（前614），“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桃林之塞在今陕西潼关东，东进通道更被晋完全封闭。所谓“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的局面，当发端于此。

康公之后，秦数为晋人所败，旧有局面尚难维持。秦桓公三年（前601），晋、白狄伐秦，虏秦将赤，获秦谍杀之。桓公二十六年（前578），晋率诸侯联军伐秦至泾水，于麻隧败秦君，虏秦将成差及不更女父，并渡过泾水，至侯丽还师。秦景公十八年（前559），晋使六卿率诸侯伐秦，秦即使在泾水上游投毒，都未能遏阻追军。此次，联军再渡泾水，至于棫林，因军帅不合，方才退兵。是役又称迁延之役。晋得少梁，在河西北侧对秦形成地缘战略优势，不仅长驱直入，渡过洛水，甚至两济泾水。崤之战后，秦主要采取连楚抗晋战略，但是未能扭转局面，自此完全转入守势。所谓“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久秦晋不相攻”，固然在论晋，却也反衬秦未能对晋产生威胁，更不被视作可资借助的外援之邦。

二、战国秩序变动与“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发覆

世入战国，政治秩序进一步变动。春秋、战国各自的阶段性特征，前人论说甚丰，多聚焦于权力下替的纵向垂直层面。这里立足基本史料，尝试提供横向空间层面的解释。春秋的政治秩序特征，《史记》有云：

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我们认为，春秋主要是天下秩序变动：中心衰落，周边崛起。中心是周室，周边是齐、楚、秦、晋等诸侯，“更为伯主”，因此称“政由方伯”“政由五伯”“诸侯专政”。《荀子·王霸》所谓“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的议论，恰可在此背景下得到新的体察。

《史记》又记战国政治秩序作：

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

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作《六国年表》第三。

我们认为，战国更为主要的是诸侯国秩序变动：中心衰落，周边崛起。中心是诸侯公室，周边是诸侯国卿士以及命卿之外的大夫，甚至异姓陪臣，“强国相王”，因此称“大夫世禄”“陪臣执政”“陪臣秉政”。需要指出的是，这不仅发生在各诸侯国，即便是周室，亦同样存在。春秋初，平王东徙洛邑，反映天下秩序下的中心衰落；战国初，“单氏取周”，东、西二周分立，又可视作周室内部的中心衰落。

春秋诸侯“更为伯主”，尚“挟王室之义”，因为它们与周天子虽力量此盛彼衰，但宗法血缘纽带仍存。战国诸侯“强国相王”，“相攻击如仇雠”，因为周室和诸侯同样遭遇了公室和卿大夫力量的此消彼长。一方面，周室寄于二周，在王畿的权威已然式微；另一方面，新兴二周、三晋、田齐多由卿大夫受封，造成天子与诸侯公室为核心而联结构建的宗法制衰颓。新的诸侯关系更强调彼此之间的认可，而非周室。由此僭越称王，兼并加剧。

后一过程中，县制推行的意味都有所变化。县制原本针对封建制，以增强君主集权。《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

晋侯执祈盈。……夏六月，晋杀祁盈及杨食我。……遂灭祁氏、羊舌氏。……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谓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故举之。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其四人者，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

然而，《史记》数处记述似乎多与《左传》有异：

十二年，晋之宗家祁傒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

晋顷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

晋顷公之十二年，韩宣子老，魏献子为国政。晋宗室祁氏、羊舍氏相恶，六卿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

晋顷公十二年，韩宣子与赵、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县。

梁玉绳云“二氏之灭，由于祁胜赂荀跞，非关六卿之故。十县大夫，除赵朝、韩固、魏戊、知徐吾四姓外，其六人者皆以贤举，岂尽六卿之子姓族属乎？史误”。此说还可斟酌。荀跞作为智瑶祖父，本身就是晋国正卿、中军将，赵简子尚为中军佐，可知“祁胜赂荀跞”，正“关六卿之故”。竹添光鸿说“盖祁氏羊舌氏之灭，功由荀跞，故三家外唯徐吾得与，乃知三家及知之党，固结于此”。《左传》虽言“晋侯执”“晋杀”，但下文又提到“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提示灭祁氏、羊舌氏发生在韩宣子主政时期。晋顷公十二年以前，六卿势力已崛起。“晋之宗家祁傒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显示祁傒孙、叔向子确实相恶于晋君，但是六卿借机削弱公室，“以法”即公的名义行私的企图，诛灭了公族祁氏、羊舌氏。因此，《史记》所记与《左传》并不完全矛盾。至于《左传》所列“十县大夫”，最初确实仅四县涉及赵、魏、韩、智四氏，其他县大夫“以贤举”。然须注意此非晋侯所分，乃是魏献子为政所为。这正是“陪臣执政”“六卿擅晋权”的直接体现。《史记》叙述更为强调历史发展中六卿甚至三家对祁氏、羊舌氏封邑的瓜分。顾颉刚将春秋时代的县分为两个类型，晋、齐的县是卿大夫的采地，秦、楚的县是君主的直辖地，故论春秋晋国“魏献子当国，他册命一班县大夫，其意义等于武王时的封国，表示出十足的封建色彩”。增渊龙夫对此已有辩驳。实际上，六卿主要通过掌握县大夫任命权，来扩展各家势力。《左传》“昭公三年”提到“初，州县，栾豹之邑也。及栾氏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县也。’二宣子曰：‘自郤称以别，三传矣。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州县原属温县之一部，温县是赵氏邑，而州分立为新县后属郤称，传三家而为栾豹之邑。今栾氏灭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对此都很觊觎，控制方式同样是任命自家一系治县。此后四家分范氏、中行氏地，三家分智氏地，应当采取了类似方式。当时，晋封邑转为县邑，看似直属中央，但是在六卿专权下反被利用。六卿派子弟、党羽任县大夫，实际壮大了私门。因此，战国诸侯由于存在“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的状况，县制推行并不一定能巩固君权，也可能反被权臣利用，成为削弱公室、增强大臣势力的工具，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加速封建制发展，使原来的诸侯国权势转移、分裂瓦解。

战国秩序的中心衰落、周边崛起，以晋、齐较为突出。过去多将秦、楚与之相区别，归入另外一类。其实，战国前期，秦也同样遭遇过类似局面。《史记·秦本纪》云：

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

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孝公语）

在孝公、太史公眼中，上述无疑是秦史的“黑暗时代”。“数易君，君臣乖乱”，“不宁，国家内忧”，说明秦也出现了“大夫世禄”“陪臣执政”“陪臣秉政”。孝公所叙时段自厉公至出子，涵盖了献公以前的整个战国时期。这与前则史料系于“献公元年”前，恰可对应。不过，献公之前的秦君实际不止上述四位。那么，为何选择如此表述？具体所论又是否可信呢？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

献公之前，战国秦国先后有厉共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七君。厉共公在位34年，于外交、伐戎、国防建设等方面都颇有成绩。对外关系如“厉共公二年（前475），蜀人来赂”，“（五年）楚人来赂”，“（六年）义渠来赂。〔緜〕诸乞援”，“（十四年）晋人、楚人来赂”，“（二十八年）越人来迎女”，厉共公三十二年“楚灭杞。与秦平”。此外，三家灭智氏后，秦还接纳了两支流亡的智氏余族及封邑民众。西戎形势方面，“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秦伐大荔、义渠，正在厉共公时。《后汉书·西羌传》记“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至贞王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虏其王”。“二十五年”，李贤注“即厉公二十三年伐也”。按周贞王二十五年当对应秦厉共公三十三年（前444）。《史记·秦本纪》作“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三十三年，伐义渠，虏其王”。“取其王城”，秦再入河西。《史记·六国年表》还提到“（二十年）公将师与緜诸战”。秦之伐戎，当时实际涉及东、西、北三个方向。东向对晋，厉共公十年“庶长将兵拔魏城”，魏在今山西芮城北，为文献所见战国秦首次越河攻晋。随后，“十六年，堑河旁”，“补庞戏城”。“二十一年，初县频阳。晋取武成。”频阳在今陕西耀县东，洛水西。传世文献又首次提及秦在漆沮、洛水间置县，试图改变春秋后期在泾、洛间缺少阻晋屏障的局面。这也暗示，秦实际控制线仍在洛水以西。同年，晋占武成。武成即武城，秦于康公二年取自晋，在今陕西华县东。此一线，秦又西退至郑县。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左庶长城南郑”，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南通巴蜀。秦一度越过南山，经褒斜道至此筑城。总之，厉共公统治时间较久，传位子嗣顺利，加之上述活动，从而与“厉……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的说法，不够对应。晁福林便说“秦厉公……功绩卓著，秦孝公说他‘未遑外事’，可谓几近于诬”。值得注意的是，厉共公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别本“秦纪”作“剌龚公”。谥“厉”对应“杀戮无辜”“暴慢无亲”，谥“剌”对应“暴慢无亲”“暴戾无亲”。厉共公强势专断，当时君臣关系可能不甚和谐。

躁公在位14年，秦在南北两侧南郑、义渠的经营遭遇反弹。谥“躁”，对应“好变动民”。继位的怀公非躁公子，而是躁公之弟。《史记·秦始皇本纪》附别本“秦纪”曰“怀公从晋来”。战国前期，秦晋依然交恶，怀公由晋归国，与躁公关系非睦。躁公去世时，拥立怀公势力一度占据上风。然而怀公入主之后，君臣斗争依然激烈，“怀公四年，庶长鼂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大臣改立怀公太子昭子之子为灵公。灵公不居雍而“居泾阳”，泾阳在今陕西泾阳西，既显示新君欲越泾水，加强河西争夺，又反映秦内政复杂，雍地大臣势强。本纪记“灵公六年，晋城少梁，秦击之。十三年，城籍姑”；年表记灵公六年“魏城少梁”，七年“与魏战少梁”，八年“城堑河濒。初以君主妻河”，“复城少梁”，十年“补庞，城籍姑”。“晋城少梁”，“魏城少梁”，时当魏文侯二十七年（前419）。战国晋国加强河西防御，主要在列为诸侯之前的魏文侯时期。秦对此反应激烈，少梁之战自灵公六年延续至七年。灵公八年，魏复城少梁，毫不退让。秦不得不再次临河掘堑。由此可见，当时晋国西侵形势是比较严峻的。灵公十年，“补庞”，少梁北、今陕西韩城东南有繁庞；所城籍姑，本纪、年表皆载，在龙门山南、繁庞北。

灵公在位13年，《史记·秦本纪》称“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大臣擅权，再次显现。《史记·秦始皇本纪》附别本“秦纪”又提示“简公从晋来”。自此，秦君世系由怀公太子一系，转至居晋的怀公少子一系。只是这一次，流亡者换成了灵公太子献公。简公之时，魏大举西侵。简公二年（前413），魏攻渭南，兵锋直抵郑县，双方还在城下激战；简公三年，魏公子也即后来的魏武侯击围繁庞，占据后迁出秦民。魏在巩固少梁的同时，进一步拔除少梁北侧秦经营多年的城塞。秦在洛水以东的抗魏支点，由此失去。随后，魏乘势西进。简公六年，魏伐秦，筑临晋、元里；七年，伐秦再至郑，并还师筑洛阴、合阳。临晋为厉共公伐大荔所建，元里在今澄城南，洛阴在今大荔西南，合阳在今合阳东南。由此观之，魏不仅占据了河西核心区域，而且构建起向西、向北更为完整的城塞体系。进言之，魏国西征取得了重大突破，全据河西之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说苑·复恩》提到“吴子吮此子父之创，而杀之于泾水之战”。钱穆考订“《说苑》所谓泾水之战，《起传》所谓拔秦五城者，殆即其事”。随后，吴起出任西河守。综上可知，所谓“夺秦河西地”“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实际主要发生在秦简公一世，不能笼统地指称秦孝公之前的较长历史阶段。

下面对魏国的成长之路，略作考辨。三家灭智氏时，赵氏较强。《史记·赵世家》云“于是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至魏文侯时，魏氏渐为主导。文侯二十二年（前424）更称侯，当时韩、赵仍称子。文侯二十六年（前420），“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政治上也更居主动。晋国基业主要被魏国继承，此后文献称晋者，实多指魏。有意思的是，魏文侯的功业，其实可与春秋时期晋献公“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加以对照，形成一定的呼应。这一点，过去很少为人注意。如晋“西有河西，与秦接境”；魏使吴起取河西地，与秦接界。晋“东至河内”；魏“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晋“北边翟”；魏伐中山，使公子守，称“北蕃中山之君”，属“小国侯”，同样伐翟有功。从政治地理而言，所谓晋献公“时，晋强”，已达到了相当高度，奠定晋国之后发展的基础，影响深远。及至魏文侯，重新达到此前功业，由此呈现可相媲美之势。如果说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成为后世继起秦君的榜样，那么春秋时期的晋献公，恐怕也是后世魏君追效的楷模。

魏取河西，《秦本纪》、《六国年表》、《秦始皇本纪》附别本“秦纪”云：

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堑洛。城重泉。

（六年）初令吏带剑。（七年）堑洛。城重泉。初租禾。

其七年，百姓初带剑。

记叙均较简略，甚至未直接提及此事。三则史料所记吏民带剑，或为一事。“堑洛。城重泉”，显示秦东侧防线西退至洛水一线。重泉东临洛水，较此前所置频阳偏南，可增加泾阳东向的正面防御。“初租禾”，根据田亩统一征收田租及刍稿税，增加财政收入。诸种举措，多由压力而生。相较春秋后期，秦在战国前期与晋争河西更显积极，不过，虽然晋公室衰微，但是魏崛起迅速，秦在抗衡中反失河西。

综上而言，秦君“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主要是躁公、怀公、出子。怀公、灵公、简公及献公继位，又皆有大臣干预，对应“数易君，君臣乖乱”。而二者兼具且最为典型者，恰是怀公。孝公特别强调“厉、躁、简公、出子”，学者认为“和对怀公一样，亦将灵公隐而不提，真是孙为祖讳了”，不尽符合实情。我们还可进一步指出，“秦孝公所抨击的厉、躁、简、出四君”，恐怕不是“皆非孝公直系”。列入的厉共公是怀公父、孝公四世祖；未列入的惠公又是出子父、简公一系。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孝公抨击战国秦史的“黑暗时代”，择此四君，恐因厉共公虽是直系先君，且外交、伐戎、东向防御等多有作为，但没有选立怀公，而是选立怀公兄躁公，躁公、简公非“怀公—昭子—灵公—献公”一系，故被涉及；而惠公作为简公子正常继位，又正常传位，因而不便提及；出子虽作为惠公子正常继位，但在献公入主的政争中被杀，便又不能不提及。不过，孝公强调最大国丑是河西之失，这正发生在简公之时。由此言之，孝公在抨击中虽不便列举惠公，但对“简公—惠公—出子”一系执政的严厉问责，实际仍将惠公涵盖。

三、献、孝“复缪公之故地”与惠文称王、初置上郡

关于献公即位，《史记》卷5《秦本纪》记“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沉之渊旁”，同书卷15《六国年表》作“庶长改迎灵公太子，立为献公。诛出公”，多称这一事件主要是大臣迎立献公，一言杀出子母子，一言杀出子。《吕氏春秋·不苟论·当赏》所载更详：

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闻之，大骇，令吏与卒，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公子连立，是为献公，怨右主然而将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监突争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众，若此则人臣争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献公以为然，故复右主然之罪，而赐菌改官大夫，赐守塞者人米二十石。

出子母主政，任用阉宦，引起臣民不满。献公闻知后，自身积极求入。他由已成魏地的河西，先至“郑所之塞”，后赴“焉氏塞”，得到焉氏塞庶长菌改的支持，最终成功入境。焉氏塞在今甘肃平凉西北，“距郑有六百里之遥”，如记述可信，献公可谓不辞辛苦。出子母遣兵予以阻止，军队中途倒戈，与献公联合攻雍，出子母被迫自杀，出子同时遇害。钱穆径言“盖献公实弑君自立”。至于“怨右主然而将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杨宽延续旧解，今当从俞樾说，理解为“故复菌改之罪，而赐右主然官大夫”为宜。监突劝谏，折射政争激烈，当时失势秦公子多流亡他邦。

《史记·秦本纪》载：

献公元年，止从死。

秦用殉人较早，至穆公前后愈多。献公“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却未效先公即位伐戎，而选择改革旧制，应予留意。献公属非正常即位，以稳定统治为先。此举降低秦君特权，缓和君臣矛盾，有助于为东伐积蓄力量。本纪、年表均记二年“城栎阳”。《六国年表》《魏世家》又记十一年“县栎阳”。栎阳较泾阳偏东，东临漆沮水。《史记·商君列传》记迁都咸阳，作“秦自雍徙都之”，之前都城仍然是雍。献公“徙治栎阳”之意义，既体现出东进决心，又远离雍城故旧势力。

魏文侯之时，三晋关系较好，史籍未载魏与韩、赵交兵事。《战国策·魏一》《韩非子·说林下》记韩、赵分别向魏借兵，魏皆不予，以求团结，韩、赵“乃朝于魏”。《通鉴》特别交代“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杨宽称“是时魏为三晋之盟主”。然至魏武侯即位，情况开始变化。魏国介入赵国君位继承，三晋嫌隙渐生。魏国内部，大臣王错、吴起也有矛盾。杨宽系吴起离魏至楚于魏武侯六年条下，当秦惠公十年（前390）。武侯以降，魏致力向东发展，攻赵，伐齐，侵楚。武侯未立太子，后二子争立，韩、赵趁机介入，险致魏国分裂。三晋关系，自此不复往昔。秦得益于此，东向守御压力有所减轻。秦献公二十一年（前364），秦“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此前简公、惠公世，秦已有几次越河远征，然如石门大胜，却为战国首见。《史记》卷15《六国年表》记献公十九年（前366）“败韩、魏洛阴”，同书卷44《魏世家》作“为秦所败”。献公二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赵救之”。二十三年，与魏又战少梁，俘虏公孙痤。此战虽未夺回少梁，但仍有重要推进。《史记》卷44《魏世家》在“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下，有“取庞”二字。自厉共公修筑，后被魏武侯为太子时所夺，这一少梁北侧据点，终由献公收复。

前引献公“且欲……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提示至少在战国中期，秦致力于恢复春秋穆公霸业。这是战国秦君决策选择的基本参照，也是理解献、孝以降政治的重要线索。“修”不是修订之义，而是修复之义。孝公即位，同样冀望重彰穆公时秦业荣光。穆公求贤得百里奚、蹇叔、公孙枝等，孝公元年也下求贤令。所谓“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侧重并非宗室权臣；“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也将“宾客”置于“群臣”之前。我们还认为，孝公团结民众，引进客卿，同时包含着抑制势强且反复乱政的宗室大臣的意图。孝公求贤得商鞅，重用这位自魏入秦的卫人，除了求取富强之外，其实同样具有这一目的。

魏至武侯之后的惠王时，国势虽强，但田齐自威王以降也日益兴盛。前者遭遇危险对手。在争夺中原的过程中，魏渐陷赵、韩、齐的牵扯、夹击之中，逐渐转衰。而这一阶段，秦重启东征，把握机遇，寻隙而为。孝公四年（前358），魏使“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孝公七年，魏又“遣将龙贾筑阳池以备秦”，与秦盟于河西杜平。魏自觉西疆稳定，专注东伐，“侵宋黄池”。秦乘机进攻河西，双方激战于元里，本纪仅言“有功”，而年表称“斩首七千，取少梁”。献公二十三年秦已取少梁北侧庞城，今又在少梁南侧元里削弱魏军，进而得以攻取少梁。魏失少梁，主力仍在东进，围赵邯郸，并于次年攻陷该城，自身损耗不轻。随后，齐围魏救赵，败魏军于桂陵。秦乘机渡河，一度攻降安邑。徐中舒指出“并非秦国国力已能超过魏国，所以胜利是不可靠的。一当魏国与齐、赵妥协，回师西征，秦国马上退避”，颇富启示。桂陵战败，魏遭遇“诸侯围我襄陵”，时在孝公十年（前352），也即秦取安邑之时。魏于该年“塞固阳”，但次年即孝公十一年“卫鞅围固阳，降之”。孝公十一年，魏归赵邯郸，并盟于漳水，稳住东侧局势。孝公十二年，魏“与秦遇彤”，又是对西侧局势的斡旋。是时，魏与秦议和诉求也应强烈，似非“一当魏国与齐、赵妥协，回师西征，秦国马上退避”。因为就在“会彤”“遇彤”的当年，秦不仅迁都咸阳，推行县制，而且实现了一项重要突破。《史记》卷5《秦本纪》记：

东地渡洛。

这是自简公失河西地、退守洛水一线之后，秦之国境首次突破此线。东疆逐步收复，相较于遥远县邑、军塞的反复争夺，对秦更具实质意义。

孝公二十年（前342），魏惠王在巩固了东、西两边之后，行逢泽之会。秦也积极响应。魏对西线局势过于乐观，次年复东进伐赵。齐救赵，大破魏于马陵，杀庞涓，俘太子申。马陵之战影响深刻，引起诸侯秩序变动。须知逢泽之会，魏惠王为诸侯盟主；马陵战后，《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云“其后三晋之主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商鞅说孝公“非魏并秦，秦即并魏”，“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便在此时。他敢于在秦君面前提出如此富有野心的规划，正因形势已变。当时“诸侯畔之”，秦属其一。《史记·秦本纪》记“（孝公）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封鞅为列侯，号商君”，以往多关注商君“谋诈用”，从而“袭虏魏公子卬”。按《竹书纪年》作“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史记》卷44《魏世家》作“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同书卷15《六国年表》“齐”栏作“与赵会，伐魏”。马陵之战发生后，诸国伐魏之势形成，秦实际加入围攻之列。商鞅军功，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取得的。《魏世家》记此役后：

秦用商君，东地至河。

在“东地渡洛”十年之后，秦“东地至河”。这一同样简要的四字叙述，恰与春秋时期穆公“东竟至河”形成实质性的呼应。秦业荣光，由此再现。《后汉书》卷87《西羌传》又记“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与穆公“西霸戎翟”接近，可相参照。此外，《史记》诸篇多至五次记“周致伯于秦孝公”，且三处提到“诸侯毕贺”，恐非偶然。穆公时“天子致伯，诸侯毕贺”，至此也再次实现。《史记》卷4《周本纪》记“（周）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霸王”或可分读作“霸、王”。“霸王”或“霸、王”之“霸”，指秦孝公。不过，秦国完全收复河西，尚待后人。

孝公殁后，太子惠文君即位，首先除掉商鞅。商鞅之死，既往研究很多。我们认为，孝公重用商鞅，除君臣相契、理念接近外，如前文所论，还用来抑制厉共公以来的大臣势力。然而，颇具悖论的是，随着变法成功，地位提升，商鞅反而成为惠文君登基之始最为危险的权臣。《战国策·秦一》载，有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习见表述，可在这一历史线索下重作理解。新君眼中，商鞅的政治威胁大于改制贡献，命运也由此决定。

惠文君五年（前333），秦攻雕阴。雕阴在今陕西甘泉南，属魏上郡地。魏被迫于次年纳阴晋以和。阴晋在今陕西华阴东，魏西河长城内。阴晋入秦后，更名宁秦。新名选用“宁秦”，显示秦国将之视作保障关中安全的重要屏障。魏惠王末期，任惠施为相，采纳联齐、韩方略，尊齐威王为王，故有“徐州相王”。不过，魏在联盟结成后同样并未转而西向，却与齐连兵攻赵。惠文君八年（前330），养精蓄锐的秦军兵分两路，一路猛攻魏上郡地雕阴，大败龙贾，取雕阴；另一路出宁秦，入豫东，兵围函谷关外的焦、曲沃。两路秦军对魏形成战略钳制，使魏残有的河西地一时成为河水西侧的孤岛。魏不得不割地求和，河西特别是少梁地终复入秦。至此，秦终于夺回全部河西之地。

此情势下，惠文君并未止步。秦北路军由少梁渡过河水，一举攻占汾阴、皮氏；樗里疾所统南路军，也围降并夺取焦、曲沃，形成对河东地的进一步封锁。惠文君十年，张仪相秦，公子桑围降蒲阳。蒲阳在今山西隰县。这在一定程度上隔断了上郡与河东的联系。大致以归还南侧的焦、曲沃为条件，魏又将渐难控据的上郡十五县纳于秦。由此，秦“以河为界”向北进一步伸展，功业开始超过穆公之时。献、孝伐戎，主要针对渭首之戎，那时候的泾北义渠尚较活跃。惠文君三年（前335），“义渠败秦师于洛”。至惠文君七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开始初步控制。惠文君十一年，义渠君称臣，秦首次在义渠置县。惠文君十二年，“初腊。会龙门”。秦举行岁终祭祖大典，以告成功；与河水上游戎狄联络，扩大和戎。

综上，无论东进，还是伐戎，惠文君都取得了较前代秦君更为空前的成就。如果说秦向东发展，基本对应夺回河西地后的“以河为界”“东竟至河”，即恢复至春秋穆公在位时的秦土范围，使关中这一立国基础，由此得以完善巩固；那么，秦获取魏上郡地，便属穆公所控疆土之外的“新地”了。作为秦国首郡，上郡之置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在我们来看，这不仅反映了秦地方行政制度的发展完善，而且是战国时秦国对外扩张超过穆公之世最直接且重要的体现。原秦国关中本土，也相应转为内史区域。质言之，秦郡出现，代表惠文君对穆公霸业的突破。十三年（前325）四月戊午，惠文君称王。这固然受到了当时外部“国际”环境的影响，与韩、魏诸君同享更高等级的政治名号。然而，就秦国自身而言，这更标志着对穆公及孝公“霸业”的承继与超越。惠文王以降，秦将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以“中国诸侯”之一的身份，与群雄逐鹿。

（本文原刊《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第66—82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