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张其昀是继张相文、竺可桢之后集地理学之大成者。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西北地区由于国防地位的日益凸显而受到国人的重视，一时“国人注意西北者日众，赴西北实地考察者，亦时有所闻”。1934年9月10日，张其昀与林文英、李玉林、任美锷三位刚从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从南京出发，14日到达西安，继而西至兰州。在近一年时间里，以兰州为中心往返五次，先后到达青海、敦煌、夏河、河西、天水、绥远等地。其间，张其昀所作《开发西北之要点》《洮西区域调查简报》《青海省之山川人物》《甘肃省利病书》《甘肃省河西区之渠工》《甘宁青三省之商业》等陆续刊行在《西北问题》《地理学报》《国风》《方志》等期刊上。1935年8月6日返回南京后，撰写《西北旅行记》8篇，陆续刊载于1936年《国风》的1—8期。此后又陆续发表《西安的地理形势》《青海省人文地理志》《拉卜楞专号序》《宁夏人文地理志》《甘肃省人文地理志》《陕西省人文地理志》《绥远省人文地理志》《西安的地理形势》《夏河县志》等文，出于实地考察的现场感及人文地理学的良好功底，张其昀观察西北地区的视角自然异于常人，其所编纂的《夏河县志》不仅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区域地理学思想，而且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关于该地的汉文志书。在西北史地学史上，张其昀是一个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

一、政治地理观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西北地区的国防地位凸显，“其经济上之价值，国防上之重要，诚为我国抗建之基础”。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更让南京国民政府的众多大员认识到，为捍蔽中枢之安全，避免党政机关暴露在日军攻击之下，必须把国都从沿海迁往腹地。

同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做出了以西安为陪都的决定。毋庸置疑，一个领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战时陪都的选择尤其重要，因而建设西北，成为当时全国一致之主张。然而就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而言，“国人对于西北正真认识的人，究有几个，不客气的说，可说是凤毛麟角”，而不了解西北实情，开发建设西北，“未有不失败者”。于是，服务于战时的政治需要及整体国家建设和御敌目的的西北考察，自然而然地成为包括张其昀在内诸多考察者的选择。

作为实地考察者，张其昀通过主观上的体认，对西安作为陪都做出判断，认为陕西（主要指关中）“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加之此地“关塞要隘甚多，而潼关、散关、武关、萧关尤为关中四塞之固”，而居于陕西以北的宁夏之境，“贺兰山环于西北，黄河绕于东南，山川险阻，自汉以来，恒为边防之重镇，关中之屏藩”。因此，仅就地缘优势而言，关中要塞，便于防守，依旧是形胜之地。然而，他认为此时西安已完全不能承担陪都的任务了，因“旧式交通之方法，不足以应新世代之需要”。在他看来，传统的交通方式，已不能使西安“恢复古代光荣”。

如果说《西京》的作者倪锡英提出了作为战时“后方的司令部，他负有调遣指挥上的使命”的西安，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初步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建设问题，那么张其昀进一步提出了对策，即“中国新造富强之业，而以西京为一中坚分子”，必须先从开展新式的铁路、公路交通建设入手。特别是“陇海、甘新二路能早日完成，复与俄国铁路联接，可为欧亚交通开一捷径，一旦海疆有事，我国可由此门户与各国往来，于国防关系极为重大”。只要加紧交通建设，就能使西安在国防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张其昀基于历史发展脉络的认知而做出的判断是切中肯綮的。

1934年10月，张其昀到达甘肃。12月7日，应甘肃省政府之邀，在省政府大礼堂做了《甘肃省利病书》的讲演，认为地理上的区位优势使甘肃成为“近西北”之中重要省份。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主张以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时就有建立海都、陆都两个都城的构想，其中“陆都即甘肃之兰州，况宁夏、青海均为甘肃所分出，由是可知甘肃在西北位置之重要”。尽管张其昀没有像胡焕庸那样明确提出“甘肃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通道”，但他却提出了可以依靠甘肃的“地缘之优”，通过对全国乃至世界“左提右挈”，通过物资的交流、思想的沟通、机械的输入及技术的改进，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

张其昀之所以言及兴利除弊，显然是基于两个月实地考察中目睹的甘肃社会实际状况——“民穷财尽”，“中国人到处都是困苦的，而以西北地区为甚，更以甘肃省的人民为尤甚”。而民穷财尽的原因之一是行政区划的不合理，“县界错综复杂，矫揉造作，每令人莫明究竟。如庄浪孤立静宁境内，宛若海中小岛，静宁县域因此被析分为二，南部人民有事县府，当须穿越庄浪县境。隆德县域东西狭长，县治偏于东部，西境人民不便滋多。西和、礼县、成县二百余里间，县界犬牙交错，尤为复杂”。诚如周振鹤教授所言，犬牙交错边界的划分原则，对历代封建王朝而言，是可以起到严密控制地方，以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然而顺应了中央政府的统治需要，而罔顾各地区自身发展的特点，所致弊端和不足就会在社会发展及运行过程中渐次呈现出来，甘肃“插花地”甚多，势必影响行政效率。在张其昀看来，“县界之改革，实不容缓”，行政区划所致的管理效能低下、政令不能通达是造成社会畸形发展、人民生活贫困的深层原因，认为只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就能推动甘肃社会的良性发展。这样一来，如时人所言就可以为“西北之重心，攸关国防大计”的甘肃，在“中央高瞻远瞩，急需开发西北，协助建设”中，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思路。

1935年4月28日，应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之邀，张其昀又做了《青海省之山川人物》的讲演，在寻求服务当地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下，张其昀跳出当时考察者眼中“地属高原，气候寒冷，向为游牧之地”的观念，对青海省的政治地理状况作了细密的分析:若以海拔的高低来论述中国民族的区域分布，“青海省可谓是首屈一指的”。由于海拔高，故而雪山甚多，自北及南，5千米以上之高山，如甘青交界处之祁连山，黄河北岸之大积石山，黄河长江之分水岭巴颜喀拉山，长江上游唐古拉山之库塞岭、当拉岭，“以上诸山，或位于边隅，或横贯境内，皆皑皑积雪，终年披白”。此种雪山，不仅“水源特富”，而且“与国防亦大有关系”。他认为，尽管青海高原本身“已达海拔三千公尺以上，雪山绝对高度虽大，而相对高度往往不甚悬殊，如日月山海拔三千七百公尺，但高出青海水面（指青海湖——引者注）尚不足一千公尺”。如此不仅对青海的交通建设无碍，而且诸多山口的存在，成为“内外”往来的通道，“因此之故，青海省西至康藏，东至陕甘，均得密切联络，俨为西陲国防中心”。时人眼中，此地“已为英日两国所垂涎者久矣”。依张其昀之论，只要能保证交通“脉络”畅通，就能充分发挥其在外敌入侵之际，充当战略大后方的作用。

民国时期，绥远为内蒙古之中心，其东连察哈尔以达平津，西接宁夏可通甘肃、青海、新疆，南以长城与山西、陕西分界，“其地势可谓东附幽燕，北控朔漠，西顾陇右，南联秦晋，唇齿相依，呼应相助，河域之屏藩，筹边之要地”。1933年热河失陷后，绥远因其南北东西四达之地理位置，成为“我国北边之防线”。1935年夏，置身于绥远实地的张其昀，自然也时刻关注着战事的发展，思考着救民救国的方略。他认识到绥远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在考察了绥远后，担心蒙古高原地势坦荡，“无所遮蔽”，如何利用地形、地势有效地对敌人的进攻进行防御，必然成为日后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有鉴于此，他指出应屯兵于“高原之胜地”，“建设坚固要塞，壁垒森严，永绝（敌人）觊觎之心”。在此基础上，张其昀一方面具体分析了绥远北部的战略地位:“临河县北五十公里的狼山口子、包头城北之昆都伦沟、归绥城北之吴公坝等地，常年为旱沟，乱石满布，攀登极难，然为山前山后必经之路，适于建设军事工程”;另一方面，又指出绥东地区因与察哈尔南部接界，其“国防必合察北而言之，方有意义，军事要塞之布置必须具有永久之规模”。地理学家的使命感，促使张其昀从军事地理视角阐释了保卫绥远的方略，并“以地理上基本事实应用于军事的普遍原理，使一般国民对于当前战场之形势增加认识，因而自身在后方应尽之责任更为明了，其意义为教育的，即国防教育之一部”。

综上所述，张其昀的政治地理观并非单向度的，也就是说，他不仅有着地理学者的立场，同时也包含高昂爱国热情的使命观，以笔墨为武器，以唤起中国广大民众在外敌入侵时所应担当的责任。这也体现了顾颉刚在1936年《〈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提出的:“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在学术上不容有浪费，故定其地位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

二、经济地理观

1936年4月30日，张其昀在中央大学同学会的演讲中提出要实现经济自足，必须要“充分利用地理环境，尽力开发天然富源，树立稳健的经济秩序，建设整个的巩固单位”，以适应人民的需要。尽管自近代以来，土地广袤的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东南地区，但如何利用地理环境，有效合理地开发当地资源无疑也是张其昀考察中深入思考的问题。正如时人所言，“西北之地不谓不广，物亦不谓不专，但未必全能利用，而各种经济事业，何者是最合理的发展途径”，因为“任何地方的经济建设，其成效的关键，即系于地方性，以及有无永久发展的可能”。注重区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才能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

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加之历史时期开发程度的差异，虽然使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布局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但总体上依然是在既定的地理环境下，因地制宜地发展。“长安南乡之韦曲、杜曲一带，黄云放陇，纯系稻田。青海之湟水流域，甘肃之黄河谷地，甘凉陇南各地，陕西之渭河平原，宁夏之宁夏平原，绥远之黑水平原与河套平原，均为小麦与棉花带，间或盛产大米。所以宁夏有塞北江南之称。”虽然稻米产量不如中国东南部，但张其昀眼中西北田间的稻、麦、棉等多样化种植的农田景观，恰恰反映了当地人民合理地利用自然环境，从事农业生产的状况。

在张其昀看来，应该适应地理环境去克服农业发展中的“困难”。与此相连，一方面，他把西北地区可耕地类型做了划分，如把甘肃的可耕地分为“川、原、山三等，水田曰川，平田曰原，高田为山”。可以说，适宜的可耕地分类，可以为农作物的种植提供科学的指导。另一方面，他提出为补充雨水的不足或季节不均，应该利用科学的方法建设灌溉水利工程。他特别分析了甘肃西南部，也就是洮西地区的农田概况。在把农田细分为川、原（上旱地）、坂（下旱地）的基础上，指出尽管西北地区大多干旱少雨，但该区域却“夏苦旱，秋苦潦，非必雨量稀少，患在雨泽愆期，故灌溉事业极为需要”。因是之故，当他看见这一地区水车、水磨流行，而相应提出了“若能应用学理，改造水车，普及支流，以溉原坂，使瘠土变为膏腴，复以新式电机，利用黄河水利，使效率远胜旧日水磨，以实农事机械化最可注意者”。

与农业发展滞后相类似，此时西北大多数地区的林业也遭到了极大的破环，到处是“山地童秃得任凭发赤，大片平原干荒着也不能利用，很可以看出西北缺乏森林的状态”。尽管陕西南部秦岭山中及大巴山中，“尚多天然老林”，但“渭河流域，与陕北高原，天然森林，历经砍伐，已所余无几”。虽然相较于上述地区，“岷山、六盘、贺兰、祁连等山脉，地多高寒，不宜农垦，但天然森林甚为昌茂，材木之利，可以足住。循化、贵德一带黄河两岸之森林，可借水运以输至兰州市上”。临潭、循化等地，林业也为“藏民之利薮”。但是，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经营管理，各地林业“伐而不造”，故而“林场日见缩小，空山之期不远，亟宜设法造林”。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法自然，重视人地关系，设法造林，循环更新，重视宜林地的人工林种植，就可实现西北地区森林的长久昌茂，即“倘加人工培植，则每年增加数百万之利源，亦非难事”。

与农业、林业发展有所不同的是，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生产，长久以来占据重要地位，至民国年间畜牧业经济依然是西北地区最有希望之经济事业，不仅羊皮、羊毛、驼毛等制品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各种皮革也为军需重要用品。

绥远“高原旷野，水草丰美，居民因天然之不便利，资牧畜为生涯，自昔已然。所牧牲畜以牛羊马驼为主，羊最多”。每年出口之羊，“少则十五万头，多则四十余万头。羊皮输出，多则一百二十万张，少则九十余万斤（张）”。陕西北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与内蒙古相似，也宜于畜牧，各地皮毛出产，素称丰富，1930年前后，每年春秋两季产羊毛七八十万斤。特别榆林紫绒（山羊绒），闻名遐迩，“向来皮毛停滞，紫绒从未滞销”。当时，甘肃畜牧业生产，也以羊毛为大宗，所产羊毛除供本省制造毛毯、毛织物等外，每年出口估计4万斤，约值60万元。“青海产业，概不发达”，但畜牧业生产方面，在全国占举足轻重之地位。羊毛为青海出产之大宗，品质之佳亦称冠全国。宁夏省由于各县普遍养羊，皮毛一项为该省出口之大宗。1934年宁夏出口皮毛总值为90万元，占输出总值的40%。

尽管自然地理环境使西北地区适宜发展畜牧业，但如何充分利用天然优势使之有利于民生，张其昀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为西北地区长久以来的粗放式经营，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就当时的青海而言，虽然羊毛出产在西北乃至全国出口贸易中，扮演着独树一帜的“青海现象”。但通过实地调研，张其昀却发现:青海蒙藏民族裁剪羊毛方式的落后，常会伤及羊的皮肤，进而导致羊群生病。而疫症的蔓延，更常致“大群牲畜，死亡殆尽”。因而他提倡尽快使用新式的剪毛方法的同时，亦应尽快设立“畜牧兽医学校，养成畜牧兽医人才，由学校大规模制造各种防疫药苗，推行防疫注射”，如此就可以使广大牧民从“原始粗放的方法逐渐改进到现代集约的饲养”，而畜牧业就能稳定发展。他希望西北地区能“提倡实业，设立工厂，将皮毛原料就地制造”。显然，张其昀所提出改变西北畜牧业发展中提高区域本身能力的设计，正体现出时人所认识到的，即西北之经济前途，“虽听命世界大势之所趋，而明辨机微，取决从违，完全由吾之自主”。

至于商业发展，在消费人口、产业分工和市场成熟度方面，西北地区与东南地区相比，自然不能望其项背，而发挥地域空间的集聚效应，以增强区域内互动交流，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甘宁青三省之商业中》，张其昀论述了甘宁青三省犹如一个“太阳系”的商业市场网络体系。依他所论，在这“太阳系”中，兰州由于“南依五泉，北枕洪流，表里山河，中开平壤”的独特区位优势而成为甘宁青市场系中之“太阳”。围绕太阳运转的六大行星，即焦点六处，“如陇东之平凉，陇南之天水（旧秦州），洮西区之临夏（旧河州），湟中区之西宁，河西区之张掖（旧甘州），宁夏区之宁夏，皆以兰州为枢纽，商业甚为活跃”，“若以兰州比太阳，甘州之类犹行星，敦煌之类犹卫星”。他特别提出，尽管包头属“另一太阳系”，但是“甘肃宁夏青海之货物，大部分均由包头转运平津”。独成系统的市场网络形成，不仅是区域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也受近代以来“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张其昀看来，欲要甘宁青商业有所发展，除工业与交通发达外，还需各种商业机关，如银行业、保险业、交易所、信托公司、商业通信与速报机关等，“设备科学化，组织合理化，为商业发展必备之条件”，是甘宁青商业盛衰的关键。

可见，通过实地考察，张其昀对“近西北”地区的经济地理概况做出了较为详尽总结。面临当时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张其昀认为，近西北地区徐图发展，需要“牲畜皮毛当化生货而为熟货，煤铁石油当启宝藏以兴工业，森林水力均属山国之大利，黄壤农业亦为高原之要图”。“开发西北，关系国家命脉，凡属国民均需注意，凡我青年更宜负其责任”，就能使西北地区在短期内繁荣起来。

三、民族地理观

就西北地区而言，多民族共存的格局非常显著。1935年张其昀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一文，将全国分成平原、丘陵、高原、高山四个地带，并具体阐释了各个地带的地形特点与民族地理分布的关系。就西北地区而言，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受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生态分布类型。如“青海循化县有八工六沟之名，回民居八工，藏民（即番子）居六沟，此最足表示地理环境与民族分布之关系，大抵回民多务农业，居黄河及其支流沿岸之谷地，称为平川，清水中流，杂树参天，工字由于水利工程，其农村风物颇见佳胜。在汉、回、藏三族杂居之地，藏民大抵退守河谷上流之山沟，及山沟以上之草原，畜牧而外，森林狩猎亦其副业，皮毛木料均为出口大宗。开山垦田，甚属少见”。在张其昀看来，地理环境不仅与民族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高寒地带实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高原地带地势既高则气候寒冷，河流湍急，天寒则农业歉收，流急则航运阻绝，此于平原民族之汉族均属不利，以故人烟寥落，视为畏途，少数民族皆为地主，实占高原环境之大部分”。而如何突破民族之间的地理“边界”，使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张其昀也做出了其“地理学科”的阐释。

西北各民族当时依然活动在较为固定的区域内，青海省“东部河湟区域，为汉回人民所聚居，借气候之适宜，土壤之肥沃，灌溉之便利，从事农业。青海内部都兰、玉树辽阔之境域中，蒙藏人民散居其间，相沿其游牧生活，无固定之居所，逐水草而迁徙”。当近代文明在平原、丘陵地带广为推行之际，受自然地理环境及历史传统的影响，“西北广大高原，尚有蒙旗制度与神权政治之保存，居国行国，风俗悬殊，喇嘛清真，信仰迥别”。即便如此，由于长久以来各民族杂居局面的形成，伴随着他们之间的密切往来，各民族一体化倾向也渐趋增强，如“河回与循回久与汉族杂居，衣食住行，大都与汉族相类”。甘肃夏河附近之俗称“熟番”的藏族居民，由于“近城市，通汉语，半耕半牧，渐成熟地，居土屋，有力者亦居板屋，高楼暖炕，食储充盈，惟服饰仍存藏俗”。临潭县卓尼附近之藏民、夏河拉卜楞附近之藏民由于接近汉地，他们与汉族往来已经非常密切了。

藏传佛教寺院“为番人之生活中心”，借助宗教寺院的会期，在蒙藏民族与其他民族进行懋迁有无、经济互通之际，也为各民族人民的良好往来提供了场所。如青海塔尔寺旁的鲁沙尔为西宁的附属市场，“为一宗教市集，每年蒙藏人民至塔尔寺礼拜，乘便在此交易货物”。正如时人所进一步指出的，这一市集，不仅为附近蒙古族、藏族居民提供了“交换着他们素所心慕的物品”的场所，而且为“调节着各族间的争衡，维系着全青海各民族间感情的融洽”提供了空间。

同时，虽然西北地区各族民众交往日益增多，但是由于信仰迥异，各民族间往往容易心生罅隙也成为时人不可讳言之事。“西北人口虽少，宗族复杂，人民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亦各亦其趣，论者每以此为西北问题之所在。”为调解民族纠纷，西北地区各级政府也做了诸多努力，如1934年作为记者的陈赓雅在青海视察时，在十里白马寺的茶肆店面就看到了当地村规，“汉、回、藏人等，若有争吵者，罚银十二元”。事实上，在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民族危机加深之际，如何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西北地区各民族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团结御辱，就成为众多考察者的共识。1935年4月12日在青海省政府的讲演中，张其昀明确声言，中国的病源在于国家不曾统一，而真正的统一，则包括“地势的统一、物资的统一和民族的统一”，这样国力才能充分集中，中华民族才能有自信。因为，在张其昀眼中，西北各族人民虽然“信仰不同，习尚亦异，但同为中华民族之子孙”。

从国家层面上说，张其昀显然认识到了西北地区政治边界与民族边界的关系，从而借用明人毕自严之语，指出了各民族的安定团结对边疆安全与稳定的影响，“番族吾藩篱也，未有藩篱不固而能御盗者”。可见，张其昀通过“在地化”的思考，已经认识到了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之际西北民族地区在国家安全上的战略地位，他认为在国家有难之际，如能因势利导，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团结与合作，则能在捍卫边疆保卫国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结语

20世纪30年代，“一般人对于西北情形，过去多有误解，有的说西北是一片荒凉，难于开发，有的说西北肥田沃土，不减东南”。因此，如何重新认识西北，受到了当时国人的重视，国人重新审视已日渐淡出视野的“西北”，而时人的实地调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唤醒国人对西北的真实认知，以为抗战时期西北大后方的开发和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东隅既失收之西隅，以图补救，尚不为晚”。

早在1923年11月，张其昀就在《地理学之新精神》一文中强调“实地研究”“解释”“批评”以及“致用”等工作方法或者称治学精神。在边疆地理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渐突出的背景下，张其昀在以“考察为地学必经之步骤”对“近西北”地区近一年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对所考察地区政治、经济、民族“所受地理情形之影响，究至若何程度”做出自己的解释，并对“近西北”地区发展盛衰之原因做了“批评”，体现了张其昀“经世之业且于实用者”的“地理家之心胸”。尽管就空间地理而言，张其昀考察的是“近西北”地区，但是其提出的一些开发西北之“良方”，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为，如胡焕庸所指出的，“蒙古、新疆、西藏，是我们的远西北，陕甘宁青是我们的近西北，我们要开发远西北，必先开发近西北，我们开发陕甘宁青，不仅是为了陕甘宁青的近西北，同时也为着蒙新西藏的远西北”。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张其昀虽然认为地理环境在一定的时间里，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一个地区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发展进程，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换言之，张其昀并不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认为“人文”因素也在决定着一个区域的历史发展进程。张氏这一从地理学角度出发，观察研究西北社会的思路和方法，为时人重新认识及开发西北，甚至为后世建设西北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本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3期第173—181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