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面对瓜分豆剖的亡国危机，学校、政府机关、社会团体通过国耻地理教育诉说民族耻辱之痛，希望借此唤醒学生、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将悲痛、焦虑、愤怒、不甘等复杂情感转化为捍卫领土完整、彻底洗雪国耻的实际行动。对此，王海洲、何思源从地理书写、地图象征与国家认同、民族主义话语构建角度进行了阐释，黄东兰选取20世纪30年代小学地图册中两幅《中华国耻图》分析地理教科书如何表述近代中国的地理空间，讨论了空间表象背后所呈现的领土、疆域与国耻观念。上述研究梳理了国土丧失与国耻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但缺乏从国耻地理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的专题性考察。有鉴于此，本文从国耻地理这一概念的产生及语义出发，梳理近代国耻地理教育的政策演进与实现形式，进而揭示其历史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国耻地理教育是指以学生、社会公众为对象，丢藩失地、丧权失利为主要内容，传播国耻观念、弘扬民族精神、激励雪耻教战为目标的教育活动，它具有精神唤醒、凝聚人心和社会动员的功能。

一、清末国耻地理教育的开端与民初相关政策的制定

“国耻”一词古已有之，不过“国耻地理”鲜见，正如黄光焘1936年所言：“国耻之名，古已有之，国耻地理之名，则未之前闻也。”事实上，“国耻地理”一词是近代中国国土沦丧、民族危机持续加深背景下产生的新名词。按照黄光焘的理解，“若地理以国耻冠之，则其地之非我国有也”。在他看来，国耻地理是指“吾国固有之领土，不幸而丧失其主权，沦于帝国主义者之手，一时不能恢复，为国家绝大之耻者也”，具体包括传统藩属、租借地、强占地、割让地与列强势力范围。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有识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开始思考从国耻地理方面如何激励国人收复失地。1898年，广东华侨谢缵泰绘制政治漫画《东亚时局形势图》，该图生动呈现了列强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之心和清政府昏庸腐败的政治形象，它最早登载于香港《辅仁文社社刊》，随后在日本彩印成图，后在上海出版发行。日俄战争前夕，鉴于东北问题日益严重，蔡元培等人在《俄事警闻》创刊号上刊载了该图。《东亚时局形势图》具有重要的教育警醒作用，可视为近代国耻地理教育的开端。为激励国人以行动保疆卫土，《新闻报》还力劝各大报馆“分绘割地雪耻图”向社会进行广泛传播。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次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大、主权丧失最为严重的《辛丑条约》。面对这一民族奇耻大辱，上海南洋公学立即在自编的语文教材《新订蒙学课本》中增加《国耻说》一课，内容包括藩属丧失、日占台湾、德据胶澳、俄取旅顺和租界历史，并将丢藩、割地、租界视为国耻，强调“中国之耻即我辈之耻”，呼吁学生以优异的品行、才学来报仇雪恨。不仅如此，有识之士还奏请清政府将八国联军入京路线、具体过程绘成详图，然后“精印”颁发各省张贴“以示不忘国耻”之志。这一建议是否引起清廷重视不得而知，不过第二年清政府就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明确要求中小学必须学习中外地理、交涉地理、政治地理和历史地理。1904年，《奏定初等小学章程》要求学生“知今日中国疆域之大略，五洲之简图”以养成“爱国之心”，同时“破其乡曲之见”，教师须“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运用本县、本省、本国地图配合课堂教学。1907年的《奏定女学堂章程折》也强调应“养成其爱国心”。这些章程虽未明确规定将丢藩失地、丧权失利加入课本，不过一些出版机构开始主动在历史、地理教材中加入相关内容。比如1903年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新增了“北京条约及俄之侵略”“英之吞灭印度缅甸”“俄之经营我西北部”“法之保护越南”“英法共争暹罗”“日兵至台湾”“甲午之战”“俄德英法之租地”等内容。1905年，学部审定的《最新地理教科书》也不避讳谈论国耻，课文将失地、领事裁判权与国耻相联系，强调了失地丧权的严重危害，内容如下：

外国人民之居我国者，不为我国法律所辖，由其国领事自治。吾国人民寓于外国者，则皆归所驻国有司管辖。我邦虽有公使领事，不得过问。是诸国以文明降等之国视我，而不以平等相待也。国之耻欤，抑吾民之羞也。

据笔者目力所及，这是地理教材第一次引入“国耻”概念，而“国耻地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08年上海《浦东中学杂志》登载的《国耻地理记》。不过作者并未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只是笼统地表示，“缀集种种国耻之事”，“以外交公牍征实之”。作者认为当时地理教科书严重缺乏国耻意识：

吾读今之所为地理教科者矣，某地割，则夺之本国隶之他国而已。某境削，从其新界而已。某港租，刖之附录而已。时而行所无事，时而讳莫如深也。其如是，是并国耻之口头禅而亦且遏抑之也，是必胥国民而不复知耻以为快也，是愈无耻也。

作者希望通过此文“养成卧薪尝胆之国民”。从内容上看，不平等条约、南满洲是叙述的重中之重。为保证史料的准确性，作者还翻译了国内少见的日本外交文件，如在梳理台湾、澎湖列岛历史时就引用了东亚同文会《东亚关系特种条约汇纂》中的资料，库页岛被占始末则参考日本图书、《西伯利亚大地志》与《日本国地志》。为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知识，作者不仅对传统藩属与中国的历史渊源进行了回顾，同时还梳理了固属领土沦丧的大致过程，并绘制了简图进行补充说明。黄韧之对文章评价甚高，希望作者有后续新作即“雪耻地理”的出现，实际道出了未写雪耻方略的遗憾。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国耻地理教育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11月，教育部颁布《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要求学生明晰“本国国势之大要以养成爱国之精神”，不仅学生在“实地观察”时必须运用地图，同时还要“填注暗射地图及习绘地图”。中华书局则立即在历史教材中添加国耻地图。1913年，《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中插入历代沿革地图，昔日辽阔疆域与近代大幅沦丧形成强烈反差，极大地渲染了民族屈辱。1914年，《新制本国史教本》增加“清初外域图”“盛清时疆域图”“清二十三省图”“清外患图”“中俄交涉图”和“清与英法交涉图”。1915年，日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全国反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此背景下，国耻一词成为妇孺皆知的社会话语，它与地理、历史课程内容的结合更为紧密，并成为国耻地理教育进行精神唤醒、社会动员的重要术语。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请人演讲《国耻地理》，希望学生“毋忘此耻”“求异日振奋”，就山东权益部分，讲者从“租界胶济湾”“筑路权”和“采矿”三方面展开，对日本在“南满”“汉冶萍”和领土方面的要求叙述尤为详细，同时还谈到了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福建港湾与内蒙古要地，希望学生密切关注海防、边防。1916年，《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草案》主张在进行本国历史讲授时运用地图以“使儿童想见当时之实况”，“宜先注意于乡土之观察以引起儿童之兴味及其爱乡思想”，教育部随后又规定教师讲课时必须“示以地图、标本、影片、地球仪等物”以便于学生理解“确定之知识”，这一政策对国耻地理教育形成了有力推动。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有识之士为国耻地理教育积极建言献策。胡在渭指出，地理讲授不仅要“注重历来割让领土，租借之地方，以及外人所经营之铁路航线矿业等在地理上之关系”，还须“绘成种种国耻地图口讲指画”，一定要让学生“激于义愤而作还我河山之想”。1921年，有人建议向民众普及关于国耻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今日之有国耻纪念，皆由历史地理上之感触。公民苟不具有历史地理之知识，则吾国历届外交之失败将焉知之。”在民族危机刺激和公共舆论倡导下，国耻知识在地理教材中的分量不断增加。王钟麒编著的《本国地理》第一册“从前国境的变迁”部分就对割地、藩属、租借地进行了重点叙述；下册第二章《关东平原》则强调了日俄两国在旅顺、大连、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地的角逐；第七章涉及割占地九龙、澳门、香港和租借地广州湾的历史。1923年，黄孟姒、王伯祥起草制定《新学制课程纲要小学地理课程纲要》，除规定在第五学年让小学生了解本国与邻国关系外，还要求高级小学学生“画简明地图”。在北京政府政策推动下，到1925年，大多数地理书籍对有关国耻内容进行了“汇而录之”。尽管如此，第二年仍有人撰文呼吁地理课本应以儿童“认清本国国境并注意边防要地”“抱有雪耻救国的决心”作为唯一取材标准，要让儿童“精密研究共谋补救抵制之法”以备“将来雪耻”之用。全国影响力较大的《教育杂志》也刊文建议地理课程、历史课程在“遇到国耻事实”时应根据事实进行讲授。1927年，湖南一师教师强调指出，“惟有将关于国耻的史地教材编入教本以激励民气”，才能让“史地课程适应现代中国的需要”，地理课程“不是使国民仅仅学些‘天文地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等等知识就算了事”，还“必得将有关国耻的地理教材灌输到国民脑海里去”，唤醒“国民”的“国家意识”，激发“‘敌忾同仇’和‘反抗强权’的勇气”。这些建议是否被教育部重视和采纳不得而知，不过关于国耻地理的知识在教材中的分量持续增加则是不争的事实，教育对象也由在校学生向社会公众扩展。

二、日本侵略加剧与国耻地理教育政策的完善

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蒋介石将其视为奇耻大辱，立即对中小学教科书编写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教科书精神首先“即为国耻”，尤应“注重胶东与辽宁之耻辱”。强调“胶东”“辽宁”之耻，原因在于日本强占行径让民族蒙羞，奴役控制更是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一要求也使之后的国耻地理教育十分重视讲授日本侵华历史。一些地理教本凸显了与日本侵略相关的国耻纪念地，比如五三惨案的发生地——济南即被大多数教材重点介绍，还有课本将黑龙江瑷珲列为国耻纪念地，苏甲荣绘制的《最新实用中华全图》则十分重视“国耻都会”。9月，上海市教育局要求各校高年级学生在7日至13日宣传纪念周自制“中国损失中权一览表”“中国失地简图”。1929年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向各小学下发《反日教育大纲》，要求地理课程必须讲述山东、满蒙丧失的领土与主权。教育部课程标准不仅要求学校注意边疆失地，还要加强国防教育。8月，《初级中学地理暂行课程标准》颁定执行，规定学生必须“明悉中国各边防区域重要地方”“国防应行注意之点”，教师在讲授国际关系时“注重本国边防要地”，让学生“明晰中国在世界上所处之地位”“谋中国国际地位平等最低限度之计画”，同时“养成看地图之习惯”。《高级中学普通科地理暂定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材必须编入“国耻问题”，即“各种权利的丧失、惨案的发生及其他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外国地理部分应包括“日本国向外发展情形和其在华侵略之经过与方针”，丧权失利、历次惨案与日本侵华历史的不断加入使国耻地理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如此，贾逸君还编写了《中国国耻地理》一书，对日本在华租借地、割让地以及满洲问题大书特写，希望此书能成为国人的“兴奋剂”，进而让国人“共谋挽救之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教育部通令各级学校每周加授“临时”课程，“专讲”日本侵华历史数小时，同时颁布《学生义勇军教育纲领》，要求各级学校重视“本国历史地理”，应“特别注重外交史及国防地理”，希望增强学生救国雪耻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南开大学教授傅恩龄编写《东北地理教本》，对辽东半岛日本租借地、中东与南满铁路公司、东北中外移民、东北与国际关系等内容进行了重点介绍。随后修订的《初级中学地理课程标准》要求养成学生“爱护国土，复兴民族”的坚定决心，这也让国耻地理教育的情感基调发生积极转变，注重从“民族复兴”角度进行激励动员。《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则在教学大纲部分新增“二十一条之交涉”“日本之侵略东北”。1931年10月，浙江颁布的各级教育机关抗日救国实施方案“添设关于日本问题之教课”，要求“于每日普通课程之外排出一小时或二小时在日间或在晩上由各教员向全体学生集合教授”，算学科计算东三省面积、统计东北三省损失，地理、历史课程“特别注重本国部分及其与日本之关系”，东北三省、沿海地形地势以及与国防关系密切者“尤须注意详细研究”。

在此背景下，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历史大量被编入各类书籍，尤其是历史、地理课本，并成为国耻地理教育讲授的重中之重。冯达夫编著的《复兴地理教科书》第一册第八部分将辽东半岛重要港口纳入，强调它们是日本强占不还的租借地。《本国地理》第三册第四章《东北地方》对日军强占东北、热河行径进行了控诉；第七章则突出了对台湾、琉球的非法窃取。不仅如此，王云五主编的《复兴社会课本》也加入了东北失地史。《东北史地》一书强调东北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从历史角度论证东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书局出版的《初中本国史》第十章《中日战争与外力之压迫》包括中日朝鲜交涉、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等内容。徐映川的《复兴历史教科书》第二册第十一部分为《中日战争和朝鲜脱藩》，第四册第十九部分为《日本单独侵略》，这些内容的加入适应了抗战动员的现实需要。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十分重视边疆危机，尤其是东北失地问题。1938年2月，教育部颁布《青年训练大纲》，要求教师讲述中国史地时必须特别“注意于历来外患事实”。1939年4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强调边疆教育必须重视“边疆历史地理”。1940年，教育部又规定地理课程应注意“历代疆域之沿革”“现时中日国势”，学生必须“制作各种战争地图与战争损失图表”。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则要求教材增加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的国难历史，高中阶段加入“九一八事变与国际形势”“七七事变与全面抗战”和“抗战建国纲领及其实施”，激励学生抗日雪耻，展示政府抗战态度。1941年3月25日，教育部又要求边疆初等教育“尽量引用”帝国主义“侵略边地史实”，呈现边地与内地在地理、经济方面的联系，“启发”学生关于社会、国家、国际的“正当观念”。《六年制中学地理课程标准草案》要求学生“明了本国地理状况以养成其爱国土之观念”。1942年1月，教育部还指定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绘制史地挂图”以便于各省市购买宣传；7月修正公布的《师范学校地理课程标准》要求学生“了然”国际问题的“地理背景”。总之，上述大纲、草案、标准使国耻地理教育政策不断完善，为国耻地理教育的推行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助于增强学生保疆卫土的紧迫感，激发收复失地的决心与意志。

三、国耻地理教育的方法与策略

为强化国耻地理教育效果，各级学校、社会团体除注重课堂讲授、集会演说和出版书籍外，同时还结合学生、公众的心理特点与救国雪耻的现实需要，不断探索教育宣传方式，试图通过多种方式策略的交叉运用来实施广泛的宣传教育。

就学校教育而言，一是运用国耻地图教学，要求学生制作国耻地图。地图“以图形化方式直观呈现国家疆域”，是“读者了解国家严峻形势”，唤醒民众、学生爱国热情的有效手段。1928年，中央大学无锡中学实验小学高年级将地图用于地理课程教学，儿童经过“一番检视填注”，便对丢藩失地、丧权失利等民族屈辱留下了深刻印象。1931年，浙江中等以上学校的图画科让学生亲自绘制国耻地图以强化国耻历史记忆。1933年，《复兴历史教科书》要求学生课后制作“中国东北与西北的失地图”。无论教师运用地图教学，还是学生动手自制，这些方式避免了单纯文字讲授的枯燥乏味，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对国耻知识的理解与记忆。

二是精心设计教学方案。教学设计有助于教育目标的最终实现，优秀的教案甚至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代国耻地理教育对此也十分重视。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地理课本教学法》就对国耻地理教学环节进行了精心设计，比如在“中华民国”部分就建议教师课前准备“中华民国地图，割地民族的照片，植物挂图——秋海棠”。众所周知，中国版图形似秋海棠叶，编者旨在借助国家的符号象征——秋海棠叶被列强蚕食的屈辱来激励学生收复失地；在引导学生思考部分，让学生分析“东北引起邻国侵略的原因”；第十二课《闽粤的割让地和租借地》建议老师课前准备“沿海地图和台湾、香港、九龙、澳门、广州湾的分图”，让学生认识到它们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如此，该书还要求儿童绘制东海、南海的割让地与租借地，制作“割让地图”“租借地表”；在课程联络部分，鼓励学生拟定“收回割让租借地的计划书”。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的《小学地理科教学法》也对国耻地理部分进行了认真设计，如租界、割让地部分建议教师通过“说明原委”来“激发儿童收回主权的义愤”。《复兴地理教学法》第三册“东三省的日俄势力”部分从教材、教材说明、教具、教法和参考材料五个方面进行详细说明，主张教师根据教学内容选择适合的教学形式，构建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这些精心设计的教学方案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助于提高国耻地理教育的效果。

三是将趣味游戏融入课堂教学。为激发学生课堂探究热情，教育人士利用极富趣味性的团队游戏来提升教学效果。1937年，当时设计的游戏即让学生用石灰在平坦的地面上涂画方格图形，然后在方格内利用木制小牌标明热河、黑龙江、吉林、辽宁、台湾、山海关等失地名称，旨在通过游戏让儿童知晓大好河山被日本“无理侵占”的事实。另一则游戏也将东北、台湾等地名纳入其中以提醒学生勿忘国耻。到1943年，还有游戏让学生在事先准备的旗帜上写下日军历年占领的中国国土名称，希望他们在了解日本侵略真相后“奋发图强，雪耻御侮”。枯燥乏味的地理、历史知识与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相结合，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知识，强化了关于国耻地理的历史记忆。

就面向公众的社会教育而言，民众团体、政府机关则运用各种方式来进行宣传动员。第一，通过电影展示失地屈辱，号召观众收复失地。1933年，南京民众教育馆在国耻宣传周放映《国难》《还我河山》两部电影，渲染国土大幅沦丧之痛，号召国人以实际行动收复大好河山。1936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拍摄国难教育卡通片《五十六痛史》，片中通过地图对国土沦陷后的严峻形势进行了直观形象展示。1945年7月，重庆、成都等地放映电影《民族痛史》，历代疆域沿革“一目了然”，“足以激发卫国之热忱与收复失地之决心”。电影作为一门视听综合艺术，让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它对国耻情感的渲染比文字、图画等载体更强烈，有助于国耻地理教育激励动员功能的实现。

第二，在公共场所绘制与展览国耻地图。除用于课堂教学外，国耻地图也被用于公开的陈列展览，并逐渐成为开展国耻地理教育的一大载体。1932年，河北省立实验城市民众教育馆即将地图用于国耻展览会。1934年，绍兴县立斗鸡场民众教育馆运用五色油漆在民众礼堂讲台屏壁上绘制东北失地图来“警惕一般民众”。1936年，广西横县政府在各乡镇公所门前或通衢之地的墙壁上绘制国耻地图，希望通过“触目伤心”的地图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1937年，北平民众教育馆则在明耻楼展示中华国耻地图，该图呈现了鸦片战争至九一八事变期间的列强侵华历史，同时对“国耻时间、起因及损失”加以“略述”。反映丢藩失地的地图，让地理空间成为国耻观念的表达场所，强烈的视觉与情感冲击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创作反映屈辱失地的诗词、歌曲、木刻。1934年，爱国学生陈咏霓、周国初通过诗词来诉说民族耻辱之痛：“锦绣河山，怎今日雄风销歇，蓦得里传来惊电，金瓯残缺，泽国洪涛涵百怪。沈阳新史谱遗孽，度新声忍痛嘱衾袍，中如结，万宝案，头颅血，奇耻辱，当洗雪。”1937年，有人撰写新诗刻画“乞人怜”“睡师眠”“受人牵”与“吞声咽”的国家屈辱形象。反映屡屡失地的国耻歌曲也是国耻地理教育的重要载体。1924年，有人将旅顺、大连两大国耻纪念地纳入歌词之中：“国耻国耻真国耻，旅顺大连是我地；可恨倭奴他一味横蛮无理，强羁野心终不已。”更有歌词写道：“侵占中国地，一省又一省，抢去我平津，又占南京城，到我鲁豫晋绥冀察江浙来横行。”版画家罗清桢创作的《准备武装收复失地图》则以中日地图为背景，对“东北四省”“华北五省”和“外蒙”屈辱失地进行了刻画。总之，多种方式的交叉运用，有助于扩大国耻地理教育的辐射范围，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适应了不同阶段国耻地理宣传、雪耻复土动员的现实需要。

四、结语

近代中国的国耻地理教育渲染了丢藩失地、丧权失利的屈辱，揭露了列强的侵略野心与残暴行径，希望国人勿忘国耻、雪耻教战，将不断强化的国耻记忆转化为收复失地的实际行动，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抗争精神。具体而言，一方面传播了现代国家观念，增强了民族认同。国耻地理教育利用学生、民众对乡土的依恋感、归属感来构建个人生存空间与国家领土主权之间的联系，通过视觉与情感的双重刺激，让学生、民众认识到捍卫领土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换言之，强调丢藩失地、丧权失利的国耻地理教育，叙说了民族屈辱伤痛，作为形塑国人集体记忆的一大媒介，它具有“调动情感、引发思考、唤起并塑造记忆的功能”，构建了国家屈辱、民族伤痛的记忆之场，强化了社会大众、在校学生的现代国家民族观念。在这一过程中，领土是国家构成基本要素的观念被不断强调，历代疆域变迁的展示与讲授强化了受众疆界、国界记忆，既传播了现代国家领土主权观念，又为增强民族认同提供了思想资源，领土认同为民族认同创造了必要前提，成为传递现代国家观念、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为洗雪百年屈辱提供了精神动力。国耻地理教育不止于民族悲情的渲染，其终极目的在于激发民众、学生收复失地的责任感，将悲痛、愤怒、不甘等情感体验转化为收复失地的力量。事实上，一部中国现代教育史就是一部“国难教育史”、国耻教育史，每一次的国难、国耻“都在中国教育制度或思想上起了作用”。而国耻地理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各种方式的宣传动员，让各界逐渐意识到必须通过“牢不可破的团结”才能实现领土完整的真正捍卫。当时，连一些农民也意识到收复河山不仅是国家、政府的责任，更是个人应尽的义务。受激励而走上救亡图存、雪耻复土道路的学生、民众更是不计其数，地理的空间性、历史的时间性与情感的激励性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有机融合，为赢得抗战胜利、洗雪百年国耻提供了精神动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三省、台湾与澎湖列岛重回祖国怀抱，还我河山的百年夙愿终于实现。时至今日，丢藩失地、丧权失利等近代屈辱历史仍是警醒世人勿忘国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本文原刊《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2年第1期第80—88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