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世纪90年代晚清民国地理学史研究的新发展

本文将对近二十年来的晚清民国地理学史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从“西学东渐”的视角来看，“明末清初”与“晚清民国”均为西方地理知识传入的集中时期，但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晚清民国，亦即以鸦片战争之后为主，理由有三：(1)就地理学而言，“明末清初”与“晚清民国”传入的地理知识有传承，亦有差异，“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知识，而“晚清民国”面对的西方地理学，已经是洪堡与李特尔开创的“科学地理学”，传入中国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作为学科的“现代地理学”；(2)从传播效果来看，“明末清初”时期“西学东渐”流传范围有限，而晚清民国新的“地理学体系”，借助“制度性传播媒介”获得了大范围的流通，“知识”的变革也具有了“普及性”；(3)从影响力来看，“明末清初”的“西学”并未对“中学”产生较大冲击，而“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学”，逐渐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综上，本文所选取的范围为“晚清民国”时期。

从研究时段来看，本文将以2000年作为起点，重点讨论新世纪的发展，并将回溯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问题意识。选择2000年，是因为这一年有两部重量级的晚清民国地理学史著作出版。两部著作分别为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与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均皆脱胎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关注点有所差异，严格来说其问题意识萌发于20世纪90年代，不过专著的流通性更强，两位学者将博士论文修改成专著出版，会使更多人阅读到他们的成果，从而激发新的思考。

另外，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地理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叉的学科，研究领域与范围广泛，与相当多学科具有关联，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选录聚焦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气象学、地质学、海洋学等学科的成果，暂不涉及。

郭著在讨论西方地理学流播中国的基础上，重视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变，重视地理学转型带来的涟漪效应，包括其与民族救亡的关系，以及诸多观念的变异等。邹著以“译著”为研究核心，关注1815—1911年间传入中国的西方地理学译著，讨论了西方地理学译著带来的大量新知识与新名词，以及在此刺激下新式教科书的编纂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等。

两本晚清民国地理学史的博士论文在1990年代并非孤立，同时期有许多重要成果。例如张平讨论了邹代钧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贡献。刘盛佳分析了张其昀的地理学思想和学术成就；不同于1960年代将其称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刘盛佳的评价相对持中，强调张其昀在中国近代地理教育、人文地理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彭明辉以“考据”与“经世”作为关键词，选取《史地学报》与《禹贡半月刊》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贯通清至民国，注重南北比较，勾连思想、政治、社会背景，为读者呈现出“历史地理学”在晚清民国的重要发展。艾素珍介绍了80多种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译作。张九辰研究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区域地理特色及地位；她还考察了中国近代对“地理与文化”的讨论，试图分析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韩光辉论述了张其昀的历史地理学思想和成就。颜士之、许为名研究了张其昀的史地结合思想，指出这也是张主持的浙江大学史地系特色之一。赵荣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清代地理学的发展，介绍了地理学各分类的著作、地理学思想等。唐晓峰分析了中国近代地理学“身世”，指出中国近代地理学包含“外来地理学”“弱国地理学”“救国地理学”“科学地理学”“失落了文化的地理学”等多重身世。

另外，此时期日本学者对晚清民国地理学史亦有研究。源昌久以翻译视角，考察了日本地理学著作对中国地理学产生的影响，并将其分为三个时期：(1)摇篮期(1840—1893)；(2)第1期(1894—1912)；(3)第2期(1913—1945)。石川祯浩将梁启超看作是中国人文地理的开拓者，指出他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或者地理史观有持续的关注，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地理思想的日本来源。

上述研究成果以及2000年郭著与邹著的出版，开启了地理学史研究的新局面。目前学界并无专文对2000年以后的研究进行回顾，故本文尝试进行这项工作。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著述，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主，兼有港澳台地区与海外的部分研究，但难免会有遗漏。

2 “西学东渐”与晚清民国地理学史研究

侯甬坚考察了西方地理学传入对方志学的影响，包括其体系、编排方式、内容等。何沛东讨论了“近代地理学”与“方志学”存在的另一种关系，即区域地理学被中译为“方志学”的现象，20世纪20年代后张其昀等人所言的“方志学”实为西方传入的“区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与传统方志并不相同，比如张其昀所编《遵义新志》就是一部区域地理著作。修圆慧认为西方地理学引入了“地球说”“世界知识”“科学精神”等新知，冲击了中国中心观。邹振环研究了地理学译著对中国地理学思想的影响，指出19世纪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入，带来了中国地理学思想的转换。当然，西学的传入必须要依靠学人的努力，许桂灵、司徒尚纪讨论了梁启超对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贡献，包括推介人地关系、介绍“地理环境决定论”“评价徐霞客及其他地理学者”等。郭双林则以“地理文明等级论”在地理教科书中的传播为例，考察了地理观念在中西之间的流动。在地理学翻译方面，有学者系统梳理了晚清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著。有学者以《地学杂志》的译文为研究中心，有学者重点关注《海国图志》中的“译名”。

杨念群指出，“西学东渐”研究有一个“从简单关注西方文化的‘单向文化传播’对中国知识体系转型的影响，到通过阅读史、概念史等新方法的运用，兼顾探寻中国内部在接受其渗透过程中所采取的复杂应对策略，重新寻究传统的内在活力，再到通过跨语际的动态观察，深究文明冲突构成的全球化多元图景”的过程。在处理西方地理学对中国地理学带来的影响问题上，我们同样应当摆脱简单的“单向文化传播”论，要考虑到中国内部的接受过程，考虑到中国自身传统的演变，考虑到其中的曲折反复。

3 知识与制度转型：“科学地理学”发展史

从学科史的角度出发，晚清民国地理学史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现代中国的“科学地理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笔者看来，“科学地理学”至少应当包括学科知识与学科制度两个层面。学科知识应当关注学科概念的流变与传播，学科制度则应当聚焦研究机构与地理教育，知识与制度转型也是认识“学科思想”的重要途径。

3.1“学科概念”的流变与传播

张九辰讨论了近代地学学科名称及其演化、分化，涉及“自然地理学”“地文学”“地质学”等；同时她还另文研究了民国地理学者围绕地理学的应用价值、地理学的定义、地理学的分类、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等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地理学”这一学科自身的概念。黄河清从词语史的角度切入，探讨了现代意义上中文“地理”与“地理学”两词的源流。曾潍嘉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人文地理学”“人生地理学”内涵演变分为三个阶段：(1)呈现人文事象的“人文地理学”；(2)主张人地关系论为核心的“人生地理学”；(3)批评人地关系论，结合了景观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人生地理学。

3.2地理学人与研究机构

地理学人往往是学术风气的引领者以及新思想的传播者。如：有论者从学人对地理学的贡献入手，讨论李希霍芬山西考察的地理价值；张相文对近代地学的开创性贡献；葛德石的中国地理研究；竺可桢对东南大学地学系的建设；李旭旦及其人文地理学思想；白眉初的“地理哲学”观与人文地理研究；罗士培在中国地理国际化与地理人才培养上的成就；吴尚时的地理学学术思想；张其昀的“区域地理”观等。张雷在澎湃新闻上发表多篇关于民国地理学人的文章，包括黄国璋、李旭旦、徐近之、胡焕庸等，讨论了这些地理学家的生平、知识谱系、学术观点等；此外，针对如何看待地理传统问题，张雷考察了民国科学地理学者对徐霞客的形象重塑，他们以科学主义为利器，以传统为资源，将徐霞客塑造成一位重视实地考察的地理学家，这样的做法意在将西方地理方法嫁接于中国文本之上，建立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学术范式。

研究机构对学术体制化来说至关重要，谢皆刚研究了清末国难日亟状态下各类地学社团的成立，并借此反思引入外来学术体制过程中的得失。他还研究了中国地学会对“科学地理”的构建、中国地学会与政局变动之间的关系、《大中华地理志》的编修、地学会的行政区域研究等。谢皆刚还以《地学杂志》为主要材料，研究了中国地学会的边疆研究、世界地理研究，试图探寻中国地学会在上述研究领域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抗战时期在中国大后方成立的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也获得了较多的关注。另一个学者注意较多的地理学研究机构，是较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华地学会；陶贤都、唐玄璇关注其出版物《地学季刊》的科技传播特色；龙其鑫指出，该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过程中，尤其注重卡尔·魏特夫，这在同时期苏联马列主义思潮中可谓独树一帜。亦有学者从宏观角度回顾中国地学会、《地学杂志》、中国地理学会、《地理学报》等学术共同体及刊物在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地位。

民国地理学界亦存在“学术派别”之分。张雷检讨了民国“南胡北黄”地理学格局，他认为这样的说法大体上可以反映1936年后中国地理学界的格局，作者指出这样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本土地理学与西方地理学之间的张力。

3.3地理教科书的编纂与地理教育的发展

清末民国涌现了大量新式地理教科书，研究者亦对此关注颇多。倪文君从宏观角度讨论晚清民国地理教科书的发展，认为日本地理教科书对国人自编地理教科书影响较大；吴海涛指出了晚清地理教科书“进步”中的“舆地”成分；代玲玲详细研究了清末小学地理教科书及其理念。亦有学者聚焦于教科书个案，包括刘师培所编《中国地理教科书》、张相文所编纂的中小学地理教科书、世界地理教科书《地球韵言》、罗汝楠的《中国近世舆地图说》等。晚清民国的高等地理教育也是学人关注的重点。张佳静讨论了民国时期大学地理教育，涉及地理教育制度、教育机构、地理教师群体等问题；她还和侯甬坚合作考察了1862—1904年一些新式学堂的地理课程设置、考试内容等，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地理教育的萌芽期。张雷研究了民国时期的地理留学问题，探讨了民国地理学人的海外学习背景，并指出英美留学占据主导地位。胡志良回顾了近代中国高等地理教育系统的发展历史，认为可将其分为萌芽期(1876—1911)、雏形期(1912—1927)、形成与完善期(1928—1949)三个阶段。在高校地理系方面，江增辉、徐飞考察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地学系——东南大学地学系的建立和解体过程。何方昱认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是竺可桢和张其昀通力合作，掌握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实践其观念的产物，该系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培养人才颇多，1949年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李凡从系史的角度详细考察了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史地系的发展。孙俊等人系统考察了民国高等地理教育的发展。张雷则进一步思考了地理留学与民国科学地理学建设的关系，他指出留学生回国后，通过引进区域地理学和实地考察，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地理学，并且他们还通过派系斗争，争夺中国地理学会的控制权和其他资源。

学术界对于晚清民国“科学地理学发展史”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然而，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何为“科学”的地理学？实际上，西方地理学一直处在变动中，“科学”的标准因时间、空间的区别而有差异，这也体现在对中国的影响上。通过前引曾潍嘉的论文可知，“人生地理”的含义经历了几次转变；1909年成立的中国地学会与1934年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二者在何为“科学地学”的认识上也有所区别。因此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了解晚清民国地理学人眼中“科学地理学”意涵。例如，民国地理学者如何介绍、书写“科学地理学史”，不同时期、不同研究机构有何差异，中国的传统地理学被放置在什么样的位置，和“科学地理学”相比，存在什么样的缺陷，这都是需要厘清的问题。

4 地理学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思想史的视角

作为一门强调“空间”的学科，地理学无法自外于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如果从思想史的视角切入，西方地理学的传入，改变了国人的世界观，并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纠缠在一起。一言以蔽之，新地理知识传入带来了世界观的转变，国人萌发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进一步刺激了地理学的发展，地理学的繁荣又帮助了民族主义的传播。

4.1地理学与新世界观的产生

新世界观的产生，必然会促使国人重新思考中国所处的位置。潘光哲讨论了制度性媒介的出现所呈现的新式“地理想象”。韩子奇以《地学杂志》为例，对比了“一战”前后国人世界观的变化。他还以五位晚清地理教科书编者为例，指出他们已经具有“环球意识”。傅正分析了清末政治地理学对清末文明史观的影响，检讨了进步主义、自然选择等观念的理论渊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4.2地理学与民族主义观念

黄东兰研究了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如何表述失去的土地。陈丹阳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地理学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问题，例如他重点选取了“黄河”“昆仑山”“长城”等地理意象，研究这些地理景观是如何被作为“民族符号”叙述的。何思源聚焦于地理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刘龙心讨论了林传甲主编的《大中华地理志》，认为从地方入手的《大中华地理志》仍然包裹强烈的国家认同。王鹏玮考察了民国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的澳门意象，指出“澳门”在近代中国同时具有“被殖民”的国耻记忆和现实想象。黄克武进一步挖掘了“中国本部”在知识界辩论的“思想史意义”，梳理了该词传入中国，并且被国内学人不假思索使用的过程。

4.3地理学与建设现代化国家

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培养的两位学者涉及了这一主题。Chen Zhihong(中文名不详)的博士论文讨论了民国边疆危机对地理学发展产生的刺激性作用。Rachel Wallner的硕士论文认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将现代中国地理学构建为一个有科学依据的知识范畴，地理学因此成为认识空间的强大框架，帮助中国进入现代世界。Chen Zhihong还单独撰文讨论领土民族主义与20世纪初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学科形成之间的联系。

目前的研究已经揭示出地理学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仍然有继续挖掘的空间。学者们注意到了地理教育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尤其是教科书在编写过程中会灌输“国耻观念”。但实际上民国地理教育界曾经围绕是否在学校中推行“国耻教育”有过争论，例如朱毓魁就曾明确反对“国耻”教育。类似的言论提示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国耻教育”在近代中国地理教育中的地位。

5 历史学与地理学：史地关系的视野

“地理”在传统文献分类法中处于史部之下，二者并无后世分科中的遥远距离。唐晓峰指出传统的“王朝地理”与政治、伦理道德、历史密不可分，隶属于儒家的宇宙秩序之中。这样的观念势必影响到学科体系建立过程中的历史学与地理学。同时，从西方尤其是法国引进的维达尔(Paul Vidal de la Blache)、白吕纳(Jean Brunhes)一派地理学，同样强调地理与历史的紧密关系。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点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1)聚焦于有过历史与地理研究经历的学者。武军指出梁启超介绍“地理环境论”，并将其作为“史学理论”进行研究；朱文哲考察了梁启超文化史研究中的地理书写；任虎以姚从吾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的“史学地理化”问题。

(2)比较关注“史地”为名的相关期刊、科研机构、学术思潮等，其中南高史地学派是学者们考察的重点。吴忠良重点讨论了“史地学派”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史学实践、史学建设；陈宝云聚焦于《史地学报》及其背后的学人团体；范今朝认为“禹贡学派”之外，在南方还存在一支“史地学派”，该派以张其昀为核心，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多有建树。任虎的硕士论文延续了“史学地理化”的研究，他认为所谓的“史学地理化”，是一种应用地理学知识理论与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新方向，作者据此讨论了大学中的史地学系建置、方志学的建立以及历史书写问题。姚正平研究了晚清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往往“从地理谈起”的书写模式，他还关注了近代中国在科系、学会、杂志上的“史地合一”现象。任虎另文讨论了民国时期高校历史系中开设的地理学课程。毛曦考察了民国时期史学界将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看作自身辅助学科的趋向。

可以看出，在对史地期刊、机构的考察中，研究者实际上更多的是试图以此来反思历史学的学科化过程。姚正平对历史教科书往往“从地理谈起”现象的分析，是意图分析历史教科书的书写模式；他对“史地合一”现象的研究指出，史地期刊的大量出现与史学的学科化相悖；任虎则认为大量以“史地”冠名的学系、学会和期刊的出现，是“史学地理化”的表现，这促进了史学的“专业化”与“科学化”。事实上，从历史学出发看二者关系与从地理学出发看二者关系当有所不同，例如，地理学研究需不需要历史学？地理教育中历史有何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地理学史的了解。

6 史料的整理与出版

虽然“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一论断存在诸多解释，但是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必然对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这里试着列举一些近二十年来出版的与近代地理学人物相关的重要史料。

(1)全集类：

《竺可桢全集》。作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竺可桢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2004年起陆续出版的《竺可桢全集》，收录了竺可桢的论文、信函、日记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2)口述访谈与科学家回忆类：

《施雅风口述自传》。施雅风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他的口述自传包含他在浙江大学的求学经历，可以给我们考察浙江大学史地系提供一个较好的例子。

《资深院士回忆录》，其中第二卷有地理学家任美锷、陈述彭的回忆。

《北平学人访问记》，其中有地理学家白眉初与黄国璋的访谈。

(3)西方学者来华考察相关材料：《葛德石近代中国考察档案文献汇编》。葛德石以中国地理研究闻名，他致力于帮助中国发展地理学，与国内学人多有交集。这套文献汇编收录有他与国内学人的通信、考察报告、图像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他者”的视角。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本书是李希霍芬在中国旅行时的日记，记录了他在中国考察时的见闻，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李希霍芬的理解，还可以借助李希霍芬来观察当时的中国。

此外，瑞典人斯文赫定师从并效仿李希霍芬，多次深入亚洲腹地进行调查。目前中文学界翻译了一些斯文赫定撰写的调查记，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内亚”知识的积累过程。

7 展望

笔者以为，可以进一步讨论地理学知识的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变革，或者是范式转换，这方面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引入中国的“世界知识”如何改变国人世界观，但西方地理学的引入其实还改变了国人对自身的认知。在这一问题上，可以采纳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知识社会史”视角，深化对地理学知识的研究。比如，知识生产于什么样的语境？知识是如何在不同领域被论述，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被运用的？知识是否有地域、阶层、群体意义上的分布？知识是如何被推广、传播的？笔者认为，知识史的视角还应当跳脱线性史观的束缚，不再将“传统”与“现代”视为“落后”与“进步”，而是将其看成不同的“知识体系”，将现代地理学的建立看成不同“知识体系”的交融。另外，相较于清末地理学以“译介”为主，民国地理学逐渐转向“研究”。通过对民国地理学研究实例的把握，可以深入剖析研究背后的学术思想及学术传统的形成。

（本文原刊《中国科技史杂志》2021年第4期第619-629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