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性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地理学的研究内容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变化，而国际化和本土化则是当代中国地理学发展重要的议题（马润潮，2011；陆大道，2011）。同时，各国地理学由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历史环境等的不同也存在地域差异（吴传钧，1990）。因此，增强对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地理学知识的认识，了解其研究的发展轨迹，对于发展本土地理学具有较强的学科意义。

国际上，英语作为一门流传最广的学术交流语言使得英美的知识生产占据“天然的”霸权地位（Garcia-Ramon,2003），关于英美主导的知识霸权的争论和批判也不断涌现（Rodríguez-Pose,2006），越来越多的地理学者关注到“非西方”本土知识的力量（Battersby,2004;Timár,2004），主张重塑对“西方”知识与“非西方”知识的认知，扩展超越英美地理霸权的地理学实践（Panelli,2008;Peake,2011），同时也要辩证看待地理知识的去殖民化尝试（Jazeel,2017）。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的本土地理知识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地理知识体系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江莉莉，2013），特别是伴随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中国本土学者参与全球学术研究的影响不断扩大，周晓虹（2010）指出“中国研究中的主客体的并置，以及不同主体之间获得某种共通性的可能，或许能够为当代中国研究的范式重构提供某种新的路径。”

中国地理学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地理学在过去几十年间有着深刻的知识交互和影响，但同时也基于各自社会基础形成了不同的发展特征（陈发虎等，2020）。站在中国地理学科走向国际化与强调本土知识智慧的新跑道上，从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两个视野，基于中、英、美的权威地理学国际期刊载文情况，尝试对3个国家的地理学发展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希望通过对比的视角，有助于认识三国地理学的发展轨迹并找寻学科发展的异同，揭开所谓“西方地理学”内部的分野，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与世界地理学的对话，从中找准中国地理学的特征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1．中、英、美地理学的发展与对比研究

中、英、美三国地理学的发展长期受到关注。对美国地理学的发展研究方面，吴巧新等（2007）基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以下简称AAAG）的刊文情况对近百年美国地理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在研究内容上，美国地理学主要关注自然和社会，特别是与人类生存、生活相关方向。而人文地理学始终占主导地位，但同时也重视对自然地理的研究。诚然，历史上自然地理学长期是AAAG的贡献主体，而人文地理学在近年来成为刊文的主导学科。Marcus（1979）在对美国自然地理学的回顾总结中认为，自然地理学除了在AAAG的第一个十年中处于最强的地位外，在后来的发展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Skaggs（2004）在对美国气候学的文献回顾中认为，气候学研究更倾向于将成果发表在气候学声誉较高的非地理学类期刊上，这是美国地理学期刊中自然地理研究呈现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在研究重点的变化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会刊发表内容主要关注自然、地图学、经济和地方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转为关注地方、自然、社会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技术和地理信息科学、地理教育及机构、地理学科反思、生态和文化等研究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越来越注重环境科学，自然与社会，人口流动，地方区域策略等与人类发展和生活环境相关的研究（Kobayashi,2010）。

对英国地理学的发展研究方面，任浩明（1987）摘译了《二次大战后的英国地理学》（Johnston et al.,1987），指出英国地理学除了区域研究具有欧洲特色外，在地理学的分支研究与美国地理学联系密切。类似的，朱宇姝等（2006）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英国地理学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梳理，发现英国和美国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主要是吸收美国地理学并结合本土实际开展实践。此外，英国地理学参与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地理学发展，以英联邦国家尤为明显，对海外社会、文化、政治和人口的关注是英国地理学的特征之一（Stoddard et al.,1983）。郑国强等（1986）对英国近、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做了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展现了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英国地理学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国人文地理学注重“过程”研究，注重“关系”和微观尺度，行为地理学（购买、居住、企业行为等）和社会地理学（剥夺、移民、少数民族人口、治理失调、住房、选举、健康等）蓬勃发展，关注特殊社会团体和社会问题，并对规划、政策产生作用。

中国对地理学发展的讨论与思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多。在此之前，黄秉维（1960）曾对60年代中国自然地理学发展的趋势进行阐述，并指出当时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学取得显著发展主要是符合国家建设需要。进入90年代，许越先（1991）对中国当代的地理学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地理学发展需加强理论研究（陆诚，1992），除了为应用研究的发展保持后劲外，也要勇于向西方地理学的权威挑战（江莉莉，2013）。至90年代末，也不乏关于20世纪中国地理学的回顾与反思，如孙根年（1997）回顾了20世纪地理学界的重大事件，并在关注全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地理学应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取得突破。吴传钧等（1999）对20世纪的中国地理学存在的问题，如理论建设薄弱、分支学科发展不平衡等进行了反思。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关于中国地理学发展的思考与交流持续增加，不少学者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对近现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刘睿文等，2006；钟赛香等，2014；何书金等，2019），讨论的主要话题集中在中国现代地理学发展过程和趋势状况（郑度，2001，2015；陆大道等，2001，2003；葛全胜等，2003；冷疏影等，2005；宋长青等，2005）。其次是国际地理学视角下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蔡运龙等，2004；陆大道，2011）等方面。除此之外，也有对中国地理学出现的二元结构的思考（刘云刚等，2008）、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省际差异的关注（杨显明等，2012）、中国地理学研究范式发展的研究（高庆彦等，2013）、以及关于地理学“回归”和地理学共同体建设（刘云刚等，2018）等议题的探讨。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正站在快速国际化和强调本土知识贡献并行的新阶段。在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经验”、总结“中国理论”的学科发展新常态之下，地理学的研究需要站在国际平台上有为参与、积极对话。然而，虽然过去10年中国地理学发展迅猛，但鲜有以中国地理学与西方，特别是英、美地理学对比和反思为主题的研究。吴殿廷等（2008）基于《地理学报》和AAAG的载文分析，通过对中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及特征、重点研究内容及方向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方面的比较，发现20世纪以来美国地理学呈持续发展态势，人文地理一直占主导，而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过程较为曲折，人文地理学直至改革开放后才获得巨大发展。学科从重视自然地理向同时注重自然、人文和地理信息科学迈进。此外，李小玲（2014）也从办刊宗旨、学科内容、国际化程度以及办刊特色等不同方面对比了中西方主流地理期刊《地理学报》、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下文简称JGS）、AAAG、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下文简称TIBG）的发展情况，总结各期刊的办刊经验，以期推动中国地理期刊的成熟发展。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Lily Kong（2013）指出，中国地理学者的声音越来越多地被全世界的同行所听见。中国地理学作为在非西方发展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地理知识体系，所产出的本土知识“将足以令人兴奋，甚至成为一种可能震动英美学术霸权的革命性的全新理论见解”（江莉莉，2013）。林初昇（2020）则指出，虽然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和中美争端的升级会减缓全球化的趋势，但走向对话和融合是长期的趋势。中国学者应该正视当前理论和研究创新的重要机遇和挑战，敢于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声。

因此，从学科国际化和本土化发展的角度，平行对比中、英、美三国地理学的发展特征，有助于摆脱从西方视角下审视中国地理学发展的“偏见”，同时也有利于透析“西方”地理学内部的异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总结中、英、美三国当前地理学的发展阶段，并溯源其发展历程，对于在国际知识交互和融合的过程中，保持、挖掘和凸显中国地理学发展特色，定位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具有一定意义。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CiteSpace是一款通过可视化手段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的信息软件，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co-citation）、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等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以探寻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形成科学知识图谱，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以及探测学科的发展前沿（陈悦等，2015；李杰等，2016）。在地理学领域，已有不少学者将之用于学科领域的探测分析，如贺灿飞团队（2014）运用CiteSpace展现了西方经济地理中政策研究的知识图谱，朱竑等（Zhu et al.,2016）通过CiteSpace分析了国际上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动向，颜子明等（2018）基于CiteSpace呈现了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发展进程等，极大地丰富了地理学各领域的知识结构，对于国内外地理学相关知识的传播和发展有所裨益。

本文应用该软件的关键词共现（time-zone）、突发性检验和关键词聚类3个功能，分别对JGS、TIBG、AAAG三个期刊在2010—2020年的文献进行分析，揭示中、英、美地理学在近年来的知识演进、历史热点和主题脉络。

数据选取自中、英、美三国地理学的主流期刊代表：JGS、TIBG、AAAG。JGS为《地理学报》英文版，由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联合主办，是学报级综合性学术刊物，自1990年创刊以来一直注重扩大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属于中国创办最早的地理学英文期刊，作为中国的英文科技期刊，其国际发行量和下载量也名列前茅（赵歆等，2014），根据近3年《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数据显示，JGS的国际影响力指数CI均高于同年的《地理学报》中文版，且超过国内创办的其他地理学英文期刊，是中国地理对外展示和交流的重要平台。TIBG是国际顶级地理期刊之一，创办于1935年，其创办单位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是地理学领域内发表高质量学术成果的重要窗口（刘云刚，2009）。AAAG则是由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于1911年创办，被公认为是世界上具有权威性的地理期刊（李旭旦，1987）。3本期刊都依托于各国的全国性地理学会背景而发展，期刊内容综合性强，且都拥有比较长的发展历史。从收录数据库来看，JGS收录于SCI，TIBG和AAAG收录于SSCI，皆属于当前国际上的主流期刊。因此，这3本期刊在国际地理学界都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能够反映期刊主办国的地理学发展状况，适合放在国际上的同一平台上作对比。

以2010—2020年作为时间划分，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分别获取JGS、TIBG和AAAG的文献数据，选择“ARTICAL”作为文献类型，以“全纪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为记录内容导出文本数据，得到JGS文献记录997条，TIBG文献记录543条，AAAG文献记录615条。在CiteSpace软件中以“Keyword”为节点类型，对上述文献记录进行运算，可视化得出三者的关键词共现的时间序列图谱、关键词突发性检测图谱和关键词聚类图谱，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二次制图。

3．中、英、美地理学研究发展特征分析

3.1知识演进分析

根据JGS、TIBG、AAAG的时间序列图谱绘制2010—2020年JGS、TIBG、AAAG关键词时区共现图。其中，2010—2017年按照两年为间隔合并展示关键词，2018—2020年合并展示3年关键词。关键词的展示选择对应时间段内首次出现，并且从其出现到2020年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前几项，引用次数高的关键词字体较大，引用次数相对较少的关键词字体较小。

图1显示，JGS近10年的研究发展呈现由单一自然要素向生态系统多样性、学科综合交叉研究转型的趋势。根据关键词信息及研究内容变化，以2016年为时间节点，可分为2个阶段：1）2010—2016年，该阶段总体以单一自然地理要素以及特定区域研究为主。气候变化、环境响应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话题（Li et al.,2011;Yin et al.,2013），主要是对气温与降水、水文与水资源、植被覆盖、土壤生产力等单一自然地理要素及其影响机制的分析（Xu et al.,2010;Sun et al.,2013）。同时，土地利用变化也是重点关注的内容，除了涉及大尺度如中国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分析（Liu et al.,2016a），也包括对中小尺度局部地区的林区（Deng et al.,2010）、农业用地（耕地、草地）（Shao et al.,2015）等的演变特征及机制的讨论。具体来看，2011—2012年，在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城市空间扩张促进关于城乡土地利用演变的特征及其驱动力研究，并注重土地利用优化过程中的生态效益问题（Long,2014）。

2013年，全新世的古地理环境演变成为研究热点（Cheng et al.,2013）。2014年，伴随生态系统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的程度不断加深，对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生态承载能力的研究也成为新的热点（Zhang et al.,2014a;2014b）。新疆、青藏高原、黄土高原、黄河流域、东南沿海快速发展区等是这一时段主要的研究区域。2）2016—2020年，研究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综合性增强，珠三角、长江流域、华北平原是重要的研究地域。具体来看，2015—2016年，生态系统服务、城乡转型话题日益得到关注，如自然资源的保护（Wei et al.,2015）、土地整理的生态功能（Wang et al.,2015）、土地利用效率评价（Lin et al.,2015）等，特别是城市化研究内容更为丰富，涉及土地利用变化、城市化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城市化与流动人口等议题（Liu et al.,2015a; Zhang et al.,2016）。2017年，可持续发展成为热点（Hong et al.,2017;Kuang,2017），水管理问题、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及相关影响机制研究凸显了人地系统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2018—2019年，生物多样性、水文过程与水资源研究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重要内容（Xie et al.,2018），此外，也不乏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差异、城市收缩、农业生产与农田保护问题的探讨（Cao et al.,2018;Du et al.,2019; Xiao et al.,2019）。

TIBG在2010—2020年延续了对空间与地方等传统话题的探讨，总体以社会文化地理、政治地理以及城市地理研究为主。具体来看，2010—2011年，政治地理议题关注度高，涉及对军事与战争、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的探讨较多（Kearns,2010;Williams,2011）。同时，受非表征、物质地理学和情感地理学等理论动向的影响，地理学家对身体、性别、商品和品牌、宗教、教育、儿童等有关的社会文化地理话题展开丰富的研究（Pile,2010;Pike,2011;Walsh,2011）。此外，城市研究方面也颇为活跃，热门话题涉及绅士化、城市景观、社会隔离等（Harris,2011;Smith,2011）。2012—2013年，流动性研究与移民、景观、身份认同、权力等内容联系密切（Ehrkamp et al.,2012;Ramadan,2013），与此同时，城市气候与生态治理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演进热点，包含对可持续政策和绿色建筑设计等的探讨（Bulkeley et al.,2012;Faulconbridge,2013）。2014—2016年，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浪潮之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本土社区与移民等多元主体的空间实践成为讨论热点，也伴随着关种族、贫穷、暴力、自然保护等研究议题的发展（Adams et al.,2013;Williams,2014）。2016年人类世有关的讨论涌现，主要思考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关系并将二者联系起来。2017—2018年，健康地理成为新的演进热点，涉及流行疾病控制、微生物在人类生态中的作用等自然环境与生物健康之间的研究（Lorimer,2017；Tsouvalis,2018）。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过程下，心理健康与地方关系研究也日益成为学者的关注点（Pearce et al.,2018）。此外，去殖民主义在这一时期也引起地理学者的思考与反响。2019—2020年，研究话题多样化，如环境和气候变化下的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福利政策紧缩下的住房、流动、金融等话题，关注志愿者、母亲等多元主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情感问题（Christophers,2019;Lin et al.,2020;Jenkins,2020）等。

AAAG在2010—2020年呈现由自然地理研究和宏观政治地理研究向“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综合地理研究转变的趋势。具体来看，2010年，研究以气候变化和政治地理为主，气候变化相关话题与冰川退化、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环境移民以及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策略等内容密切相关（Mark et al.,2010;Gober et al.,2010;Valdivia et al.,2010）；政治地理方面则涉及政治生态学、环境正义、民族认同与国家想象等话题（Peluso et al.,2011;Bouzarovskietal.,2011;Holifield,2012）。2011年，国家（state）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成为新的演进热点，相关研究对领土与主权、边界、公民身份等进行讨论，生物能源、环境治理等话题也相继出现（Jones,2012;Morgan et al.,2013）。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关于中国的研究也成为新的热点，主要关注中国的碳排放、环境正义等城市治理和经济与生态建设，以及国家地缘政治话题（Chen et al.,2013;Rowen,2016）。2012—2013年，大数据与地理信息科学、流动性与社会隔离、邻里环境、健康地理等形成新的演进热点（Kwan,2013）。在气候变迁和全球化环境危机背景下，脆弱性与恢复力研究受到关注，包括水资源管理、灾害管理等内容。2014—2015年，既有涉及宏观政治经济视角的空间修复的话题，也涉及微观日常生活视角中的空间排斥、劳动地理等话题（Trauger,2014;Smith,2015）。AAAG也对人类世概念的出现进行了回应和讨论，关注地理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从更微观的视角探究生态环境变迁下家庭日常生活实践的转变（Gibson et al.,2015）。这一热点出现的时间与TIBG相仿，显示英美地理研究热点的一致性。2016年，生物多样性保育、环境治理与土著居民权益冲突等问题成为生态治理研究的关注热点（Dempsey et al.,2016;Horowitz,2016）。2017—2018年，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更加丰富，将气候变迁研究进一步导向人类社会，并将气候变异与人类健康进行关联研究，使得健康地理的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出现空间中的社会正义话题，与公民权、LGBT、后殖民主义等话题联系紧密，自发地理信息、微观尺度犯罪地理研究相继出现，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得到了支撑（Goh,2017;Lake,2018;Haworth,2018）。2019年，威权主义、民粹主义下的环境治理受到关注。同时，尝试利用社交媒体数据进行作为地理数据分析来源（Middeldorp et al.,2019;Jiang et al.,2019）。2020年，金融地理、地理学的可重复性研究等成为新的讨论热点（Pollard et al.,2020;Sui et al.,2020）。同时，也关注到老龄化与日常护理等社会地理方面的话题（Ho et al.,2021），而东南亚则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研究区域（Yeoh et al.,2020）。

3.2历史热点分析

突现词（Burst terms）指在持续时间内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对关键词进行突发性检测有助于把握过去10年中各期刊热门研究话题的延续性和演变趋势。在Citespace软件生成的关键词突发性检测图谱的基础上，仅保留有实际意义的关键词以及其强度和跨越年份。同时，根据不同阈值的调试，在本文中强度2.7以上的关键词更有利于看出JGS、TIBG、AAAG三个期刊突发关键词出现的关系。通过对近10年JGS、TIBG、AAAG的关键词进行检测，得到突现词图谱。

从JGS的分析结果看（图2-a），JGS在2010—2014年“NDVI”（2010—2014年）、“simulation”（2010—2011年）、“monsoon”（2010—2014年）、“remotesensing”（2011—2013年）和“precipitation”（2011—2012年）此类与气候变化研究有关的词汇突变强度大且持续时间长，反映出在这一阶段中国地理学对于气候与环境变化这一重要领域的探索一直呈现很高的活跃度，全球变化已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命题，特别是气候变化、土地覆被变化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加上遥感等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成熟，中国学者除了继续保持对如植被、冰川、大气等自然地理要素的动态监测外，越来越注重从可持续视角探究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互动关系。同时，“streamflow”（2011—2013年）、“runoff”（2012—2013年）也体现了水文研究与水资源管理是这阶段研究的热点。2013—2016年，伴随中国高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关键词“transport”成为这一阶段人文地理领域研究的热点内容，交通网络发展在不同尺度下产生的空间效应引起了较大的关注（Song et al.,2016）。2015—2020年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热议话题，“ecosystem service”（2017—2020年）、“conservation”（2018—2020年）这类与生态系统服务有关的热点词汇延续至今，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价值研究对于土地规划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Du et al.,2018）。从研究区域来看，新疆（2010—2014年）、黄河（2012—2017年）是中国研究区域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典型区域，“Europe”（2018—2020年）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区域，其突现反映“一带一路”地区也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热点区域（Wang et al.,2018）。在国家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等领域建设的背景下，地理学作为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学科，在响应国家发展战略上发挥了地域性、综合性的独特优势。

从TIBG的分析结果看（图2-b），“London”本身作为蕴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内涵的空间，为城市地理、社会文化地理等研究提供丰富的案例样本，同时作为期刊主办国的重点研究区域在2010—2012年形成爆发点（Koch et al.,2012）。而在2010—2015年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culture”（2010—2011年）、“knowledge”（2010—2014年）、“power”（2012—2015年）、“memory”（2012—2014年）这类与社会文化地理相关的话题成为多元的研究热点，关注不同文化群体以及其中的身份与权力关系（Horowitz,2015），是英国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特点。2013—2016年，新自由主义下的空间治理成为热议的研究话题，“governance”成为持续时间最长的爆发点，在此期间，与之相关的“state”（2014—2015年）、“neoliberalism”（2014—2016年）也相继爆发，研究尺度涉及国家内部治理（包括英国自身，以及哈萨克斯坦、南苏丹、菲律宾等国家地区）、宏观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涵盖经济、政治、环境生态、政策等不同层面。2015—2017年，“security”（2015—2016年）、“war”（2015—2016年）、“sovereignty”（2016—2017年）先后爆发，反映在中东政治不稳定和极端宗教恐怖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政治地理成为这一阶段关注的核心领域。2017—2018年，“territory”的爆发体现了这一时期学者对于“领土—国家”关系研究的兴趣，在全球流动性增强和难民涌入欧洲的背景下，“migration”（移民研究）也相应形成热点。

从AAAG的分析结果来看（图2-c），在相同的阈值范围里，AAAG的突现词数量最多，显示出AAAG研究热点的出现和转移更为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美国地理学研究的活跃度。在2010—2015年“globalization”（2010—2015年）、“landscape”（2010—2011年）、“drought”（2010—2012年）、“poverty”（2010—2012年）、“land use”（2010—2012年）、“governmentality”（2011—2014年）、“forest”（2011—2013年）、“risk”（2012—2015年）这些词汇在美国地理学中是研究的热点。

尤其是“globalization”和“governmentality”，反映这一时期，全球化背景下的气候治理、社会治理以及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应对全球环境变迁及响应方面，美国地理学的视野更加开阔，不局限于“全球地方化”本土经验的探究，对于全球层面的能源、资源、环境等问题亦投以更多目光（Rice,2010;Le et al.,2013）。2015—2020年“population”（2013—2015年）、“biopolitics”（2015—2016年）、“segregation”（2016—2018年）、“accumulation”（2016—2018年）相继出现但持续时间较短，显示人口话题、生命政治、空间排斥等话题曾是美国地理学的关注热点，而“governance”（2017—2020年）、“justice”（2018—2020年）、“uncertainty”（2018—2020年）、“transformation”（2018—2020年）是持续至今的研究主题词，受近年来美国新自由主义、资本霸权、人权平等、反对种族主义等政治环境的影响，美国地理学对社会正义、个人情感等方面投以更多的关注。

3.3主题脉络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利用对数极大似然率（LLR）算法得出若干个聚类集群，并将集群结果与其相关的关键词进行融合，分别总结得到2010—2020年JGS、TIBG、AAAG三个期刊地理学研究的知识域。

对JGS近10年的关键词进行聚类整合，共得到5个知识域（图3）：1）“自然地理过程（physical geography process）”，包括气候变化、物候学、全新世、降水—径流、冰川、湖泊等关键词；2）“3S”技术，包含地理信息系统、城市体系、数字地貌、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地表过程模型等关键词；3）“生态与环境”，涵盖环境污染、水资源与水管理、净初级生产力（NPP）、生态系统服务、生态恢复、生物多样性等主题；4）“领土/领域/领地”，包括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城市空间扩张、边缘地带土地利用、空间异质性等国土空间开发与整治内容；5）“经济与发展”，包括农业经济、农村转型发展、城乡一体化、区域经济、人口与移民、投入产出分析、“一带一路”等内容。

总体上，JGS在近10年内以自然地理研究和区域研究为主，也伴随着多学科融合交叉发展，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具体而言，自然地理过程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特别是气候变化及其环境响应，除了对不同区域气候变化的时空特征分析外，还关注气候与植被、水文、冰川等自然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基于特定区域展开的植被、物候、地形地质乃至古地理环境的探究（Zhang et al.,2011;Wang et al.,2011;Li et al.,2013）。伴随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运用遥感影像、模型模拟等方法进一步实现对如城市扩张、土地利用与土地植被覆盖、古地理事件等地理过程的反演、监控和预测，有效地扩充了对农田、城市湿地等陆地生态系统的综合研究（Long et al.,2012;Tong et al.,2018）。同时，在国家可持续发展、生态建设等治国理念提出的背景下，生态与环境逐渐成为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一方面关注环境污染、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与管理等问题（Chen et al.,2016;Jin et al.,2018），另一方面关注农田保护与农业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及评价等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议题（Yang et al.,2016;Liu et al.,2016b）。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增长与收缩、城市边缘以及山区农田等边缘地带逐渐纳入国土空间开发与整治的研究中。同样，在城乡转型发展的时期，新农村建设、粮食安全与农田保护、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群、人口与移民等问题都为产业经济与城乡发展研究提供思路（Liu et al.,2011;Fang et al.,2017;Liu et al.,2018）。

对TIBG近10年的关键词进行聚类整合，共得到5个知识域（图4）：1）“景观”，包括伦敦、气候变化、城市化、遗产、文化、自然、可持续性等关键词；2）“社会文化地理”，涵盖隔离、教育、健康、贫困、青年地理、环境正义、日常地缘政治等研究；3）“情感”，包括非表征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物质性、情绪与情感地理、性别、身体、无家可归等内容；4）“心理健康”，包括难民、生命历程、移民管理、环境调节、保护景观、城市公共空间等内容；5）“领土/领域/领地”，包括地缘政治、主体性、空间生产、军事、宗教地理、边缘等话题。

从TIBG近10年研究的知识域来看，主要以社会文化地理、地缘政治、城市地理等为研究领域，同时，研究内容的跨学科性强、融合度高，知识域结构更为复杂。TIBG关注的领域集中于人文地理研究，文化景观作为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亦是TIBG的主要议题，涉及城市遗产、绅士化、后殖民城市的郊区化等话题（Mercer,2017;Connolly,2020），在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关注生态化城市治理、可持续性建筑、发展正义等问题（Evans,2011;Faulconbridge,2013;Gahman et al.,2020）。社会文化地理是英国地理学研究的“主流”，与社会隔离、教育、健康、性别、种族、流动性等社会话题息息相关，并呈多元发展态势（Moran et al.,2011;Slater et al.,2012;Herrick,2017）。其中，伴随“情感转向”的影响，情感地理日益受到重视，涉及城市公共空间与情感、跨国移民与地方感等主题（Jayne et al.,2010;Ehrkamp et al.,2012）。与此同时，在健康地理中，心理健康话题引起了关注，关注生活环境与心理健康的影响等话题（Pearce et al.,2018;Loyd et al.,2018）。政治地理方面除了对军事与战争、国际关系等话题的研究，也包含对种族政治、身体政治、生物安全等多重空间政治意义的探讨（Fluri,2010;Evans,2010;Shaw,2010）。此外，基于英国的国家历史和地缘关系，国家与领土研究亦是其重点关注的对象，特别是对印度、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Schnell et al.,2015;Akhter,2016;O'Donnell,2020）的关注。

对AAAG近10年的关键词进行聚类整合，共得到5个知识域（图5）：1）“政治生态”，包括威权主义、民粹主义、环境与资源管理、乡村地理、森林退化、环境与边境安全等话题；2）“气候变化”，涵盖气候变化影响、韧性和脆弱性、环境正义、水文、温度波动、气候变化与城市活动、自然—人类系统、家庭行为等内容；3）“移民”，包括环境移民、地方移民政策、移民与地方发展、身份认同、流动轨迹等研究；4）“地理信息系统与大数据”，涉及地理空间分析、时间地理、社交媒体与自发地理信息、质性地理信息数据、城市地理数据、地理信息技术发展及反思等内容；5）“健康地理”，包含卫生政策、社会正义、生命政治、邻里环境与健康等议题。

从AAAG近10年研究的知识域来看，以环境与生态政治、政治地理、人文地理等领域为主，综合地理特征明显。这一时期，美国地理学研究受国内政治环境影响明显，威权主义、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是进行环境与生态问题研究的重要切入视角，致力于探究人类行为以及其中的权力关系在环境变化中的作用，关注森林砍伐与土地变化、气候政治、农业生产等问题，特别是在环境治理、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涉及的公共参与、剥削压迫、知识与权力等社会话题（Aldrich et al.,2012;Jennifer et al.,2015;Bosworth,2019）。此外，在政治地理上，将自然保护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关注全球环境政策、边境安全、种族与身份认同等地缘政治话题（Peluso et al.,2011;Sundberg,2011;Bergmann,2013）。在气候变化研究中，关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地理话题，如气候变化过程机制与模式、水文变迁等，但更多关注气候与环境变化下的“自然—人类”系统，如洪水管理

与交通、水资源与水规划、冰川消退与人类社会脆弱性、主权与领土、气候治理中的城市活动和家庭日常实践等议题，在气候变化应对策略中关注本土知识、跨界（境）合作实践、时间性、环境正义等问题（Mark et al.,2010;Valdivia et al.,2010;Wilder et al.,2010）。在全球化和流动性不断加强的当下，移民研究一直是美国地理学重点关注的话题，涉及环境移民、非法移民、跨国移民、劳动移民等不同主体，进行了有关地方移民政策、选民迁移与政治景观、移民定居与地方发展、迁移与身份认同等话题的探究（Leitner et al.,2014;Rodríguez-Pose et al.,2014）。在大数据时代，地理信息技术迎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地理信息大数据来源更广、内容更丰富，如选取社交媒体数据、自发地理信息、以语义和情感分析为代表的质性数据等作为研究数据，丰富了地理时空分析的研究（Haworth,2018;Jiang et al.,2019;Liu et al.,2015b）。此外，全球健康和老龄化问题日益受到重视，邻里社会和自然环境与人类健康问题紧密关联，健康地理也成为这一阶段研究的热门领域（Bell et al.,2013;Loo et al.,2017）。

4．结论与讨论

综合来看，文献分析验证了中、英、美三国地理学的发展受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呈现不同的发展特征（图6）。美国地理学显示出自然与人文并重发展的趋势，近年来对于“自然—环境—人文—社会”要素的综合地理研究活跃。其中，美国地理学界对于生态政治的关注蔚然成风，特别是结合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探索环境演变背后的人文要素和政治经济逻辑，以及健康地理问题，这展现了在人类世理论发展的背景下，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研究相结合的学科新趋势。此外，近年来在美国部分政客刮起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退群”行为和建立边境围墙等社会背景下，美国地理学界对于种族隔离、非法移民、公平正义、贫困和社会管治问题有较多的关注。总体来看，AAAG刊文展现了美国地理学圈既关注大尺度上的全球或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地矛盾，也关注中观、微观尺度上的人地关系，关注面涉及广，议题贴近美国社会发展的热点和需求（周一星，1998；郭慧泉等，2013）。

英国地理学圈与美国有共同的研究兴趣点，但也展现了自身的特征：政治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以及特别是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极具特色（Kobayashi,2010）。与美国地理学界类似，TIBG对于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也投入了大量的关注，但更“专注”于从不同人文地理学视角对环境问题展开研究，如关注气候变化对城市建设和管治的影响，可持续性发展与发展正义的关系，以及生活环境与健康等方面。此外，英国作为英联邦国家的重要成员，英国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学传统依然鲜明，特别是对于英联邦国家的地缘关系的格局、演变和机制等研究受到关注。其次，近年来受欧洲和中东局部地区政治形势不稳定的影响，伴随着地缘局势的紧张和难民的迁移和流动，其衍生的社会隔离、健康、种族、性别、情感等问题也受到英国地理学界的关注。从AAAG和TIBG刊文来看，英国和美国地理学发展存在的共性议题是源于英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些共性问题和需求，如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人类世概念的确定、地缘局势的紧张和少数族群（种族）移民和隔离问题，健康需求以及新自由主义下政府管治的转型等。

JGS的刊文所体现的内容主要包含自然要素和自然地理过程、国土空间和区域研究、生态与环境，3S技术发展与应用，以及政治和经济地理学。JGS刊文特征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轨迹有密切的关联，特别是中国地理学在建国初背景和苏联影响下以自然地理、经济地理（部门/产业地理）和区域综合研究为三大分支，至今对中国地理学研究格局仍有深刻影响（刘卫东等，2011；孙俊等，2014）。JGS刊文热点的演变中，体现从单一自然要素和过程向复杂环境和生态系统集成研究的方向发展，对于可持续性、气候响应等方面的关注与近年英国和美国地理学界有共鸣。但不同的是，JGS对于自然、生态和环境的议题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自然科学”属性，与AAAG与TIBG逐渐走向“自然—人文”融合研究范式的趋势有所不同。其次，与AAAG与TIBG中人文地理研究的高度活跃不同，JGS刊文中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虽然逐步增多，但仍相对较少。此外，JGS刊文体现出中国地理学“以任务带学科”的发展背景。通过满足国家各项工程建设需求，带动了国土资源、土地利用、区域与城市规划等的学科建设，更加注重从大尺度的国家层面研究问题（樊杰，2019），但对中国以外的区域关注较少。这也与期刊文章的来源地区有一定关系，从期刊的发文作者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来看，在AAAG发文的国家或地区最多，且在三本期刊中，作为期刊主办国，美国作为发文国家或地区在AAAG的频次占比最低，其次是英国，而中国学者在JGS中的投稿占了绝大比例，由此不难解释为何AAAG和TIBG研究的案例更为多样，JGS的研究视域多集中在中国本土。

总的来看，AAAG、TIBG、JGS的刊文反映了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系统、资源环境与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城市化与城市空间治理等是近十年三国地理学关注的共性议题。AAAG的研究内容综合性强，自然与人文结合紧密，对于社会问题关注的视角较为宏大和多元。TIBG的研究内容则反映其人文地理特征浓厚，注重从人本视角回应不同的地理话题。通过与AAAG、TIBG对比，发现JGS的研究内容以自然和区域地理为主，并且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特色，研究进程与国家战略和政策联系紧密，更多是从“自上而下”的视角展开研究，人文地理学研究占比偏少，且主要以城市地理和经济地理为主。中国地理学在保有自身研究特色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引进国外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与国际地理学接轨，同时，面对日益加剧的人地矛盾和全球变化，更加关注人地关系系统耦合研究。

目前国际主流地理学主要以欧美国家为主导，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的地理学既有共性，也存在个性（尹梁明等，2018）。此外，分析可见中、英、美地理学的发展与本国社会发展情况和需求息息相关，地理学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社会需求牵引，更离不开对于本土地理问题的理论化。近年，中国地理学内部除了不断引进国外的地理学理论外，亦有不少学者在推动中国地理学本土理论的国际化，如陈明星等（Chen et al.,2019）对于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理论的构建。因此，随着当前中国地理学在国际地理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构建中国地理学的知识话语以向世界展示和传递显得同样重要（Lin,2002）。中国学者需要抓住时代发展机遇和国家发展需求，实现人文地理学、地理信息科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多元化发展和融合范式的转型，加强研究的综合性，推动中国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综合研究，对话英美地理学研究前沿；推进人文地理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发展，除了关注宏观政治、经济过程，也要注意从不同人文视角和案例尺度去解读中国社会转型问题，讲好“中国地理故事”、总结“中国地理经验”，展现“中国地理理论”；此外，中国地理学者研究视野的全球化和田野实践的国际化等是未来需要学界共同思考和探索的方向。

（本文原刊《热带地理》2022年第3期第339-350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