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作为历史学重要分支的沿革地理学，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浸透着西洋地理学思想的历史地理学，从学科得名到研究对象厘定，都发端于1900年前后的东瀛，并随着日本近代学制的引进，于1901-1904年间传入中国。时至1935年3月1日，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被“禹贡”半月刊杂志第3卷第1期(总第25期)用作英文刊名，历史地理学遂脱胎于传统沿革地理学而扎根到中国学界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迅速发展成历史学中的一门显学”。再到80年代初，“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而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重要分支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也随之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学术影响亦处于不断扩大之中。

一、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成长历程与学科定位

正如地理学的学科源流复杂而曲折一样，作为其分支学科的经济地理学、尤其是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其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也呈现出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并在长期学术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结构和话语体系。

“经济”一词大约出现于东晋，本义是“经世济民”，与今天“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和“用较少的人力、物力、时间获得较大的成果”等词义，并无关联。直到清末，脱亚入欧的日本才把英文的“物质生产”意涵，嫁接给该词并引入中国。“近世日本译economy为经济，我国亦沿用之，谓人类利用种种财货，以充足其欲望之一切行为、及其状态。贩入商品而货售之者，曰商业经济；购买原料而制造之者，曰工业经济；耕种刈获者，曰农业经济”。所以，就学科发展进程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一词，虽无“物质生产”和“成本效益”等现代含义，但不等于中国自古缺乏相应的人类活动和经营理念，只是当时将其称作“货殖、食货”而非“经济”，叫法不同罢了。故而，中国经济(食货)地理学，也和西方各国经济地理学一样，大都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积累和拓展地域经济知识为主的古代阶段。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汉书·食货志》，都记述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物产、农牧工商业、贸易、市场等经济地理知识，可视为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初始阶段。第二阶段，是由零星知识发展成为系统科学的近代阶段。如王金绂著《中国经济地理》(1929年)，借鉴西方近代经济地理学框架，介绍了中国主要江河流域和山脉地区，农、牧、工、商业的生产和民生状况；稍后张其昀著《中国经济地理》(1930年)，也以衣、食、住、行为纲，介绍了各地的物产分布，可视为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区位论和景观类型论研究的现代阶段。表现为1950年代，孙敬之引进苏联地理学框架主编的“中国科学院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丛书”；21世纪之交，吴传钧主编的引入西方现代地理学理论的《中国经济地理》(1998年)、李小建主编的《经济地理学》(2006年)，标志着中国经济地理学步入了日趋现代化的成熟阶段。

就学科定位而言，经济地理学是以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为中心内容的人文地理分支，其研究对象是一定地域范围的物质生产、流通、交换、消费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和空间结构。换句话说，从自然地学分化来的经济地理学，与从社会哲学分化来的西方经济学，原本是两门相互平行的非交叉学科，20世纪以后其研究领域才有所重叠。前者着重研究经济系统的地域相似性或差异性，后者着重研究经济系统的市场功能；前者着眼于生产，后者着眼于消费；前者着重考察人类物质生产和流通活动的空间分布状态、过程、差异、类型等地域系统的空间尺度，后者则集中探索如何投入较少的人力、物力、时间成本，去实现商品生产和流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大收益；成本大于效益，就是“不经济”。二者的研究内容虽有一定交叉，但核心任务却泾渭分明。经济地理学最关注生产和流通的“空间布局”，西方经济学最关心其“成本效益”。

再就学科传承来看，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除间接承自西方的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经济学知识、理论、方法外，更直接延续了中国的历史学、沿革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绵长学脉，并成为其“直系”新支。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长壮大，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也在苏联学制影响下，得到了优先发展；改革开放后，该学科更积极因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主动吸纳欧美国家现代经济地理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造就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独特的学科结构和话语体系。既考察中国历史时期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及其演变规律，又研究从生产到流通、从交换到消费的物质再生产过程及其运行机制，特别是对产业和市场两大核心地域系统的时空剖析。

二、1978-2000年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所以，对于农业这一“本业”的重视，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的基本国策，因而也就留下了极为丰富系统的文献资料，同时也造就出比其他经济产业要优越得多的学术研究基础和环境。而自觉运用时空分析视角，探索中国历史经济地理问题的学者，首推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团队。20世纪60年代，他考证了古代关中农业、秦汉农业区、开皇天宝年间黄河流域及附近农业发展、隋唐长江下游农业等，揭示了中国古代农业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扩展规律，农业兴衰对手工业和区域经济的影响。1978年改革开放后，史先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历史农牧业地理学的发展。同时，他还指导20余位硕、博士研究生，均以历史农业地理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分区域或分朝代的考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提升了农业地理在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各分支中的学术地位。

其中，已经面世的断代性历史农业地理专著，最早两部是由韩茂莉完成的，探讨了宋辽金三代的人口、土地与农业生产关系，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与轮作方式，五大区域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而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研究，则分述了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农业经济状况与地域分异特征，主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地域分布及其演变。第一部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著作，是郭声波对四川区域农业、五种作业(种植、副、林、牧、渔猎)、区域差异等内容的通论性研究。稍后，又有龚胜生对清代两湖、耿占军对清代陕西、马雪芹对明清河南、陈国生对明代云贵川、萧正洪对清代西部、周宏伟对广东、王社教对明代苏皖浙赣、李心纯对明代山西河北、李令福对明清山东、吕卓民对明代西北农(牧)业地理的研究，均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夯实了陕西师大作为该学科学术重镇的崇高地位。

然而，同样在中国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牧业，却远没有农业幸运。原因是从事牧业生产的游牧民族，均生活在偏远干寒的西部高原山地，与在中国经济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东部农耕民族，长期相互隔膜；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对自身生产和生活历史的记忆，又几乎全靠口耳传承，致使可供后世研究的文字文献非常缺乏；再加上1949年后，中国长期受苏联学科体系的制约，牧业被归并于大农业之下。结果，使牧业发展的独立性受到了很大损害。反映在学术研究层面，就是同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繁盛景象相比，历史牧业地理的成果却寥若晨星。除史念海对两周时期农牧分界线、邹逸麟对明清时期农牧过渡带、唐晓峰对草原游牧经济与社会研究的少量论文外，鲜有专门著作问世。同样地，历史工业地理的研究，也因为传统工业长期被视为农业副业和“奇技淫巧”，而难获社会各界垂青，学术成果亦屈指可数，除钮仲勋对魏晋南北朝矿业、黄盛璋对唐代矿业、郭声波对历代黄河流域铁冶点、戴鞍钢、阎建宁对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进行探索的几篇论文外，成果亦甚寥寥。

不过相较之下，商业的境遇却要好很多。因为虽然从名义上讲，它的地位远不如“本业”农业，但“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重农抑商”也就有名无实，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人们对商业的真实看法是，“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获利四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正因为如此，大量商业文献得以留存，方便了后人研究。早期历史商业地理的代表性论文，是史念海对战国时代经济都会的考释。1978年改革开放后，相关成果不断增加，区域特色亦趋明显。陕西师大团队的“陆向型”商业地理研究，是把对西部内陆商业市镇网络的考察作为学术立足点，成果包括史念海和费省对汉唐长安物产分布、朱士光对秦汉关中经济及都城建设的考察，奠定了该团队“城镇市场”系列商业地理研究不断繁盛的基础。而复旦大学团队的“海向型”商业地理研究，则把考察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网络作为学术出发点，成果有邹逸麟对宋代青龙镇，吴松弟对宋代泉州港，邹逸麟和张修桂对上海港历史地理的探索，邹逸麟、茅伯科对上海港区从青龙镇到外高桥空间位移的梳理，戴鞍钢对近代上海港口、城市和腹地经济关系的考察，成为此后该团队“港口腹地”系列商业地理研究不断光大的滥觞。

总体而言，截至2000年，由于研究人员、资料、理论方法等方面的不足，使得该时期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探索，除历史农业地理学一枝独秀外，其余分支均因系统性成果的缺乏而处于草创阶段。

三、2001-2018年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新进展

进入21世纪，包括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研究环境，都得到了进一步改善，突出表现为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资料的充实两个方面。

一是2001年之后，国家持续扩大研究生招收数量等做法，为团队化和系统化的经济地理研究，提供了日趋充分的人才储备。陕西师大团队历史农业地理成果的丰硕，明显得益于史念海及其研究生系列性农业专题学位论文的推出。复旦大学团队“港口腹地”研究的深化，也离不开吴松弟及其研究生系列性港口贸易学位论文的积淀。同时，中国历史地理学也“因其独有的研究理论和研究内容，其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参考价值日益受到重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专门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此外，历史地理学将时间、空间和考察内容融为一体的多维学术视角和方法，也得到“非专门”学者的认可，间接壮大了历史经济地理学“不在编”的学术队伍，丰富了该学科的相关研究领域和成果。

二是原本束之高阁的历史档案陆续公开出版，网络电子资源的利用也日趋便捷，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更加完备的数据信息支撑。以经济地理信息丰富而系统的旧海关资料为例，此前只有零碎分散的内容面世，如蔡谦、郑友揆编的各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统计，韩启桐编的埠际贸易统计，徐雪筠等译编的上海海关十年报告，莫世祥等编的拱北海关报告。2001年，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了170册的中国旧海关史料，成为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的资料宝库。2014-2016年，吴松弟整理出版的哈佛大学馆藏中国旧海关出版物283册，更方便了相关研究。研究条件的改善和广大同仁的辛劳，使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探索，又在此前基础上薪火相传，并在产业、区域、方法等层面取得了新进展。

1.产业研究的新进展

对基本经济产业的考察，依然是新阶段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1)历史农业地理学的新进展

新阶段的历史农业地理学，仍在陕西师大团队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如果说王双怀的明代两广闽台农业地理探索，尚属断代和区域历史农业地理研究范式的发扬，那么韩茂莉的农业地理新著，则是它的光大。韩著剖析了中国主要农业区的空间拓展、水利事业与农业开发、农耕技术地域差异与环境利用、旱地杂粮源流与作物组合、主要粮食与经济作物种植、牧业生产及空间分布等传统问题，并指出水旱轮作制把空间与技术融为一体，是区域农业地理格局形成的关键，提升了研究的理论高度。此外，高升荣对比了明清太湖与关中两个环境差异较大区域的科学用水问题；张青瑶复原了清代晋北农业的土地利用和变化过程、作物种植与分布状态、生计多样性的区域差异和驱动力。徐臣攀考察了汉唐时期传统农业在西北、西南、黄淮海、长江中游、岭南、东南的空间拓展与差异。鲁靖康探讨了清代新疆灌溉水资源、农业产业、农业开发的地域差异和人地关系。同时，萧正洪、韩茂莉、王双怀、王社教、李令福、王元林、郭声波、张莉、侯甬坚、刘景纯等，也指导其他研究生探索了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问题，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学术成果。

新阶段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另一突破，是对农业生产系统地域差异的深度剖析。复旦大学王建革基于深厚的农学基础和历史地理学素养，通过对华北平原水土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考察，剖析了与农作物种植和动物养殖相关的核心技术和运营制度，以及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相互适应与衔接过程，揭示了农业生态系统在特定自然和人文环境下的结构状态和运行机制。王加华以江南稻、棉、蚕桑等农作物种植区的农事节律为轴心，考察了传统乡村民众从农作物播种到管理、收获到农闲等年度时间生活的节律性特征，农业生产活动与乡村工商业经营、文化节庆活动间的配合与偏离，民众时间观念和时间体系的地域、性别、年龄差异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现代工业发展对乡村传统时间生活模式的冲击与改变。周晴则解析了嘉湖平原从湖沼湿地生态系统，向以蚕桑农业生态系统转变的动态时空过程。

(2)历史牧业地理学的新进展

新阶段的历史牧业地理学研究，成果也较前增多。其中，王建革依据满铁调查等文献资料，探索了草原生态、游牧生态、畜群、汉族渗透式农业与蒙古社会的关系等牧业生态与社会问题。乌日陶克套胡则用蒙古文献，对游牧经济的自然环境、经济特征、社会组织、农牧关系及其历史演变，进行了实证分析。此外，赵彦风复原了马政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情况，以及废田为牧的空间范围和实施程度。张小永探索了元代蒙古诸部在河套和延绥边墙地区的活动，透视了当地的农牧经济和民族关系。谢娜对宋代农耕经济附属下的家禽饲养业发展与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毛光远从政策法规、牧场建设、品种改良等方面，梳理了民国后期察哈尔、甘肃、青海等牧区的军马养殖历程。郭茹星考察了唐代长江、珠江、黄河流域的渔业发展环境、渔政管理机构、捕捞工具和养殖技术。这些成果，均丰富了历史牧业地理研究的生产内容和地域范围。

(3)历史工业地理学的新进展

进入新阶段，历史工业地理学的系统性研究也初现端倪。郭平若对民国时期绥远煤、盐碱的分布与开发利用情况进行了史实梳理，并关注到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王强对明代黄淮地区煤炭开采业的地域范围、历史进程、影响因素、商品运销等，做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分析。吴楠复原和分析了宋代五岭地区的金属矿产主要是铜矿的开采过程、技术方法、管理、运输状况及其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郑志忠则梳理了民国时期关中工业发展的状况、特点、分类与空间布局。上述成果在学术探索的深度和广度上，尽管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毕竟是新阶段历史工业地理系统性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

(4)历史商业地理学的新进展

进入新阶段，历史商业地理学在“陆向型”与“海向型”学术团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向纵深发展。其中，陕西师大团队的商品市镇网络研究，在朱士光等引领下继续向前推进。2004年，他指导张萍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2011年，又撰文指出“有必要对西北地区历史时期城乡市场结构之演变及其与地理环境互动关系展开深入研讨，以便从中探寻历史经验，为当前商贸业发展与优化城乡市场结构提供有益的借鉴。当然，也可借此推进历史地理学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历史商业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张萍分析了由“商业中心城市-商业城镇-农村市场”组成的层级市场体系，以及陕北、关中、陕南区域市场体系间的地理特征，填补了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有关空白；随后又探讨了历史商业地理的相关理论，揭示了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的总体状况，尤其是商品产、运、销以及市场层级、商业区形成等市场体系问题，旨在完善“陆向型”商业地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框架。截至2017年，张萍还指导研究生完成了“城镇市场”系列的硕、博士学位论文19部；王社教、刘景纯、张莉等也指导研究生进行了相关探索，进一步充实了该团队的中国历史商业地理学成果。

复旦大学团队则在吴松弟等指导下，继续考察港口城市与腹地间的进出口贸易及其经济互动关系，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术成果。其中，樊如森系统考察了近代北方最大口岸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天津，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华北、东北、西北腹地农业、牧业、工业、交通、城市等经济领域的辐射与带动。王列辉从自然条件、陆向和海向腹地、临港集聚和港口制度等方面，考察了上海和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的演变过程与动力机制。姚永超解构了营口、大连和安东三港，与其经济腹地之间所形成的东北集疏运网络与运营制度。吴松弟、樊如森、陈为忠、姚永超、戴鞍钢等，论述了天津、烟台、青岛、营口、大连等北方近代口岸开埠后，通过进出口贸易引领腹地经济所取得的长足发展。武强从港口布局演变、产业与港口及城市的相互依赖、港城互动的政策与应对等方面，揭示了上海现代化的港口因素。

与此同时，一些“非专门”的历史地理学者，也对区域经济现象进行了精到的阐释。张利民通过对进出口贸易、商品流通网络、金融市场、工业及交通网络的梳理，阐述了华北城市发展的阶段和特点，以及经济重心由内陆向沿海转移的空间重构趋势。许檀考察了冀鲁豫三省税关和非税关商业城镇的空间布局、市场层级和商业规模，指出了城镇行政级别与市场层级间的错位现象，修正了施坚雅有关中国传统市场结构的结论。苏基朗探讨了泉州周边区域的传统农业、海上贸易、纺织、酿酒、制铁、采矿、产盐、造船业的兴衰历程，以及当地的城镇体系、交通网络、商人组织、商业行为、贸易模式、制度机制、交易成本等内容，可谓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2.区域研究的新进展

经济活动作为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获取物质产品的过程，原本就是资源环境、人口数量、生产技术、交通条件、文物制度等多重因素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地域性生产和流通系统。因此，对经济活动进行分区域的综合性考察，实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客观需要。

新阶段的区域经济地理研究，肇始于邹逸麟对中国早期经济区形成的探索，他将全国分为关中、三河、齐鲁、梁宋、燕赵、江东、淮汉、江南、岭南、巴蜀、西南、西北、北方十三个相对独立的综合经济区，学术启迪意义重大。此后，郭声波指导张保见、郑向东，对青藏高原和韩江流域经济地理进行了全面考察。同时，吴宏岐指导严艳复原了陕甘宁边区农林、工业、盐业、交通、商贸业的发展状况。稍后，樊如森对蒙古高原、天山南北、陕甘高原的近代政策环境、市场格局、交通网络、生态系统、区际联系等经济地理格局，进行了剖析。而在所有的区域经济地理学成果中，又当数吴松弟主编、戴鞍钢副主编的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成就最大，是目前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最全面的研究著作。

其中，第一卷“绪论和全国概况”，不但界定了该丛书通用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研究内容、主要资料和研究方法，而且还分章概述了全国的口岸贸易、人口、农业、工矿业、交通邮政、金融业、城市等发展状况，力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奠定整套丛书的学术框架。第二卷“江浙沪近代经济地理”，分层面、分专题地梳理了江苏、浙江和上海地区，在城市、江河海陆运输、农工商和金融业、人口分布和迁徙、区域内发展落差等领域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发生这些变迁的客观原因与结果，成为迄今系统考察该区域近代经济地理的首部著作。第三卷“华中近代经济地理”，梳理了两湖、江西、安徽三大经济地理单元，在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交通等层面的转型过程和地域差异，结论指出通商口岸是经济成长引擎，对外贸易是近代性关键指标，工业化是不可或缺内容，洋行、银行、海关、轮船、铁路等是经济增长点，传统农业、金融、商帮等是不可割舍部分。第四卷“西南近代经济地理”，呈现了西南各省区在农业、工业、矿业、商业、贸易、交通、金融、邮电等方面的近代地理分布，强调了新式铁路、公路和汽车运输、内河航运和汽轮等在区域开发中的作用，认为借助蒙自、思茅、亚东等边贸口岸进出口贸易，促进了云贵和青藏高原及西南腹地市场的形成。第五卷“华南近代经济地理”，梳理了香港、广州等口岸辐射下的珠江、韩江流域和海南岛地区的近代产业地理，探索了城市、人口与要素流动下的循环空间、竞争与市场、经济增长与技术变化等非传统经济问题，发现1895年后的华南传统商品流通渠道，渐被以香港、广州等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制成品与农副产品交易网络所取代，形成了乡村从属于城市的区域劳动分工和工业成长体系，并向产业结构更合理的方向迈进。第六卷“闽台近代经济地理”，分别梳理了福建和台湾两省近代众多港口的腹地范围、工农商渔等产业发展、水陆电信交通、城镇市场体系等时空进程和地域差异，尤其对台湾在不同制度下，南北双核心经济区的形成、近代化萌芽、开山抚番事业、进出口贸易的本地化、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等内容，进行了多语言史料的考订和分析。第七卷“华北与蒙古高原近代经济地理”，将长城内、外的农耕和游牧两大民族聚居区，纳入到口岸开放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外向型经济框架内，梳理了该区域近代内地移民的商业渗透和农业垦殖地过程、口岸开放和蒙荒放垦过程、当地传统农牧业经济向市场化工业经济的转型过程，揭示出该区域以通商口岸特别是天津和青岛等沿海城市为节点、以传统与现代相耦合的立体交通为纽带、以商品进出口贸易为内容的近代外向型市场经济体系，剖析了主要经济产业的发展状况、时空差异与动力机制。第八卷“西北近代经济地理”，梳理了陕西、陕甘宁边区、甘宁青、新疆四个空间地理单元，在近代农牧业、工业、交通、金融、商贸等领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与空间差异，表明其经济演变进程虽较其他区域迟缓，但当沿边外贸口岸开放后，其产业近代化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还是得到了加强。第九卷“东北近代经济地理”，探讨了东北近代交通、农业、工业、商业和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空间布局，表明清代中期前受中国封建王朝“封禁”政策束缚的东北经济，口岸开放后又受到了来自日本和俄国的半殖民统治，结果使港口和铁路等基础设施都操纵在域外国家的国资企业手中，进出口贸易也主要经由大连和海参葳中转的日本和俄国市场，这都成了东北近代经济畸形外向化的枷锁。总体来说，这套九卷本的《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吸纳了相关区域性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了目前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概论研究的新高度，同时也使近代经济地理研究，成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头戏”。

3.方法研究的新进展

以人类历史时期发生的地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其“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作为其分支学科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最主要的方法自然也是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法。但鉴于经济活动地域系统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又需要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不过，考虑到历史资料的可获得性和引进方法的可操作性，新阶段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又以对GIS技术的借鉴成效最为明显。

以地理信息及其数理分析方法为基础、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实现复杂运算和数据及图形处理的地理信息系统，被满志敏等引入对中国历史地理学传统文献的考证和分析后，称为CHGIS技术，成为“新世纪历史地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由于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均发生在特定的时空里，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所面对的，则是具有时间序列的空间经济数据；而GIS技术正是管理和分析这些时空经济数据的有力工具。所以，从历史文献中提取多个经济指标、多个关键时间切面的历史空间数据，构建符合GIS规范的基础时空数据库，进而发挥GIS多要素叠加处理和分析功能，便于发现不同经济要素间的空间相关性，解决依据传统历史文献方法或简单数学统计方法，无法发现和解决的历史经济地理问题。CHGIS技术已经在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如王哲的博士论文《晚清民国对外和埠际贸易网络的空间分析：基于旧海关史料等的研究(1873-1942)》和曾声威的硕士论文《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城市地价空间研究(1899-1930)》，均通过编制数据库、进行图形转化与数理分析的GIS技术，系统梳理了原本零乱庞杂的历史文献数据，解析了晚清民国的进出口贸易网络，以及上海城市地价的变动历程、空间差异和运行机理。

四、2001-2018年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新尝试

新阶段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不但在前期基础上取得上述的新成果，而且也在探索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新尝试，以期更加精准地解析历史经济地理发展进程中的深层次和规律性问题，并为本学科的发展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尽管这些尝试还不太成熟和完善，但却值得给予更多鼓励与关注。

1.时间序列上研究的贯通化

已有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在时间序列的选择上，往往截取某一王朝世系的全部或部分，作为选题的时间断限。好处是顺应了中国大多数史籍的编纂序列，便于资料查找和利用。但是，经济地理作为物质生产和流通活动的地域系统，毕竟要受自然、人文和技术条件的多重制约。单纯用王朝兴替的政治节点来剪切经济发展的固有进程，就会人为割裂经济活动的内在轨迹和脉络，影响学术研究的完整性与科学性。所以，历史经济地理学对于研究时段的取舍，应该选择能够真正体现经济活动自身发展周期的时间节点。这方面的成功尝试，是顾琳(Linda Grove)有关20世纪中国乡村织布业的研究，她依据多年实地调查资料和其他中外文献，将对河北高阳织布区考察时段的上限，定位在“清末新政”全面实施、新式织布工厂相继创设的1904-1910年间；而把时段的下限延展到高阳织布业再次振兴的1984-1995年间，跨越了清末、民国、抗战、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等不同政治和经济体制时期，紧紧抓住企业经营活动和产业组织结构两条根本主线，长时段梳理了高阳织布工业的完整兴衰历程，深刻揭示了具有高阳特色的中国小企业运营机制，足资历史经济地理学借鉴。前述《近代西北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1850-1950)》与《天津港口·城市与经济腹地研究(1860-1960)》二书，即可谓时间序列上贯通化研究的一种尝试。

2.空间序列上研究的一体化

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也是人地关系地域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空间范围的选择，也必须考虑到物质生产和流动地域系统的完整性，不能削足适履或画地为牢。以中国各级行政区的界限，作为经济地理研究的空间范围，固然符合各类志书文献的编纂体例，便于资料查找和数据统计，但却常常有违于经济活动自身地域系统的整体性，因为在生产和流通活动中起根本作用的，往往是能够真正体现价值规律的市场网络空间，而并非行政区划和山川河流边界。因此，经济地理学研究在空间范围的选择上，也应该为经济活动本身而定制合身的产业和市场空间，并随着其兴衰盈缩的客观实际，及时调整考察地域的大小与形状，决不能是一成不变的死空间。这方面可资借鉴的成功尝试，如葛剑雄对徽商兴衰的研究，打破了传统徽学研究把空间范围局限在徽州一府六县行政圈子的做法，根据徽商经营内容的差异和时代变迁，客观灵活地将考察视野从皖南一隅拓展到整个长三角地区，恰切地阐释了近代徽商兴衰成败的经济、社会和地理诱因。又如滨下武志对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市场的剖析，通过环环相扣的三个地域市场圈层，分别审视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演变与社会历史变迁，使论证大大超越了“中国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者单一片面的传统解释力度。再如韩茂莉对辽金西辽河农牧业与环境的考察，把整个西辽河流域作为关注的自然生态空间，将生产内容迥异的农、牧业，叠加到同一个空间投影上进行一体化的地域系统考察，动态复原了农耕与游牧、田园与牧场、农民与牧民之间的时空消长过程，揭示了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程度和后果。也将华北农耕区与高原游牧区两大不同经济单元，放置在近代北方外向型市场网络体系的同一空间视野下，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也可谓空间序列上一体化研究的一种尝试。

3.学科序列上研究的整合化

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和经济活动地域系统的复杂化，推动了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地理数量方法、计算机和遥感等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以及“从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方面引进有关理论方法，使经济地理学朝着数量化、经济化、生态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相关联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也必须突破单一学科理论的局限，进行多学科序列上的理论和方法整合，以发现和解决传统学术路径下的研究瓶颈和盲点。早期的历史经济地理学整合实践，可以追寻到蓝勇对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史的研究，新阶段又有张慧芝对明清汾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的探索，均试图把区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结合起来，进行多学科维度的整合研究。而前述方书生著《华南近代经济地理》，也在运用历史地理学视角考察华南传统经济地理问题的同时，引入西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尝试回答区域经济开发中的价值回报机制、价值回报空间形态及其表现形式等非传统经济问题，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

五、2001-2018年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新问题

新阶段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在产业、区域、方法层面取得了不少新进展，也在时间、空间、学科序列上进行了某些有益尝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结构和话语体系，但也遇到了一些前进中的新问题。

第一，和西方先进国家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进展相比，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尚显滞后，仍处于层次较低的发展阶段上。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区域与地方发展、经济全球化、产业地理、劳动力地理、创新与创意地理、消费地理、环境经济地理、金融地理的研究，逐步成为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西方经济地理学已经进入大融合阶段，不仅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还吸引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探讨，地理学的学科地位在这种大融合的背景下得到很大提高”，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现阶段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明显滞后，一些研究领域还停在将经济地理知识进行系统化的学科第二成长阶段后期；一些研究技术和理论应用也处在引进初期的学科第三成长阶段早期，学科现代化的道路还很曲折漫长。

第二，和中国现代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进展相比，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也明显处于弱势，与国家重大经济发展项目的对接，还有很大差距。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派’经济地理学。近年来，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表现为：规划导向、综合导向、‘区域主义’、基于GIS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表达愈来愈普遍、国际化趋势明显”；并且在国家重大地域空间规划中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包括主体功能区划、东北振兴规划、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部崛起规划、资源枯竭型城市规划、生态区域建设规划，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等重点区域规划”。然而，反观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却很少能够与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进行对接，进而发挥其长时段实证研究的学科特色。这既有自身技术精度不足等差距，也有学术理念保守等限制，值得反思。

第三，对于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份内”的重大学术问题，如中国历史经济地理格局不断变迁的内外诱因、主要表现、基本特征、动力机制等深层问题，揭示得也不够深入、精准和完整。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是经济地理学的中心研究内容，中国历史上区域性或整体性的经济地理格局，也经常会发生显著变革，学术界对此已有触及，如吴松弟指出，北宋以降，中国的经济重心区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近代开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又呈现出“自东向西，由边向内”的空间顺序。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这类探索的深度和广度，距离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的客观发展过程，还有很大的时空距离。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自然和人文环境差异巨大的辽阔国度，不同地域空间和历史时期内的主导经济产业，及其相应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空间结构等，均会呈现形式各异的物质内涵和运行机理，不同区域经济活动地域系统的个性又远大于共性；而影响其经济地理格局变迁的历史和现实、自然和人文、直接和间接诱因，又复杂而繁多。这就要求必须通过多人员、多学科、多尺度的通力合作和集成研究，才有可能厘清制约该地域系统变迁的主次要因素，进而得出精准客观的结论。

当然，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也和历史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都是在不断发现问题和逐步解决问题的螺旋式往复中，把学术研究推向前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本学科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非但不是坏事，反倒可能是其走向学术新高度的开端和机遇，应当勇敢地正视并克服它。

（本文原刊《人文杂志》2018年第8期第1-11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地理》2018年05期转载。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