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殖民帝国虽已瓦解了半个世纪，但有关研究依旧不断涌现。史蒂芬·豪(Stephen Howe)为《新帝国史读本》(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撰写的前言里提及这一趋势，认为有关帝国的“新期刊涌现，学术会议和在线讨论小组增加，面向大众的图书、电视纪录片和重要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该读本着重展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剑桥学派的英帝国史研究的反思和回应，以互动和联系的视角，利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关注有关帝国的文化与话语，呈现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和复数意义上的“新帝国史”。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新帝国史。如何更为宏观地探究这一数量庞大的研究，是帝国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史学史研究需要介入的问题。已有对帝国史的史学史研究侧重从思想史的角度开展理论性解读。在文献出版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手段都不断发展的当下，是否可能更宏观地回答这一问题？

作出更为宏观的解答之前，研究者首先要尽可能穷尽有关帝国史的研究。2000年创刊的《殖民主义与殖民史杂志》(Journal of Colonialism and Colonial History)自2001年起，会在每年的夏季刊发布由美国陶森大学(Towson University)图书馆工作人员玛塞拉·富尔茨(Marcella Fultz)整理的过去一年有关帝国史和殖民史的研究作品的出版信息，包括专著、论文集和研究论文三大类。至本文撰写时已发表17篇，涉及文献数量超过2.5万条，收录了绝大多数英文研究。但富尔茨仅按作者姓氏为资料排序，没有建立总目，也有不少重复和错误的条目。

如果21世纪以来的帝国史研究确实呈现出了豪所概括的特征，那么从空间视角检视富尔茨的目录，就可以得到印证。这里所指的空间视角包括研究对象所在的空间、著作者所在的空间、对帝国边界的界定，以及不同空间之间的联系和秩序等。实际上，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以王家殖民地学会(The Royal Colonial Society)为代表的民间研究团体在为有关帝国的研究编目时，就已经表现出了对空间因素的关注。

2008年，地理学家露丝·克拉格斯(Ruth Craggs)发表的论文关注到了这一点。该文认为王家殖民地学会图书馆是一个收集、分类和整理帝国知识的场所，通过分析图书馆馆藏空间的分布和馆藏目录展现了帝国的空间秩序，折射出了帝国扩张的进程。克拉格斯清晰梳理了过去少有讨论的王家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的历史，为本文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尽管克拉格斯的研究利用了目前由剑桥大学收藏的王家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的档案，但对图书馆出版的目录讨论不多。本文专注研究王家殖民地学会自1881年到1977年出版的馆藏目录，指出这些目录均采用了地理空间与主题相互结合的编目方法。不同时期的目录折射出了帝国的精英们对帝国空间的不同想象，将英帝国的范围从正式帝国扩展到了非正式帝国。

后文将首先简要介绍王家殖民地学会的图书馆收藏，展现这一多数中文读者并不熟悉的帝国史研究资料库的概况。随后指出，由于克拉格斯并未详细比照不同版本的殖民地学会图书馆藏书目录，导致她推出的结论无法充分说明王家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的管理员们在不同时期建立的对帝国的空间想象的差异。第二部分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版的目录折射出了帝国扩张的进程，以及不同地区对帝国的重要性高低。第三部分指出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出版的目录将非正式帝国和作为整体的欧洲殖民帝国的文献纳入，以不同地区在地理空间上和英国的距离排序，想象出了网络状的帝国空间。最后一部分从空间视角出发，以图表的方式展现前文的结论，以此作为理解21世纪新帝国史和殖民史的研究趋势的视角和切入点。

一、王家殖民地学会图书馆馆藏情况

在英帝国的鼎盛时期，王家殖民地学会建立，并开始广泛收集和整理有关帝国的文献，为研究帝国提供有形和无形的基础。为此，机构建立了图书馆并不断扩大馆藏规模，出版馆藏目录。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度影响了上述活动，但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得到恢复，直到20世纪后期。本部分将在回顾殖民地学会图书馆馆藏变化的基础上，简要说明不同时期出版的馆藏目录的情况及结构。

1837年，英国伦敦出现了名为殖民地学会(Colonial Society)的学者社团，希望能在伦敦西区建立大型图书馆，将从各处收集到的有关英帝国的资料存放在此，供有需要的人阅读。尽管由于缺少资金支持，该学会仅成立五年便宣告解散，但收集到的资料被变卖后，转由1868年建立的同名学会收藏。两家学会虽无直接联系，但都将收集有关英帝国的资料作为重要的工作。1868年建立的殖民地学会经历多次更名依然存在。机构151年的历史也是英帝国变迁的缩影。为简化表述，后文均以“殖民地学会”代称。

殖民地学会建立的目的，是为对英帝国的一切感兴趣的人提供获取资料的场所。机构的主席大多是世袭贵族和上院议员，表明这一学术团体和社会上层的密切联系，也表明当时帝国的精英团体关注收集和使用有关帝国的信息。为此，机构建立了图书馆、阅览室、博物馆和展览室，前两者被认定为机构的核心部门。此外，还提供讨论帝国事务和印度事务的场所，让机构成员在此阅读不带政治特点和党派偏见的帝国研究论文，开展有关英帝国的“科学的、文学的和统计学领域的探索”。机构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图书馆馆藏的变化也折射出了图书馆的重要性。

1876年，即梅尔文·杜威(Melvil Dewey)发表“十进分类法”(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ive Index)的这一年，殖民地学会的年度报告中除了发布上一年馆藏增加的具体情况，还罗列了馆藏目录，以文献标题的字母顺序排列。该目录不足20页，因此无论采用哪一种编排方式，读者都能较快知道机构是否有自己感兴趣的图书收藏。

此后，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的馆藏数量继续增加。至1881年，藏量达到约2500册。同年，机构为图书馆出版了第一本馆藏目录，共29页，分两级目录。一级目录大致对应大洲和大洲之下的区域，如非洲南部，但游记也作为单独的一级目录混编其中。二级目录则是当时被作为一个认识单元的空间，如好望角。其下是按出版时间先后排列的文献。换言之，这本目录以地理空间和研究主题为文献归类，未采纳被后世推崇的杜威十进分类法。机构未来出版的馆藏目录沿用了这种“地理空间—主题”的分类方法，但在两种要素的安排上有所不同。

克拉格斯认为，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管理员们以地理空间作为编目首要依据的做法，和当时人类学和人种学收藏所采用的原则一致，“因为文化就是以地理来分类和认识的，由此可以体现‘天生的’(natural)秩序”。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使用图书馆的多数是殖民地行政人员、研究者和生意人，他们通常对帝国的一个特定区域有兴趣”，如此安排也是为了方便读者使用图书馆的馆藏。这意味着目录的编选者们会根据当时的人对帝国的理解来设置目录，划分地理空间，使目录折射出不同时期帝国精英们所建立的对帝国的空间想象。

19世纪80年代起，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的藏量显著增加，多次出版彼此接续的新的馆藏目录，直到1901年。第二版馆藏目录于1886年出版，编辑者为图书馆管理员C.华盛顿·伊文思(C.Washington Eves)，共179页，含7291个文献条目。后文简称为伊文思目录。第三版馆藏目录于1895年出版，共543页，增补版于1901年出版，共793页。这两套目录均由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詹姆斯·R·伯塞(James R. Boosé)编纂出版。后文简称为伯塞目录及其增补版。

殖民地学会1889年至1909年的年度会议报告中对于这一时期图书馆馆藏增加的具体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说明，见图1。馆藏主要分四大类，包括图书、手册、报纸和地图。照片和绘画等作为“其他”类收藏。馆藏增加的方式或为捐赠，或为购买，且捐赠占据了其中的大多数。从总量来看，图书和手册从11239册增加到了69836册，地图从25幅增加到1809幅，其他资料从162件增加到了2332件。来自帝国各地的报纸是殖民地学会的特色收藏，从44608页增加到了761460页，其中65％以上由机构出资购买。换言之，19世纪末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的管理员们主要是为机构获赠藏书分类，但也有机会自行选择一些资料来扩充馆藏，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们对帝国的空间想象。

图1 1889至1909年间王家殖民地学会图书馆收藏增量

从目录设置来看，伊文思和伯塞依然使用了“地理空间—主题”混排的一级目录，且以地理空间归类的条目数量更大。伊文思使用了30个一级目录，前两个一级目录是殖民者旅记，最后九个目录按主题设定，其余19个均以地理空间划分。伯塞目录及其增补版包含的一级目录分别是70个和77个，其中各有五个与旅记有关的目录被置于卷首，各有13个和14个按主题设定的目录被置于卷尾，且布尔战争作为一级目录与其他非洲的地理目录并列。此外，他还在一级目录之上添加了空间范围大致与大洲相当的标签，但并不参与一级目录的排序。伊文思和伯塞均在目录的开头增加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地名、主题和作者索引，便于使用者查找文献。

1910年，埃文斯·卢因(Evans Lewin)成为图书馆管理员。他积极为增加馆藏奔走，使之在1930年达到了20万册。克拉格斯认为，卢因让殖民地学会图书馆成为了“计划的中心”(centre of calculation)，吸引了为帝国工作或将要为帝国工作的读者到访，在这里完成他们的研究。她还分析了图书馆的空间布局和编目，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学会图书馆实际上创造了帝国的想象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ies)。

和前任们一样，卢因也为殖民地学会图书馆出版馆藏目录，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930年至1937年出版的四卷本主题目录，后文简称为卢因目录。相比伊文思和伯塞，卢因面对的文献总量要大得多，因此目录出版历时七年方才完成。他原计划出版第五卷，专门收录所有有关人物传记的文献信息，但因为机构经费吃紧，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未能在他手中完成。卢因目录分卷的依据和伯塞的目录在一级目录之上的空间范畴接近，大致以大洲为界。一级目录之下设置二级目录，多数是主题性目录。较为重要的地区会在二级目录出现一个单独的地理条目，下设以地理空间分类的三级目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袭伦敦，炸毁了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的部分建筑，导致3.5万册书籍和5000本手册被损毁，超过当时总藏量的15％，其中多数是关于英帝国的整体研究和其他欧洲殖民帝国的研究著作。对今人而言，卢因完成的目录成为了解这批文献的线索。1968年，即殖民地学会成立100周年时，图书馆藏量再度提升至35万册，成为研究欧洲殖民帝国尤其是英帝国的极佳的图书馆。

1971年，图书馆藏量达到了40万册。在时任图书馆管理员唐纳德·辛普森的带领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出版了一套七卷馆藏主题目录。这套目录沿用了“地理空间—主题”的编目方法，前六卷每卷平均700页，是1937年以来机构收集的传记以外的著作的选目。第七卷包括图书馆在1961年之后获得的有关人物传记的收藏目录、游记，以及和两次世界大战有关的资料。由于辛普森目录只是将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的索引卡片内容复印出版，对读者辨识内容提出了一些要求。1977年，辛普森又带领机构同仁出版了两卷增补版目录。后文简称这两套目录为辛普森目录及其增补版。截至撰写本文时，尚未发现殖民地学会图书馆在1977年之后出版过大型机构藏书目录。故后文的讨论以1886年出版的目录为起点，至1977年出版的增补目录为止。时至今日，卢因和辛普森所编的目录依然被陈列在大英图书馆人文类阅览室的参考书书架上，和其他英国重要的机构图书馆目录并列。

尽管殖民地学会图书馆出版的馆藏目录都采用了“地理空间—主题”的编目方法，但所想象的帝国空间各有不同。为便于理解，表1以好望角在不同目录中的位置说明不同年代目录的差异以及目录所包含的层次。好望角所在的政治空间的名称变化，与当地和英帝国的关系变迁呼应。该表还表明，1886年的目录并未以更大的空间范围为一级目录归类。后文为方便讨论，效仿1895年至1977年出版的目录，将1886年目录中的一级目录按大洲归类后展开论述。

二、对正式帝国的想象：1886-1901年殖民地学会图书馆馆藏目录

尽管鲁斯·克拉格斯的论文题目标示的研究时段为1868年至1945年，但对卢因担任图书馆管理员之前图书馆的情况讨论不多。她发现19世纪晚期的目录编辑者们会在帝国新增一块殖民地时，增加有关这个地区的图书收藏，使得图书收藏的增加和帝国的扩张同步。但她对这些目录内是否建立了对帝国的空间想象并未展开讨论。本部分将指出，1886年至1901年殖民地学会图书馆馆藏目录展现了英国的部分精英对正式帝国的空间想象，既包括克拉格斯已经提及的对帝国边界的认识变化，也包括帝国内各地区的重要性排序。尽管这种排序并不能用一套简单的规则来概括，但依然能看出帝国的精英所想象的帝国空间内蕴差序。

克拉格斯虽提及19世纪晚期殖民地学会的馆藏目录在空间上的拓展与帝国的扩张同步，但并未留意涉及美利坚合众国的馆藏的地位变化。伊文思将与合众国有关的资料置于主题目录中，伯塞则未将与合众国有关的文献放在独立的一级目录下。这两种做法都有意区隔已经独立的殖民地的资料和尚处于帝国控制中的殖民地的资料，折射出编辑者们在将地理概念作为一级目录时划出了正式帝国的边界。

伊文思编辑目录时虽有意将同一个大洲的一级目录归拢在一起，但并未明确以大洲为一级目录分篇。若将伊文思目录的一级目录加以整合，呈现的大洲先后顺序是澳大拉西亚(大致为大洋洲)、英属北美、非洲、东印度、西印度和位于欧洲的殖民地。伯塞为一级目录分篇所用的标签与此顺序大致相同。排序靠前的澳大拉西亚和英属北美均有大量白人移民及其后代，而非洲、东印度和西印度的白人移民及其后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小。虽然位于欧洲殖民地在空间上距离英帝国的中心更近，但并未获得更靠前的位置。尽管1886年至1901年是欧洲殖民帝国“瓜分非洲”的时期，促使殖民地学会图书馆收集了大量关于非洲的资料，但这也未让有关非洲的文献排序更为靠前。

克拉格斯结合前人研究认为，要到1910年卢因成为殖民地学会的图书馆管理员之后，图书馆内文献的空间安排才使用了将英国人的事迹(即游记)置于其他资料之前，以及将热带殖民地作为一种单独分类的做法，构建了“发达的英国”和“不发达的殖民地”(尤其是热带殖民地)这种帝国空间的秩序。实际上，伊文思和伯塞目录及其增补本均已体现了这种秩序。只要克拉格斯所说的空间秩序是存在的，那么这种秩序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这种秩序和殖民者在当地的人口比重，以及与殖民地学会图书馆已经收集到的这一地区的文献数量的多少呈正相关。大洲之内不同地区一级目录的顺序也大致遵循这一规律。

伊文思和伯塞目录的另一共同点是很难用今人熟悉的、单一的行政区域来对应一级目录。一级目录既可能是后世的民族国家，也可能是一国之下的省，甚至是更小的行政区域。例如伯塞所列的一级目录包括加拿大自治领，也包括自治领之下的新斯科舍省、哈德逊湾公司和温哥华岛。在为地区归类时，伊文思对相邻空间所属哪个大洲与今日也有不同。他将东南亚群岛和印度分成了两个不连续的部分，将新几内亚和东南亚的群岛并列。伯塞将部分东南亚群岛归到“东印度”名下，将新几内亚归到澳大拉西亚，与后世对大洲的空间划分更为接近。

如果认为伊文思和伯塞划分一级目录的标准不统一是他们对与政治相关的地理空间划分标准不熟悉，或许是后见之明。既然伊文思和伯塞都是出于方便读者使用的前提来确定一级目录，那就意味着他们所使用的一级目录指涉的空间是当时帝国的精英们熟悉的、可以作为独立单位来认识和管理的空间。以不列颠哥伦比亚为例，这里原本是英帝国的殖民地，在1871年7月20日成为了加拿大自治领的一部分，使之与帝国之间增加了一级行政。在当地加入自治领之前完成的研究和考察，大多以不列颠哥伦比亚作为研究单位。图书馆管理员们在整理馆藏时依然将不列颠哥伦比亚作为一级目录，恰恰反映了这一地区过去所拥有的独立性。

概言之，尽管克拉格斯强调了卢因成为图书馆管理员后如何在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的馆藏分布和主题目录中建立秩序，并使用了一套兼顾地理空间和主题的分类法，呈现了帝国地理的微投影(micro-geography project)。但通过回顾1886年至1901年殖民地学会图书馆历任管理员们出版的目录，会发现卢因并非是发明这种微投影的人，而是对照已有的藏书目录所呈现的微投影建立了图书馆。使用者由此在图书馆中可以感受到帝国的疆域，以及不同地区和帝国的中心的关系，从而身在伦敦想象出有形帝国的边界。

三、对非正式帝国的想象：1930-1977年殖民地学会图书馆馆藏目录

卢因和辛普森在选择图书馆藏书和目录内容上更有主动权，也要应对帝国正在经历的变迁带来的影响。他们的目录所想象的帝国空间是非正式帝国，包括了受英帝国影响的区域，和其他欧洲帝国控制的区域。英帝国的边界日益模糊，新兴民族国家的边界日益清晰。一级目录的排布顺序主要基于所在地理空间，弱化了原本建立的帝国内的空间秩序，强调了区域之间的关联。

卢因在1930年出版的殖民地学会图书馆主题目录的前言中指出，出于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考虑，目录并未收录图书馆所有有关非洲的藏书信息。许多文学类的文献信息未被列入，但已经出版过的目录中收录的重要文献，依然被包括其中。编辑者对目录的影响可见一斑。他还建议目录的使用者将搜索文献的关键词扩大到研究对象所在空间的上一级和下一级空间。这种对使用者提出的要求，表明这种金字塔型的目录所涉及的各个层次的地区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而非孤立的。

从目录覆盖的空间来看，卢因和辛普森将与非正式帝国以及作为整体的欧洲殖民帝国有关的文献都囊括在内。早在1915年，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出版了一份48页的增补目录，展现了有关其他欧洲殖民帝国的收藏情况，涉及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卢因及其后继者在编订目录时，将此类文献按所在空间融入目录中，馆藏目录对应的空间因此超过了正式帝国。这在1930年出版的有关非洲的目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各国控制的殖民地都以一级目录的形式出现，并按照国家名称的字母顺序排列，做法与1915年的增补目录一致。至辛普森出版目录时，许多20世纪30年代英国控制的殖民地已成为独立国家。但殖民地政治地位的变化并未影响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的管理员们停止收藏有关的文献，相反可能收集得更多。这点同样在有关非洲的文献目录中有所表现。

由于卢因面对的文献数量远远超过伊文思和伯塞，也就无法在一卷之内展现馆藏。在运用“地理空间—主题”的编目方法时，卢因在金字塔型目录的顶层(即分卷)和第二层(一级目录)都以地理空间作为划分依据，且顶层的划分依据和伯塞在一级目录上的分篇接近，大致是以大洲为单位进行整合。第三层(二级目录)以主题目录为主，可能还会出现单独的地理目录，下设第四层(三级目录)。

一级目录和三级目录虽然都以空间划分，但后者按照空间的字母顺序排列。一级目录依然采用了特定的顺序，但和伊文思与伯塞的目录已有显著不同。这套编目方法被辛普森继承，但两人选择的空间顺序依然有出入。卢因目录的第一卷包括有关英帝国和非洲的文献，第二卷对应大洋洲，第三卷对应南北美洲，第四卷为欧亚大陆及周边岛屿。辛普森目录的第一卷包括有关英帝国、欧洲殖民帝国、欧洲殖民地，以及近东、中东、印度的文献；第二卷覆盖巴基斯坦以东和中亚的文献，以及北部非洲的文献；第三至第四卷都和非洲有关，且第四卷包括欧洲殖民帝国在非洲活动的有关文献；第五卷对应美洲；第六卷对应大洋洲；第七卷依然采用主题目录，包括人物传记、游记以及两次世界大战。1977年出版的辛普森目录增补版尽管只有两卷，但大洲的排布顺序和1970年的目录一致。

相比伊文思和伯塞的目录主要以大洲的重要性来安排先后，卢因和辛普森的目录将地理上相邻的空间安排在一起。克拉格斯认为，卢因目录的第四卷内部的一级目录尤为清晰地显现出了编辑者想象的帝国的空间秩序，即以与帝国的关系和地理空间的远近来安排一级目录所在空间的先后。

本文认为，与其说卢因是建立了一套秩序，不如说是勾勒了一个网络。他安排大洲之下的一级目录时也带有这种意图。以非洲为例，一级目录从非洲北部开始，随后转向西非、中东非、非洲南部、非洲周边岛屿，最后是其他欧洲殖民国家控制的非洲。地理空间上越接近英国，则一级目录所在的位置越靠前。尽管辛普森在个别一级目录的顺序上和卢因的处理不同，但大致遵循了同样的原则。

英帝国的衰微和英联邦的发展，似乎让编辑书目的图书馆管理员们改换了观察帝国和英联邦的视角，从先向殖民地看，转为先向英帝国和欧洲看。辛普森还在前言中指出，与英联邦关系不同的地区，都按照所在地理空间被归纳到了一卷中。这种弱化特定地区与英帝国和英联邦的联系的排序方法，呈现给读者的是有关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国家和区域网络，以及这个网络与其他欧洲帝国殖民过的地区的关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因和辛普森想象的帝国空间包括了受英帝国和英联邦影响的地区(即非正式帝国)，将观察对象扩展到了全球，并将西方帝国置于优先地位。

四、余论：如何想象帝国的空间？

不可否认，克拉格斯的研究为撰写本文带来了启发，但前文也已提及克拉格斯的结论的局限性。她并未充分认识到卢因之前的目录编辑者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对帝国的空间想象和对不同空间的秩序安排。编辑者们都利用了“地理空间—主题”的编目方法，不同时代对不同层级的空间的选择，折射出当时认识某一地区的空间单位的大小。20世纪的目录相比19世纪晚期的目录，在空间上更容易与大洲和民族国家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最终，在辛普森目录及其增补本中出现了完善的、金字塔型的“地理空间—主题”目录。

但仅以文字描述殖民地学会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呈现的对帝国空间的想象或许不够直观。尤其在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管理员们已经将机构文献按空间进行整理后，或许可以用新的方法来呈现前文的结论。表2与表3便是本文的尝试。

图2 世界地图示意图

表2 1886年至1977年殖民地学会图书馆馆藏目录中

各大洲文献的先后顺序与规模大小

图2是以东经180度为中轴的世界地图示意图，以英国为最先，随后从左到右依次排列了欧洲殖民帝国、欧洲殖民地、非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和中南美洲，按与英国空间上的远近从西向东排列。将该地图转制为表格后，即是表2。表2横轴的最左端为英国，在1886至1901年的目录中对应主题目录，在1930至1977年的目录中对应作为整体的英帝国和英联邦的文献的情况，并依据图2的顺序排布空间。大洲之后的数字代表有关这个区域的文献在目录中的位置先后，气泡的大小反映了这个分类的文献在整个目录中的比重。表格上的气泡的分布若越接近纵轴和横轴之间的对角线，则表明越接近图2的地理空间分布。如果靠近横轴的气泡更大，表明与排序越靠前的空间的文献在目录中的占比越大。

通过表2可以看出，1886年至1901年出版的目录除去以主题归类的文献，越靠近横轴的区域的气泡越大，表明这一时期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的管理员们大致按照文献藏量的多少安排大洲的先后。从气泡的大小变化来看，有关非洲的文献确实在这15年间有显著增加，但有关白人殖民者及其后代聚居的区域的文献比重依然较大。因此，编辑者们是按照一个大洲对帝国的“重要性”来排序的，这种重要性体现在了有关文献数量规模更大。1930年至1977年出版的目录的气泡分布越发趋近纵轴与横轴的对角线，表明一个大洲的地理位置影响了排序，而非有关文献数量的多少。从气泡大小来看，有关非洲的文献占比日益增大，呼应了非洲的殖民地取得独立的时间相对更晚的现实。因此，编辑者们是根据相关性来安排大洲的顺序，且这种相关性主要是地理空间上的。

上述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下一级空间的分布呢？使用同样的方法，将图3所表现的区域大致依次划分为作为整体的非洲，非洲北部、西部、东部、中部、南部和周边岛屿，并把英帝国之外的欧洲殖民帝国在非洲的情况的文献根据地理位置穿插其中制作表3。表格上的气泡的分布若越接近纵轴和横轴之间的对角线，则表明越接近从北向南、从西向东的空间分布，也与当地和英帝国的空间距离相关，距离越近，则排序越靠前。气泡的大小依然代表有关该地区的文献在目录中的比重。越大的气泡越靠近横轴，则表明采用的是重要性排序。

图3 非洲地理区域示意图

表3 1886年至1977年殖民地学会图书馆馆藏目录中

非洲各地文献的先后顺序和规模大小

通过表3可以看出，19世纪晚期殖民地学会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除了作为整体的非洲的资料之外，多数是按照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从大陆到离岛的顺序来安排各区域的先后。从气泡的大小来看，在非洲大陆的范围内，有关文献数量越大的区域越靠近横轴，表明同样以该地区的重要性排序。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出版的目录的气泡分布，则接近纵轴和横轴的对角线，更接近图3的空间分布。从气泡的大小来看，并未出现排序越靠前的气泡越大的情况，进一步表明这是一种基于地理空间的排序，而非基于重要性的排序。

表2和表3是以更整体的方式展现殖民地学会图书馆馆藏目录的空间分布和内蕴理念。这种侧重文献的地理空间的视角对于理解21世纪以来新的帝国史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或许可以将之用于研究前文提及的富尔茨在《殖民主义与殖民史杂志》上发表的目录。

如果要理解21世纪以来帝国史研究的新趋势，今人可能依然要重复卢因等前人的工作，对已出版的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筛选和解读。这既能便于新进入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了解概况，也能解答“新帝国史”是否真的是“新”的。新帝国史对不同空间之间的互动和联系的关注，使得以空间视角评估新的研究成为恰当的切入点。评估和呈现评估结果的方式也可以不限于文字，本文设计的结合文献规模和空间的表格则是提供给同行并希冀得到指正的一次尝试。如果新帝国史确实更关注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和不同区域之间的相关联系，那么通过热力图或表格的方式，依然可以从著作者所在的空间、研究对象所在的空间、帝国的边界和不同空间的联系上看出。

（本文原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21-132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9年8期转载。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