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6到17世纪，东亚的国际局势急剧动荡，而朝鲜经历倭乱及胡乱，也面临着新的历史境况。随着满族入主中原、实现政治稳定，朝鲜学士面对呈现出全盛态势的清朝，也不能不改变尊周思明的心态而正视之。这种状况使朝鲜学士的世界观和周边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两次战乱使东亚的人员和物质交流更加活跃。在此过程中，从中国传入朝鲜的西学及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识，开始逐渐动摇构建在朱子性理学之上的17世纪朝鲜社会。由于大部分的朝鲜学士直到19世纪都秉持着以理学和华夷观为基础的传统认识，西方的学问和世界观的流入引起了非常复杂的反响。

在17世纪末以前，西方文化只能通过使团流入朝鲜，因此知识的传播是零散而不规则的，往往视传播者的人际关系和活动范围变动甚至断绝。有机会接触西学的人仅限于前往中国的使行团成员。到了17世纪后期，随着对清关系稳定，朝鲜的社会氛围变得更加灵活，逐渐形成了接受西学的文化环境，在以西方式世界地图为代表的西学不断丰富的同时，朝鲜学士的反应也随之体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朝鲜后期实学复兴的社会氛围，导致人们更加关注西欧地理知识和新世界观。到18世纪后期，随着西学的普及，地方上也出现主动接触西方世界地图的学者。对当时的朝鲜学士来说，西方世界地图不仅仅是勾起猎奇兴趣的异域之物，还是思考与探究的对象，甚至在士人中风行一时。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万国全图》、南怀仁的《坤舆全图》等西方世界地图以及《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地理书籍，更是成为朝鲜学士争相讨论的对象。

第一幅传入朝鲜的西式世界地图是在朝鲜王朝的主导下制作的，其中一部分还被收录在书中流传。1708年，朝鲜领议政崔锡鼎主导翻刻了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见图1）。这是在中国制作《坤舆万国全图》100余年后朝鲜进行的翻新，反映出此时期朝鲜对西方地理知识的高度关注。朝鲜朝廷还谋求修订历法，并因此领会了西方历法的优越性。以此为契机，朝野上下对西方的关注逐渐增加，最后终于结出了《坤舆万国全图》这样的硕果。

面对这种西方世界地图，不同时期、不同的朝鲜人的反应存在一定差异。对于早期掌握西方文明的人来说，虽对此积极接受并克服传统世界认识，但保守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固守传统世界认识。本文将考察朝鲜后期学士对西式世界地图的反应和接受，及由此产生的对新世界认识的各种方式；与传统中华观对立及融合的过程。最后再以“天下图”为例，讨论西方世界地图对朝鲜传统地理观念、世界观的革命性影响。

一、西方世界地图传入朝鲜

1.从中国中心的传统地理观到“五大洲说”

西方世界地图呈现出的世界，与朝鲜士人所知的中华世界几乎无法相提并论。在西方世界地图上，中国仅仅是世界的一部分，每一片大陆都有许多国家，其中一些甚至比中国更大，这个事实给朝鲜儒学学者带来极大冲击。对于曾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一带视为整个世界的朝鲜人来说，西方世界地图展现出的是之前无法接触的遥远世界。

此外，西方世界地图中还收录了与历法相关的天文学知识和地球科学知识。中华以外的世界，以地球“天势”为基础，被划分为五个气候带，以“地势”为标准，被划分为五个大洲，这就戏剧化地冲击了朝鲜学士的中华中心世界观。

在西学传入的早期阶段，实学派先驱李睟光在1603年担任弘文馆副提学时，曾仔细观看赴华燕行使带回的汉译利玛窦世界地图，有感于其精细程度。他在《芝峰类说》中对于“佛浪机国、永结利国、歌罗巴国”等西方国家着墨不少，显示出他对西方的兴趣与众不同。包括他在内，大部分朝鲜学士看到包罗新旧大陆的西方世界地图后，对欧洲非常关心。这是因为带来西方世界地图的传教士来自欧洲。

李睟光在看过《欧罗巴舆地图》后这样说：

欧罗巴国。亦名大西国。有利玛窦者。泛海八年。越八万里风涛。居东粤十余年……所谓欧罗巴国。在西域最绝远。去中国八万里。自古不通中朝。至大明始再入贡。地图乃其国使臣冯宝宝所为。而末端作序文记之。其文字雅驯。与我国之文不异。

他初次知道欧洲（即西方）与中国相距有多远。这充分展现出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地理世界的认识边界得到扩大，开始对以前鲜为人知的西方世界进行关注的状况。

朝鲜后期岭南儒学者李衡祥（1653—1733年）也通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扩大了对地理世界的认知。他撰有《蒙古国志》《日本国志》《西行录》《北游录》《江都志》《耽罗志》《东耳删略》《四夷总说》《南宦博物》等地理著作，并制作了《耽罗巡历图》。通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他确信除中国以外，世界上还存在其他各种国家，这使他进一步脱离了中华式的地理认知，甚至大胆表达了“自己身处的地方就是天下中心”的观点。

李德懋（1741—1793年）是18世纪追求博学的代表性实学家，他也通过西方地图和地理书籍扩大了地理性认知。他广泛涉猎《三才图会》等受到西方地理知识影响的书籍以及《坤舆图说》《坤舆外纪》等世界地理志，对利玛窦地图的精准性给予了高度评价。

18世纪后半叶朝鲜学士对西学的关注达到顶峰，俞晚柱（1755—1788年）也受到西方地图的影响。他通过《坤舆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理认知，开始关注西方诸国。他对“永结利国”展开了比较详细的论述，采用了《职方外纪》《神兴图说》等代表性世界地理著作中未见的资料。

18世纪的朝鲜类书也体现出西方世界地图的影响。1798年李晚永编纂的类书《才物谱》就是其中一例。这部类书介绍了“五大洲说”，将其比作人的身体，即将南北美洲大陆比喻为人的脊柱，将南方大陆比喻为人的盆骨（横骨）。这可以看作对西方世界地图内容进行朝鲜式诠释的结果。

2.地圆说取代“天圆地方”世界观

西方世界地图不仅从视觉上体现出世界的广阔，还传达了地球是球体的事实。然而，接受“五大洲说”并不等于接受“地圆说”。看着画在平面上的世界地图，将地球想象成球体，对于秉承“天圆地方”观念的朝鲜学士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崔锡鼎（1646—1715年）和李颐命（1658—1722年）的事例，可以说明这种困境。

崔锡鼎1708年为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序文中提到：

坤舆图则古今图子非一揆。而皆以平面为地方。以中国声教所及为外界。今西士之说。以地球为主……其说宏阔矫诞。涉于无稽不经。然其学术传授有自。有不可率尔卞破者。姑当存之。以广异闻。

从传统的天圆地方天地观出发，他认为地圆说是荒诞不经的。但同时主张该学说有自己的学术语境，因此应予保留，表现出相当灵活的态度。

1720年，李颐命随“告讣奏请使”使团前往北京，与德籍传教士戴进贤（Ignatius<Koegler）交流。戴进贤在雍正年间成为钦天监正，从事天文治历长达25年。李颐命在写给戴进贤的信中提出如下问题。

东人亦曾见其图说矣。从古论天地之形者。皆言天圆而地方。独此法。以为地亦从天而圆。中高而四边下。不知缘何推测若是。乃用天度画地里也。周髀鸡子黄之说。稍近于此。亦不以天度定地里。至若诸巴之地。必非今人所目见。又何以知其如此乎。御寇十洲释氏四大部洲之说。亦近之。或出于此等传闻欤。以此言之。

李颐命在此对地圆说的由来和“用天度画地里”的“测天法”表示怀疑。像“五大洲说”那样的西方知识，即使是固守天圆地方观念的人也能接受，但地圆说却不是这样。特别是将天球上的经纬度和大地对应，从而测定土地距离，这一原理并不容易理解。因此，大部分朝鲜学士无法接受构成西方世界地图骨干的经纬线和投影法。

另一方面，金始振（1618—1667年）等人指出，若说土地是圆的，那么位于下面半球的人就处于倒挂的状态，这不合逻辑。也就是说，对从未掌握万有引力、重力等物理学及地球科学法则的人来说，人类倒挂着生活的事实是难以接受的。

虽然地圆说的接受过程困难重重，但也有像金万重（1637—1692）这样较早接受地圆说的人。金万重作为西学造诣很深的先驱学者，1674年在弘文馆制作天下地图时便有所考证，在地图学方面很有见识。他在著作《西浦漫笔》中也提了西方的《万国图》，表现出这些经历对他的深远影响：阅览西方地图促使他超越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地理认识，因此使他理解西方的实际存在，甚至承认地圆说。

金万重认为西方地圆说远优于东方传统的宇宙论“盖天说”和“浑天说”，还认为以此为基础的西方历法比东方历法更加精准。他主张邹衍的“九州岛说”和佛教的“四天下论”只是儿童的观点，只有西方的地圆说在逻辑和技术上都精确。同时，地圆说将土地和天体一样分为360度，说明能以经度观察南北极的上下，纬度则是在日食和月食时能见证的，以便理解经纬度的概念。与此同时，他也具备地球科学知识，能够理解气候随太阳高度而发生变化的道理。虽然金万重没能应用上述知识理解地图制作上的投影法概念，但他依然是朝鲜学士认识论演变脉络上的标志性人物。

李器之（1690—1722年）是李颐命的儿子、金万重的外孙，他也能够理解地圆说。他曾经作为燕行使节访问中国以及中国的天主教堂，亲眼看见过浑天仪。在此期间，他理解了地球图上的纬度与实际距离的关系，也意识到了西方帝国并不比中国渺小。

二、朝鲜的“冲击与回应”

1.地理中华观与文化中华观

星湖李瀷（1681—1763年）是朝鲜后期实学巨擘，也是西方世界地图接受史上的代表人物。他关心天文、历法、地理、科学等多个西学领域，读过20多种汉译西学书籍。他称赞西方历法的优越性，说“今行时宪历即西洋人汤若望所造于是乎历道之极矣日月交蚀未有差谬圣人复生必从之矣”。他认为，根据收录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地球图说》，地圆说作为西方历法的基础，也是合乎逻辑的主张。同时也承认哥伦布、麦哲伦等西方人的环球航行能够证实地球是球体。令人瞩目的是，他理解了基于引力定律的“地心论”，提到人类之所以能生存在地球的下方，是地球引力的结果。《星湖僿说》中的这种主张明确地体现出他已经摆脱了传统地理观。另外，他还主张，在中原大陆以外出生的夷狄中也会出现圣人。

但另一方面，李瀷依然指出中国才是人类和万物最先出现，同时圣贤君子最先出现以及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他在看过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记载的《万国全图》后写道：

则地之周为九万里。自欧罗巴之西福岛。至中国之东亚泥俺峡。恰为一百八十度。则实四万五千里而地之半周也。以地势求之。福岛与中国上下正当。从东从西。道里略相近也。然而此必谓之中。彼必谓之西者何也。据其说。亚细亚实为天下第一大州。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而中国又当其正心。

也就是说，他的逻辑如下：如果立足于地球说，在欧洲的西端和中国东端之间，任何一个都不能说是中心。尽管如此，艾儒略还是把中国称为“中”，把欧洲称为“西”，这正是因为亚洲作为天下第一大陆，诞生了人类、诞生了圣贤。而且，如果说亚洲大陆是天下第一大陆，那么中国就是它的中心（正心）。

李瀷关于西方世界地图及地圆说的这些言论，应从当时把朝鲜视为中华文化唯一合适者的“小中华论”这一背景下去理解。作为“小中华论”的信奉者，李瀷甚至把朝鲜的“中华”身份追溯到更久以前的“檀君朝鲜”，而不是箕子时代，并强调朝鲜历史的悠久性不亚于中国，在起步阶段已经实现了“中华”。

丁若镛（1762—1836年）是朝鲜后期实学的顶峰人物，比任何同时代人都更能理解西方地理学。他通过西方世界地图和地理书籍实现了对世界的认识转变，并通过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对日本和欧洲等地区地势进行说明。此外，他还主张，从地球上看，所有地区都有可能成为中央，因此“中国”或“东国”等说法是没有意义的，由此否定了地理上的中华观。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大部分儒学学者错把西方的五大洲说对应于邹衍的“大九州岛说”，但与此不同，丁若镛认为，依照地圆说，大九州岛说也是荒诞无稽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丁若镛援引《大戴礼记》，主张地圆说起源于中国，仍未能够完全摆脱中华主义观念。

每位朝鲜学士对西方世界地图的反应，视其所处的位置和个人倾向而有所不同，体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从李瀷和丁若镛的例子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有时也很矛盾，可见朝鲜后期学士接受新世界观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8世纪后期，朝鲜政府正式引入了西方历法、承认了地圆说，这一历史事实反映在1770年刊行的《东国文献备考》中。但是，这一系列过程并不意味着各个阶层的人群都完全接纳了新的观点。换句话说，即使地圆说被接受，也很难认为这是对“天圆地方”传统世界认识的颠覆。

换言之，西方世界地图及其包含的关于广阔世界的地理信息，对于笃信中国中心世界观的朝鲜儒学者来说无异于沉重的一击。但是，这既不意味着“天圆地方”传统地理观的颠覆，也不意味着文化上的中国中心观——华夷观念的崩溃。在朱子性理学占压倒性地位的朝鲜社会中，克服华夷观念并没有那么容易。即使可摆脱地理上的中华观，但如果不推翻儒教思想观念，也几乎不可能完全摆脱文化上的中华观，因为“尊周论”是朝鲜后期性理学的核心部分。

1631年随郑斗源燕行使团前往中国的朝鲜译官李荣后的案例，体现出朝鲜人在克服文化中华观时遇到的困难。1631年，李荣后随郑斗源燕行使团前往中国，曾致信传教士陆若汉（Joannes<Rodrigues，1561—1633），求教西方的天体观、《万国地图》、历法等。他问：“中国是世界中州，清秀和严肃的自然气息在这里聚集，辈出了从伏羲到孔子等许多圣人，使君臣父子的道理、诗书仁义的教诲、礼乐 · 法度 · 衣冠 · 文物繁衍传承给万世。但在这一‘中州’以外的地方，还会存在和与它一样的人物、教化以及相同的制作吗？”李荣后的提问充分说明，虽然西方世界地图扩大了朝鲜人对世界地理现有的认识，但依然很难使后者摆脱文化上的中华主义观念。

尽管尊主论理念在朝鲜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极少数学者还是克服了文化中华观，其中，代表性学者为实学家洪大容（1731—1783年）。他以地圆说为基础，提出“华夷一也”，主张克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他还对月蚀进行了科学说明，以此印证地圆说。另外，他说：“中国之人。以中国为正界。以西洋为倒界。西洋之人。以西洋为正界。以中国为倒界。其实戴天履地。随界皆然。无横无倒。均是正界。”也就是说，地球上任何地区都可成为中心，因此他指出华夷之分毫无意义。

由此，洪大容从根本上反驳了以中华为中心的地理认识，并进一步强调文化层面上的华夷论和区分内外的名分论都是无意义的。他主张“地球上的所有地区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些主张在当时可谓一鸣惊人。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来看，他的主张已经认识到了区域的固有性，他的思想后来被朴趾源、朴齐家等北学派学者继承，成为解释女真族国家清朝先进性的逻辑依据。

2.对西方世界地图的反对意见

西式世界地图扩大了部分先进学者的认识范围，但是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表达了对西式世界地图以及新的世界观的排斥与抵抗。

前面提到的金始振的《历法辨》中对西式世界地图的强烈否定就是例子之一。他将利玛窦所绘的《坤舆万国全图》命名为《堪舆图》，“堪舆”是“风水”的别名，他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与这种神秘的、难以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的风水图相对应，表明了他对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的怀疑。

李瀷的弟子、反西教论者慎后聃（1702—1761年）是秉持传统的地理观的代表性人物。在读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之后，他断言“歌罗巴”洲的各国是位于大洋另一边的、遥远的蛮夷国家，将这些国家与中国相提并论是极其不妥当的。他主张，中国位于天下的中心，是文物最繁荣的地方，应该坚持现有的以中华为中心的世界观。哪怕以中华为中心的世界外部存在许多奇怪的国家，由于我们无法知晓其具体情形，也应对其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

朝鲜社会接纳西式世界地图的过程并不容易。当时，也有部分朝鲜文人基于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认识的脉络，表现出接纳陌生的世界观和相关知识的倾向。例如，第一次见到西式世界地图的李睟光就将“欧罗巴国”看作西域的西端。《同文广考》的作者李敦仲也有类似的欧洲认识。柳梦寅则主张欧洲是“天竺之西”。也就是说，他们将欧洲理解为西域地区扩张出来的空间，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在西边的尽头。

随着基督教的扩张，对西式世界地图等西方地理知识的排斥与批判愈发猛烈，较早的例子有柳梦寅（1559—1623年）由于西教而拒绝接受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这种现象在以宋明理学为尊的朝鲜社会中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随着西教的扩张，原有的传统儒教秩序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者们展现出更加尊崇宋明理学的保守态度，形成了排斥西教甚至反对西学的社会氛围。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国为中心、仅包含传统范围的世界地图不停地被制作出来，由此诞生了被称为“圆形的天下图”的另一种形态的世界地图。

三、“天下图”与西方世界地图

要让对地理世界有着传统认识的文人们立刻理解并接受西式地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朝鲜的许多儒学家们认为西式地图与邹衍的大九州岛说是有关联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天下图”的案例分析得出。

16世纪以后，朝鲜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图称为“天下图”。“天下”观念一直保留至19世纪朝鲜接受万国公法体系之时。这些东亚地图大部分是以从中国引进的原图为底本，添加朝鲜或日本等国制成。但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存在的当时，朝鲜境内还广泛流传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天下图（见图2）。

关于天下图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近期最具争议的是海野一隆、裴祐晟和吴尚学（2001年）的研究。海野主张，虽然天下图是在《三才图会》的《山海舆地全图》等单元型世界地图的影响下制成的，但是为了与西式地图的世界观相对抗，它对道教的、神仙的世界观进行了图形化。裴祐晟认为天下图的制作受到了《坤舆万国全图》等西式世界地图的影响，它的轮廓和形象并不是对抗西学的产物，而是对西式世界地图进行朝鲜式解释的产物。吴尚学主张，天下图反映了由于西式世界地图的传入而扩张的地理视野，同时地图的内容也表达了宇宙和神仙思想。

他们的争论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天下图从形态上是否起源于单元型世界地图。海野和裴祐晟同意此观点，而吴尚学表示反对。第二，西式世界地图是否影响了天下图的诞生。海野否定这一观点，但裴祐晟和吴尚学表示同意。第三，地图上出现的带有道教色彩的地名是否表明三才思想或神仙思想在朝鲜后期已经广泛流行。海野和吴尚学同意这一观点，而裴祐晟根据思想史的脉络否定了这一观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争议。但是，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西式世界地图和天下图都展现出了地理视野的扩张。下面笔者将讨论天下图及其与西式世界地图之间的关系，将天下图看作朝鲜文人通过东洋传统的地图表达法对新扩张的地理视野和世界观进行表达的产物。

1.天下图的起源：《山海经》和邹衍的世界观

天下图描绘了无法知晓的广阔的世界，在这一点上，它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地图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均匀分布在整个地图上的未知的国家名称和山川的名称，象征性地展现了该地图的地理视野范围。由中央内陆—内海—外大陆—外海，以及81个国家组成的天下图，其基本结构起源于《山海经》或邹衍的世界观。

收录在圆形天下图中的地名，很多源于《山海经》，仅凭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圆形天下图与山海经之间的关联性。从形态层面上对圆形天下图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明显体现了《山海经》中提到的同心圆结构。《山海经》大致由《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组成，各部分记载的世界大不相同。这三个部分形成于不同的时期，具体的内容、叙述方式、世界观也各不相同。《五藏山经》与实际存在的世界更接近，《海经》和《大荒经》中想象的要素相对更多。但是，朝鲜的文人们却认为该书反映了一个始终如一的世界。如果将《山海经》的“山经”布置在中央，那么世界就形成了以大陆为中心、中央大陆（“山经”）和外大陆（“大荒经”）之间有大海（“海经”），外大陆的尽头又有大海的格局。这种同心圆结构与天下图的结构基本一致。

总之，天下图的双重结构可以使人联想到《山海经》中提出的“五藏山经”—“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的结构。即，即使不以具有类似形态的地图为依据，圆形天下图的内大陆—内海—外大陆—外海的同心圆结构也是完全有可能被绘制出来的。再者，考虑到在中国和日本都没有发现与圆形天下图类似结构的地图，这增加了圆形天下图的同心圆结构不是来源于先前的地图，而是起源于《山海经》等文献的可能性。

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多达81个，且它们都被内外两片海域双重包围，这种思想源于邹衍的世界观。邹衍是战国时代阴阳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阴阳家眼中的世界与儒家眼中的世界是不同的。他这样说道：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岛……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岛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天下图清晰地展示了81个国家被大海包围的景象。

2.魏伯珪的“利玛窦九九州岛图”

朝鲜湖南出身的实学家魏伯珪（1727—1798年）也是将西式世界地图与邹衍的世界观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代表性人物。但是，他的例子有些独特。他于1770年创作了《寰瀛志》，除了天文、地理，他还将各种文物、制度以绘画的形式描绘出来。该书现在有多个版本流传于世，除1822年后发行的木刻版以外，还留有几种手抄本。其中正草本和净书本中记录了《利玛窦天下图》，它不是西式的世界地图，而是圆形的天下图。作者在听到有关西式世界地图以及利玛窦的相关故事之后，偶然看到了圆形的天下图，误以为圆形天下图就是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因为天下图和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都展现了东亚以外的广阔的世界，所以产生了这样的误会。

他在《寰瀛志》的序言中说道：

林居多闲，偶阅九九州岛图，遂不胜自笑曰，此之为无是乌有，虽未可知，然若以僻耳劣目，强以疑之则或恐为海鳖所笑也。遂摸之于册。

在看到天下图之后，魏伯珪将其称为“九九州岛图”，这是因为天下图描绘的世界使他联想到了邹衍的大九州岛说。在《寰瀛志》中，他指出：

邹衍曰，中国四方之海，是号裨海，其外有大陆环之，大陆之外，又有大瀛海环之，方是地涯云。西洋人以中国西南海，呼为地中海，其言曰，国土抱海，故为地中海，其外海抱国土者，方为寰海，与邹说。

但是，魏伯珪指出，虽然“大陆之外又有大瀛海环之”这一点可以从邹衍处找到依据，但是实际上，邹衍从未提及天下图中所绘的“外大陆”的存在。魏伯珪只是在看到了天下图之后，通过邹衍的世界观去理解地图中中央大陆—内海—外大陆—外海的世界结构。他将西式世界地图中看到的地中海和环海与邹衍所说的裨海和大瀛海相联系，认为利玛窦提出的地理知识与邹衍所述内容相似，所以给天下图附上了“利玛窦的九九州岛图”的名字。《九九州岛图》的名称具有“世界是由81个国家组成”的意思。

后来，他在接触到《职方外纪》中记载的西式地图之后，对这一错误进行了修正，又在书中收录了名为《西洋诸国图》的西式世界地图的简略模式图（见图3）。该地图中，构成世界的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南方大陆等五块大陆逐一被称为“天下一大洲”。西域位于“天下一大洲”之一的亚洲大陆的西侧。魏伯珪在书中还记录了各国的地志情况，展现出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倾向。但是，该地图的整体外形与职方外纪的《万国全图》完全不同。图中找不到地圆说的痕迹，五大洲被描写得如同漂浮在海洋上的众多岛屿一样。世界虽不像《九九州岛图》一样由81个国家构成，但除亚洲大陆以外，其余四个大陆都被双层所包围。这种表现形式表明魏伯珪当时仍受到邹衍的理论的影响。

3.西方世界地图的东方式解释

有趣的是，《山海经》和邹衍的世界观在朝鲜曾长时间被认为是异端思想。但是，含有《山海经》和邹衍的世界观的世界地图制成于17世纪，至19世纪依旧广为流传。天下图的作者为什么会想到《山海经》和邹衍呢？可以肯定的是，作者试图描绘比传统东亚世界范围更广的、未知的世界。他选择具有道教色彩的、描绘神秘世界的东方古籍的理由是西式世界地图，特别是单元型世界地图的存在。

为了用东方的先例去解释西式世界地图所展现的广阔的世界，天下图不得不选择并利用长时间被认为是异端的《山海经》。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这张地图也深刻反映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圆形的轮廓仅适用于中国这一国家名，而且中国准确地位于地图的中心。

与此相关联的是，19世纪上半叶少论派儒学家李钟徽在看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后说道：

尝观邹衍云。神州赤县为一州。而其外如神州赤县者九。乃所谓九州岛。各有裨海环之。又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而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今图所谓小洋海。即裨海。大洋海。即瀛海也。

李钟徽认为利玛窦的地图体现了邹衍的世界观。然而，虽然二者在裨海和瀛海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利玛窦的地图描绘了六个大陆而非九州岛。要想与邹衍的世界观更接近，大陆应该有九个。李钟徽认为，利玛窦是知道其余三个大陆的存在的，但是由于邹衍的著作流传时间太过久远，利玛窦难以在地图上正确展现出其他三个大陆。因此，西式世界地图是邹衍的世界观的不完全体现。

四、融合东西的朝鲜《广舆图》

17世纪以后朝鲜人试图通过各种复杂的逻辑去理解西洋的地理知识以及世界地图带来的陌生的知识。到19世纪，这种冲突与融合兼备的过程依旧在继续，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诞生了对西式世界地图的知识进行重新诠释或对其进行内在化的地图。

例如，“变形的”天下图。即，在部分册子或郡县地图中，应出现天下图的地方出现了西式世界地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广舆图》它是19世纪以绘画的形式创作的全国郡县地图集（见图4）。除八道郡县地图外，它还囊括了天下图、中国地图、日本地图等值得记录在册的木版地图。但是，该地图集记录的天下图并不是传统的圆形天下图，而是西式世界地图。

另一方面，《舆地全图》被推测至少是在1848年之后制作的，它是参考西式世界地图制作的木版地图（图5）。但是，地图仅表现了旧大陆——也就是亚洲、欧洲、非洲——的情况，而且中国被精心安排在了地图的中心。地图的题目下面有清代的路程记。最下方记录了朝鲜八道的观察使领和中国各省的北极高度值，以及乾隆时期新疆地区的相关信息。

地图留白处密密麻麻记录的路程记、识等使人联想到金寿弘的《天下古今大总便览图》。虽然它们的内容完全不同，但是形式是相似的。《舆地全图》就是这样将西式世界地图的图像与传统地图的形式相结合的。

两个半球中，该地图仅表现了旧大陆，从这一点中也可以看出其制作者的传统思想。见过西式世界地图的朝鲜文人中，并没有人对新大陆（即美洲）的意义进行钻研。他们只关注旧大陆，特别是欧洲和中国。连天下图都以中国为中心、注重体现与中国的相对位置。对于朝鲜文人来说，美洲仅仅是历史和文化还未得到确认的、未知的土地。总之，《舆地全图》是以旧大陆为中心重新诠释西式世界地图的产物。

结论

17、18世纪西式世界地图的传入及影响简单概括如下。

传入朝鲜的多种西式世界地图的模写或制作，对朝鲜文人产生了影响。当时，大多数文人根据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观，将世界理解为天下。西式世界地图出现后，天下的概念得到了扩展。以中国为世界中心、以周边为蛮夷的地理中华观被否定。文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以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且那里的人也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

以部分先进学者为中心，地圆说开始被接纳，而后随着西洋历法的引入，地圆说被收录于1770年的《东国文献备考》中。由此，地理的中华观被完全否定，但是由于当时的儒教思想十分强势，朝鲜社会依然很难从文化上脱离华夷观。虽然洪大容等部分学者提出了“华夷一也”，主张华夷区分毫无意义，试图脱离文化的中华观，但是大部分学者仍然坚持文化中华观。

另一方面，朝鲜也存在拒绝西方的地理知识、坚决遵循传统世界观的主张。它们是由随着天主教的扩散对传统的社会秩序有危机感的、具有保守倾向的学者们提出的。他们主张，西式世界地图所展现的广阔世界，靠人类的能力是无法证明的，因此应“存而不论”。甚至也有学者将西学与西教视为一体，将西方学问本身视作异端。这种学术的保守性延续到了对传统世界地图的坚持中。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包含传统认识但与先前的世界地图具有不同形态和内容的圆形天下图，这种天下图是朝鲜文人利用传统的地图表达法对新的地理视野和世界观进行表达的产物，在民间广为流传。

（本文原刊《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第4期第151—169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