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瓷业地理研究刍议

黄义军

    制瓷手工业（以下简称瓷业），是中国古代社会较为重要的生计门类。其从业人员众多，窑场分布广泛，且有大量遗存保存至今。据20世纪80年代有关学者的统计，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170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137县，占总数的75％。另有学者统计，截至1990年，已知中国古代窑址达2270处，窑炉遗迹6100多座。每一处窑址的面积少则几百平方米，多则数万平方米。仅根据湖南省的调查资料，已发现的399处窑址分布面积就达679．48万平方米。这些数据只是针对考古发现的瓷窑遗址而言。与瓷业相关的还包括窑工的生活场所、道路、码头等。如果以整个瓷业生产中心区计算，古代瓷业所占土地的规模更大。瓷业遗存是人类千百年间定居、移徙、生产、贸易等活动在大地上的遗留，这些遗存的背后是特定地域内涵丰富的人群活动。瓷业遗存本身以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文化，既有鲜明的地域差异，又能体现出各地域间复杂的联系，对之进行探索是历史地理学的应有之义。
    以往与古代瓷业相关的探索，多以考古发现的瓷业遗存为中心，研究其年代、分期、分区和文化因素等。涉及制瓷手工业本身的成果，也多以官窑为主。其实古代瓷业的研究内容甚广，可以从原料采集与加工、制瓷技术（主要包括瓷器配方与成型、烧造技术）、瓷器文化内涵、产品销售、生产组织与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等多方面展开。其研究材料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物资料，可分为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物。考古资料统称为瓷业遗存，包括经过考古调查或发掘的瓷窑遗址，其他考古单位（如墓葬、塔基、水井等）发现的瓷产品。传世资料主要指博物馆和收藏者收藏的瓷器或制瓷工具第二类是文字资料，包括有关瓷业生产或行业信仰的瓷器铭文、碑刻以及历史文献。第三类是陶瓷工艺学的实验数据，即对瓷器产地、胎釉配方、制作技术所做的科学研究成果，它们对于瓷业研究的意义日益为学界所重视。
古代制瓷手工业呈现出强烈的区域特性，非常适合历史地理学的观察。但由于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清以前的文献很少详细记录制瓷手工业，对其遗址的考察主要依靠考古学方法。因此，在以历史文献为主要研究素材的历史地理学界，对古代瓷业中地理问题的讨论尚十分少见。
对古代瓷业进行地理学观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区域瓷业起源、发展、衰落的时空过程及其对区域的意义。第二，瓷业相关要素的时空变迁。第三，瓷业与区域经济、文化和区域人群的关联性。
    本文拟就历史瓷业地理研究的对象、方法及可能的发展方向提出自己的见解，将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1）古代瓷业何以能成为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2）地理学方法如何运用于古代瓷业研究？（3）从哪些方面展开历史瓷业地理的研究？
一、古代瓷业何以能成为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
    古代瓷业之所以能成为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是由其生产的特殊性决定的。宏观而论，瓷业是一种对环境和劳动力有集中性依赖的手工业。首先，瓷业对原料、燃料和水源长期而大宗的需求决定其对环境的强烈依赖，而不像金银制造业等手工业可以通过运输原材料，脱离产地进行加工。挖掘瓷土往往掏空山体，采集燃料需砍伐大片植被，备制原料需大量用水，运输瓷器宜凭借河湖网络。这样一来，瓷业生产势必造成对环境的改变与破坏。其次，瓷业占用大片土地。烧瓷会产生大量的手工业垃圾，包括匣钵、间隔具、支烧具等窑具，残次品以及废弃窑炉等，它们被堆放在窑场及其附近。这些垃圾体量巨大又不易降解，其占用的土地不复用于农业等生产活动。再次，随着瓷业生产的专门化，在一些大型窑场周围形成兼具生产与销售功能的聚落。这些聚落往往集中大量的人口，甚至出现特殊的风俗。考察历史时期的人类生产性聚落，不能忽视瓷业生产区这一类特殊的聚落。最后，瓷器的销售，既与区域经济、交通路线等地理要素密切相关，又体现出不同区域和阶层对瓷器的审美品味。如南宋蒋祈《陶记》就记载了南方各地对景德镇各类瓷产品的尚好：若夫浙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碗之类：鱼水、高足；碟之发晕、海眼、雪花，此川、广、荆、湘之所利；盘之马蹄、槟榔；盂之莲花、耍角；碗、碟之绣花、银绣、蒲唇、弄弦之类，此江、浙、福建之所利，必地有择焉者。……两淮所宜，大率皆江、广、闽、浙澄泽之余。土人货之者，谓之“黄掉”。掉云者，以其色泽不美而在可弃之域也。
    与瓷器销售相关的交通布局，尤其是内河航运，本身就是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不同窑口瓷器的空间分布，常常可以补充特定时期交通网络的若干细节。例如，在一些今天业已成陆的古河道曾发现不少载有瓷器的沉船，通过对其窑口和主要集散地的分析，有助于复原一些文献记载不足、又难于实地考察的古代内河航线。又如，一些少见或不见文献记载的港口码头，可能发现南北窑场的瓷器，它们一方面可以为确定历史时期的海岸线提供证据，另一方面，也为描绘海上陶瓷之路提供了可贵的细节。这些信息，迄今为止，很少为历史地理研究者所关注。

    微观而论，瓷业技术传统本身（配方技术、制作技术、烧造技术等）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配方技术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密，制瓷资料主要包括瓷土原料、燃料和水源。以原料为例，在前工业时代，瓷窑场一般就地取土，或从有水道相通的周边地区输入瓷土，用当地特有的工具加工成制瓷所需的各种原料。蒋祈《陶记》详细记述了景德镇窑场周边的各个取土地点：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已为次矣。比壬坑、高砂、马鞍山、磁石堂，厥土、赤石，仅可为匣，模，工以成器，则皆败恶不良，无取焉。攸山山槎灰之制釉者取之，而制之之法，则古垩炼灰，杂以槎叶、木柿火而毁之，必剂以岭背“釉泥”而后可用。
    在长久的实践中，窑工发现，不同地点的瓷土精细程度不一，有的可以用来制作上品瓷器，有的只能制作普通瓷器，有的只能制作烧瓷用的辅助工具，有的则专门用来制作釉泥。当地特有的植物在原料配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一地的原料尚且多样，各地原料的差异便不难想象。瓷器质地与釉色的不同，归根结底是由各地不同的资源条件所决定的。
    制作技术主要包括瓷器的成型、装饰与施釉等环节。瓷产品的类型、品种、式样、装饰与釉色，一方面受时代风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不同区域窑场的制作技术传统。走进博物馆，不仅会发现不同时代的瓷器千姿百态，而且还会发现，同一时代的瓷器，由于产地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别。根据瓷器釉色、釉质、造型、装饰的显著不同，很容易辨别出它们的产地。例如，宋代各大名窑有着独特的风格，耀州窑盛行刻花青瓷、龙泉窑以厚釉青瓷见长、景德镇青白瓷别领风骚、磁州窑白地黑花自成一体。瓷产品地域风格的形成，不仅有赖于各自的自然环境，而且与区域的人文传统密切相关。这里所说的人文传统，除了上述技术系统外，还涉及人们使用瓷器的习惯偏好、贸易网络、信仰习俗等区域文化的方方面面。
烧造是制瓷的最后一个环节。窑炉和安放瓷器坯件的各类辅助工具（简称窑具，主要有匣钵、支烧具、间隔具、试火具等）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地域和时代特色的技术系统。这一系统形成后，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一般很难自行改变。以窑炉建造技术为例，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龙窑，几乎都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龙窑的建造适应了南方地区多山、多雨的自然环境。自公元前3千纪以来至工业时代以前，龙窑一直是南方地区最主要的窑炉形式。不同技术系统的窑具，特别是直接与坯件接触的间隔具，会在瓷产品上留下不同的痕迹，这些痕迹犹如瓷器的“胎记”，从中可以察知瓷器的产出信息（即所谓窑口）。因此，窑具也具有强烈的空间指示意义。
    历史瓷业地理研究的诸问题，正是在认识了古代瓷业生产的专门性与特殊性后提出的。古代瓷业研究并不是单纯的器物之学，它是关乎各种区域要素和区域联系，特别是人地关系的学问。因此，完全可以认为，古代瓷业符合地理学的观察视角。
二、地理学方法如何运用于古代瓷业研究？
    目前，古代瓷业的研究成果以陶瓷考古为主。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研究古代瓷业，首先必须寻找地理学与陶瓷考古方法的结合点。古代知识界对瓷业最初的关注集中在瓷产品的质地与文化内涵方面，如唐诗中就有一些赞咏瓷器的诗句。到晚近的时代，关于瓷业本身的记录才变得丰富起来。但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对于瓷业的兴趣，大体是出于收藏鉴赏的需要，注重瓷产品的面貌差异，对于瓷业生产的其他方面着墨不多。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考古学分支———陶瓷考古逐渐兴起，考古学家深入瓷业作坊废墟，用科学方法获取和分析制瓷手工业的物质遗存。尽管制瓷手工业是一种经济现象，但迄今为止，对于古代瓷业研究贡献最大的并不是社会经济史学者，而是考古学者。他们所揭露和报道的大量古代瓷窑遗址成为研究古代制瓷手工业的主要素材。
    作为现代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陶瓷考古学同样遵循考古学的基本理路，即对瓷窑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与整理，得出断代、分期、分区的结论，并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断代，就是根据田野考古中发现的地层关系，确定遗存的相对年代，然后根据窑址中发现的纪年材料，参照出土瓷器的纪年墓葬等，判断瓷业遗存的绝对年代。在断代的基础上，观察出一个长时段内瓷业遗存变化的节点，区分瓷业的发展阶段，即分期。分区则是根据瓷业遗存的面貌，归纳出不同瓷器生产区域的特点。文化因素分析法在陶瓷考古与研究中也运用甚广，这一方法通过观察某一类瓷业要素的地域分布，分析不同产瓷区在技术与文化上的联系。
    陶瓷考古的断代与分期，为瓷业遗存建立年代学框架，使之成为可资利用的实物史料；分区与文化因素分析法则使瓷业遗存得以进入区域社会历史的观察视野。后者在理路上与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提出的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颇为契合。哈特向认为，组织地理知识的方法有两种，即系统的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系统地理学研究每一类现象的地区差异和支配其相互关系的原理。区域地理学研究每个地区相对于他区的全部特征，不同地区单位之间所存在联系特征的总和。从系统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文化因素分析的相关成果，对瓷业相关要素的空间差异及其原因展开研究。从区域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则可以充分吸收各瓷业要素的研究结论，对区域瓷业的起源、发展、衰落的时空过程，以及瓷业与区域经济、文化和区域人群的关联性展开研究。
    当然，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古代瓷业，其研究素材、研究目的并不完全等同于陶瓷考古。在研究目的方面，陶瓷考古的基本任务在于通过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对瓷业遗存做出正确的断代、分期和分区研究，认识某一区域古代制瓷手工业发展演变的历史，以及通过揭示文化因素，分析不同窑场间的技术交流。对于历史瓷业地理研究而言，瓷业遗存只是一个入口，它所指示的空间差异暗示着人文区域的存在。历史地理学者的任务并不停留于对空间现象的描述，而是要深入探究形成这种空间差异的区域因素。到这个层面上，地理学家与考古学家相遇了，也与其他的学问家相遇了。
    为了更好地说明区域与系统地理学的方法如何适用于瓷业研究，下面从这两个方面举出若干实例加以解释。
三、瓷业研究的系统地理学视角
    瓷业研究的系统地理学视角，出发点在于研究与瓷业相关的某个现象或环节在整个地理空间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与成因做出解释。如宋金时期主要窑系的空间分布，制瓷工艺（窑炉、装烧方法等）、瓷业产品（类型、造型、纹饰）的区域差异等都属于此类观察。下面以窑系和制瓷工艺元素为例加以说明。
    1．窑系的实质：关注瓷业要素的区域差异.关于窑系这一概念，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这样表述：“陶瓷史家通常用多种瓷窑体系的形成来概括宋代瓷业发展的面貌。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根据各窑产品工艺、釉色、造型和装饰的同异，根据他们之间的同异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窑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可见，窑系是依据生产品种对窑场所做的划分。窑系的形成，大致可以认为是唐宋时期商品化的瓷业生产竞争加剧，普通窑场出于营利目的，争相模仿名窑（中心窑场）的结果。一个窑场的产品越畅销，模仿它的窑场就越多，最后就会在一个较大的地域内出现一批生产同一类釉色品种的窑场。这一群窑场构成一个窑系。窑系应有中心窑场与普通窑场之分，它们分别代表技术的源和流。窑系的形成，可以视为瓷业技术传播的结果。瓷业技术的传播，既可以通过对产品的简单模仿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工匠的流动来完成。因此，对窑系的观察包含要素的空间分布、技术源流、传播路径三方面的内容。
    窑系的空间范围和窑场密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商品化的瓷业生产中，窑系空间变化的原因说到底是由于市场对不同瓷产品需求的波动。某一窑系的中心窑场也不是固定的，例如原料枯竭或竞争等原因会导致窑系内中心窑场的转移。各窑系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复杂和运动的。一处窑场可以同时仿造几个名窑的产品，导致各窑系在空间上的重叠甚至重合。窑系的空间范围与窑场的分布密度，可以作为各中心窑场的而另一些只能通过模仿来维持生产，本身也表明了区域瓷业生产的差别。
    关于窑系的研究，目前已有《论钧窑系的形成过程》以及《宋代青白瓷的历史地理研究》等论著问世。钧瓷是北宋创烧于河南禹州神垕镇的一种深浅不一的蓝色乳浊釉瓷器。《论钧窑系的形成过程》一文，通过对各窑址发现的钧窑型瓷器进行整理与断代，发现北宋末到金代，禹州周边一些瓷窑开始仿烧钧瓷；金代晚期至元代，河北、山西、内蒙古的部分瓷窑也相继仿烧，从而在北方形成了一个以钧窑为中心的瓷窑体系。《宋代青白瓷的历史地理研究》，从青白瓷的起源、生产、销售三个方面梳理了青白瓷窑系在10－13世纪兴起与发展时空过程。在生产方面，根据产品面貌、生产技术、瓷业兴衰进程等指标，将宋代青白瓷产区分为长江中下游南岸沿江地区、赣江流域、湘江流域、钱塘江流域、闽江晋江与东南沿海地区、岭南地区六个区；按三个时期即五代至北宋早期、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对青白瓷窑址分布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指出五代至北宋早期青白瓷的生产中心在繁昌窑，北宋中期以后转移到景德镇。在宋代青白瓷的内销方面，通过梳理青白瓷在大陆的出土情况，分北宋早期、中期、晚期，南宋前期和后期五个时期对青白瓷内销区域的空间变化进行了讨论；在外销方面，叙述了宋代青白瓷在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出土情况，以及青白瓷在输入国功用的变化等问题，并梳理了繁昌窑和景德镇窑瓷器运往各外销港口的线路。
    2．制瓷工艺元素的系统地理研究
    制瓷工艺元素的空间分布与扩展，指示的是不同制瓷区域之间的技术交流。其中研究最多的是窑炉与窑具，以《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一书集其大成。本书对东亚古代制瓷手工业技术与交流史进行了出色的区位观察。以窑炉为例，作者认为在整个东亚地区存在5个独成系统的窑种、1个中间兼并地带和2个吸收型窑业区。5个独成系统的窑种为升焰式圆窑、平焰式龙窑、半倒焰马蹄窑、半倒焰连房窑、窖式窑，这5个窑种各有其分布区域；1个中间兼并地指江淮地区；2个完全依靠吸收外来技术建立起来的吸收型窑业区，一是四川盆地，一是日本列岛。本书还对各类装烧工具的地理分布进行了仔细地疏理。以Ｍ型匣钵为例，这是越窑、龙泉窑、婺州窑范围内一部分窑场使用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装烧窑具。它起源于杭州湾南岸一带，中途传播到浙江中部地区，然后传播到浙西南的龙泉窑。这种匣钵还为南迁的宋代官窑所采用。南宋及以后随着龙泉青瓷技术流传到福建和广东。
    本书对制瓷技术中各要素在东亚各地区的空间关系所展开的研究，符合系统地理学的方法，也为这一方法在古代瓷业研究中的运用树立了典范。
    为了理解瓷业技术的渊源与传播，我们常常将其分解为若干因素，如窑炉、窑具、制瓷工具、作坊形态、产品风格等等，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单独的研究，揭示出一种因素在各区域间的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讨论特定区域瓷业技术的演进。包含某类技术因素的瓷业遗存具有强烈的空间指示性，行家里手往往一望而知某一类窑业建筑、工具或瓷器带有某个区域的特征，从中可以发现不同区域间瓷业技术的联系，在可能的情况下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一联系做出符合区域历史的解释。
四、瓷业研究的区域地理学方法
    从区域地理学视角观察古代瓷业，其立足点在于某个具体区域瓷业兴起与发展的时空过程，以及该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和联系。下面以地名与区域瓷业的空间分布、瓷业分区、瓷业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工匠迁徙与区域瓷业的兴起为例，来说明研究切入点的选择。
    1．地名与区域瓷业的空间分布
    地方志的“建置志”、“疆域志”、“区域志”、“疆域沿革表”和“舆图”卷中，常有与瓷业有关的地名，据此可知本地是否曾经有过陶瓷业。许多存在窑址的小地名往往命名为：磁窑、碗窑坑、瓦窑沟、碗窑嶂、瓦窑乡、碗窑、瓦窑、瓮缸窑、磁灶、青碗窑、白土窑、瓦窑冈、缸窑村、下塘窑、瓦窑门、瓦窑塘等甚至有的山因瓷而名，如广东四会的陶冶山、惠未东溪窑山和北溪窑山等。
    2．古代瓷业的分区
    古代瓷业的分区，是陶瓷考古研究的应有之义。这方面的成果，既有以时代为断限，将王朝疆域内的瓷业分成若干大区与次区的，也有立足于某一大区，考察其次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还有的着眼于特定区域瓷业的起源与演进过程中烧瓷中心的转移。
    着眼于大地域内瓷业的宏观分区，以《宋元明考古》一书为代表，作者根据各区域瓷业发展进程与产品面貌上的共性（以瓷器品种和装烧工艺为主要指标）将宋元瓷业生产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其中北方地区又分为五个次区，即河南中西部地区到关中地区、太行山南段东麓与南麓地区、以定州为中心的区域、山西地区、山东地区；南方分为四个次区，即长江上游地区（川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福建广东地区。该书还从政治中心的转移、区域经济的发展、交通网络的变迁等方面，力图对宋元时期的瓷业生产格局做出合理的解释。
    瓷业生产中心的时空变迁，在特定产瓷区也有显著表现。《试论南方古代名窑中心区域移动》 一文，以南方地区的洪州窑、寿州窑、景德镇窑、吉州窑等古代名窑为例，通过仔细排比已公布的考古资料，分辨出各窑生产范围、各区域的生产时段，以堆积范围、产品质量等为依据，确定不同时期的生产中心。作者认为，中心区域的转移，是南方古代名窑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规律，这种转移是由原料、交通、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等因素决定的。这篇文章对于我们思考瓷业生产与区域内相关地理要素的关联性有着重要的启示。
    以上研究为进一步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探究古代瓷业做了准备。但陶瓷考古的分区研究，主要是基于考古发现的瓷业遗存。总结古代瓷业生产的区位条件与区域特点，分析其与区域内地理要素的关联性，尚有较大的研究余地。
    3．瓷业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
    瓷业是古代手工业之一种，观察其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是历史瓷业地理研究的内容之一。瓷业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多见于晚近的地方志。以民国《澄城县附志》为例，该书卷4“陶器工产物”条：“有瓦器（烧瓦器类现计五处）、瓷器、砂器。瓷器有黑瓷、瓮、盆、盌、盏之类，粗朴耐久，近有改造蓝花盌碟者田间粗细，尚不及同官者佳，砂瓮、壶、盆、火锅等较铜锡不失味，惟易损坏，不便行远。”指出澄城县陶瓷产品的种类及各自的销售范围，并用表格形式将瓷器与砂器的产地、原料、制法、家数、价值和捐款进行了对比（表1）。

     通过县志可知，陶瓷业是民国澄城县的主要手工业产品之一。当地的主要物产是煤，与煤矿作一对比。每年出产煤共约值钱192000余串，瓷窑每年产值为一万余串，为煤矿的1/20有余。手工业生产除维持本地居民生计外，还捐助县学、镇学和县署公费。煤矿每年出长闰镇学校款1200元，出县署款钱410串，瓷窑厂所捐学款相当于煤业的十分之一。

类似的记载可以说明区域瓷业生产的若干问题，如瓷业在当地各产业中所占的份额，产品类型、产品销售网络、从业人员构成等等。
    4．工匠迁徙与区域瓷业的兴起
    在前工业时代，瓷业的展开固然取决于自然条件，但具备制瓷条件的区域，并不会必然产生这一手工业。因为瓷业乃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业，一个区域瓷业的兴起，往往不是“重新发明”，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观察古代制瓷技术的传播，可以从实物与文献两方面入手。根据熊海堂的研究，瓷业技术的传播，可以分为表面模仿与工匠参与两种。前者指照猫画虎，仿制产品；后者则是通过工匠的参与，使受授方在瓷业技术（特别是胎釉配方、窑炉兴起等不易改变的技术传统）上呈现出相似性。在具体操作上，通过观察不同区域制瓷手工业遗存的早晚、异同，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可以大致判断技术移民的存在以及移民的来源地。
    《宋代瓷业技术传播的几个问题》一文，从官窑雇工制度与民窑技术传承两方面分析宋代瓷业技术传播的途径。两种途径均涉及工匠的迁徙。例如，以南宋官窑为例，南宋初年建成的杭州老虎洞官窑，就可能汇集了来自北方窑场和南方越窑的工匠。其配方、装烧与窑炉建造技术体现了南北技术系统的融合。如沿山坡修建的龙窑是南方地区传统的窑炉形制，但素烧炉和多次上釉的技术，以及筒形平底匣钵、带五个支钉的圆形薄饼状间隔具，与北方汝官窑一脉相承。民窑瓷业技术传播方面，作者引用民国己巳年（1929年）梅月第八次编修的《龙浔泗滨颜氏族谱》的例子。该族谱记载了德化制瓷工人外出传艺和从事陶瓷贸易的资料。根据这部族谱记载，唐末，当地族人颜化綵总结前人制造陶瓷的经验，“著陶业法”、“绘梅岭图”、传授陶瓷工艺，供后人学习。历代此地制瓷延续不断，清代族民不断开往外地务瓷。他们中一些人到各窑传授德化窑的制瓷技术，死后亦葬在窑区。另一些人到台湾、广东、安南、福州、厦门等地进行陶瓷贸易。晚近的碑刻、方志也提供了有关瓷业技术移民的生动事例。云南省华宁县慈云寺《重建慈云寺功德碑》记载：“治北里许，华盖山下，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者由江西锦（景）德镇来滇，卜陶厂于此，为生活计，继则汪氏、张氏、彭氏、高氏、仲氏以及范、刘、柯、杨诸姓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接踵而至，遂萃处焉。因建公所于华盖山下，塑神立像，名三圣庵，厥后人烟蕃盛，嫌旧制偏僻卑隘，于乾隆辛巳年改作于窑街之上，更名慈云寺。”这段文字明确揭示，华宁县于明代洪武年间兴起瓷业，其技术来自江西景德镇。移民采用“因亲及亲、因友及友”的方法鱼贯而来，并在此地兴建神祠。瓷业技术移民的到来，甚至使此地出现了标志性的地名———“窑街”。
    地方志关于瓷业移民的记载，还可与考古资料两相对照。道光《兴安县志》卷32《艺文志》吕怀《新建兴安县记》载：“……兴安旧为弋阳横峰地……元末多江浙处人居之，以陶冶为生。成化、弘治间利源日开，生齿日盛，而其性习类处人。厥后民稠土竭，生理渐微。每岁饥荒歉，其诸细人往往跋扈，不循约束，乡邻世室患焉。正德年间，巡抚孙公奏设本府捕盗通判，住劄横峰，专治窑犷，此其为一时制御之方。然率以生艺无归，强犷资性不免投间而发。嘉靖庚子，岁饥劫夺，风生蔓延诸境。知府赵公下令捕获，赈给而安。时耆民王庸、生员叶馨具请加设县治，以控制诸顽。……庚申春，馨与耆民何毓秀复请终议，上可之，赐名兴安。”这段记载表明，横峰窑的瓷业技术于元末随处州移民带来，此后持续发展，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趋于繁盛。后因人口滋生，窑民生计不足，遂起劫掠。经过一番镇抚，应当地士绅之请，朝廷在横峰增设兴安一县。嘉靖前后，因窑民动荡，当地瓷业应陷入低谷。1965年，考古工作者曾对横峰古窑址进行调查，在此发现具有元代龙泉窑（属处州）特征的青瓷器，同时发现带有“广信余吉”印款的明代瓷盘，且明代嘉靖年间所筑城墙直接建造于下窑口瓷窑中心区，暗示彼时横峰窑业已趋衰落。调查者认为，横峰窑的烧造历史，创始于元末明初，兴盛于明代前期，衰落于嘉靖末年。考古调查资料可与方志记载相印证。
五、古代瓷业中的人地关系
    由于瓷业生产对环境资源存在长期的大宗需求，在古代手工业诸门类中，制瓷业特别能体现人地关系。自然环境要素（地形、气候、水源、原料等）和人文环境要素（人口、移民、交通、城市、开发程度等）都对窑址分布及瓷业发展带来影响，同时瓷业开发也对环境造成改变和破坏（堵塞水源、砍伐森林、废料弃置等）等。下面以古代瓷业中的环境问题为例加以说明。
    首先是烧窑造成的空气污染与植被破坏。从唐人李群玉《石潴》诗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沙窑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火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乱飞，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大规模的设窑烧瓷，使附近原生植被尽为薪材，窑场不得不采用煤作为替代燃料。从湘江之滨到洞庭湖之畔，空气污染严重。采掘制瓷原料使山体千疮百孔。南宋人蒋祈《陶记》也称：“山川脉络不能静于焚毁之余，而土风日以荡耶，‘一里窑，五里焦’之谚语其龟鉴矣！”形象揭示了景德镇窑场造成的植被破坏，同时还指出，瓷器的生产与交易使地方风气不再一如往昔安宁。
    其次是水土流失与对农业生产的妨碍。同治《南康府志》卷4《地理四》物产条附“白土案”录道光二十年星子县（今江西星子县）因采挖瓷土引起的地方纠纷。状词称“（瓷土商人）挖取白土，伤残龙脉；洗土淘沙，冲塞山涧。以致堰水不通，农田受害，于地方大有关碍。”挖取制瓷用白土，破坏当地山体；堵水淘洗使农田受害；尾砂流布导致沃土变得贫瘠。收到状词后，南康知府携员实地考察，查证事实。清道光二十年，下令全面禁止南康府星子高岭瓷土采集。

    绘制青花的钴料，也需从地下挖掘，同样因此引发地方纠纷。同治《金门志》卷1《山川》载：“双山……下产碗青，村民凿取，多成阱。经知县朱奇珍及总兵林孙勒石示禁。道光十年，护总兵杨继勋捐俸雇工砌平之。”卷2《物货》载：“碗青，生金门地中，平林、后湖等乡多有之。居民穴地采取，用以染画磁器。大如碗，小如弹，佳者百斤，值银数十两，下者数两，但亏损地脉，敢宜禁止。”又卷15《杂俗》云：“凿碗青者，从地下掘而下，双乳山前后，坑陷错落，复穴地如蚁穿珠，屈曲透去，径越邨庄人家坟墓。间被塌坏，屡遭压死不顾，经官历任禁革。吾之山本自鸿渐穿海而来……南安县民日据其颠，群聚凿伐，亏损地脉。经呈请示禁矣。是在内港小哨船却其规例，随时保护，厥功匪少。”泉州府南安县民渡海至金门岛，挖取碗青，以致山体“坑陷错落”，时而破坏人家坟墓，当地官绅认为此举亏损地脉，曾树碑禁示，官员雇工填平陷坑。因屡禁不止，后来当地人又在港口安排哨船加以防护。
六、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
    今后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其一，区域瓷业历史、窑系及其他要素的系统研究。目前考古学者对区域瓷业遗存的调查与发掘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其中尤以对一个区域某一时期瓷业遗存做出的分期、分区研究以及文化因素分析最为多见。但将制瓷手工业置于区域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对其做出全方位解读的成果并不多见。针对某一类产品的地域分布，即窑系的研究，目前已有若干成果，但对其地域差异产生原因的分析还不够理想。除了产品，对于瓷业生产中某类要素的研究，如装烧技术、窑炉建筑技术、胎釉配方技术的地域差异，某一类装饰题材的空间分布等等，尚有着广阔的探索空间。
     其二，瓷业区域与自然区、政区、文化区的关系。现有的研究对于瓷业区域与自然区域的对应关系有所关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与政区、文化区的关联性。例如，一般认为，县级政区的设立，是区域经济开发的结果。我们发现，某些地区瓷业的兴起与发展，与县级政区的设置呈现出同步关系。瓷业遗存的分布与文化区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表现在，区域文化一定程度上制约瓷产品技术系统，瓷器的种类、装饰受到区域内人们文化偏好的影响；区别在于，瓷业生产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瓷产品的面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文化区与瓷业区的关系，也是值得今后探索的重要方向。
    其三，加强对历史文献的广泛挖掘。虽然部分研究者关注过传世文献，特别是地方志中的瓷业史料，但已有的关于古代瓷业的研究，多以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历史文献，特别是地方史料，可以为我们提供考古资料无法独立展示的许多历史场景和细节。如瓷业中的环境问题，涉及地方经济、政府的地方治理、地方社会的应对、风水信仰等多个层面；手工业的组织管理，是经济史关注的重要内容，其中也有诸多地理学的面向，传世文献可提供丰富的细节；移民与瓷业的关系，虽然可以从瓷业遗存中得以体现，但考古资料无法独立解释移民活动的过程，特别是不能提供历史场景，历史文献显然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至于对瓷业中精神领域，如窑神信仰和性别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传世文献显然具有考古学不能替代的作用。另一些话题，如瓷业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区域差异，也必须主要依靠档案资料等历史文献。
七、小结
    历史瓷业地理的研究，关注区域瓷业的起源、发展、衰落的时空过程，瓷业相关要素的空间差异及其原因，以及瓷业与区域经济、文化和区域人群的关联性，由于这一领域跨越历史、地理、考古等多学科，且明清以前瓷业的研究对象以考古发掘的各类瓷窑遗址为主，展开相关研究需要扎实的考古学基础，因此有必要寻找历史地理学与陶瓷考古学的契合点。但对瓷业遗存的疏理，是我们认识区域瓷业特性的入口，而不是终点。
    我们可以从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视角展开历史瓷业地理的研究，一方面选择瓷业要素进行时空分析；另一方面对各区域瓷业生的时空过程进行全面考察。时空过程、区域分析和人地关系，共同构成历史瓷业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

                           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