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邻的政权设立疆界，藉以区隔彼此对土地、民户的统治权；妥善管控疆界，有助于促进双方关系趋向、保持稳定。宋辽王朝在1004年澶渊之盟后和平地“各守疆界”百余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较为特殊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宋辽首要对峙区河北平原一带，当地疆界兼具清晰、模糊两种状态。有待分析的是，两种状态如何在同一段疆界上共存，该现象如何影响宋辽关系。

学者主要从疆界走向、边民管理两方面入手，考察宋辽河北疆界。古松崇志指出，宋辽河北疆界沿太行东坡大茂山分水岭至拒马河中下游一线展开。不过，该段疆界并未截然分隔宋辽对边民的管理。佐伯富指出，宋方在雄州允许少量边民同时对宋辽承担赋役义务（两输户），以期辽方不再争夺所涉土地（两输地）。安国楼认为，宋方对两输户、地“承认两属，不失防卫”，并予以两输户一定的经济优待。他又注意到，宋辽持续争论两输户、地的归属。然而，该现象似与“承认两属”一说存在矛盾。此外，陶玉坤指出，在与雄州隔拒马河相望的辽朝涿州境内，亦有两输户、地。综上可见，尚需讨论的问题包括：宋辽采用何种关键手段，方可清晰划界；宋辽是否可以跨境管理两输户、地，如何操作。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宋辽何以既遵循“各守疆界”原则，又保持两输现象，使河北疆界兼具清晰、模糊两种状态。

实际上，宋辽河北疆界具有两重性：清晰地区隔双方对边地的统治权，略显模糊地区隔双方对边民的统治权，两种状态相反相成。若要形象地理解，或许可认为该段疆界由两个图层叠加构成：基础一层为清晰的界限，是宋辽守御边地的明确标准（下文称为“守土界限”）；上一层为略显模糊的界限，使双方在边民管理问题上留有余地（下文称为“治民界限”）。本文将以阐释宋辽河北疆界两重性为核心，系统分析宋辽如何稳妥区隔对河北边地、边民的统治权，从而实现与维持和平。

一、宋辽清晰守土局面的形成

澶渊之盟前，宋辽已稳固分辖河北边地。在此期间，宋方尤其注意经营沿边州军城池、寨铺，进而建立两级巡警网格，由点及线，由线及面地落实日常控制，最终清晰地设限守土。

1.宋辽对边地城池寨铺的控制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至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断续进行主力交锋。25年间，宋辽主力交锋9次（7次为辽方南攻），均属季节性战斗。其间，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夏至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秋，宋辽在河北平原一带停战十年。因此，宋方虽然在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以后即彻底转入守势，但仍可利用大战间隙，经营己方沿边州军城池、寨铺，巩固对边地的控制。

沿边州军城池是宋辽管控河北边地的基本据点。一方面，辽方稳定控制己方城池；另一方面，宋方立足城池，守御边地要冲，亦颇具成效。河北边地西部为太行山险，东部淀泊广布，唯中部便于行军。具体而言，中部东段亦有淀泊阻路；中段渐多平陆，宋方据雄州、霸州城控制交通；西段多坦途，是辽方南攻首选突破口，宋方设置有易州、保州与威虏、静戎、平塞军。太平兴国六年左右，宋方集中修葺了保州城与三处军城。雍熙、端拱之际，宋方失易州、平塞军城。然而，端拱二年夏，宋方即挫退辽方对威虏军的进攻。此后，宋方未再失陷河北沿边州军城池。

宋方还在沿边州军外围设立寨铺等小型据点。寨亦称“寨栅”，属小型城垒，驻兵大约从百人到千人不等；铺亦称“铺所”“铺屋”，是驻有少量兵士的房舍，受寨统辖。在雄州以东的拒马河南岸，“太宗置寨二十八，铺百二十五”。在太行山东坡，咸平中，臣僚亦称“旧有兵寨，守其险阻，不必增备”。宋仁宗朝官修兵书《武经总要》详细记载当时河北沿边寨铺的分布情况。虽然《武经总要》成书较晚，但因宋方遵守誓约，未明显增置寨铺，故仍可参考该书，推测澶渊之盟前的寨铺分布情况。

图1—4尝试依据《武经总要》记载，复原宋方河北沿边寨铺分布情况；由图可见，宋方依托河北沿边地形设置寨铺，籍以强化对沿边地带的控制。据图2，镇定二州北部山谷深狭，寨铺沿谷道向前推进。据图3，保州至雄州一带地形平坦，宋方相对后置寨铺。保州山谷宽阔，诸铺似位于各谷道南口。威虏、静戎军北境多平原，两军城与多数寨铺沿战国燕南长城－鲍河一线东西排布。雄州城北地形平坦，北境拒马河亦狭窄易涉。雄州寨铺位于州城南侧淀泊之间。据图4，霸州与其东侧州军北濒拒马河，寨铺沿河分布。需要注意的是，不宜高估宋方单个寨铺的军事实力。拒马河沿岸寨铺一百五十余处，仅有三千忠顺军分驻其间，而忠顺军由雄州等地民户兼充。定州诸铺亦是“差三等以下户充巡子把截”。宋方既限制各寨铺的兵士数量，又征派民众充任寨铺兵士，当可压低经营寨铺的成本，维持己方广设寨铺的局面。

辽方亦设立寨铺，但经营力度不及宋方。首先，辽方单个寨铺的军事实力低。保州北侧有辽训口、魏家庄、鱼台村铺。澶渊之盟后，三铺各有“蕃汉十人守把”。早先情况或类此。在拒马河沿岸，辽方同样较为保守。知雄州何承矩曾奏请在拒马河以外另辟漕路，“免戎人邀击之患”。宋真宗指示，唯有辽方重新经营古狼城寨，方商议修渠。可见，辽方沿河寨铺兵力有限，宋船仅偶尔遇袭。其次，辽方未广设寨铺。例如，宋方在雄州后置寨铺，辽方亦未乘势推进。宋仁宗朝，辽方始尝试在宋雄州北境、辽涿州南陲，即沿雄州－涿州段拒马河置铺。辽方在雄州所置铺所旋即遭宋方拆毁，而涿州诸铺得以保留。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宋辽在雄、涿两州沿边一带发生摩擦。宋方疑惧辽方“移口铺过河来”，占据雄州两输地，枢密院计划藉另一纠纷，主动发难。

先是，雄州差北界口铺人户借车般银绢，涿州不听。枢密院欲牒涿州，称誓书内明言属南朝，口铺庆历间北界不合修，请详累牒毁拆。佥以为如此，示以必争。旧口铺犹欲拆毁，即必不敢更立新口铺也。王安石曰：“……若有依前妄占两属地，称是南界所管，又令拆庆历五口铺……何由使契丹帖息？

后文将讨论“誓书”问题，此处仅分析铺所事。宋方宰执多认为，若行牒要求辽方拆除庆历五铺，便可展现竞争涿州两输地的意图，恫阻辽方略地雄州。“北界口铺”与“庆历五口铺”含义相同，均指辽方在涿州两输地所设寨铺类据点。可见，庆历以前，辽方不曾在涿州南陲稳定地经营寨铺。辽方未着意经营寨铺，客观上为宋方广设寨铺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2.宋方建立边地两级巡警网格

在设置城池、寨铺的基础上，宋方组织寨铺兵士分段巡警前沿边地，组织精锐禁军巡警边地要冲，建立起两级巡警网格。

宋方组织寨铺兵士分段巡警，由点及线，由线及面地落实对河北前沿边地的日常控制。寨铺兵士常年出巡，可及时觉察异常。例如，在拒马河一带，宋太宗命寨铺兵士“部舟百艘，往来巡警，以屏奸诈”。可充旁证的是，宋仁宗朝，河东路代州奏称，辽民侵耕阳武寨地“盖由前寨主弥文宝等失巡防所致”。可见，诸寨巡警，各有分地。此外，铺卒称“巡子”。顾名思义，宋方命各铺细分寨的巡区，以提高巡警频率。参考图2—4推之：在太行山东坡、自霸州以东的拒马河南岸，宋方划分出一系列便于深入管理的小型寨铺巡区；在保州至雄州一带，宋方后置寨铺，盖亦调动寨铺兵士北上巡警前沿边地。

与此同时，宋方置保州都巡检司、界河都巡检司，命二司麾下精锐禁军定期巡警边地；而保州至雄州一带正当边地要冲，是二司精锐巡警的重点。二司兵马“于诸边最号强劲”。保州司领兵万人，治保州，“以知州军为使，置副二人，析所领卒为三部”，轮番出巡保州与威虏、静戎军一带。界河司巡警自雄州以东的拒马河南岸，兵力失考。澶渊之盟后，界河司巡检三员“一月一出巡，每季番休相代”。三巡检各领一部，按季轮值；当值部每月出巡一次。此前或亦如此。保州、界河两个都巡检司精锐成建制地巡警数州军之地，可保持战斗力与机动性，有效应对敌军入境等突发情况。

寨铺巡警与由保州司、界河司负责的精锐巡警相互支持。诸寨铺巡警前沿边地，翼卫沿边州军城池，有助于二司精锐禁军在边城驻营。二司精锐禁军定期出巡，弹压边上局势，有助于寨铺安全。需要注意的是，辽方若占据保州至静戎军一带，又可自侧后方威胁太行东坡、拒马河沿岸寨铺。保州司兵力强劲而巡区紧凑，故该司持续巡警保州至静戎军一带，可为河北沿边寨铺的整体运作提供安全保障。

宋方协调寨铺巡警与精锐巡警，落实对河北边地的日常控制，进而以边上险阻标明守土界限。例如，宋方稳定控制静戎军城至州北阎台淀之间的地块。咸平中，宋廷特使曾赴该淀巡视；宋廷所藏地图详细记录有该淀周边地形；静戎军计划扩展该淀水面以拒敌骑。而据图3推之，阎台淀正是指示当地疆界走向的重要地标。又如，宋方因主导拒马河上局势，故可有效遏止辽方渡河，稳定控制河南岸地块，从而较早地将拒马河视为“界河”。雍熙三年，宋琪论及宋军“取雄、霸路直进”的计划，即奏称“界河之北”云云。日后，宋方明确主张以河道北岸线为守土界限。可见，澶渊之盟前，河北守土界限已沿太行东坡山岭至拒马河中下游河道一线日趋清晰。

总之，宋辽河北边地既分布有中小型险阻，又非孤悬绝域——内部多城乡聚落，对外通连宋辽重镇，以上情况有利于宋辽稳固地分辖河北边地。澶渊之盟前，宋辽在当地克制交锋，遂可稳定调度前线后方的人力物力，经营城池与寨铺等据点。宋方进而立足各据点，建立守卫边地要冲、分段监控前沿边地的两级巡警网格，从而以沿边险阻为标识，清晰地设限守土。

二、宋辽略显模糊地分治边民

不论澶渊之盟前后，宋辽双方均默认两输户的存在，造成河北治民界限略显模糊。不过，宋辽默许民户两输的前提是双方清晰守土。首先，宋辽未在沿边地带划定共管区或中立区，而是沿守土界限排他地分辖边地。其次，澶渊之盟后，宋辽协调行动，直接管理己境两输户，间接管理邻境两输户。

1.出现在宋辽最前沿边地的两输户

宋辽两输户最迟在雍熙四年出现；主要分布在保州至雄州、涿州一带的最前沿边地内，即此一带的宋辽最前沿城池、寨铺之间。辽境两输户主要在涿州，据前文可知，庆历以前，涿州两输户多在辽方寨铺外侧（南侧）。宋境两输户多在保州至雄州一带的最前沿城池、寨铺外侧（北侧）。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刑部拟定了“将铜钱出雄霸州、安肃广信军北梢门并过鲍河，入两地供输地分等法”。因宋方禁止两输户迁往境内其他州军，而霸州城北濒界河，郊野逼仄，故可推知宋境两输户大多稳定分布在威虏（广信）、静戎（安肃）军境内沿燕南长城－鲍河排布的寨铺北侧，雄州境内州城及淀泊内诸寨铺的北侧。

需要注意的是，《辽史·地理志》“归义”“容城”两条的记载与两输户的分布情况并无直接关系。《辽史》称归义县“民居在巨马河南”，容城县“在州东八十里。户民皆居巨马河南”。辽归义、容城县境本跨拒马河南北。周世宗北伐后，二县包括县城在内的拒马河以南部分，改属后周－宋雄州。参考“容城”条“在州东八十里”的表述，可以推知，《辽史》之意是二县旧县城及城内民户在拒马河南侧，而非二县全境民户全在拒马河南侧。

两输户的产生原因，难以详考。由分布情况推之，其产生应与宋辽在保州至雄州、涿州一带后置寨铺的现象密切相关。所谓后置寨铺，即当地寨铺的设置与宋辽守土界限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因此，双方均难以禁绝对方官兵临时越境，接触己方最前沿城池、寨铺外侧的民户。保州与威虏、静戎军的情况颇为明显。例如景德元年，宋真宗指出，三州军北部水险工程初见成效，“平时贼骑侦逻，即有所限”。盖在保州至雄州、涿州一带的最前沿边地内，部分民户因被邻境政权频繁接触而两输赋役，成为两输户。上述情况虽非两输户出现的充分条件，但当是推动其事的关键。

2.两输地并非共管区或中立区

宋辽允许两输户存在，却未约定以两输地作为共管区或中立区。其一，宋辽均极力禁止对方官兵自行越境，不曾共管两输地。战争期间，宋方兴建水险，试图由此遏敌。修和后，宋辽则主动约束己方官兵。熙宁五年四月，数千辽骑一度越境进入雄州，抗议宋方向雄州两输地派驻弓手。长期以来，辽方对雄州两输地“未尝遣兵巡逻”，故此举令宋方颇感惊诧，导致双方在雄州、涿州沿边一带纠纷数月。

其二，两输地不是中立非军事区。辽骑越境抗议宋方派驻弓手，并不意味着“没有对方的同意，一方不可以派军警进入这个地区”。宋方遣兵临时进入雄州两输地，乃属常态。熙宁雄涿纠纷期间，辽方曾行牒，反对宋方遣兵处置雄州两输地内的盗贼，对此，宰相王安石认为“公文前固有此”，即辽方循例行牒而已，宋方不需紧张。换言之，宋辽虽然持续行牒争论，但实则默认邻境两输地由对方全权管理。此外，宋方遣兵常驻雄州两输地，不属违约。枢密使文彦博即在御前称：“我界内添差弓手，如何乃云创生？”唯因王安石力主镇静，宋神宗方下令停止向雄州两输地派驻弓手。需要注意的是，雄州向两输地派驻弓手，乃是命弓手入驻两输村落。对此，王安石指出，“若差弓手在村，必不自备粮食，决至骚扰村民”。宦官李舜举奉诏调查，奏称：“乡巡弓手扰害百姓，百姓恐，故间牒北界有巡马事。”可见，辽方越境抗议，并非有约可据，实则缘自两输户游说。

宋辽沿清晰的守土界限排他地分辖边地，而所谓两输地仅是指两输户的田产、居所。元丰二年（1079年），有涿州两输户为避辽方差役逃入宋境，雄州奏请尽快遣返其人，否则辽方或将其田产转授给原为佃户的全属北户。宋神宗认为雄州“不过恐元佃之地，全为北人拘占，今逃者既多客户，则浮寓之民，纵使散之他所，亦无深害”。可见，两输户田产变动情况直接影响两输地的范围。两输户居所亦属两输地。例如，对于两输户聚居村落，宋方称为“两地共输北堑等村地分”“两属费家庄”。两输地的范围或因两输户与全属南/北户交易地产有所变化，而因两输户多聚村居住，不至频繁变动。

正因此，两输地并不具备官方划定的明确界至。在保州至雄州、涿州一带，并非“出雄霸州、安肃广信军北梢门并过鲍河”即进入两输地。熙宁六年，宋辽兵士在雄州北部发生摩擦。臣僚奏称：“疑射杀人或非全属南界地分。”熙宁八年，广信军请北移张瓜村、新河口二铺。为谨慎起见，宋神宗指示，“如全属南地，即如所请”。史载，谢坊、张花村间有新河铺。盖张瓜村即张花村，新河铺即新河口铺，俱沿鲍河排布。由此推之，在保州至雄州、涿州一带的最前沿边地内，同时存在两输地与全属南/北地。而在上述地块内，宋辽亦未划界区隔两输地与全属南/北地。熙宁六年雄州摩擦后，宋廷命雄州“自今遇北界巡马，并徐行袭逐，毋得相伤”。元丰三年，河北沿边安抚司奏称，雄州城北全属南户“其田产多与两输相接”；若从中招募吏人，“虑事机因此传报”。若两输地界至分明，宋方自可依据界标指示，约束兵士与全属南户的行动。可见，清晰的守土界限是宋辽分辖河北边地的唯一标准。

3.以清晰守土为前提的两输户管理

以清晰守土为前提，宋辽允许己境两输户向对方供输赋役。早期情形难以详考；澶渊之盟后，宋辽直接管理己境两输户，间接管理邻境两输户。在广信军、安肃军，宋方边地官府是辽方联系两输户的中介。当地两输户对辽纳税，“自来北界差人过来计会，本县收众户抱脚供赋”。在雄州、涿州，宋辽亦区别对待己境、邻境两输户。

宋方对雄州、涿州两输户的称呼有所不同。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宋方“免雄州归信、容城县两地供输人户为衙前军将”。十六年后，即庆历四年（1044年），宋方始讨论免除“界河北两地供输衙前”。宋徽宗朝，臣僚奏称，“其归信、容城两县两输户……皆在拒马河南，系属本朝”。可见，“雄州归信、容城县两输户”即雄州两输户，“界河北两输户”指涿州两输户，宋方仅直接管理前者，辽方则直接管理涿州两输户。元丰元年，雄州命两输户偿还赈贷粮，与此同时，辽方“指挥容城、归信两县，钤束拒马河南两属户毋得纳雄州贷粮”。宋廷命河北缘边安抚司探察辽方是否确有命令，禁止雄州两输户偿还赈贷粮。该司回奏：“南北两界凡赈济两输户及诸科率，两界官司承例互相止约，其实彼此空文。今北界亦止循缘旧例，即非创始行移。”辽方依例行牒，未采取实际行动约束民户。可见，辽方虽然在熙宁五年遣兵越境，但仍有所克制，并未由此直接管理雄州两输户。

宋辽当主要依托雄州、涿州两输户的跨境活动，间接管理邻境两输户。两州两输户有越境特权，宋辽甚至默许其越境避役。宋辽如此措置，乃是有意利用两输户的越境现象，维持对邻境两输户的管理。元丰二年，面对逃入雄州的涿州两输户，枢密院奏请晓谕其人，“候北界差科稍息，有人招呼，各归复业”。前来“招呼”者，应是辽方所遣涿州两输户。在众多两输户中，两输村落首领似是关键中介。熙宁十年，辽方赈济“两地供输南阳项等五十八村首领”及归业逃户，优待两输地村落首领。宋辽间接管理邻境两输户，或尤需借助两输村落首领在乡间的威望及其跨境关系。

4.宋辽保持与争论两输现象的意图

宋辽保持两输现象，当是为了克制地维持河北疆界争议。首先，宋辽通过征调赋役，宣示对两输户的统治权。论及两输户缘起，宋方臣僚或称，“自端拱初蠲其租税，而虏人复征之，朝廷恐其人情外向，于是复使岁纳马桩、火牛草以系属之，缘此名为两属”。该议论虽然误解两输户的缘起问题，但敏锐地注意到，宋辽向两输户征调赋役的主要意图是维持管辖关系，宣示统治权。庆历四年，宋廷下令免除涿州两输户衙前役。欧阳修上奏反对称，宋太宗已免除其赋税，若再免除其差役，“即是税赋、差徭全不属中国所管，既不能赋役其民，即久远其地亦非中国之有”。政权统治编户，以其居所、田产作为重要征税对象，由此反推，宋辽无需突破守土界限，即可以赋役邻境两输户为由，宣称己方对邻境两输地的统治权。

宋辽进一步相互行牒，宣称己方对全部两输户、地具有排他的统治权。熙宁雄涿纠纷期间，枢密使文彦博主张致牒辽方，宣称涿州两输户与两输地“属南朝”，称“从来公牒争辨如此”。当然，正如前文所谓“彼此空文”，行牒争论已成惯例，不至加剧紧张局势。值得注意的是，宋方将包括涿州在内的幽蓟之地视为旧疆，辽方对雄州等“关南郡县”亦然。宋辽相互行牒争论两输户与两输地的归属，或不止为竞逐些小民户、土地，而是意在避免彻底确定河北疆界，以待后图。

总之，宋辽在清晰守土的前提下，利用少量边民两输赋役的现象，使河北治民界限略显模糊。宋辽沿清晰的守土界限排他地分辖边地，又通过主张略有差别的治民界限，制造小幅度的疆界争议。双方既默许两输户存在，又持续争论两输户及两输地的归属。由此，宋辽不必直面重大疆土矛盾，即可维持河北疆界争议。若非如此，宋辽难以顺利订盟，和平守土。可见，清晰的守土界限与略显模糊的治民界限相反相成。

三、宋辽对“各守疆界”原则的实践

宋辽经澶渊之盟，立誓“各守疆界”，约定接受日益稳定的分疆局面。不过，宋辽不曾共同写定河北疆界，而是通过形成若干交往惯例，保持河北疆界的两重性，求同存异地践行“各守疆界”原则。

宋辽两度订立誓书，但誓书均未系统记录河北疆界走向。《澶渊誓书》仅提出“各守疆界”原则。景德元年十二月癸未日，辽方要求宋方立誓；丙戌日，誓书写成。四日之间，双方肯定来不及共同勘界。庆历二年，宋辽订立《关南誓书》，亦未说明疆界走向，仅更为具体地表述岁币交割地点。宋辽在“白沟界首桥”即雄州拒马河桥（拒马河又称“白沟”）交割岁币。对此，《澶渊誓书》称“般送至雄州交割”，《关南誓书》则明确强调白沟桥由雄州管辖。李焘所录誓书作“般至雄州白沟交割”；辽方藏本作“搬至雄州所管白沟交割”。该表述乃宋方使臣富弼有意为之。宋神宗即称，富弼“自矜国书中入‘南朝白沟所管’六字”。若誓书备载河北疆界走向，富弼不必有此一举。

对于河北疆界走向问题，宋辽除“雄州所管白沟”一语外，鲜少达成具体的书面表述。熙宁中，宋辽交涉雄州边务，文彦博奏称“誓书之中，明载雄州所管白沟”，而未言及其他文约。宋方甚至将“白沟”曲解为白沟两岸之地，据以声索辽境涿州的民户、土地。熙宁雄涿纠纷期间，文彦博主张致牒辽方称，涿州两输户、两输地“誓书内明言属南朝”。由于由此推之，宋辽未在誓书之外另立河北勘界文书。

由于宋辽不曾共同写定河北疆界，故可保留两输现象带来的疆界争议。在此情况下，宋辽形成若干交往惯例，以期约束争议，管控矛盾。一方面，宋辽封树界标，标明守土界限走向。景德二年，辽人欲赴雄州放牧。宋真宗强调“河桥乃雄州所造，标立疆界素定”，要求雄州拒绝辽人入境。庆历中，辽方遣兵越境入定州置寨。河北都转运使欧阳修奏请交涉，不言誓书，而特称“今来所侵南界百姓见耕种田中，地界分明，易为理会”。可见，界标是宋辽解决边务纠纷，和平守土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宋辽有分寸地利用两输现象，以可预期的方式争论疆界。宋辽朝廷着意避免直接交涉河北疆界争议。如，拒马河桥一带乃争论焦点，而宋辽朝廷在当地定期交聘，并不以疆界争议干扰交聘活动。宋使入辽境，在桥北与辽廷接伴使相见；宋使出辽境，则在桥中心与辽廷送伴使告别。宋辽以具有一定长度、宽度的拒马河桥为雄州与涿州的界标，既可突出标明当地守土界限的走向，又为双方朝廷回避疆界争议，顺利举行常规交聘活动创造必要空间。宋辽一般以边地官府的名义行牒争论，即使在雄州纠纷期间亦然，此类举措当有深意。熙宁八年，宋辽朝廷遣使商议河东疆界走向，富弼上奏称，“此边臣之职，而朝廷自当之，则恐理难款缓，便要可否”。由此推之，宋辽唯有以边地官府的名义展开交涉，方可迁延周旋，从而保留两输现象，维持河北疆界争议。

宋辽循例行事，基本可以使和平守土与争议疆界并行不悖；问题在于，惯例存在着被扭曲的可能。在河东沿边，辽方通过曲解治民界限走向，否定界标所示守土界限。自宋仁宗朝至神宗朝，辽人屡入宋河东路垦耕。辽方多次宣布所涉地块为己方疆土，要求宋方南徙界标，宋方从之。无独有偶，庆历以后，宋廷屡禁河北边民跨境交易地产，以免“疆畔不明”。熙宁八年，宋廷又下诏禁止全属南户、两输户典卖地产予“北人”。据“北人”一词推之，边民在跨境交易地产以至迁居邻境后，并不改变政权归属身份。宋方颁布禁令，意在防范辽方以宋境有辽民耕作、居住为由，推动河北疆界改易。

总之，澶渊之盟后，宋辽为践行“各守疆界”原则，形成了若干交往惯例：分据界标和平守土；利用两输现象，以边地官府的名义争论河北疆界。宋辽试图由此约束即所谓“款缓”，而非直接解决疆界争议，故难免有意扩大己方利益，甚至为此扭曲惯例。宋方相对处于守势，遂对辽方常怀疑惧。

四、结语

相邻的政权需采取特定方式区隔彼此对土地、民户的统治权，该区隔方式落实到空间层面即为“疆界”。一方面，疆界折射时代形势，反映出特定政权对土地、民户的控制力度，以及相邻政权的关系。另一方面，疆界依托于地理空间、人群活动，故而特定政权规划疆界，必须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宋辽在河北平原中部接壤，固然缘于中原王朝统治范围的收缩，但河北疆界得以成立，离不开宋朝内政治理能力的提升，特别是统治纵深的极大强化。宋方试图在日复一日的网格巡警中，将统治推进到河北边地的大小聚落，控制沿边的山川险阻，设立与维持界标，从而确保边地归属清晰，边民编户身份明确。宋辽两个政权对峙百余年，而河北沿边地带并未发展出摇摆于其间的第三方政权或集团。由此可见，宋方既有效实现了边地军政机构之间的制约平衡，也维持了对边陲社会的有力控制。

宋辽划定清晰的守土界限、略显模糊的治民界限，又与统治者稳定双边关系的意向密切相关。宋辽基于对均势格局的认识，以立约划境作为相对“理想”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宋辽有意搁置重大疆土矛盾，故可默许治民界限略显模糊，并未共同写定疆界。与之相反，宋夏、宋金均因关系紧张而共同写定疆界，不欲给对方再行交涉的口实。不过，在宋辽均势格局中，宋方相对处于守势，对边上纠纷比较敏感，常怀疑惧。在宋辽和平交往的主流背后，亦存在着彼此之间的试探、警惕，乃至一方败盟逐利的隐患——考察宋辽疆界矛盾的复杂性，或可为理解北宋联金图辽提供另一重线索。

宋辽较为稳定地管控河北疆界，亦因其疆界政策适应河北边境情况。宋辽规划河北疆界，以沿边山川标识守土界限；基于征调赋役即可宣示对民户统治权的逻辑，保持两输现象，维持疆界争议。值得思考的是，宋辽河北边民，特别是出入于双方边地的两输户，如何理解自身的处境，具有怎样的政权归属认同，是否发展出不同于双方内地的文化观念？以上问题，尚待方家赐教。

（本文原刊《史学月刊》2023年第6期第17—26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