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是中国国家观转变的关键时期，学界在研究近代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的过程中，较多关注捍卫的目标任务、地缘形势和行动措施，较少从观念变迁角度分析。以“九小岛事件”为例，目前学界考察了“九小岛事件”下各国在南海的地缘博弈、国民政府应对“九小岛事件”的行政管辖以及“九小岛事件”引发的社会媒体舆论，对“九小岛事件”前后中国对南海疆域观念认知的变迁则少有关注。因此，本文在整理“国史馆”等有关档案资料的基础之上，结合当时一些报刊文章和相关研究成果，就此问题做一分析。

一、“九小岛事件”前中国对南海疆域的观念认知

在传统“天下观”以及历朝对南海疆域的经略实践中，南海是我国“不注自明”的“疆域”。至清代，更成为清王朝“内—疆—外”治理模式中的重要一环。但随着近代主权国家观念觉醒，国人对南海疆域的观念认知发生了“由疆到界”的转变，另一方面对列强在南海的扩张和侵占，通过系列爱乡护土行为奋起反抗。如面对“发生日本渔轮大规模越界侵渔事件”，特别是日本商人对东沙岛资源的盗采行为，直接引起政府官员警觉，“此为吾国之领海，何来日本之国旗”，进而站在国家战略安全角度来认知此地，“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要门户”。其后，当中央政府赋予广东省政府开展东沙岛的交涉权，经过艰苦交涉最终“与日领议妥”和“如约点收该岛”。

经此事，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和开发治理。管辖方面，设立“管理东沙岛委员会”，派李准巡海等。资源开发方面，认为“固吾圉，亦可以裕国用，而厚民生”，特别是在官办主张受政局变迁等因素影响失败后，开始转向了民办，一时引来不少社会人士对南海岛屿资源开办的申请，由此亦引发新的海洋权益维护。1921年3月，何瑞年向广东省军政府呈请“拟在西沙岛兴办实业”，并获“开办垦殖、渔业，自应照准”。根据1914年颁布的《中华民国矿业条例》，凡欲采矿者“得令地方官调查或查勘”，因此何瑞年虽获得广东军政府批准的开采资质，但要获得承垦证照，还需要地方政府协助调查的查勘报告。然而从琼崖崖县政府派出陈明华在陪同勘测过程当中发现，此公司并非何瑞年独自承办，而实际是由日本人控制。调查结束之后，出于爱国情感和对南海主权的认知，陈明华在提交的报告中如实称述“万难听其成立，致失领权”。此举，得到了时任琼崖崖县县长孙毓斌的支持，很快引发一场著名的“争主权于万难，还山河于一发”的“琼崖热血青年誓保西沙群岛运动”。

这次运动，不仅让日本人“暂时停止西沙群岛的开采业务”，还使南海主权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国民关注。此外，客观上对法国等列强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的态度产生影响，法方认识到“我们的任何干预都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汲取教训，中国政府在撤销何瑞年承领西沙群岛的开发资质后，对推动南海岛屿资源的开发变得更为慎重，不再轻易批准民间力量来承领开发，对开发申请资格增加了“不得转批别人”“或参入任何外资”等明确要求。1928年7月，国民党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第116次会议做出“西沙群岛收由政府承办，拨交中山大学管理”的决定。在这场长达7年之久的抗争中，不但充分展示了琼崖人民“争主权于万难”，捍卫南海主权的意志和决心，更在“此系全国性主权问题”号召和认知下，对南海主权的捍卫和关注，由广东、琼崖地方民众的觉醒向全国范围内发展。

二、“九小岛事件”的发生及其引发的观念纷争

“东沙岛交涉事件”和“何瑞年承领西沙群岛案”，虽然在中国政府的处置和应对之下，局势得以平息，但从两个事件的属性来看，毕竟是赤裸裸地侵略和扩张行为，应对的思路和方法也较为单一。随着国际海洋法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中国在应对边疆问题时，不仅要适应国家主权的认知观念，更要适应国际海洋法的观念和规则体系。1933年7月25日，在侵占我国南海9个岛礁后，法国政府发表公报称“依国际法先占之法理作为本国领土”，一石激起千层浪。“九小岛事件”产生的效应和之前两个事件不同，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特殊的时空场域。它发生于“东沙岛交涉事件”和“何瑞年承领西沙群岛案”后，此时中国人民的南海主权观念已经觉醒，特别是刚爆发不久的“九一八事变”，使得中国人民的民族危机感与民族责任感显著增强。二是特殊的话语场域。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海牙保和会等国际会议召开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等国际条约签订之后，“各国领土不能恃强占据”，而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等确定的“先占”“添附”等逐渐成为各国“合理合法”取得领土的原则和方式。法占“九小岛”，企图钳制他国之口和占据法理上风，依据所谓“无主先占”等公开发表占领宣言，这就势必让中国在应对过程中拓宽思维。三是特殊的观念场域。尽管此时中国人民的“国家观”已觉醒，但并没有完全摒弃“天下观”的思维，在许多官员和民众的思维当中，还处于“消解”和“建构”之中，有思维的惯性。加上“国家长期内忧外患，无暇顾及边政”，国民对海疆管理缺乏应有的海洋意识，特别是南海诸岛屿知识普及程度与重视程度不高。“九小岛事件”发生后，虽然引起国人极大关注，延续此前“万难听其成立”的态度，但碍于法国此次侵占方式，不得不围绕“无主”“先占”等国际法确立起来的观念体系予以应对，期盼“吾国究有何种先占或时效之佐证”的强有力解答。

（一）“九小岛”的地理位置之争

“九小岛事件”发生之后，很快引发社会的关注，报刊纷纷报道，“法国在其公报中宣布占领南海九岛，并声称‘由法国军舰竖立法国国旗，作为占领’”。人们开始关注“九小岛”，特别是有“中国之极南端，为西沙群岛之土莱塘岛”之说法后，还间接引发“九小岛”是否是西沙群岛或西沙群岛之一部的争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刚开始持赞同观点的占据主流，比如海军部陈绍宽致电外交部“所称九岛即系西沙群岛”，又如海军部次长李世甲则称“确系西沙群岛之一部分”。不过，随着了解的深入，不少人对“九小岛”是否是西沙群岛或西沙群岛之一部持怀疑态度，比如袁同礼在“检阅英国陆军部近印马来群岛地图”后认为“当系该部之错误”，王公达从“经纬度与岛屿名称”指出“与西沙群岛的位置不同”。在此舆论发酵期间，外交部当局于7月29日得到明确情报并经分析认为“非西沙群岛”，“前传九小岛即系西沙群岛，殊属不确云”。经详细核实，虽然还有不少人认为“实为我西沙群岛之附属岛”，但对“九小岛”的具体位置有了比此前更加清晰的认识，逐渐区别于“西沙群岛”。

（二）“九小岛”的历史发现之争

在“九小岛事件”中，由于法国对外公布“声索”依据是“无主发现”，由此引发了中、法、日围绕南海诸岛“发现权”的争执辩论。面对法、日两国对“九小岛”的“发现”之争，国人进行了批判，比如对于法国的“无主先占”，“就国际法立场而论，是否有效，殊值得吾人之注意”。有人经过逐一对照国际法“无主先占”需具备的“尚无地主并可从而建立主权之地段”等四大条件，从“九小岛是中国的领土，并非无地主的土地”等四点进行回应，进而认为法国所谓无主物之先占“完全是无根据的”。对于“日本领有主权”，明确指出“今日本持示十数年前私人和公司所为而毫无意思之事迹，以为获取此等岛屿先占权之根据”，“岂有20年前发现该岛，且曾经三次探险家要求占领，竟肯延至今日尚不据为私有之理吗?”在厘清法、日所谓“发现”历程和揭示、批判其实质之后，强调中国的“发现权”，不但指出法国占领九小岛时中国“有少数渔民居住”，且“该群岛为中国之领土已数百年”。

（三）“九小岛”的主权归属之争

由于在“九小岛事件”中，法国是声索主权，为此也直接引发了国人对“九小岛”归属问题的讨论。从当时情况来看，一方面绝大多数国人认为“九小岛”主权属我，并从内外相关证据来论述。内部证据，从岛屿位置看倘“九小岛是西沙群岛或西沙群岛之一部”则主权属我“证据既多，世咸承认”；从渔民经营行为看“向为我国渔民居住地”；从主权宣示看“1883年德政府曾派员测量该群岛，旋经中国政府严重抗议而罢”。外部证据，如《中国海指南》第三集第106、108、110页有“在1909年仍属于中国政府”等记载，“尽足证明此岛应属中国所有”。此外，从毗邻优先权看“我国实赋有毗邻国的优先权益”。综合内外证据，“证诸历史地理确为我国领土无疑”。但另一方面，也有极少数人认为“九小岛”并非属我。当然，从历史来看，此时国人在九小岛的主权归属上之所以出现两极化现象，关键还是受疆域观念认知的影响，“盖我国边疆界限，清季以还，向来不及计议”。特别是各种信息纷至沓来更使得国人陷入认知困境，“神游九州，互猜一套”。

（四）“九小岛事件”的处置之争

“九小岛事件”是一场突发的主权危机事件，引发国人巨大的关注和讨论，并提出积极、中立和消极三种应对态度。具体体现在：积极者认为“九小岛”地位重要，应该誓死力争，避免“我国领土将为列强俎上肉”，应“一方面向法国提出极严重的抗议，一方面亦应将该九岛隶属我国的确证，法国欲占九岛的事实，宣告世界”，同时要遣派得力舰队“严密巡视，以防日方侵占”和“赶快把闽粤两省国防充实充实”，“谨防出意外之变”。持中立态度的人认为“此等小岛的得失，在军事上价值甚小，在外交上关系甚大”，并在分析完“九小岛”在军事等方面对美国、英国、法国等的威胁之后，认为“正是我国可利用之以伐日本国交的机会”，“三国联合以抗日，日本形势更见黯淡，此皆与我国有利”，可“以夷制夷”。持消极态度的主要受时局悲观情绪的影响，提出“东北四省天府肥沃的土地，几千年古迹的万里长城，我们不能努力保守，此时又不能努力去夺回来，如今却来争海中几个荒岛，说来亦可怜”，认为“今日中国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防止‘抢夺时代’的重演”和“依然在收复东北失地，打破日本武力强占中国领土的恶例”。

三、国民政府对“九小岛事件”的初步应对

“九小岛事件”发生后，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也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关注。国民政府以外交部为中心，展开事件调查并酝酿交涉。从国民政府应对的态度来看，首先是核实“九小岛”的位置和“九小岛”与我国的关系。1933年7月17日，外交部询问驻马尼拉总领事馆、海军部等，“小群岛位于何处”。29日，驻马尼拉大使邝广林致电外交部称“法国所占中国海小岛……在我国海南岛东南530海里，西沙群岛之南约350海里，位处北纬10度、12度及东经115度之间，有海南人前往采捕海产”。

在明晰“九小岛”具体位置之后，国民政府形成初步应对方针。外交部对于“办理本案之步骤，约分两项”：关于法占Thitu等岛，“声明在未经查明前，中国政府对于法国占领该岛之宣告，保留其权利”；关于西沙群岛，“请海军派得力舰队，驶往西沙群岛，严密巡视，以防日方之武力侵占”。在法方回复“特里屯岛以南与中国主权无关”之后，致电广东省政府“有无其他有力反证足以确证该九岛系我领土”。15日，广东省政府回电指出：“查该岛系我国与南洋通航要冲且属产鱼良区，惜我军羸弱致日法觊觎。”于是中国政府又向法国抗议，“决定必将辨明此事”。

但从历史来看，一开始国民政府的应对处置，一方面受到对苏区围剿和军阀混战影响，致使本该彻查“九小岛事件”的军舰被调走，另一方面当日本加入到“九小岛事件”争执当中后，国民政府或抱有“坐山观虎斗”的幻想。如8月12日李济深向日本军部首脑传达以下信息，针对“南海九小岛归属问题”，希望日本“能尽仲裁之劳保全中国领土”，并祈求“发挥日本海军的威力，以示亚洲人对亚洲人的支援”。对此，日方表示“对此暂不予考虑，暂不能轻举妄动”。或受法、日大国的压力，国民政府应对处置在外界看来并不太积极，“并未进一步行动”。对此，有学者对这一反常现象分析，一种认为是“外交部得到更高权力机关的指示”，另一种认为国民政府想要通过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以更加法理化的方式宣示中国主权，还有一种认为是“中国有求于法国，国民政府将‘围剿红军’放在首要位置，认为西沙问题比九小岛问题更加迫切”。由此种种因素，最终决定了国民政府在处置应对“九小岛事件”并不积极。

四、社会民众对南海疆域主权捍卫的坚持

当国民政府对“九小岛事件”处置态度变冷后，引起社会民众的不满。如英彦从民族危亡的角度认为“是中华民族危机的继续扩大”，苗迪青从国际时局分析认为“是能够左右我国将来存亡安危的生命线”，希冀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层面的重视，避免重蹈“九一八事变”的覆辙。鉴于此，一些学者借此提醒外交部等相关政府部门，“我国当局应付外交，往往如此迂缓顿挫”，“反将退处于拱默旁睨之地位矣”。此外，基于爱国主义情怀，特别是在海疆意识初步觉醒之后，不少团体自发行动，纷纷上书痛陈论述“九小岛”的重要性，称“若不收回，影响我渔业不浅，并有失去国权”，“要害尽失，利权尽丧，国脉民命，危如累卵”，请求当局“切莫坐视滋人觊觎侵略之渐，再有丧失国土之耻”。

《申报》等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报道与评析，表述了国人捍卫主权的决心和九小岛属我的事实。这对于社会各界明了事件的原委，增强南海主权意识，推动政府采取行动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国民政府依然持“暂持冷静态度”，但也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处置意见，国防委员会秘书处起草了《法国宣告领有之海南九岛及于各国军事上之影响与吾国应取之处置之意见》。《意见》一方面对之前国内民众有关“九小岛”的地理位置之争进行了回应，详细指出“九小岛”与邻近关系地方之距离，比如“西北距西沙群岛约四百海里”等；另一方面，透过详细分析“九岛”对我国以及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军事上之关系来凸显“九岛”的地位和价值。比如对法国而言，认为“今海南九岛屹立于日美法英属地所包围之海中、为交趾支那之全海岸之屏障，其地位与欧战时德属蟹里格兰岛相同”。对中国而言，认为“海南九岛则为西沙群岛南方之尖兵，用以阻英法及欧洲各国之北上”。对日本而言，认为亦可为前进地。《意见》主要包括三点：其一，在观念认知上明确“属于中国疆域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吾中国人民之生息于斯土者已久”。其二，提出要“暂持冷静”处理，并给出三条依据：一是站在客观角度，“海南九岛有中国渔民之居住，固可持之为吾领土这理由。然并无政治或军事上或建设上之措施，暂守冷静以保留渔业权利为辞，似亦于国体无伤”。二是站在军事角度，“今日海军情形既如彼陆上作战方针”，“有不加益，无不加损”。三是站在外交角度，“若吾坚认海南九岛以力争，争而不得，日本必曰海南九岛为无国籍之土地，西沙群岛亦然，且西沙吾有实业上之建设，今法可占海南九岛，吾何独不能占有西沙群岛乎，苟如是?不但交涉愈感棘手而军事上大害生焉，何则南中国海日本之连锁以成，中国之被羁勒益甚”。其三，提出采取系列务实的行动，如要迅速建设西沙群岛“以杜口实”，“似宜进一步施行政治上（设官）及交通上（航海标识）之设备，并由海军部或第八路总指挥部先行派舰驻防。”

五、中国南海疆域主权捍卫互动局面的形成

国民政府在应对“九小岛事件”中，逐渐认识到了国人海疆意识薄弱对于南海主权捍卫不利，“仅仅概言方位”使得民众对南海问题上产生认知的分歧。在政府形成明确的处置意见后，“九小岛”属我意见，同时“冷静态度”处置引发社会民众对南海疆域主权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内的维护意识，“全国同胞急速群起为我政府后盾”，促使近代政府与民众就中国南海疆域主权捍卫的互动局面初步形成。

首先，政府层面采取系列措施强化行政管辖。在国民政府形成基本的应对态度和明确的处置意见之后，各相关部门有了应对依据，积极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南海疆域的管辖。如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积极推动南海疆域地图的编绘规范和出版审查。1934年12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专门审定了《南海诸岛译名表》。次年1月，公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4月，公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此外，海军部海道测量局亦积极履行对南海航道的管理，比如发布“中华民国南海岸西沙群岛孟买礁附近浅滩不存在”“西沙群岛笋形石西南向发现浅滩”等航船布告。政府部门也着力思考推进南海诸岛的开发问题，“宜速筹该岛灯塔及观象台之建筑，并即移民垦殖，设官治理”，“南洋侨胞宜急起开发西沙群岛，以辅助政府之建设与边陲之开发”。与此同时，广东省政府还采取了一定主权捍卫措施，如“禁止本国渔船悬挂外国旗，另发本国旗悬挂”等。

其次，社会层面采取系列措施强化主权教育。在应对“九小岛事件”中反映出，国民对南海诸岛的历史、地理等知识的关注度不高，普及力度更是匮乏，为改变这种局面，教育、新闻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采取系列措施推进南海主权教育。1933年，苗迪青《南海群岛地理的考察》站在地理考察的角度“叙述群岛的大概情形”。1934年，静植编写《法占南海九小岛事件研究大纲并附参考资料教材介绍》提出“各校应该把这事列作社会科临时教学事项”。1935年，厉鼎勋编写《中国领土最南应该到南海九岛（中学用地理教材）》，强调“要灌输这种爱护国土的知识”。此外，在政府规范编绘南海疆域地图之后，各种包含南海诸岛的行政区划图等被运用于学校历史、地理等教学当中和悬挂于各公共场所，如1939年中华舆地学社印行《中华民国南海各岛屿图》将“其中法国占据之九小岛另用双红线标出，更为明显”，“阅此图后知中国最南端为曾母滩”。

再次，学界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研究。由于法国占领“九小岛”采用的是国际法中的“无主先占”原则，这势必要求我国作为“被侵犯方”需要适应国际法的法理和观念规则，改变“无法据理和事实证据以力争”的局面。为此，学界在延续此前应对危机事件中强化历史资料收集与整理之外，开启中国学者捍卫南海主权的法律征程。比如吴芷芳认为先占者其要件“先占之标的物，必为无主土地”，许道龄认为“先占的标的地”要么须是“无主的土地”，要么“或曾属于某一国之土地而后来被此国抛弃者”。徐公肃认为：按国际法上关于占领问题，“（一）客体须无主而可从事建立主权之地；（二）主体须为国家；（三）确实占领；（四）通知各国”。顺势而下，学者们认为“彼之视九岛，实为本国领土”，“中国之不设置行政机关，不得视为放弃群岛也”。在研究的基础之上，向政府提出“应组织或奖励群岛调查团，将各岛之位置、气候、民情风土，应详细查明，资作各项建设之参考”的建议。孟轩认为“我们关心极南的领土”，要“一致动员去开发西沙群岛”。平祖认为“应在九岛即日设立行政机关，交通部应令各大国营商船公司新开九小岛广东间的航线，同时在岛上设置昔日预定设立的无线电台”。

最后，媒体积极扩大南海疆域主权宣传。通过检索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在对比20世纪10年代、20年代、30年代有关南海岛屿的中文报道，社会媒体有关晚清中日东沙岛事件的报道100篇左右、何瑞年西沙岛事件的有关报道190篇左右，“九小岛事件”发生后有关报道涨到800多篇，仅在“九小岛事件”持续发酵的8月就有近百篇新闻报道和社会评论。

此外，在信息来源上也呈现出由官方传媒向社会媒体扩散的趋势。从媒体的地域分布来看，此前主要集中在广东、海南、上海和天津等媒体，此时北京、江苏、重庆、广西、香港等地的媒体也纷纷加入。以《申报》《中央日报》《外交评论》等为代表的中国报刊采撷国内外各种信息，及时对该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宣介中国政府和社会各阶层捍卫南海主权之信息，这极大地“唤起国人对于此群岛之特别注意”。值得指出的是，以“为弥补当时儿童读物的不足和缺陷，启发儿童的兴趣和爱好”为发刊宗旨的《儿童世界》也加入南海知识的新闻宣传当中，增强儿童对南海知识的了解，如对《海南九小岛建气象台》的新闻宣传；以强调“时时体贴小友们的心志、注意小友们的兴趣，谋划小友们的便益”的综合性杂志《小朋友》特别开辟“时事报告”“小新闻”等栏目，主要面向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宣传南海动态，如第589期发表《法国报纸鼓吹进占我西沙群岛》。此外，一些社会团体还采用分发传单等形式，“警告同胞努力强，快快把失地来收复”。

六、结语

从历史来看，“九小岛事件”，一方面是今天南海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民南海疆域观念的演变产生一定影响。首先，主要体现在推进了国人对南海疆域观念的转变。1840年以来，国人对南海疆域的观念认知虽然有了“主权”意识，但更多还是受“天下观”影响，“九小岛事件”后国人对南海疆域观念认知大为改观，不仅改变“对国界却毫不关心”的问题，也改变“特里屯岛以南的地方都与中国主权无关”的认识，更意识到“中国领土最南端应该到南海九岛”，直接影响到国民政府南海疆域的划定。其次，增强了国人南海疆域的危机意识。“九小岛事件”后，在领土主权丧失情况下，国人对南海岛屿危机意识大大增强，“可以说迫在眉睫，预为之谋，自然是必要的”。面对危机，国人更加团结起来，思索“今欲巩固我领土，确保我主权”，一方面须“巩固边防”“要害之处”，另一方面须“确立自信之意志，生出抵抗之信念”。最后，激发了国人维护南海疆域的爱国行动。“九小岛事件”后，国人自觉维护南海诸岛主权的行为明显增多。比如渔民符国和说：“有一次，法国船侵犯我南沙群岛，登岸后，在鸟子峙（今南威岛）上竖立旗杆，拿了一面法国旗叫符宏光替他们升旗，符不予理睬，在法国人离开后就把旗子撕破作裤子用。”当后来日军侵占南海之时，琼东县第三区安庶乡渔民张世光迅速向政府上报，政府立即“令饬崖县及琼东两县县长就近密派干员前往侦查”。

不过，从总结经验教训来看，“九小岛事件”的应对，虽然有效地增强了国民南海疆域观念的认知，一定程度上捍卫了我国南海权益，但由于时代背景不利，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不仅南海遭受着外敌入侵，国家领土更是面临被全面侵略的局面。此外，国民政府自身的腐败、面对外部海疆危机消极的态度，以及仓促应对都产生不利影响，如南海诸岛的命名，没有充分考虑到“名从主人”的原则，致使“以家珍而问邻舍”。特别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甚至“不如委骨于地任日法两犬相争，法若因是转入英美之怀，集欧美以伐日，而我利矣”等寄希望于“以夷制夷”的幻想，最终使得国民政府对“九小岛事件”的处置并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造成“海陆主权，南北同危”。推进南海诸岛的管辖，特别是开发治理，最终也只是停留在纸上，如西沙岛设立气象台多次因“财政竭蹶，无款可拨”而“停顿至今，未由着手建设”。在对待民众捍卫南海主权时，一方面希冀“全国同胞急速群起为我政府后盾”，另一方面又害怕发动群众，“对此问题，反一再迁延，至今尚无正式表示”，最终使得“九小岛事件”不了了之，为日后埋下严重的隐患。

（本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1期第175—185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