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兰制图学派，于16世纪下半叶兴起，在17世纪达到顶峰，是欧洲地图学发展史中承续古典、开启现代的重要一环。这一时期欧洲制图学家对东亚的呈现，既有《马可·波罗游记》的遗存，也有“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帝国对东方地理知识的渐进积累。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竞争的刺激下，地图不再是人工绘制的、主要由国家或王公密藏的情报，而是成为可以批量印制、面向城市中产阶层的商品。尼德兰地区地图的生产、制作、销售和消费，正是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印刷技术的传播、书籍市场的形成、低地国家市民阶层的兴起、出版行业的职业化，以及最重要的——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欧洲资本对亚洲的拓殖。

以尼德兰制图学派的亚洲形象为例，本文考察资本主义如何推动了地图学的现代演进，地图又是如何表达着资本世界的地理想象。在分析方法上，本文不但将地图作为原始史料，阅读其内容，更视地图为一种具体历史环境下的产品。以产品视角来看，尼德兰制图学派地图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们是资本时代商业订制的产物。资本主义不断重组、重塑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空间，即列斐伏尔所谓“空间的生产”。而商业订制的地图，就是此种“空间生产”最生动的视觉体现。订制地图一方面宣示着（商业）利益、（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空间观念，这种观念强调扩张与产业，由个人主观排他性的边界所框定。因此这些地图反映并强化了当时荷兰所流行的法律和道德理念”。在此背景下，尽管在当时的制图学中心——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几家著名的制图商竞争激烈，但和一般理解相反：这种竞争并不总是带来地理和空间观念的更新和改进，有时反而需要迎合大众既有的世界想象。地图的商品属性，构成早期全球化时代，欧洲新兴阶层审美和消费品位的一道风景，也是商业帝国的一种权力表达。

一、Chinae：欧洲首幅“中国”地图

1584年，在安特卫普出版的最新版本的地图集《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制图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增加了一幅名为“Chinae”的地图。Chinae这个拼写不同于一般拉丁文中“中国”一词（Sinae），也和前几版《寰宇大观》中亚洲总图里出现的“China”不一致，但指的就是当时欧洲人所认知的中国。这是欧洲第一幅以“中国”为名的单幅地图，图的背面还有一篇中国简述。那一年，是明朝万历十二年（图一）。

单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认知单元、列入图册本身，就是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这当然不是说，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从此时刚刚开始——将近三百年前的热那亚人马可·波罗早就勾起了探险家们对中国的无限向往。但以往地图中，中国最多只是在“亚洲地图”或者“鞑靼地图”中占据一隅，而地图买家越来越不满足于此。奥特柳斯的这幅中国图，让欧洲人第一次可以凝视这个遥远的国度。它也成为此后几十年间欧洲人对中国形状的标准认知。

今天的人乍看此图（图一），会觉得相当陌生：首先，和我们熟悉的以北为上的图很不一样，它是以西为上的。这在《寰宇大观》中倒并不少见，比如英伦地图，就也是以西为上。其次，中国的海岸线是一条相对平滑的曲线，没有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构成的凸起，而西方和北方则被长长的山脉围住，使中国看上去是个椭圆形，像个竖琴。此外，地图下方画出了日本，却完全见不到中日之间的朝鲜。

不过，作者已经尽力让这幅地图反映最新的中国消息。在西部山脉的上方，有一段拉丁文注释：

位于山西（Sancii）省的这个圆形湖，是由1557年一次洪水造成的。在这场洪水中，共有七座城市以及若干村镇被淹没，大量人口死亡。只有一个男孩，因为一根树干获救。

图中央标记为Sancii的地方，果然画有一个圆形湖泊（图二）。仔细看，湖中还有一个小人，坐在一根木头上，双手举起，像是在向上天祷告。为什么这件事情格外重要呢？这段描述，应该指的是1556年的嘉靖大地震。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为惨烈的震灾，震中在陕西华县，达到里氏8级以上，波及周围数省，当地水系严重破坏。史载“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池中……河渭大泛，华并钟南山鸣，河清数日。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八十三万有奇”。可见，地图不但是地理信息的收集记录，也有传递历史信息的功能。在这一点上，欧洲和东亚的地图学传统高度一致。也正是这小段话，提示关于这幅地图更多的背景信息。

奥特柳斯并不是这幅地图的原始作者。他注明此副地图来源于Ludovicus Georgius，这个拉丁文名字，一般被认为是指葡萄牙制图师、巴布达的路易兹·豪尔赫（Luiz Jorge de Barbuda，1564？—1613？）。

关于路易兹·豪尔赫的生平，留下的资料不多，只知道他曾担任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海图与世界地图制作师”。也有学者认为他曾经到过中国。不过，关于这点还需要更多考证。他制作的中国地图及文字简述，主要取材于西班牙教士、地理学者伯拉迪诺·德·埃斯卡兰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1577年出版的《东方航海志》。本书是16世纪以西班牙语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专著，影响广泛，也是胡安·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中华大帝国史》的参考之一。但埃斯卡兰特恐怕没有到过中国，他的信源，除了有到过西班牙的中国人的讲述外，主要是葡萄牙人的著述，包括历史学家巴罗士（Joao de Barros）的《亚洲旬年史》（Decadas da Asia）第三版，以及道明会传教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Tratado das cousas da China）。巴罗士也未到过亚洲，和埃斯卡兰特差不多，他的中国描述，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中国奴隶翻译的资料。而克路士则是这些写作者中唯一到过中国的，而且正好在1556年到1557年短暂停留广州。他从一位富商那里打听过大地震和洪水的事情。在《中国志》的第二十九章，“一五五六年中国人受到上帝惩罚”里，他列出了7个受灾的“城市”和一些“地方”，以及某地“只有一位小男孩获救”的传闻。如果这段文字，就是奥特柳斯地图上“七城市”和“洪水男孩”的来源，那么这个故事在二十多年里，由文字衍生出图像，可能也是通过葡萄牙、西班牙，传到尼德兰，经过了多重转译和演绎。

《寰宇大观》中的中国地图（图一），创下了欧洲地图学史上的几项第一：第一次画出了中国的长城；还在长城以外第一次画上了让欧洲人惊叹的风帆车；第一次给菲律宾的岛屿命名——虽然只有棉兰老（Mindanao）和宿务（Cebu）。沿海的省份（从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到山东）也都基本可以和现实对应。

尽管如此，图上对于中国的展现，其实并没有超越《马可·波罗游记》太多。比如长城之外罗列了一长串的地名，配以排列整齐的城堡标志，显示作者并不清楚这些地名的相对位置和关系，只好一股脑堆上。北方山脉之外，点缀着几个蒙古包及帐篷状的城池，这些也都来自于马可·波罗。

此时欧洲的地理学者，尚未搞清“中国”和“契丹”（Cataio或者Cathy）的关系。在《寰宇大观》的亚洲总图（题为《亚洲新描述》，图三）中，China只居于南方的广东附近，而Cataio与China并列，居于北方。显然，这是将China等同于马可·波罗提到的Mangi（“蛮子”）。此外，该图的中国海岸线也延续了早先托勒密《地理学》中粗糙的斜线。另一处体现认知顽固性的地方，是《中国图》上方的标示的“清迈湖”（Chiama lacus）。这个被想象成东南亚多条大河发源地的湖泊，也由葡萄牙史家巴罗士在《亚洲旬年史》中最早记录。它在欧洲人的地图上顽强存在了200年，直到18世纪才被确认为虚构。与此观念类似，中国境内也画着几处大湖泊，枝杈四散的大河流皆交汇于此。

也就是说，在这幅以中国命名的地图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在最近二十多年里葡萄牙人获取的信息（嘉靖大地震），也能够看到马可·波罗近三百年前带来的信息，还掺杂一些虚构和想象。不同的时间，被叠加在了同一张地理图画里。可是，葡萄牙人的商船早在1513年就已经巡弋于中国沿海，并不断带回关于东亚海洋和陆地的新地理知识，为什么制图师还是要坚持马可·波罗时代的认知，并一直延续到17世纪早期呢？

不少学者已经指出，阅读地图、特别是古代地图，并不只有科学性这一个视角。地图中展现的政治诉求和文化思维，也都极为重要。我们并不知道路易兹·豪尔赫的原图究竟是什么样的。哥伦布之后，西班牙、葡萄牙展开地缘竞争，大航海所产生的新地图，多被君主视为国家机密，藏于深宫，密不示人。最终，很大一部分手绘作品都未能存世。作为菲利普二世的御用制图师，豪尔赫也只有这一幅关于中国的地图，经过奥特柳斯之手，间接流传了下来。至于他的这张图是如何自王室飘落民间，从西班牙来到安特卫普，又被奥特柳斯所获，我们一无所知。

但可以肯定，奥特柳斯重制此图的目的，与豪尔赫截然不同。《寰宇大观》不是国家秘密，而是向公众兜售的商品。我们只需要看一眼这张中国图，就立刻能感受到尼德兰学派对图画艺术性的追求和工艺的高超：它以铜版刻蚀，在印刷的底图上，手工着色完成。山川、河流、城池和海岸线，都以动感的点线勾勒点缀。图上的帐篷、舟车、动物，造型精巧，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装饰性的，用以填充空白。

在放置比例尺、标题和制作年份的角落，饰有精美的、由天使及动植物组成的涡卷图案（cartouche）。画幅中所有字体整洁雅致。地图四周还配以略显繁复的边框，使之看上去更像是一幅可挂在墙上欣赏的巴洛克风格画作。

如果我们从商业角度理解这幅地图，也许就能理解奥特柳斯对信息的选择了。在1584年，尽管前几版《寰宇大观》已大获成功，但他仍然要不断扩充其内容，以应对对手的竞争。《中国图》令他再次抢得先机。也正因为面向的是一般消费者（而非君主），在得到豪尔赫的原图后，奥特柳斯要将它美化并详加装饰。至于地理信息，除了保留“洪水男孩”这种颇具传奇性的情节外，奥特柳斯还必须考虑到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一般性认知，不能太过偏离一些既定印象——即马可·波罗所带来的印象。所以一边以China命名中国，另一边在亚洲总图中，仍然保留了Cataio与China的并列。

每一幅地图，当然都有多种角度赏析、解读。我在这里突出的，是奥特柳斯《中国图》与欧洲方兴未艾的商业资本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既体现在地图的市场化、书商的职业化、地图消费的市民化上，也体现在作为新兴资本势力的荷兰，强势介入、主导欧亚海洋贸易网络上。以奥特柳斯为代表的尼德兰制图学派的兴起，正因为它处在欧洲资本主义对内变革、对外扩张的时空交点。

二、竞争：“黄金时代”的制图师们

在发表了《中国图》11年后，奥特柳斯又在更新版的《寰宇大观》中，增添了欧洲地图史上第一幅日本和朝鲜地图（图四）。虽然名为《日本岛描述》（Iaponia Insulae Descriptio），但图上朝鲜占据了可观的位置。只不过，当时的欧洲人仍不清楚朝鲜到底是岛屿还是半岛，更缺乏对其形状、大小的具体了解，所以把它画成一个状如悬针的岛（Corea Insulae），而其北端则有意模糊处理。日本的形状大体接近现代地图的模样，可以明确辨认出三大岛：本州、四国和九州（北海道要到明治晚期才正式纳入版图）。当然，图上的地理信息也是经过多重传递的，比如三个大岛的名字，分别是Meaco（京都）、Tonsa（土佐）和Bungo（丰后）。而且本州岛东西向延展，几乎和朝鲜构成垂直关系。有趣的是，朝鲜的南端和朝日间的对马岛，被分别注明是“盗贼角”（Punta dos Ladrones）和“盗贼岛”（Ilhas dos Ladrones），大概得名于当时盛行的倭寇吧。

《日本岛描述》的原作者也不是奥特柳斯，而是葡萄牙人路易斯·特谢拉（Luis Teixeira）。他的生卒年份难以确考，但我们知道他出身于制图世家，服务于西班牙王室，有15张地图作品流传于世。除了这幅日本图，他还制作了亚速尔群岛和巴西东海岸的早期地图。特谢拉和尼德兰诸多的制图师都有密切联系。奥特柳斯曾委托他绘制中国和日本地图，不过最后只有日本地图收录于1595年版《寰宇大观》。我们不知道特谢拉从何处得到的资料，只能猜测是去过日本的耶稣会士。和1584年《中国图》一样，这幅地图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日本和朝鲜在欧洲市场上的“标准像”。

在16世纪的安特卫普，乃至整个欧洲，没有任何一本地图集像《寰宇大观》那样畅销不衰。奥特柳斯及其后继者对数量和质量的不断追求，正是其成功的秘诀。从1570年首版，到1612年停止更新，这本地图集从最早的53张图版，扩充到167张。除了拉丁文外，它还以荷兰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和英文出版，总共发行了约32个版本，直到1640年还在印制。奥特柳斯于1598年离世，其后人在1601年把他的地图刻板卖给了出版商乔安·弗伦特（Joan Baptist Vrients），弗伦特一直到1612年去世前，仍不断增添内容再版。

也就是说，《寰宇大观》平均每一年多就会推出新的版本，以此牢牢掌握它在地图集市场上的头把交椅。当时它主要的竞争对手有两个，一是杰拉德·裘德（Gerardde Jode）的《世界之镜》（Speculum Orbis Terrarum），二是杰拉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的《地图集》（Atlas）。《世界之镜》初版于1578年，但销量远不如《寰宇大观》。裘德致力于扩充其内容，可惜天不假年，他于1591年亡故。他的儿子接过其未竟之事，两年后出版了新版，不但地图数量增加，有的质量甚至优于《寰宇大观》，怎奈《世界之镜》仍然不是后者的对手。墨卡托的《地图集》是第一本以当代人熟悉的词汇“Atlas”（即地图集）命名的书籍，它是在这位杰出的地图学家过世一年后，于1595年首次出版的。但当时的《地图集》并未最终完成，墨卡托的儿子也没能持续更新图版，所以在1604年前，《地图集》在市场上不敌《寰宇大观》。就东亚图像而言，这两个竞争对手都没有推出单独的中国或者日本地图。

活跃在尼德兰地区的制图家和出版商当然不止这几位，他们之间也既竞争又有合作，特别是墨卡托与奥特柳斯。墨卡托不但创制了迄今最为流行的地图投影法，更可以说是欧洲商业地图出版业的开创者，他的活动遍及低地国家，直接推动了16世纪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商业制图行业。正是在墨卡托活跃的时代，地图制造“从一个少数学者和印刷工人从事的次要事务，转变为一大群企业家参与的主要经济活动”。

安特卫普的崛起，和文艺复兴后期南欧和西北欧出现的两个趋势相关。第一是意大利城邦国家逐渐衰落，欧洲的经济中心向北迁徙。安特卫普毗邻海港，商贾云集，自然也成为财富、文化和信息交汇之所。第二是印刷术在的兴起，带动了印刷制品——包括书籍和地图——的普及。书籍成为利润颇高的商品，法兰克福书展也提供了各类书籍流通的重要平台。当时，诸多出身德意志地区的知识分子，投身于天文学、地理学和制图学的研究。比如第一次在地图上命名“美洲”的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uller）、对奥特柳斯产生巨大影响的塞巴斯蒂安·缪斯特（Sebastian Munster），以及杰拉杜斯·墨卡托。大航海和宗教改革，大大刺激了欧洲人对世界的好奇心。在尼德兰地区，资本、技术和知识找到了最佳的结合方式。这里不但聚集了大量出版商，而且有最好的雕版师，也有一代出色的学者。于是，现代制图术在此“变成了一项产业”。

但是安特卫普的国际商都地位，过多依赖于对外部资源。随着尼德兰与西班牙之间矛盾日深，八十年战争爆发，安特卫普于1585年被西班牙攻陷，地位迅速衰落。尼德兰制图学派的中心，旋即转向了另一个国际商业都市阿姆斯特丹。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成立，阿姆斯特丹随之成为欧洲航运、贸易、金融和文化中心，其地位一直保持到英国崛起的18世纪。

尼德兰学派“黄金时代”在阿姆斯特丹延续的标志，是1604年的一笔买卖。本地制图师约道库斯·洪第乌斯（Jodocus Hondius，1563—1611）与大出版商柯内利斯·克莱兹（Cornelis Claesz）携手，在莱顿的拍卖会上，以巨资拍下了墨卡托家族的制图铜版。此后，墨卡托的事业在洪第乌斯手中获得新生。洪第乌斯为《地图集》增添了许多新图，其中不少是他亲自绘制。1606年，“墨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出版，含143幅地图，因制作精良，很快销售一空。此后他又出版了口袋本的《小地图集》（Atlas Minor），同样大获成功。

新《地图集》增加了关于亚洲的篇幅，很多就来自于《寰宇大观》——比如亚洲总图、鞑靼地图、日本图、东印度图等等，可说是基本照搬。但其中的《中国图》（China，图五），却有了很大差别。

此图的基本格局仍然来自奥特柳斯，但旋转成了以北为上。辽东和山东半岛，已经依稀可辨了。同时，它把奥特柳斯的“中国图”和“日本图”结合在了一起（尽管书中另有一幅单独的“日本图”），“竖式”中国只占据画面中间靠左的三分之一，右侧则完全给了太平洋；在画面右上方，还出现了北美洲。这样安排，似乎是为了展现了美、亚两大陆与太平洋的地理关系。和流行了多年的奥特柳斯中国图相比，洪第乌斯去掉了长城外罗列的地名，保留了“洪水男孩”的情节，又添加了关于风帆车和朝鲜的说明。特别值得注意是：在日本右侧，洪第乌斯安排了一幅涡卷图案，上面画着一名日本人以长矛刺向绑在十字架上的天主教徒，下方的拉丁文图例，也描述了日本对待教徒的种种“残忍”行径。可见，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禁教的消息，引发欧洲人的关注。

天主教在“新大陆”和殖民地积极扩张之日，正是它在欧洲备受挑战之时。新教改革席卷西北欧洲，在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勃兴。一批新教国家，借着不断积累的财富，开始挑战天主教帝国的权威。尼德兰首当其冲，掀起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天主教压迫的斗争。这被恩格斯视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幕”。洪第乌斯早年就因躲避战争和宗教迫害，逃到英国，与那里的制图学家过从甚密。而日本禁绝天主教、驱逐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唯一可以合法从事对日贸易的欧洲机构，荷兰也因垄断东亚海上商路，长期称雄欧洲，获益无穷。如此看来，洪第乌斯特别强调天主教在日本的厄运，可能不只是批评日本，更是警告对手——热衷向亚洲传播天主教的西班牙——要小心为妙。

1612年，掌握着奥特柳斯图版的弗伦特逝世了，从此《寰宇大观》再未更新。同年，洪第乌斯也去世了。但幸运的是，他的遗孀、两个儿子和女婿发扬了他的事业，让家族生意蒸蒸日上，尤其是他的女婿杨·杨松纽斯（Jan Janssonius），不断扩张着墨卡托—洪第乌斯开创的地图王国。17世纪初，洪第乌斯《地图集》终于超越《寰宇大观》，之后垄断市场二三十年，总共再版五十余次，一时风头无两。

抛开其艺术性和商业性，就学术贡献而言，墨卡托—洪第乌斯地图对中国或东亚的描述，其实没有太多突破。亚洲总图中，契丹仍然和中国并列；中国地图中，出现了好几个北京：Quincii（京师），Paquin（北京）和Xuntien（顺天）；其中顺天还与杭州（Quinsay，行在）相混淆；朝鲜仍然被绘制成一个悬针型岛屿，其北方与大陆若即若离。而在《小地图集》中，也许是出于纸张版式的考虑，中国地图则保留了上西下东的竖琴形状，看上去与奥特柳斯几无差别。在17世纪早期，其他国家的制图师，也不过是在洪第乌斯的基础上出版自己的中国地图，仅在装饰上稍作改动。总之，因为地位稳固，洪第乌斯地图集在首版后的25年中几乎没有更新。

新的竞争者至17世纪30年代才出现。这就是阿姆斯特丹另外一家显赫的出版世家，布劳（Blaeu）家族。第一代的威廉·布劳（Willem Janszoon Blaeu，1571—1638）曾就学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精通数学、地理和天文。在1600年前后，他在阿姆斯特丹开业，靠着出版单幅地图、制造地球仪，以及制作航海指南和导航仪，积累起声名和财富。布劳家族与洪第乌斯—杨松纽斯家族在这些产品上互有补充，也有所竞争。但在地图书籍领域，墨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的地位，仍难以撼动。

机会不期而至。1620年左右，洪第乌斯的两个儿子分道扬镳，家族事业出现裂痕。布劳不知通过什么手段，获得了其中一个儿子手中的未刊地图，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在1630年出版了直接针对《地图集》的《地图集补遗》（Atlantis Appendix）。此时市场上很期待一部与《地图集》不同的新作品，布劳的“补遗”遂大受欢迎。自此，布劳与洪第乌斯—杨松纽斯两家的地图集竞争正式展开。而在1633年，好运再次降临：布劳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制图师。这意味着，他不但可以靠着公司订制的地图和导航工具获得稳定、丰厚的收入，而且还能够获得最权威的地理信息。1635年，布劳以《新地图集》（Novus Atlas）为旗舰产品，不断扩充内容，开本越来越大，书也越做越厚。3年后，威廉病逝，他的儿子约安·布劳（Joan Blaeu，1596—1673）一手接管家族企业，一手接过父亲在东印度公司的职位，继续与老对手杨松纽斯竞争。两种地图集互相比拼数量，收录的地图越来越多，到了17世纪50年代，《地图集》和《新地图集》中的图版多达400多幅，加之大量的文字，只能分成多卷本发行。

约安·布劳更具野心。1662年开始，他着手出版一套史上最为庞大的地图书籍，意图一劳永逸地实现对市场的垄断，这就是尼德兰制图学派的巅峰：《大地图集》（Atlas Maior），其副标题为“布劳的宇宙学，精确描绘陆地、海洋与天空”。在此后的十年内，《大地图集》以拉丁、法、荷、德、西等文字出版，各版分别有9至12卷不等，装下一整套，需要一个专门的书柜。全书收录近六百幅地图，全部铜版印制，装帧精美华贵，根据顾客财力，有黑白本和手工着色本。这成为17世纪欧洲价格最为昂贵的一套书。

不少地图史家评论，《大地图集》是巨大的商业成功，却并没有在学术上有什么进步。理由是绝大多数地图都是已发表过的，只以数量撑起规模而已。这么说似乎过于否定布劳家族地图学贡献。首先，《大地图集》的出版，商业目的肯定是最主要的，但布劳还有更大的抱负：他力图以哥白尼日心说理论，对人类的宇宙观做出全新的图像解释，只不过他生前只完成了陆地部分，海洋和天空部分未能展开。其次，收录于《大地图集》的，包括此前曾单独出版过的图集，而这其中有的对欧洲地图学有巨大推进。最明显的例子，是曾于1655年发行、后编入《大地图集》（拉丁文本）第十卷的《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图六）。

《中国新地图集》是耶稣会士卫匡国（1614—1661）依据大量明代史籍、图书、方志，外加他本人实测经纬度编纂而成。它收录一幅全图、15幅分省图，以及一幅日本/朝鲜图，不但是欧洲第一部中国分省图集，而且修正了前文提到的大量的模糊认知，彻底摆脱了奥特柳斯风格。至此，欧洲地图学家终于走出了马可·波罗的阴影，欧洲地图中的东亚，也更接近中国本土地图——比如罗洪先《广舆图》——中的形状了。《中国新地图集》此后被大量引用，成为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欧洲最具现实主义精神的东亚画像。

耶稣会士和出版商的合作可谓机缘巧合。刚刚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卫匡国，受耶稣会派遣回欧洲，向反对耶稣会传教策略的罗马教廷解释“中国礼仪之争”。他积极和布劳合作出版他的中国论述，大概也是希望公众能尽早读到这些作品，了解中国，以利其论争。而对布劳而言，卫匡国带来的独家资料，不但能更新对亚洲世界的认知，更可打破长期由洪第乌斯－杨松纽斯垄断的中国图像，同样有利于他的市场竞争。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了两者合作的中介：公司让卫匡国免费搭船从巴达威亚（今雅加达）回欧洲，而布劳在得到卫匡国的地图手稿后，也根据东印度公司掌握的资料，对海岸线进一步加工编辑。

就在布劳的地图事业迈向顶峰时，他的印刷厂在1672年毁于一场大火，许多铜版都被烧化。约安·布劳也在第二年亡故。他的对手杨松纽斯早在1664年也去世了。两大家族从此没落。而其他制图师再也没有能与这两套书竞争的雄心和财力。尼德兰制图学派最辉煌的年代，走向终结。

三、俗欲：地图的利润及消费

科学主义的进步史观，会把地图学的演进，看作是理性精神的必然胜利。如果充分考虑到16、17世纪欧洲地图学发展的资本主义背景，我们或许会少一些浪漫化理解。大航海时代到来，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兴起，重塑了人与空间的关系，原本依靠神话、宗教和皇权建立的世界图景，逐渐淡出。在利益的驱使下，地图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凸显。制图学家也发现，人们对空间的图像需求日益增大，“空间”是可以被消费的，而制造“空间”更可以带来不菲的利润。欧洲的地图学革命，其源动力，正是地图作为商品，在世俗欲望的推动下，被大规模生产和消费。

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官员、商人、学者和普通市民，可以根据需要，找到适合自己消费水准的地图产品。小张单图、大张挂图、各种型号的地球仪，或者地图集，可谓应有尽有。如果觉得大型地图集太贵，则可以买口袋本。地图的价格不一，取决于尺寸和制作工艺（比如是否上色）。单张简易的欧洲地图可能只需要3斯图弗（20斯图弗等于1荷兰盾）；四联张的城市俯瞰图大概10斯图弗；6联张的标有建筑物的大幅城市地图则要40至60斯图弗，相当于2到3荷兰盾。15联张的大地图一般要3到5荷兰盾。墙上挂图就更贵一些，可能要花十几个荷兰盾，与一幅油画的价格相当。《寰宇大观》1570年上市时，据纸张、装帧和着色的不同，价格在6至16荷兰盾之间。1655年布劳出版的《新地图集》，每卷价格已经涨到25到36荷兰盾。

可资对照的是当时人的工资水平。在1570年左右，一个印刷工人的年工资在100—150荷兰盾之间。即《寰宇大观》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在1660年左右，画工给地图上色，报酬不过是每一幅3斯图弗；一个书店助理每周的工资是2荷兰盾（年薪是100盾多一点）；而在阿姆斯特丹的商业中心租一家书店店面，每年是400到700盾。布劳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制图师，地位可谓令人羡慕，其年薪是500荷兰盾，大概是阿姆斯特丹一座房子的成本。

于是我们大概可知《大地图集》的价格有多夸张了：一套黑白版就要350荷兰盾，而彩色版更高达450荷兰盾——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两万英镑（或18万人民币）。布劳一共印制了1550套《大地图集》，除去成本，利润相当可观。自然，能买得起的，要么是富商巨贾，要么是位高权重的政客。

虽然一套彩版《大地图集》的价格，几乎赶上布劳在东印度公司的年薪，但他的实际收入不能以工资计算。公司规定，每艘船上都要配备航海图，而航海图须定期更换。每一幅海图，公司都支付给布劳5至9荷兰盾，每船一整套海图要花费228荷兰盾。有学者估计，其净利润可达164盾，利润率超过70%。1668年，布劳向公司提交了21135荷兰盾的天价账单，照此估计，这年他从公司得到的净利润就达1.6万。而这还不包括一些私人订制的产品。1644年，他向望加锡国王献上一只手绘地球仪，得到了5000荷兰盾的报酬。他得到的各种订单，数目少则几百，多则几万。布劳印制《大地图集》的6年里，他的印刷厂雇佣了将近八十人。印厂失火，其损失高达38.2万荷兰盾。从这里也能看出来，为什么很少有其他制图家，能够与布劳或者洪第乌斯家族一争高下。因为即便有人获得了更新的地理知识和资料，高昂的制作成本与运营费用，也难以让这些知识转化为商品。

到了17世纪中，阿姆斯特丹制图商之间的竞争，已经纯然是资本的竞争。无论是布劳家族，还是洪第乌斯—杨松纽斯家族，都明白获得更多顾客和更大市场的关键，主要是地图的数量而不纯是质量，是艺术的炫耀性而不是科学的严谨性。举例来说，奥特柳斯风格的《中国图》和《日本/朝鲜图》，主导欧洲对东亚的空间想象半个多世纪，这并不是由于在此期间欧洲人没有获得更精确的地理资料。17世纪初，已经有不少中国本国的地图，由商人或者传教士带回欧洲。但它们大部分并没有被商品化。这和当时生产端的垄断，以及特定知识的消费惯性，恐怕是有关系的。

那么在消费端，又是什么情况呢？地图类产品从贵族王公专属，变成中产市民阶层可以拥有的财产。在尼德兰地区，不但商人、政治家喜欢地图，知识分子、医生、理发师、酿酒师，甚至寡妇，都是地图的买家，他们尤其热衷用挂图来装饰墙壁。“对荷兰公民来说，地图代表了技术和地理学的进步。此外，阿姆斯特丹制图商和书商享受的垄断利益，促进了一种国民意识的发展。”

在加尔文宗主导的荷兰，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财富和身份，既正当又是必须。当经济成功和宗教拯救联系在一起，财富也就成了新的宗教。一张大幅的墙上挂图，或者是书房中精美的地图集，既提供认知地理的方式，更是资产、身份和品位的象征。艺术史学者伊丽莎白·萨顿评论：

印刷的地图不仅提供了国家治理的机制，而且强化了买家的身份认同。财产内在于个人展现的身份，显示拥有财产则可以获得地位和承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身份本身就是资本的形式，是在机械、去人性、同质的体系中彰显自我的一种方式。吊诡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拥有、掌控什么东西，来确认或宣称他的主体性，个性，以及人性，以此延续着一种等级体系。

最直观的视觉史料，就是17世纪风俗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的画作。维米尔居住在代尔夫特，这座城市正好位于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之间，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之一。他传世不多的油画中，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了市民家中挂着的地图或者摆放的地球仪，它们正是洪第乌斯或者布劳的产品。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指出，当时荷兰的这类凸显市民日常生活的画作中，订制者无不以拥有的商品，来炫耀、昭示身份：包括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来自美洲的海狸皮、白银，以及来自非洲的黑奴等等。地图和地球仪，正成为这些全球流动的商品在此汇聚的线索和隐喻。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产阶级市民群体对地理空间的消费行为（观赏地图），与全球化时代的商品消费行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背后支撑这种联系的，是崛起的商业帝国，以及这个帝国在全球的殖民扩张。这是理解尼德兰学派兴盛的关键。

四、权力：从公司到帝国

1592至1594年间，阿姆斯特丹的知名出版商柯内利斯·克莱兹（也就是和洪第乌斯一起买下墨卡托底版的那位），出版了一系列海图。这是荷兰联合省最早的一批反映非欧洲世界海岸线的地图。其中有一幅《摩鹿加群岛》（Insulae Moluccae，图七），表现的是从中国南部沿海、中南半岛，一直到所罗门群岛的东南亚海域，完整描绘了今天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主要岛屿。

此图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下方绘制了肉豆蔻、丁香和檀香等当地特产，并附上简要说明。因此这张地图有个昵称叫“香料地图”。它的作者，是阿姆斯特丹首屈一指的天文学、神学和地理学者彼得勒斯·普朗修斯（Petrus Plancius，1552－1622）。

普朗修斯也是尼德兰制图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是加尔文教会的教士，因躲避与西班牙的战争和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从布鲁塞尔逃到了阿姆斯特丹，之后开始钻研地理学和地图学。1592年，他制作了一幅广受欢迎的世界地图，从此声名鹊起，此后受邀为荷兰的海外贸易公司制作海图。《摩鹿加群岛》主要依靠葡萄牙人的资料制成，有很多地名翻译自葡语。这是因为当时葡萄牙垄断东南亚香料贸易，而荷兰联合省的航海事业还刚起步，必须借鉴葡萄牙人的材料。不过很快，荷兰人就于1595年，派出了第一支驶向东南亚的船队，他们避开葡萄牙控制的马六甲，从巽他海峡进入太平洋。在随后的几年中，荷兰人陆续占领了爪哇和巴达威亚，开始了与葡萄牙的竞争。普朗修斯制作的海图，为这一系列航海行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年的探索之后，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普朗修斯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很自然地成为公司的第一位制图师。

普朗修斯身上集中体现了时代的大主题：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荷兰联合省与西班牙帝国的政治矛盾等。但他的这幅东南亚地图，却充满了经济冲动，表达对资源的占取欲望。在欧洲人眼中，正是香料，把散乱的东南亚群岛凝聚成一个可以被整体认知的地理单元。如果说当时的中国，还只是一个充满传说、传奇的地方，那么东南亚则完全是功能性、物质性的。这片海域所蕴藏的财富，几乎唾手可及——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最佳的航行方法。

资本主义不仅仅意味着贸易和商业，它要求地理空间的认知，要配合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运输和市场的有效组合配置。新的制图术，自然而然也反映着这种看待世界的意图。但地图上密密麻麻的航向线，把巨大的西太平洋海域牢牢锁在人类可航行、可认知、可占领的意识里。资源和航道，取代了浪漫化或鬼神化的虚空，地球上的“空间”（space），就按照这种经济理性，被重新分隔或合并，产生出全新的意义，变成了“地方”（place）。普兰修斯地图带给读者的，不是对异国或异域文化的想象，而是对财富的憧憬。

当然，把地理与财富联结认知，不是从尼德兰学派才开始的。人类对物质的渴求从来就是地理探索的动力之一。但是，如果没有和印刷资本主义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强大逐利需求相结合，地图所能产生的现实作用，是大打折扣的。普兰修斯则不一样，他从对手那里秘密获取情报，然后加工成自己的地图，再交付出版商批量发行，推动荷兰的商业公司去建立海上霸业。

普兰修斯开创的地理学家、出版商与国家公司的合作，在17世纪30年代被布劳家族继承。和前者一样，布劳父子持续为东印度公司提供航海服务。在《大地图集》中，表现东南亚海域的两幅地图（《东印度群岛》和《摩鹿加群岛》），都延续了普兰修斯的海图风格，画面布满了航向线，和其他东亚图像很不相同。

当然，光是画地图，还不能建立起新的空间解释。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它就和葡萄牙发生了冲突。一艘满载中国商品的葡萄牙商船“圣卡塔里那”号，在新加坡海峡附近，被东印度公司的船劫持，货物也拉到阿姆斯特丹拍卖。葡萄牙提起诉讼，公司则请来一位二十出头的法律天才，为自己辩护。年轻人叫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他提出：海洋是开放的，任何人都有航行贸易权；而因为荷兰正在和领有葡萄牙的西班牙打仗，因此这次劫掠属于战争行为，圣卡塔里娜号上的财货属于“战利品”。此次辩护开启了现代国际法对海洋的定义。1609年，格劳秀斯出版了《自由的海》（Mare Liberum），树立了以自然法规范海洋空间的国际法传统。在这之后，他继续完善自然法哲学，于1625年出版了更为系统的《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这本巨著被公认为是现代国际法的理论基底。现代国际法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以欧洲人的私有产权概念为参照，判定陆地和海洋空间的主权性质。

而《战争与和平法》在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正是威廉·布劳。布劳家族与格劳秀斯有不少合作，这基于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与正统加尔文派不同的抗辩派（Remonstrant）；也都相信伽利略阐释的日心说，共享一套宇宙观；他们都是社会名流，具备政治影响力，可相互带来利益，也都是东印度公司倚重的知识资源。制图商和法学家，一个重塑空间的视觉解释，一个重塑空间的法理解释，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着现代资产阶级帝国，也彻底重新定义了地球空间。1648年，荷西之间的八十年战争，随着全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参战各国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为现代国际体系的滥觞。直到这一年，荷兰作为一个“共和国”才正式成立。但是，这个新国家的基础：宗教理念、价值体系、地理观、商业实践、殖民行为和战争原则，早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17世纪初，就已经奠定了。

余论

地理信息的增加，会促进实用性的地图向更加准确、科学的方向发展，但所有信息都是经过人们过滤、加工，从不是纯然客观的。地图反映的正是制作者对地理信息的主观处置。欧洲地图学走向“现代”，当然是哥伦布开启所谓“地理大发现”的结果。从源动力上说，此种“现代”受资本驱使、服务于开拓商路的需求；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欧洲强国对“未知领地”的殖民和掠夺；最后形成了欧洲与世界最根本的权力关系，即帝国主义的等级秩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构成欧洲“现代”情境的三位一体。本文重点讨论了资本主义这一环节，但是行文到最后，我们已不难看出，在尼德兰学派开启的地图资本主义的背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如影随形。

（本文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86-98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