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天下，蒙恬北击匈奴，将其赶往阴山以北地区。鄂尔多斯高原被纳入秦帝国版图，但匈奴隐患仍未排除，为增强鄂尔多斯高原北侧区域的防务，加强中央政府对北边区域的有效控制，秦始皇于公元前212年令蒙恬修建沟通秦林光宫和九原郡的直道，史称“秦直道”。

关于这项重要的军事与交通成就，除司马迁《史记》、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及清代方志偶有提及外，长久以来鲜有人问津。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秦直道研究，始于1975年史念海对秦直道的考察，此后秦直道研究逐渐成为秦汉历史考古研究的学术热点之一。因其研究成果逐步增多，相关学者开始作阶段性学术回顾。如张多勇《秦直道研究综论》(《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徐君峰《史念海与秦直道研究》(《延安文学》2010年第6期)，赵力扬等《秦汉直道研究进展及相关问题分析》(《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特别是孙闻博《秦直道的历史学探索——以走向、修筑与沿线遗存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3期，以下简称孙文)对1975年至2015年共40年的秦直道历史学研究重新作了梳理，其着力点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关于秦直道道路本身的研究，如道路走向、修筑技术、修筑次数、使用时间；二是关于秦直道沿线遗存的研究，如沿线古城、烽燧、关隘、兵站、佛教遗存；三是关于秦直道历史作用、意义及沿线历史传说的研究。该文为日后学者研究秦直道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不过尚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地方。孙文对秦直道2015年年底以前的历史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论，但其视角集中于秦直道道路走向或道路本体其他方面。事实上，在2015年年底前，学界以秦直道道路为中心点进行研究的同时，已有学者开始将秦直道置于较长时段的历史背景和广阔的地域空间来进行考察，出现了其他视角的历史学研究和相关学科研究，待2018年孙文发表之时，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从2016年至今，关于秦直道，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学术成果，如学术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新闻报道，因前辈学人对秦直道道路研究已有过深入细致的述评，且距今时间间隔尚短，这里不再赘述。故本文在孙文述评基础上，一是对近五年来的研究趋势和成果加以阐述，二是在对现状反思的基础上，对未来秦直道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下阶段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一、关于秦直道研究视野的转变

近五年来，关于秦直道的研究，最主要的变化是其研究视野的转变，相关学者不再局限于道路本身，而是多视域拓宽其研究范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关于秦直道军事史视角的研究。交通对于军事行动和驻防体系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指出要将军队和其基地看成一个整体，交通线便是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是军队的生命线。在此种背景下，部分学者将秦直道置于军事地理视野下进行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从军事史的其他方面进行研究，如宋超、孙家洲《秦直道与汉匈战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将秦直道纳入中原政权与匈奴政权战争与和平背景下进行动态研究，更突显了秦直道在战争时期的军事作用，以及在和平时期的沟通交流作用。因此秦直道在其历史进程中，既是一条国防之路，也是文化传播、制度风俗、民族融合之路。陆航《军事考古学与秦直道研究——访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10日)认为引入军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将会推动秦直道步入新的研究阶段。徐卫民、裴蓓《秦始皇长城与直道研究两则》(《秦汉研究》第1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指出秦长城和直道构成了秦帝国丁字形的攻防体系，在鄂尔多斯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内，秦直道既是南北线，又是北边道连接线，既有军事作用，又有民用交通功能。

(二)关于秦直道交通视角的研究。将秦直道置于交通史视野下，采取关联研究方式，拓宽秦直道交通作用的深度与广度，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学者当属王子今。他的《直道与丝绸之路交通》(《历史教学》2016年第4期)肯定了秦直道在丝绸之路中的作用，如用交通史理念理解丝绸之路由“直道”转“北边道”经草原通路西行的贸易方式，可发现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其实是通过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他的《汉武帝“巡边至朔方”与直道交通》(《南都学坛》2017年第2期)指出史料记载汉武帝经营朔方，又有“猎新秦中”“北至朔方”“并北边以归”“巡边至朔方”等事迹，而这些都需要交通保障才能得以实现，对这一交通史迹进行考察后发现汉武帝北边之行很可能经行秦直道部分路段，这对直道的历史作用有新的理解。王子今《交通史视角的秦汉长城考察》(《中国长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论证秦直道是长城交通道路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指出直道沿线或直道附近地方的烽燧遗址属于秦直道交通系统，也是长城军事通信体系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秦直道交通系统对现代交通的启示。如王耀鸿、祁璐帆《秦直道(甘肃段)附属设施及道路管理系统研究》(《科技视界》2018年第15期)通过对甘肃秦直道附属设施的考察，认为秦直道是一个交通运输系统。除了道路本体，还有道路养护、通信、后勤服务和防卫控制四大系统，并从中得到现代交通系统建设的启示。祁璐帆、李东升《秦直道规划思路分析及对现代交通的启示》(《甘肃科技》2018年第15期)认为秦直道建设时充分考虑了交通区位、军事安全、经济文化交流、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其交通区位和道路选线思路对发展沿线区域现代交通有重大启示。

(三)关于秦直道工程史视角的研究。秦直道工程量巨大且遗存丰富，是了解秦工程史的重要范本，因而出现了将秦直道置于工程史视角下，以此了解秦工程管理方式、建筑规划、行政效率及当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研究。王子今《秦始皇直道的工程史考察》(《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从秦有经营大型工程的传统出发，详细论述了“堑山堙谷”的修筑方式，并从秦简、史书等大量史料中分析秦始皇陵工程，以此推测秦直道工程量、工期、劳作方式及工程管理方式，同时对《史记·蒙恬列传》中的“道未就”“固轻百姓力矣”进行了回应。刘颖才《穿越子午——秦直道甘肃段之探讨》(《甘肃科技》2018年第14期)根据历史文献中有关秦道路的记载和富县秦直道的考古发现，从工程技术角度推测出秦直道一乘驷马、二乘驷马、八乘驷马战车所需的路基宽度。

(四)关于秦直道文化遗产视角的研究。一是继续关注直道及其沿线文化遗存方面，关于此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莫过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于2018年出版的“‘秦直道’丛书”中的三种，如马啸等编著《秦直道线路与沿线遗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对陕西、甘肃、内蒙古境内直道各路段、直道主线上的主要遗存、两侧的重要遗存及沿线的事迹与传说作了翔实的考察；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收集了2012年以前的考古调查、勘探与挖掘成果，其考古日志记录了考古工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118张高清彩色图片更是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感觉；徐君峰《秦直道考察行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了秦直道及沿线的风土人情、周边环境、居民情况、生业方式、相关联的文化遗存、目前已有的遗址保存管理状态、考察途中的见闻。这三种著作既为后来学者考察秦直道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也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秦直道所具有的文化遗产特点，为后续保护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关注秦直道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2016年前已有学者关注秦直道保护利用，但集中在旅游利用上，如王浪、任亚宁《“秦直道”旅游开发的初步构想》(《中国旅游报》2007年5月21日)，张河清、王浪《秦直道旅游开发问题探讨》(《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年第1期)。2016年以后，关于秦直道的保护理念则有所加强。如史杰等《甘肃省境内秦直道沿线旅游公路规划研究》(《公路交通技术》2018年第5期)制定了庆阳“1带20联”的路网布局方案及秦直道沿线区域旅游公路网规划图。田永军《“千年古道”鄂尔多斯秦直道遗址的保护与发展》(《中国文物报》2018年4月3日)介绍了东胜区成立秦直道遗址保护专职机构的情况。肖健一、张小涓《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秦直道考古与保护》(《大众考古》2018年第3期)从统筹规划与立意长久、层次分明与覆盖全面、因地制宜与突出特色、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四个方面论述了秦直道的保护。祁璐帆、李东升《秦直道规划思路分析及对现代交通的启示》认为如使秦直道区域再次发挥南北通道效应，可促进关中平原城市群与呼包鄂城市群的经济文化交流，带动周边落后区域发展。

(五)其他视角的研究。除上述研究外，还有其他视角的研究。如秦直道经济作用方面，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秦直道促进南北经济交流之外，王子今《秦始皇直道的盐运效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以盐产和盐运为研究视角，认为秦直道有利于北边地方盐产内运效能的提升，是秦帝国执政集团经济战略意识的体现。又如阮浩波等《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空间格局及驱动力分析》(《地理学报》2016年第5期)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了毛乌素沙漠31座汉代城址的空间布局，最后得出秦长城至秦直道区分布的城址占比为61.29%，这就从侧面说明了直道的军事防御作用和交通作用。徐卫民、喻鹏涛《直道与长城——秦的两大军事工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从关联视角出发，除对秦直道共同的议题进行研究之外，还将秦两项国家大工程相结合，对直道与长城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徐君峰《秦直道道路走向与文化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将匈奴置于历史舞台，指出秦直道是迫使匈奴西迁的第一动力，并从世界史的视角来研究秦直道对世界历史进程、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影响。

二、对未来秦直道研究的展望

秦直道的研究，整体而言，已进入全面研究阶段，亦取得了丰硕成果。更为可喜的是，学者的研究视角越来越丰富，相信随着前贤的带动和后辈学人的加入，其研究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入，推动秦直道研究迈向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秦直道研究面临一些实际困难或不足之处，可从以下方面改进或努力。

首先，要改进研究方式，统筹合力，真正实现跨地域合作。从地域上讲，秦直道南北跨越3省(自治区)20多个市县，然而目前的实际研究工作仍存在比较强的地域局限，自说自话，一些专家学者很难对不同走向的道路进行全程的实地考察，因而缺乏理性的对比，影响了研究的深入进行。有时还会因自成一体，缺乏合力，出现重复研究的现象，造成资源的浪费；有时又因信息的不畅通和沟通的不及时，不利于优秀经验的传播、推广与借鉴，影响了秦直道研究的进程。鉴于此，陕西、甘肃、内蒙古等省或自治区政府应打破地区壁垒，跨越行政区划限制，做好牵头作用，成立统一的秦直道研究会，推动学界对秦直道开展联合研究，将视野放在秦帝国修建直道的整体环境和完整设计中进行综合动态考察。

其次，要破除藩篱，拓宽专业领域，以多学科有效融合为基础，充实不同领域的研究力量。目前从事秦直道研究的专家学者主要来自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领域，而现有研究领域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秦直道道路本身，无论是对历史文献的运用，还是考古成果的面世，至今仍不足以最终确定其具体走向。在已有学科研究方法不能解决的前提下，更需要建筑学、交通学、军事学，特别是相关自然学科的加入，要认识到以自然科学手段解决人文科学问题的重要性。目前历史领域其他课题的研究，已出现运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相应问题的尝试，然而却基本没有运用到秦直道研究中来。自然科学中科技设备的投入和分析方法的运用，会使有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张多勇《秦直道研究综论》在2005年便指出秦直道沿线城镇、子午岭及鄂尔多斯地区古自然环境变迁、历史时期秦直道文化圈、沿线军事关隘及其战略地位、直道沿线东西向古道及古道与古城共同构成的军事立体防御体系五方面的研究不足，而如今进展仍不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缺少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对沿线城镇、文化圈、沿线关隘、立体军事防御体系，可以运用最近邻指数法、空间分析法和耦合分析方法，研究各自的分布特征，探讨各自与秦直道的关系；而对古自然环境变迁可以引入气象学的研究方法。只有相关学科互相合作，取长补短，才能推动秦直道步入到更深层次的研究阶段，也才有可能解决困扰学界多年的难题。

最后，鉴往以知来者，对秦直道保护传承才是终极目标。秦直道遗产要素数量众多，且与区域环境高度融合，作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从文化遗产视野研究秦直道，虽已有相关学者涉及，但目前研究成果甚少，影响甚微，只是以秦直道单个遗产点或部分线路作为研究对象，缺少整体、动态、系统的研究视野。更为严峻的是，秦直道面临着遗产要素破碎化严重、遗产价值远未彰显、遗产整体保护利用工作尚未开展等一系列突出问题，这与秦直道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严重不匹配。今日中国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大力倡导“文化遗产活起来”的今天，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式已从以往单一的被动保护行动向综合地方文化保护与培育、文化价值阐释与展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发展等相融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变。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秦直道作为连接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呼包鄂城市群的文化遗产资源载体，其保护传承对黄河流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而，非常有必要拓宽秦直道文化遗产的研究视野，重新认识秦直道的文化遗产属性及其价值，探索出与秦直道特征相匹配、与沿线区域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整体保护利用路径。那么，如何确立秦直道的文化遗产性质？如何梳理秦直道文化遗产要素体系及挖掘和阐释秦直道历史和文化价值？如何构建其整体保护利用路径，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这些应该是今后秦直道研究的重要方向。

总之，秦直道深化、细化研究的道路还很长，秦直道野外考古勘探工作也还需进一步联合进行，更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加入到研究中来。这样才能使秦直道研究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促使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5期第62-67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