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翠溶

（台湾中央研究院）

一、环境史的定义

二、环境史做为一个研究领域

三、中国环境史研究之现况

四、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环境史的定义

     目前习用的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一词是指历史见证的不再只是个人生死的故事，而是关于社会与物种，及其与周遭环境的关系。环境史与当代环境主义思潮有关，而后者之思想渊源可上溯至十七至十八世纪一些西欧人对陌生的热带地区环境之实际经验。此外，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环境的观念就已运用于历史地理的研究。[1][1] 自1970年代以来，环境史才逐渐成为历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美国史家伍斯特(Donald Worster)认为，环境史研究是在「要求重新检讨全球文化的时机中」展开，而目的在于「加深我们了解在时间过程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影响环境和得到了什么结果。」[2][2] 对于中国历史学者而言，环境史尤其是一个新领域，因为第一份研究构想是在1990年才由任教于澳洲国立大学的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3][3]

    伍斯特曾为环境史下一个简洁的定义：「环境史是有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之角色与地位(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about the role and place of nature in human life)。」他指出，环境史研究大致上以三个层次进行，探索三大团的问题：(1)自然本身在过去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如何作用；(2)社会经济与环境间之互动；(3)在个人与群体中形成的对于自然的观念、伦理、法律、神话及其它意义结构。他也强调，虽分为三个层次，其实要探索的是一个整体。[4][4]

    伊懋可也曾简洁的为环境史下一个定义：「环境史较精确地定义为透过历史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其它自然系统相会的界面(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more precisely defined as the study, through historical time, of the interface where specifically human systems meet with other natural systems)。」其它自然系统指气候、地形、岩石、土壤、水、植被、动物和微生物。这些系统生产、制造能量及可供人类开发的资源，并重新利用废物。[5][5]

    澳洲学者多佛斯(Stephen Dovers)认为，伍斯特指出的三大团问题确实把环境史的范畴含盖得很好，然而，做为操作的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则有所不足。于是，多佛斯提出两个操作的定义。其一、比较简单的说，环境史尝试解释我们如何达到今日的地步? 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其二、比较正式的说，环境史探讨并描述生物物理环境(biophysical environment)过去的状态，探讨人类对于非人类(non-humam)环境的影响，及其间之关系。环境史尝试解释各种地景(landscapes)，以及今日所面临的问题，其演化与动态，并从而阐明未来的问题与机会所在。他也指出，做环境史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理由：一是有好故事可说，二是了解我们如何达到今日的地步有助于更加了解我们自己。从实用的角度来说，环境史对于解决今日的环境问题会有助益。[6][6]

伍斯特与伊懋可都强调，环境史使历史学成为比从前更为困难的一门学问。为了解人类与自然环境间之互动，历史学者必须尝试学习自然科学并掌握超出传统历史训练的相关知识。历史学者需要有系统地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以便致力于研究环境史。[7][7] 换言之，环境史必须采取跨领域的(interdisciplinary)研究途径。面临着广袤而重要的工作，多佛斯提醒参与环境史研究的不同领域学者，必须要谦虚与容忍。[8][8] 由于涵盖层面广大，环境史很可能成为领导跨领域研究的实验室。[9][9]  

二、环境史做为一个研究领域

    自从1970年代以来，环境史逐渐形成一个研究领域。至于更早的渊源，近年也有学者加以追溯。在此可举三个例子。美国学者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认为，美国环境史或可上溯至1926年出版的一本有关地力枯竭的书(Odell Craven, Soil Exhaustion as a Factor in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Virginia and Maryland, 1660-1860)，1931年出版的有关大边疆的书(Walter Prescott Webb, Great Frontier)，以及1947年出版的有关北美草原的书(James C. Maalin, Grassland of North America)，但那时历史学界或大众都尚未感到需要做环境史。在二十世纪上半，考古学、生态学与地理学的研究开始影响历史学家。人类登陆月球对环境史是一个刺激，而1960年代以来的环境主义运动成为驱策环境史的动力。在1970年代，美国开始订定环境相关的法规，同时，环境史也出现成为一门单独的学术领域。[10][1]

    另一位美国学者奥康纳(James O’Connor)认为，就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来看，近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从政治、法制与宪法史开始，到十九世纪中叶至末叶转向经济史，到二十世纪中叶转向社会史与文化史，到二十世纪末叶累积而成为环境史。这种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移密切相关。环境史是资本主义时代历史书写的极致，或更谦虚地说，是其缺失的一环。[11][2]

澳洲环境史学者葛洛夫(Richard H. Grove)指出，直到1970年代，环境史一词其实是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讨论第四纪和史前人类与环境互动时习用的名词。新的环境史学主要是受到当代全球环境危机的刺激。但他强调，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并不是二十世纪的创见。他指出，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地理学家就一直探讨环境问题，在1956年出版的论文集，题为《人类改变地球面貎所扮演的角色》(W. L. Thomas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代表了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高潮。此外，1967年地理学家葛拉肯(Clarence Glacken)以罗得岛为主题，探讨西方自古代至十八世纪对于自然与文化的思想(Clarence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堪称为至今最有深度的一本环境史著作，而其影响也开始得到历史学家的肯定。葛洛夫把环境史的早期演化上溯至二十世纪初期对于全球干旱(global desiccation)理论的探讨，生态学的出现，利用航空照片研究土地利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至于环境史做为一门跨领域的研究，则可溯自1955年出版的霍金斯(W. G. Hoskins)着，《英国地貎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这本书对于后来研究英国地方史和森林史有深刻的影响，甚至成为霍金斯学派(Hoskins school)。这个学派也成为许多地区环境史的主要根源，尤其是在澳洲。此外，必须注意的是，在后殖民时代早期，环境史主要限于英国、法国、美国、澳洲、南亚和东非等地区，而在1975年以前主要是限于英国和澳洲。当然，在法国另有其学术传统--年鉴学派--的传承和影响，至少可上溯至1920年代。葛洛夫特别指出环境史在澳洲的特点，有别于以美国为中心的环境史研究，值得半干旱及热带地区环境史研究之借镜，也有助于做环境史的比较研究。[12][3]      

在1972年8月，美国历史学会西部分会出版的期刊，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有一期环境史的专刊。在1974年5-6月，法国年鉴学派的期刊，Annales: Economie, société, civilisations，也有一期环境史的专刊。目前，环境史已有两份重要的学术期刊，一份是在美国出版的Environmental History，由美国环境史学会与森林史学会出版，在1976年创刊时原称为Environmental Review，于1990年改名为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又于1996年改为今名，并重新自第一卷开始。另一份是在英国出版的Environment and History，于1995年创刊，强调人文科学与生物科学的跨领域研究。此外，近年也有两部重要的工具书出版。一部是2002年出版的《美国环境史指南》(Carolyn Merchant, The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另一部是2004年出版的三巨册《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tephen Krech, III, J. R. McNeill, and Carolyn Merchant eds.,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这些期刊和工具书的出版意味着环境史已是相当成熟的学术领域，虽然各国环境史研究的程度仍颇有差距。     

三、中国环境史研究之现况

     在此我不可能对中国环境史现有的研究成果做一个通盘的考察。但我必须指出，在十几年前伊懋可曾就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情况略做评述，他提到了史念海、谭其骧、陈桥驿、袁清林等人的著作。[13][1] 在2004年Environment and History刊出北京大学包茂宏介绍中国环境史的文章，相当详细的列举了中国学者的著作，并指出中国环境史研究现存四个问题：理论基础薄弱、缺少生态与环境科学的知识、当代环境史的研究尚待加强、以及与其它国家的学术交流亟需加强。[14][2]另外，厦门大学历史系钞晓鸿也发表《生态环境与明社会经济》一书，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近年中国大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及尚待加强之处。[15][3] 在此，我想先略为介绍近年来外国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再谈个人对于做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浅见。

在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外国学者中，最重要的先驱学者当推伊懋可。前面已经提到他在1990年发表了第一篇针对中国环境史研究而提出的构想。在那篇论文中，伊懋可首先指出，科学技术对于环境史的重要性。以技术为中心，进而从气候、地貎、海洋、植物、动物等各方面的脉络探讨环境变化的型态。他也指出，可从宗教、哲学、艺术与科学角度来认识自然。他认为，在短期内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要面临的问题是，认定一些可以在适度的范围内完成任务，而且可以引导我们走上正确途径的研究课题。在这些课题中，最具有潜力的可能是各种不同的社会焦点(social foci)，在这些焦点中社会如何做出影响环境的决策，及其造成的回馈机制。以比较不抽象的话来说，这些社会焦点是指各种制度，诸如官僚体系、封建采邑、部落、村落、家庭、有限公司、集体组织等等。此外，他也指出，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环境史研究可以注意五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资源边疆(resource frontiers)，也就是探讨在时间过程中那些地区的土地、木材和其它生产因素相对的丰富。第二个主题是水利系统的各种技术与生态。第三个主题是的森林、木材贸易与使用木材的技术。第四个主题是大型驮兽的历史。最后一个主题是中国的居住环境(built environment)。[16][4] 在1993年，伊懋可又发表一篇论文，讨论三千年来中国经历了不持续的成长。这篇论文除进一步阐明与环境史相关的观念外，指出对中国环境冲击的主因，在早期是由于追求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后期则是人口的压力。这篇论文也详述了中国森林消失的过程，以及分析水利系统过度发展，以致于形成技术与环境互动被锁在内(lock-in)的现象。[17][5] 十几年来，伊懋可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环境史的论文，这些论文大部分在2004年以《象群的撤退》为题结集成一本巨著。[18][6]  

    在1993年12月13-18日，有十几位从事中国境史研究的外国学者出席由伊懋可和我共同主办，在香港举行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参与这次讨论会的学者大多数是历史学者，但在讨论会中，不同学科的学者，包括历史学者、考古学者、植物学者、经济学者、森林学者、地理学者、水文学者、微生物学者一起讨论，交换意见，跨领域的对话相当交融。会后，论文经过修改，以中文和英文分别出版论文集。中文本《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于1995年由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出版，收录论文24篇；英文本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于199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论文21篇。中英文本所收录的论文大致相同，但其中有四篇只出现于中文版，有二篇只出现于英文版。无论如何，这可能是中国环境史的第一部论文集，含盖的主题范围相当广。除了有二篇论文把中国环境史放在亚洲和世界的角度来观照外，其它论文探讨的问题涉及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聚落的变化、边强的开发、水环境、气候变化、疾病与环境、官员对环境的看法、文学作品中呈现的环境观、民间对环境的观感、以及台湾与日本的近代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

    在参与1993年讨论会的外国学者中，近年有环境史专书出版的另一位学者是马立博(Robert B. Marks)。他在1998年出版了探讨岭南地区环境史的书，追溯自汉朝以至清朝岭南地区的开发，涉及聚落与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的增加，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粮食贸易，仓储制度与粮食供应系统，稻米市场整合对环境的影响，人口压力促使桑园围的发展与山地的进一步开垦，从而造成老虎的消失。[19][7] 在2002年，马立博出版了另一本书，从全球与生态叙述的角度来探讨近代世界经济的兴起及其环境效应，他认为欧洲的科学并未导致工业革命。[20][8]

    参与1993年讨论会的其它外国学者还有日本的斯波义信，法国的魏丕信(Piere-Étienne Will)、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荷兰的费每尔(Edward Vermeer)，美国的安．奥思本(Anne Osborne)，香港的程恺礼(Kerrie MacPherson)，以及澳洲的费克光(Carney T. Fisher)、安东篱(Antonia Finnane)等人，他们之中有好几位在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已卓然有成，而他们关于中国环境史的著作也都值得参考，在此就不一一介绍。

    要特别一提的是，著名的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虽然没有出席1993年的讨论会，却为论文集写了一篇论文，由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环境史。麦克尼尔认为中国特殊之处大多数是于它的地理禀赋和国家的弹性。中国的水系做为整合广大而丰饶的土地之设计，世界上没有一个内陆水系可与之匹敌。借着这个水系，自宋代以来的中国政府在大部分的时间都能控制巨大而多样的生态地带，整备一系列有用的自然资源。此外，中国也可能是世界上对于传染病最有经验的国家。中国的农业景观是高度人为的景观，非常依赖人口和政治的稳定，并且非常容易因疏失而破坏。在每次破坏之后，大致都可以及时修复，因而显示出强烈的循环。此外，麦克尼尔从信仰的力量、森林的命运、水的操纵与生态的持久性等四方面，来说明中国与世界上其它社会相似之处。他认为其它地方环境史学者所采用的研究途径可能有助于研究中国的问题。他指出八个尚待探讨的问题：(1)火在生态变化上所扮演的角色，(2)水生环境的变化，(3)生物入侵对环境的影响，(4)边疆地区的转变，(5)战争和政治暴力所导致的环境变迁，(6)出口贸易对环境的影响，(7)历史上空气污染的情形，(8)人口与环境的关系。[21][9]

    我曾在2002年11月14-16日在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举办了一次环境史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发表的文有21篇，其中6篇关于中国大陆，15篇关于台湾。这21篇论文分属于九个主题：(1)水文环境的变化，(2)工业发展与环境，(3)环境变迁之回顾，(4)图像数据之运用，(5)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6)族群与环境，(7)疾病与环境，(8)灾害与重建，(9)生态研究与政策。论文发表人和评论文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球科学、大气科学、地质学、公共卫生、及环境政策。如同1993年的讨论会那样，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人相当投入于不同领域间的对话。与第一次研讨会不同的是，出席第二次研讨会的人不只限于论文撰稿人和评论人，而是开放给来自各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而他们也相当踊跃地参与讨论。不过，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并未结集出版，而是由论文发表者自行投稿到不同的期刊。

四、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对于有兴趣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历史学者，我想建议就以下课题再做更深入的研究：  

1.     人口与环境：人口是造成环境变化的重要力量之一。移民、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都可能导致人口的变化。人口因素与环境之间如何互动? 在理论方面可参考包雪如(Ester Boserup)的著作。[22][1] 近年由葛剑雄主编，复旦大学出版了《中国人口史》六卷，其中第五卷的卷末提到了研究中国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23][2] 的确，人口变迁与环境变迁的互动还需要多做更深入研究。

2.     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土地利用的习惯与型态、农作制度及森林砍伐反映了一个社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土地利用》一书，总结了中国地理学界在1980年代对中国土地利用的研究成果，极具参考价值。[24][3] 本书第二篇第三章对于土利用的历史与动态变化做了回顾，不过，更详细的区域与地方个案研究将可有助于了解环境变迁的问题。近年雷尔登-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研究清代在满洲与内蒙的土地利用；赵冈研究林政、垦殖政策、围湖造田等问题，钞晓鸿研究汉中府及陕西南部的环境与社会变迁，赵珍研究清代西北地区的生态变迁，都值得参考。[25][4]    

3.     水环境的变化：用水与人类日常生活及生产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水利灌溉一

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饮水设施之修建与维护也开始有一些研究出现。[26][5] 人们如何投入与用水有关的建设，如水库与水坝，以及这些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如何，都值得更深入的探讨，也可以做比较研究。此外，水体(河川、湖泊、地下水)的变化，也是重要的问题。

4.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气候变化会影响农业生产，也会影响某些疾病的发生。关于气候变化，中国大陆学者已做了不少研究。[27][6] 关于台湾山区过去五百年的气候变化也有人利用树木年轮来探讨。[28][7] 气候研究大多不是仅凭历史学的训练所能为之，如何把气候学者的发现运用到历史研究上，则是历史学者需要考量的，欧洲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29][8]                   

5.     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物(废气、废水、重金属等)对环境造成前有未有的冲击，工业发展也引入一些前所未知而对环境可能有害的新物质，如氟氯化碳(chlorofluorocarbons)。工业技术也不断创新，朝向发展减少原料投入(dematerialization)及减少排放二氧化碳(decarbonization)的技术。最早工业化的英国至少已有两本相关的著作可供参考，而且已有中国学者为文介绍。[30][9] 此外，麦克尼尔有关二十世纪世界环境史的研究也值得借镜。[31][10] 中国大陆的环境污染已引起不少外国学者的注意，而中国工业化所引起的环境变迁，也需要就个别的工业和工业整体做更多的研究。[32][11]

6.     疾病与环境：透过病媒传染的疾病(vector-borne diseases)与透过水媒传染的疾病(water-borne diseases)对环境变化的反应非常敏感。[33][12] 对于过去发生在中国的疾病与环境的关系还需要做更有系统的研究，以期有助于了解现在的情况。此外，由于职场环境污染所引起的疾病，也需要做有系统的研究。

7.     性别、族群与环境：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是否会因性别或族群不同而有不同? 国外已有数字学者针对性别与环境提出研究，值得参考。[34][13] 至于族群与环境的问题，也许考古学家的看法可供借镜。[35][14] 

8.     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对于他们生活于其间的环境抱持何种态度? 他们如何做出利用资源的公共决策? 如何从历史的视野来检讨当代的环境运动与环境政治? 段义夫曾以欧洲和中国比较研究环境态度与行为的落差。[36][15] 我曾就中国史上山林川泽的观念做过初步的探讨。[37][16] 但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研究相关的风俗习惯、价值、法津、政治、制度及组织。对于当代环境问题，美国学者夏竹丽(Judith Shapiro)对中国的研究及美国史家海斯(Samuel P. Hays)对美国的研究，都可供参考。[38][17] 

9.     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农村与都市聚落的建筑环境都需要更多的研究。与这主题相关的问题包括房屋的建材与形式的变化，聚落空间的规划，都市化与都市环境的变化等等。

10.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之运用：很显然的，环境史的研究要同时兼顾环境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变化。现在GIS已成为一项很强有力的表现时空变化的技术，应该鼓励大家运用GIS来呈现环境史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