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的中国地理学

韩光辉、舒时光

十七世纪，在我国历史上正是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自明朝中叶开始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孕育的知识界经世致用之风，到这个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在地理学领域中，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涌现了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张燮(1574-1640年)、徐霞客(1585-1641年)、顾炎武(1613-1682年)、孙兰(约1628-1722年)、顾祖禹(1631-1692年)、刘继庄(1648-1695年)、胡渭(1632-1714年)、梁份(1641-1729年)等一批著名地理学者和一系列代表崭新地理学思想与地理学论著。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舆地学相比，这个时期地理学的发展，大概具有四个方面的明显特点：其一，探讨地理规律，推动古代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转化；其二，提出经世致用说和人地相关论；其三，大兴地理考察之风，初步建立了地理学的工作方法；其四，萌芽了近代历史地理学思想。此四点，在当时的地理学界，就整个世界范围讲，均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1 探讨地理规律，向近代地理学转化

十七世纪之前，中国地理学，更恰当地说应该称为舆地学或地志学，着重于描述疆域沿革、风土物产，因之提供的是支离破碎、彼此孤立的地理事物及地理现象，很少有关于地理规律的探索，只能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对于地理科学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当然缺乏推动力；反倒给统治者提供了盘剥方物、掠夺地方财富的资料依据。尽管有些舆地工作正是出于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这种旨意。随着我国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寻求自然规律，研究自然界诸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地球表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的先进地理学思想开始萌芽并成长起来。徐霞客、刘继庄等超越时代的学者，正是顺应社会实践对地理学家的新要求，勇敢地破除唯心主义和传统封建地理学思想的束缚，大胆地开拓了我国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

刘继庄是我国第一个为地理学明确规定了探讨自然规律新任务的学者。他认为：地理学不应该仅停留在对自然规律的单纯描述和人事现象的孤立记载上，而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洞察大自然的奥秘，揭示其地理规律。这样才能予地理学以新的生命、新的前进道路，使之真正成为一门有用的学问。显然，这便是古代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转变的起点。他在其著作《广阳杂记》一书中曾对我国古代地理学著作痛加针砭：“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慨乎未之有闻也”[1]。他所指的“天地之故”正是自然界的地理规律。

在《广阳杂记》中，刘继庄不仅忠实地记录了其深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而且企图从地域不同造成物候变化的差异出发，探讨“天地之故”。他写到：“诸方之七十二侯，各各不同”[1]，“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柳如线，较吴下气候约差三、四十日，较燕都约差五、六十日”[1]；“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征矣”[1]。这些明晰的事实和议论说明，他已远远地抛开了古代舆地学的桎梏，进入了对各现象之间相互制约及地域分异规律探讨的境地，开辟了我国早期地文学的新园地。同时，他还根据自己的观察，推断出地形和降雨的密切关系，提出用归纳法研究自然现象的见解。虽然得出的具体结论未必正确，但方法是先行的。

谢肇淛根据南北气候的差异，总结出“燕、齐之地，无日不风，尘埃涨天，不辨咫尺。江南人初至者，甚以为苦，土人殊不屑意也。楚、蜀之地，则十日九雨；江干岭侧，行甚艰难，其风日晴朗者，一岁中不能三十日也”[2]；并指出“闽距京师七千余里，闽以正月桃花开，而京师以三月桃花开，气候相去差两月有余。然则自闽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气候差殊，复何纪极”[2]。

徐霞客在《天台山游记》中写到：“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3]。他不仅指出了海拔高度和气候的关系，而且揭示了气候与植被的关系。这种对植物垂直地带性规律的生动描述，不仅是作者可贵的和重要的地文学见解的记录，而且较古代对物侯地势差异的描述明显大进了一步。同时代的孙兰则认为，地理学不仅应“志其迹”、“记其事”，更应“说其所以然，又说其当然，说其未有天地之始，与既有天地之后”[6]。这种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中的崭新地理学思想，既是对地理学传统观念的强烈冲击，又是对近代地理学的开创提出的建设性见解[23,25]。

孙兰对流水侵蚀地貌形成规律的研究更有极深的造诣。“流久则损，损久则变，高者因淘洗而日下，卑者因填塞而日平，故曰变盈流谦”，“造化之变，不可端倪，如小儿换齿，齿尽而儿不知……人寿几何，潜移默夺而不知其迹，遂不同也”[6]。他以“变盈流谦”之说解释流水侵蚀地貌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强调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把侵蚀和沉积视为统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从而肯定流水地貌形成是川流不息、缓慢进行的结果，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这无疑应该是地貌学发展史上的一块丰碑。

进而他把地貌变化的因素归纳为三大类：一是气候的影响，一是人为的作用，一是内力和外力作用的变化，并且指出各因素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和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6]。这些真知灼见，既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认识水平，也符合于近代地理科学的原理。

关于地震的地域差异，谢肇淛指出，“闽、广地常动，浙以北则不恒见。说者谓滨海水多则地浮也。然秦、晋高燥无水，时亦震动，动则裂开数十丈，不幸遇之者，尽室陷入其中。及其合也，浑无缝隙，掘之至深，而不可得”[2]，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2 提出经世致用说和人地相关论

随着明中叶以来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在地理学领域中，形成了经世致用说和人地相关论，是为地理学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

王士性(1546-1597)虽不是十七世纪的地理学家，但是他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对后世地理学的影响甚大。他倡导“道不虚谈，学务实效”，批评“止论国计，不恤民生”[7]的行为，关心国计民生，充满了注重实际的社会责任感[24-25]。

张燮作为明末学者，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其大量的学术著作中，《东西洋考》一书“为舶政而设”[9]，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和发展，充分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地理学上有重要的影响。

到清代，地理学领域的经世致用说日益形成。刘献廷认为读书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学以致用，经济天下。他在《广阳杂记》中指出，“学者识古今之成败是非，以开拓其心胸，为他日经济天下之具也”[1]，而“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极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1]。他对那些一心只钻故纸堆求索学问，而不闻不问国家、民族安危的所谓学者大加嘲笑，更鄙薄那些一味寻章摘句的雕虫之技，谓“壮夫耻为者也”[1]；他希望地理学研究摆脱脱离实际、直接服务于现实的思想，是多么显明！

顾炎武在“明道”为“救世”、“求学”为“致用”的思想指导之下，以自己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辗转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同时，广泛收集了明代以前有关赋税、田亩、水利、河渠、漕运、盐铁、矿产、交通等资料，“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兴衰利弊”[10]，编写了《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弊书》，从而满足了时代的要求，确立了当时地理学为社会实践服务的典范，且对后来的地理学紧密联系实际、为生产服务产生了良好和深远的影响。

胡渭是位经学家，因编修《大清一统志》韵熟舆地之学，“因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凡与禹贡山川疆域相涉者，随手钞集，与经文比次，以郦元水经注疏其下；郦注所阙，凡古今载籍之言，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13]，完成了《禹贡锥指》一书。他考释古代地理文献，研究沿革地理外，对历代河道变迁、水利兴衰、经济产业做了较系统的研究。以明代治河为例，顾炎武曾言其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动则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10]；而胡渭则直指治河弊端，以极大的勇气公开批评治河时政，“封丘以东，地势南高而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徒以有害于运，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于淮。南行非河之本性，东冲西决，卒无宁岁。故吾谓元明之治运，得汉之下策，而治河则无策，何也？以其随时补苴，意在运而不在河也”[12]，表现了他在治河方面的真知灼见。胡渭虽没有做野外实地考察，也没有提到经世致用概念，但“使天下知吾书非无用之学，与康成知古知今之训，不敢违”[12]，正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思想。

顾祖禹明确地提出人地相关论思想，这比西方早两个多世纪。他在《读史方舆纪要》的总序中举例写到：“且夫地利亦何常有之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14]。不仅强调了自然的作用，更重视人的主观作用，这是显然的。因此张其昀视《读史方舆纪要》为“中国地理学之一大归宿，数千年来仅有”。同时代的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特地开辟了一篇舆地山川总论，分析和探讨了人地之间的相互关系[18]。孙兰则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历史和地理现象，认为黄帝是诸侯，区为万国，秦始皇废封建而置郡县，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井田制的废除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车战废而埜战兴，人民稠而土地窄，虽欲不废不可得也。”[6]他还认为：“险扼因乎势变，势去险亦变矣”[6]，从而客观地、正确地指出了人地辩证关系的真谛。

谢肇淛论人地相关，以建筑材料和建筑形式为例，“江南无闸，江北无桥；江南无茅屋，江北无溷圊。南人有无墙之室，北人不能为也；北人有无柱之室，南人不能为也。北人不信南人有架空之楼，行于木杪；南人不信北人有万斛之窖，藏于地中”。[2]关于城市社会生活，“京城住宅既逼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苍蚋。每至炎暑，几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2]，反映了城市居民与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

经世致用说和人地相关论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十七世纪，既是新型生产方式萌芽、成长的时期，又是满族入主、民族矛盾和压迫十分严重的时期。因此这个时期对地理学家提出了双重任务：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农业、水利、矿产资源和交通条件等资料，提供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依据；同时企图以自己的实际工作去探索天时地利之便，攻守治乱之术，解决民族矛盾，推翻民族压迫。正是时代提出的双重任务促使具有满腔爱国热忱的地理学者去自发地探索人地关系，孕育和产生了人地相关论的思想，进而也就为地理学提出了略古详今、讲求实用、经济天下的目标。

3 大兴地理考察之风

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一扫宋元以来唯心主义的空虚理论，提倡和建立了实事求是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重视地理考察，主张结合实际解决地理问题，是当时地理学发展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王士性自进入仕途，“宦迹几遍于寰中”[7]，记录人文地理现象，探索其规律，造就了十六世纪杰出的地理学家，并完成了著名的人文地理著作《广志绎》。谢肇淛作为晚明旅行家和人文地理学家，用他自己的话说，“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也”[2]；中年之后他游洞庭、陟君山、两游京师、屡至武夷山，“游四方名山，无险不届”[2]。稍晚的张燮遍游闽中八郡和吴越三楚，踏勘各地山川，了解民生舆情，因此有“览天下名山”[15]的赞誉。

重视地理考察，既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又是解决当时地理学自身缺陷的要求。用当时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的话说，就是因“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故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至废寝食”[4]。作为时代先驱的霞客，正是冲破旧图书经籍的困惑，接触实际，观察自然，揭露自然的秘密，以求索其本来面目和内在规律。徐氏从二十二岁第一次出游太湖始，至其逝世前一年止，三十二年间，出游十六次，穿行山野，足迹涉及当时14省(今16省(市))。他留给后世达60万言的《徐霞客游记》，就是他长期实地考察的忠实记录。关于霞客的地理考察，清初学者潘次耕曾作出公允的评价：“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迴屈曲以寻之。……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读其记而后知西南区域之广，山川多奇，远过中夏也。……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奇踪异闻，应接不暇，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5]。潘次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霞客一生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游历考察情景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这一空前的地理考察，发生在三百五十年前，它保留了大量富有科学价值的地理学成果，诸如石灰岩地貌、流水侵蚀地形，区域地理内容等，徐霞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在广西、贵州石灰岩地区，他用了3年时间细致考察和深入研究了石灰岩地貌，不仅形象地描述了其地貌特征，而且进行了认真类比和总结，揭示了其成因和发育规律，认为石钟乳和石笋这种奇异的自然现象，系高温多雨条件下，导致石灰岩溶解，“石膏日久凝胎而成”[3]。并且厘定了诸如石峰、环洼、石梁等一系列学术专用名词。还应指出的是，他考察的100多个石灰岩溶洞，与现代实测竟然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诸如上述，这不仅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空前创举，在世界科学史上亦史无前例。他的工作比欧洲最早考察和描述石灰岩地貌的爱士培尔早了一个世纪，比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析的罗曼要早两个世纪。霞客不愧为当时世界上石灰岩地貌考察研究的先驱者。

此外，徐霞客在水文学方面亦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的《江源考》专题论文，以实地考察明确指定了长江的源头在金沙江的正确结论，进一步澄清了岷江为长江上源的传统错误认识。《盘江考》则指出了《大明一统志》有关盘江上源的错误，指出北盘江上源当为可渡河，南盘江上源当为炎方驿的交水。同时，他对流水侵蚀的作用及火山、气候、生物、经济地理等现象也作出有价值的记录和探讨。

稍晚的顾炎武特别重视社会调查研究。他指出治学脱离实际的危害：“学者之患，莫甚乎执一而不化，及其施之于事，有扞格而不通”[10]，“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16]“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16]，“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意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抄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10]。正是在追求实学，游览考察祖国山川形势的基础上，写成了《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昌平山水记》、《日知录》等作品。其中，前两书为重要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专门记述地方利弊，研究了各地的经济问题，对从事经济地理学研究来说，至今不失为宝贵参考文献。而《肇域志》是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顾炎武为纂此书而参阅的明代及清初方志达1 000多种，这些方志中有不少已散佚，无疑《肇域志》所保存的重要方志文献，为今天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

他的弟子在为《日知录》一书写的序言中写道：“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11]。这样的论述，是对顾炎武长期、广泛深入实际、严于治学的赞誉。

同时代的顾祖禹虽考察地方不太广，但“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廓，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戎之夫，或与众客谈论，考核异同”[14]，终使《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具有详今略古、联系实际的特点。

刘献廷认为，学者不应当只满足于书本知识的一知半解；不接触实际，“纵使博极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1]。他素有周历祖国名山大川、广泛进行地理考察、为《水经注》作疏的愿望。从《广阳杂记》的内容看，他曾到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地游历考察。也正是在其长途跋涉中，萌芽并发展了他前述超越时代的地理学思想，赋予传统舆地学以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生命力；也是在这些游历中，总结出了地域不同、气候差异很大，进而影响植物发育和成长的规律。但终因壮年夭逝，未竟夙愿。

同时代的地理学家梁份确立了地理学应立足于“经世致用”、为社会实践服务的原则，倡导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把注意力集中于祖国西北边陲。他在长期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了有关西北边陲的区域地理著作《西陲边略》。其中所述，除地理形势外，尚有各少数民族经济生活，风俗习尚等，均为当时国内罕见而又为社会所急需了解的内容，为后来开发西北边疆，提供了资料。故刘继庄给予高度评价，“梁质人留心边事已久……遍历河西地……历六年之久，寒暑无间，其书始成”，谓“此书虽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务，孰有更过于此者”[1]。其实这对梁份深入人烟稀少的内陆实地考察以取得真知的肯定。梁份在切中要害地分析了造成过去西北地区地理著作各种失误的原因之后，举例说：“西宁之四卫，敦煌之三卫，载在史册。弘治末，改沙州为罕东左卫，著于实录，皆非隐僻。丘文庄知西宁有罕东，不知左卫别为一处，忽略‘左’字之增，遂以七卫为六。祖制藩服，一旦陆沉，其为谬妄，岂浅小哉”。因此，他认为，“夫文献无征，足迹未及，执空文而肆其臆说，则书之不可尽信，类多如此”[19]。在这里他肯定了地理考察的重要性，从而奠定了他重视实地考察的思想基础。

地理考察不仅是当时求索实学，经济天下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地理学的重要工作方法。在徐霞客、顾炎武以前的百余年间，中国学术界闭户著书、伏案考据之风盛行，致使学问文章徒托空言，不能满足社会实践的要求。而梁份不仅与徐霞客、顾炎武等先进的地理学家一样重视实地考察；而且为了根本克服前人舆地之作“抄袭臆拟”、“挂一漏万”的积弊，使之成为对社会实践有用的学问，不惜“只身游万里，西尽武威、张掖，南极黔、滇，遍历燕、赵、秦、晋、齐、魏之墟”，而且四游京师，三历河西，直到70高龄时，仍毅然作肃州之行。他的第二次西北之行，以进一步修定《西陲今略》为目的，即他所谓的“览山川形势，访古今成败得失，遐荒轶事，一发之于文”[17]。因此，梁份不仅从理论上充分论证了地理学实地考察的必要性，而且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付诸实践。明末清初，适应时代的要求，孕育和产生了我国地理学的野外考察工作方法。

4 近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萌芽

植根于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深厚土壤中，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在中国，沿革地理研究是一专门的学问和研究领域，以记述和考证历代疆域分合伸缩和政区建置沿革等为传统内容。其发端于公元一世纪东汉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所撰《汉书·地理志》，此后历代相承。史志一家，依附于史学及经学发展，故长期被学界视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至宋代开始形成了独立的沿革地理研究，以王应麟(1223-1296年)的《通鉴地理通释》为代表著作。历元、明，至清初出现的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更是博大翔实的沿革地理专著。

在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学术界“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16]，学者伏案著书，往往流于空谈。明朝中叶以后，社会开始发生变革，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时在地理学领域中，便涌现出一批先行的地理学家，提出了新的地理学思想，形成了当时中国地理学的若干特点。

与顾祖禹同时代的地理学家梁份，平生主张经世致用，不尚空谈，极其关注西北地理的研究，十分重视野外实地考察，认为“凡书可闭户而著，唯地舆必身至其地”[19]，“舆地不身历，徒听人言，往往自误”[19]。为研究西北地理，他一生中曾三历河西地①，写成了《西陲今略》一书[22,25]。就在他第二次考察西北地区之前，以第一次历河西地之后写成的《西陲今略》初稿为例，指出：“向客河西，妄有记述，于四郡山川险阻，凡耳目所及，既可无疑，其他得之传闻，见于方策，亦皆可信。然身未游历，所知非真，采摭旧闻，岂无踵讹增伪、缘饰成书之病。此份10年中有不能自信者，至今益疑。更念河西时事，迩来变迁，向所习见，今有不同，非今昔参观，不足以知得失。拟欲重游”[19]。在这里，梁份不仅指出了不注重地理考察的危害，批判了采摭旧闻，以讹传讹的弊端，而且以地理学家特有的敏感提出了注意地理事物的变迁，进行今昔对比，寻求利弊得失的朴素历史地理学思想。无论从上述理论观点本身，还是从他存世的著作《秦边纪略》一书的内容来看，梁份的学术思想已与在我国拥有长期发展且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沿革地理研究有着原则的不同。如果将此视为我国近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萌芽，距今恰届300年。而在西方出现类似的思想较中国梁份晚出一个世纪，在俄罗斯类似思想则晚出半个世纪。因此，梁份的上述思想萌芽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居领先地位是没有疑义的。

梁份经三次西北考察最终完成的《西陲三书》(《西陲今略》八卷，《西陲亥步》二卷，《西陲图说》四卷)久佚。今天梁份唯一传世的地理著作乃是一部辗转传抄、卷帙不一、内容参差且已更名为《秦边纪略》的残书，致使梁份上述学术思想全貌已无法全面揭示，自然也未能继承和发展。但透过《秦边纪略》的内容考察，在该著作中，沿革地理研究已退居极次要的地位。继梁份之后辈出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清代前期封建文化专制的桎梏，不仅未能继承他的先进思想，甚至连野外考察地理事物的工作方法也丢掉了，以致纷纷堕入伏案考据的治学道路，形成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之风，以考订、校勘、注释历代正史地理志和地理名著为时代特色，沿革地理研究达到了顶峰，《大清一统志》为当时最重要的沿革地理成果。道光咸丰至民国初期，传统的沿革地理徇其驾轻就熟的道路继续发展，进一步总结前此沿革地理成果成为时代特色之一。

梁份三次游历、考察的西北地区，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生活条件较为艰苦，长期为少数民族杂处之区，语言互不相通。这些情况对生活在南方的梁份来说，无疑是他进行考察的障碍。但是他不畏艰险，毅然前行，表现了他求取真知的忘我精神。梁份在《答刘体元书》的信中生动地记录了再次考察西北地区的情形：“七月杪，份已返长安。此行往返万里，以南方乘舟之人，策马五月，登顿劳苦，髀肉尽消。且天西绝塞，饮馔大异；进食又不以时，饥不得食，饱则罗列当前。夜卧，土床多蚤，尤苦蟞蝨，大于瓜子，多至可掬，一土床藏可数升。移衾裯卧地上，则从屋椽间自坠下，如雨雹密洒，历历有声。一为所嘬，则泡起半寸。搔爬急，则痕破血流，一二日内，身无完肤。”在边远地区，“马粪牛羊矢所熏蒸，初至，呕吐不能止。其人强半西羌，次土达，次回，次西彝。男女饮食卧起，尽出人意料外。言语不相通，展转翻译，多非本意。间为画地作字，百十人无一识者。”又说：“份不善骑，手足不便捷，往往坠马。经河州漾卑川，为山椒林所触，仰坠马后，衣顿百结，而身体幸无伤”[19]。在《秦边纪略》河州条下，作者献计说：“据险守塞，讲武务耕，加惠土民，扶恤属番，马入于厩可也，粮赉于夷不可也。苛守斯土者加之意焉，则河州庶其无患，而河西陇右亦籍藩篱之固矣”[20]。因此《秦边纪略》一书可说是以讨论西北地区军事为主要内容的国防地理著作。此外，作者对西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人口、畜牧等事也有不少记述、议论和谋划，表现了作者对这一地区经济开发和人民生计的关心。梁份为求取真知而跋涉于广大荒凉的西北地区，其艰苦可以想见。他在进行野外考察时，还认真采用了“左图右书，见闻并记”[19]的地理学工作方法。这在300年前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中，可说极为罕见。正由于他作了这样艰苦卓绝、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才为他的不朽之作《西陲三书》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梁份所开展的西北考察是重要的历史地理工作。

综上所述，十七世纪，我国地理学初步解脱了传统舆地学的锁链，开始向近代地理学领域过渡。而上述思想成为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是我国古代地理学思想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但是，以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清朝封建政权，不仅严酷地摧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芽，阻碍和倒退了历史的进程，而且在学术文化界，大搞封建文字狱，亦蔓延于地理学领域，终使先进于西方一至几个世纪的近代地理学思想夭折了，连同严谨的地理学野外工作方法也被窒息了。地理学者又纷纷堕入纸堆烟海伏案考证、脱离实际的歧途。结果造成了我国十七世纪地理学的先进思想和工作方法的中断。假“设明清之交，人人能读兰(按指孙兰)书而发扬光大，则吾国格物致知之学当远迈西人”[21]。事实上，十七世纪地理学思想和成果岂止是没有发扬光大，而是惨遭致命摧残。原本落后的欧洲学者后来居上，发展和完善了近代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反倒大大落后了。

今天，国家社会和经济建设对每个地理工作者提出了如何使自己的专业更好地为社会实践服务的艰巨任务，故探讨十七世纪我国地理学发展的特点，分析当时杰出地理学先驱超越时代的先进思想，接受祖国优秀地理学遗产，继承他们严谨而科学的工作方法，对繁荣科学地理学工作，完成时代赋予地理工作等使命，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1]刘继庄广阳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徐霞客.徐霞客游记[M]//万有文库第1辑1000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4]吴国华.徐霞客生圹志铭[M]//徐霞客游记(卷十下)“外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5]潘耒.徐霞客游记叙[M]//徐霞客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6]孙兰.柳庭舆地隅说[M]//光绪乙酉年(1885年)蛰园刻本(丛书集成续编，第8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7]王士性.广志绎[M]//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

[8]宋世荦.重刻广志绎序[M]//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1.

[9]张燮.东西洋考[M]//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20.

[1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M]//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1]潘耒.日知录原序[M]//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3-26.

[12]胡渭.禹贡锥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3]杭世骏.胡东樵先生墓志铭[M]//禹贡锥指，“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722.

[1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总叙二”.据国家图书馆藏商丘宋氏维萧草堂写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14.

[15]黄道周.张大夫墓表[M]//黄漳浦文集(卷25).厦门：国际华文出版社，2006：398.

[16]顾亭林.亭林文集[M]//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84，列传271，文苑传1，梁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319.

[1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不分卷)[M]//续修四库全书(第595册，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89-495.

[19]梁份.怀葛堂集(卷1)[M]//南昌胡思敬退庐豫章丛书刻本，集部十，民国4-9年(1915-1920).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

[20]梁份.秦边纪略(卷1)[M]//河州.关中丛书(第7集).西安：陕西通志馆，民国25年(1936年).

[21]刘师培.孙兰传[M]//左庵外集.刘申叔先生遗书.据宁武南氏1934年校印本影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2]韩光辉.梁份与《秦边纪略》[J].自然科学研究，1989，8(4)：387-392.

[23]韩光辉.孙兰的地理学贡献[J].自然科学研究，1992，11(3)：251-260.

[24]周振鹤.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J].地理学报，1993，48(1)：19-24.

[25]韩光辉.历史地理学丛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5-284.

原载于：《经济地理》2012年第2期，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