圩田是江南地区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之一，自唐宋以来，江南地区的圩田支撑了中国农业经济核心区域，也为构建文化上世人向往的江南图景提供了景观基础。对于传统圩田的景观形态、构成要素及其环境与社会影响，历史学、水利学与景观学等学科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江南地区的圩田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到唐末五代形成了完善的塘浦圩田体系。宋代以后，江南圩田又经历过分圩与联圩、并圩等几次大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进展，使得传统圩田景观形态被极大改变，在部分地区至今已变得踪影难觅；同时因地理环境差异，圩田景观也存在着区域性差异。历史上的沧桑巨变，导致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只能利用少数地区遗存的描述性历史文献，来推测复原历史时期圩田的景观形态与地域社会。受此限制，目前对江南圩田的研究总体上仍以整体宏观描述为主，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尚不多见。芙蓉圩是传统时代江南地区最后兴建的大型圩田之一，该地区保留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为研究历史时期圩田景观形态提供了经典案例。本文即以该地区为例，对江南传统圩田的景观构成与地域社会等相关问题略作阐释。

一、江南传统圩田景观

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唐末五代时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塘浦圩田体系，之后该地区又经历了大规模围湖造田，使得圩田成为了最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对于江南传统圩田景观的描述，在古文献中不胜枚举。各类文献的作者从不同的认知视角出发，为世人展示了圩田景观的不同侧面。总的来看，主要可分为农田水利视角的圩田景观与文学描述的圩田景观两大类。

圩田作为重要的传统农业土地利用方式，自宋代以来为农田水利学者所重视。南宋陈旉《农书》中描述江南低洼地区的圩岸，“其下地易以渰浸，必视其水势冲突趋向之处，高大圩岸环绕之。

自元代王祯《农书》开始，将“围田（圩田）”纳入到正式的土地利用方式“田制”之中，其后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与清代官修《授时通考》等官私农书多沿用其分类与描述。王祯《农书》描述到：“围田，筑土作围,以绕田也。”其具体形制为，“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围田以外，“复有圩田，谓叠为圩岸，扦护外水，与此相类；虽有水旱，皆可救御。”此外，文献中可见的关于江南圩田称呼还有“塘田”“坝田”“坦田”“垾田”“㘰田”等，皆是圩田在不同地区的特殊形态，与其所处的微观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各地圩田名称虽有所不同，但根据文献记载，其形制都包括了田地、圩岸（或称围岸）、水体，依托于以上诸因素，圩田内部布置了闸坝、村落、植被等景观。总体来看，这些记载偏重于宏观描述，所配“围田图”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田园画风格（图1）。

更加详细的描述来自于历代治理江南水利者，其对圩田形态的描述记载异常丰富，也更为直观、清晰。北宋范仲淹描述了圩田的宏观形象：“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稍后郏亶从塘浦体系的角度来描述：“是古者既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为横塘以分其势。使水行于外，田成于内，有圩田之象焉。”分布于横塘纵浦之间的圩田，为防水患必须高筑堤岸，“故古者堤岸高者须及二丈，低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郏亶之后的赵霖，也特别指出高大圩岸在防御水灾时的良好效果，“昨闻熙宁四年大水，众田皆没，独长洲尤甚。昆山陈新、顾晏、陶湛数家之圩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此亦筑岸之验。”这些形象的描述，造就了后世追忆大圩时代江南地区圩田“堤岸高厚、塘浦阔深”的经典水利特征。其后相关记载更加丰富详细，专题性水利文献主要有宋代赵霖《筑圩篇》，明代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沈《吴江水考·堤水岸式》，清代陈瑚《筑围说》、孙峻《筑圩图说》及张之杲等《芙蓉圩修堤录》等。

在这些文献中记录了各地不同的圩田形态。明代耿橘指出了常熟地区圩田的四种形态：“或四面高中心下如仰盂形者，或中心高四面下如覆盆形者，或半高半下，或高下宛转诸不等形者。”（图3）其对应的圩田形态有：仰盂圩、覆盆圩、倾斜圩、不等形圩。在地势低洼的江南地区，尤以仰盂圩最为常见。清代孙峻将青浦地区的低洼圩田称为釜形圩，其形制“周高中下，势如釜形。”对于圩岸的名目与规格，明代姚文灏总结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径塍、子岸（抵水岸）等名目及五等圩岸式规格；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指出圩内田地应高低分区，配置堤岸与排水渠道，依照其水利形势缓急绘有各类“急岸图”与“缓岸图”；沈《吴江水考·堤水岸式》列举了吴江地区的羊坡岸、抵水、护岸、挡浪、外护等堤岸名目；清代孙峻《筑圩图说》记载有圩岸、抢岸、畔岸、塍岸等名目，各类堤岸将圩内农田分为“上塍田”“中塍田”“下塍田”三级，并将圩田按塘岸修筑情况分为八种不同开发程度的形态，并有配图说明（图2）。这些文献多以微观具体的小圩为描述对象，反映了明清时期小型圩田的水利特征，较为精准地勾勒出传统时代江南圩田的微观形态。

对于圩田的微观描写，亦广泛出现在古人撰写的各类文学作品中，从不同侧面描绘了圩田中的圩岸、闸坝、农作物、水生植物等景观。如北宋滕白的诗描写了圩田丰收与不同季节的植被场景，“周遭圩岸缭山城，一眼圩田翠不分。行到秋苗初熟处，翠茸锦上织黄云。”南宋范成大描绘了圩岸的高大形状：“江东圩埂高厚，如大府之城，舟行常仰视之。并驱其上，犹有余地。”杨万里《圩丁词》有诸多圩田景观的描写，其一“圩田元是一平湖，凭仗儿郎筑作圩。万雉长城倩谁守，两堤杨柳当防夫。”其五“两岸沿堤有水门，万波随吐复随吞。君看红蓼花边脚，补去修来无水痕。”二诗皆形象描述了圩田的堤岸、水门、杨柳等景物。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了圩岸上的植被景观：“凡圩岸皆如长堤，植榆柳成行，望之如画云。”堤岸与杨柳年深日久受到水流侵蚀后，其形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如杨万里《圩田》诗所云：“古来圩岸护堤防，岸岸行行种绿杨。岁久树根无寸土，绿杨走入水中央。”

此类描写圩田形态的古代诗歌与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其特点是在描写现实景观的基础上，通过“赋、比、兴”等文学修饰手段，勾勒出江南圩田的诗意景观。文学描述在写实的基础上，又往往将实体的圩田景观与中国传统审美中的虚体印象相结合，透过圩岸、芙蕖、杨柳及水面等载体，催生与构建出中国传统美学中独特的诗意江南意象，得益于江南发达经济文化的推动传播，圩田也成为了传统江南的代表性景观之一。

总体来看，历史文献中所展示的江南传统圩田景观丰富多样，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堤岸、水闸、聚落、水面、植被等，这些要素由人类的耕作、灌溉、排水、航运等活动串连起来构成一个区域小型社会。依托于圩田的现实存在，在一个较小的区域范围内，自然与人文要素交相辉映，科学性与文学性互见，为世人展示了江南传统圩田景观的多重风貌。只是由于历史的变迁，江南传统圩田的景观在现实中多已不存，尤为可惜的是，无论是水利实践还是文学描述的圩田形象，因相关记载的缺失，大都难以落实到具体的圩田实体之上，对于圩田景观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空想”。欲求其真貌，只能从文献遗存较为丰富的地区着手，芙蓉圩正是这样的典型区域。

二、芙蓉圩的景观形态与变化

（一）从自然湖泊到人工圩田

芙蓉圩位于今江苏无锡、武进、江阴之间，系由古芙蓉湖围湖成田而来。芙蓉湖原为太湖流域古代第二大湖，其围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战国后期开始，至明代才最终全部围湖成田（图4）

古芙蓉湖范围广阔，湖床地形高下不等，其东南部围垦在先，以后逐渐向西北湖区发展。战国末期，楚春申君黄歇“治（无锡湖）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由此湖区东南部地区逐步变湖为田，湖区也分化成阳湖、茭饶、临津诸湖。东晋南朝时期立国于江南，加快了开发进度，“芙蓉湖，张闿尝基其中，泄湖水令入五泻，注于巨区，欲以为田”，由于冬季环境恶劣未能完工，“盛冬著赭衣，令百姓负土。值天寒凝沍，施功不成而罢。”唐宋时期，随着江南地区开发的深入，各类水利设施陆续修建，芙蓉湖水面不断缩小，南宋咸淳年间《毗陵志》记载：“（芙蓉湖）岁久湮塞，今多成圩矣。”此时芙蓉湖东南部较浅的地区已经成田，但西北部较深的地区仍然保留湖泊地貌。明宣德年间周忱主持江南水利，“筑东坝以捍上水，开江阴黄田诸港以泄下流，于是湖之浅处皆露，筑堤成圩”，基本完成了芙蓉湖的围垦；后世又陆续添设闸坝洞等各项水利设施，其圩田形制日臻完善。

芙蓉圩面积巨大，因其附近圩田众多，水面纵横，并无精确测量。当地方志记载“今所号芙蓉圩者，乃其中极低处筑堤为一大圩，其实堤外诸小圩皆昔芙蓉地也。”当地人也往往将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土人称芙蓉为西湖，杨家为东湖，旧时盖皆湖地也。”芙蓉圩及杨家圩是整个芙蓉湖区较大的两个圩田，旧称“西湖芙蓉圩为田十万八千余亩……东湖杨家圩为田四万七千余亩”。根据实地调查，武进县境内芙蓉圩总面积57195亩，无锡县境内面积22138.25亩，二者合计其总面积为79333.25亩。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在经历了普遍的分圩之后，圩田规模总体上已经小圩化，每个圩田的平均面积从明代的1015.25亩降至清代的368.26亩。与这一平均面积相比，芙蓉圩可谓是巨型圩田。

（二）圩田形制与水利设施

芙蓉圩是典型的仰盂圩，其特征是四周高、中心低。当地文献《锡金识小录》对其有非常形象的描述：“此圩形如坦盆，四围稍隆起，中心极洼下。内四周作抵水岸，逐层而下，望之若楼梯然。雨至未满二尺，犹微露岸形，若水逾二尺，则各岸平沈，汪洋一片矣。更若淫潦不止，外水冲入，则圩田居民胥为鱼鳖，故防守堤岸最为紧要。”可见各类堤岸是圩田赖以存在的保障，也是整个芙蓉圩的主要景观之一。其圩岸形状的总体概况（图5）。

为保护整个大圩的水利安全，芙蓉圩修筑有规模宏大的圩岸（俗称大围），其总长度达到63里，“延袤六十三里，隶阳邑者四十二里，隶锡邑者二十一里。东面以甘家闸为分界，南面以界江坝为分界。”大围的主要作用是隔绝外水，保证整个芙蓉圩的安全。圩岸的具体规格标准也非常高，上顶面阔1丈8尺，下底面阔2丈8尺，高度为8尺。为了保护大围，又在大岸底脚附近修筑子岸，“傍做子岸四尺，以帮圩岸脚下。”为保证堤岸坚固，在修筑材料上土石并用，“必椿石夹镶，加高加阔，庶可坚久，而无汩沈之患矣。”从现存历史时期圩田资料中所列举的筑岸标准来看，芙蓉圩大围是整个江南地区圩岸中规格最高的。因芙蓉圩土地分属武进、无锡二县，圩中还筑有一道界岸作为两县的区划分界。为显示不同政区归属的区别，界岸的规格也较高，上面阔1丈，下底阔1丈8尺，高6尺，双方均不得开掘，防止以邻为壑。

在大围、界岸之外，芙蓉圩内又筑有顺水、抵水等各类小岸，各自具有不同的水利功能，“抵水者，圩田高低不等，高处之水泄入低处，高处立涸，低处受灾，筑岸以御之，则不下灌。顺水者，平水之处，利在疏通，而两岸人防，势将蔓延，筑岸以夹之，则水不旁溢，等岸也，而抵水为尤重。”这些堤岸主要是作为微地貌的分级控制线，修筑于高田与低田之间，防止高田积水下泄于低田，以避免与减轻内涝。其堤岸规制也很可观，“高一公尺二，宽二公尺余”。大围、界岸、顺水、抵水等各类岸线分别连接，将圩内土地按地势高低区分为头进、二进、三进和圩心等数个亚区，其基本水利目标是实现分级治理，最终达到“高水不入于中，中水不入于下，下水不入于低”的效果。

各类堤岸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闸、坝、洞等水利设施，也是根据芙蓉圩的地理与水利形势而设置。因地势原因，芙蓉圩外河在江湖水位低落时，向北流入长江；在长江涨潮时，则会出现江潮倒流现象。圩内河道由于地势西高东低，一般情况下西水东流，旱时内外河水相平，涨潮倒灌时，顶托水位增高，外水甚至可以倒流入圩。为了控制蓄泄便于排灌，人们在大围岸上设置外闸控制水流进出。外闸共有4座：甘家闸、邱庄闸、双庙闸、梅思闸。同时为了控制圩田内部水流，在分级堤岸上也设有内闸来隔绝农田与圩内湖荡水面，其水利功能是单向的，即只从田面向外戽水，“湖心与诸白荡俱隶东面各图，水面浩阔，戽之必牵连无效。设内闸以隔之，只戽田面之水，不戽诸荡白水，易奏厥功。”芙蓉圩内部共设有8座内闸：西周闸、履祥闸、杨田闸、潘家闸、胡家闸、小梅思闸、张弛闸、中坝闸（图6）。

洞有两种，一种是坝洞，为通船而设，也是圩内居民生活出入的通道；另一类为车洞，“为旱年戽救而设”，为安放水车提水灌田而设置，涝岁亦可在此车水排涝。洞的出现应该较晚，系后人为行船、通水、排灌的方便而开凿。为确保圩岸的安全，不通外河的水口一般用坝筑断，以防雨潦冲决。按其所处位置，坝可分为大围坝和界岸坝，大围上有坝24座，界岸上有坝9座。透过坝洞，芙蓉圩可以与外界的水体沟通联络，不再是隔绝的世外桃源。此外芙蓉圩内还有数量众多、面积广大的湖荡水面。清末时可通舟楫的湖荡有58处，水面占全圩面积的四分之一。广阔的水面在汛期可以调蓄水涝减轻水害，旱期则可以提供灌溉水源以缓解旱情。

以上各类水利设施，将水利与农田、人类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芙蓉圩的水利景观，以此为基础构建出较为适宜的人类居住与生产、生活环境（见图6）。

三、芙蓉圩的景观与社会

（一）土壤与农业

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下，芙蓉圩形成了独特的土壤与农业景观。长期的湖泊形态使得该地区地下水位较高，导致土壤颗粒稀疏，难以保持水分和养分，其土壤为典型的漏水水稻土。当地文献记载，“湖中土性朽腐，旱不盛水，一溉即渗漏田底，随戽随涸，最无救济之术。”又有记载云：“壤性朽腐，注水若漏巵，旱又可虞。”围湖成田后由于长期农业耕作，土壤成分与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不同的微地貌区域，因地势高低状况有所差异，从圩田的边缘到中心，地势逐渐降低，每年淹水时间也随之增长，土壤中滞水现象严重，透水透气性差，演变成为典型的滞水水稻土。清人吴兴祚曾记：“通圩六十里之内，东南一隅属于锡邑者尤为洿下，岁产一熟，名为不麦低田。父老谓余言曰：去年被渰，今复继之。高乡获四五稔，而此处一熟未收，未知将作何状。”此记述已经指出其土壤特性与地势的关系，民国时期的种麦调查也证实了这一差异，“高区岁获稻麦二熟，低区一熟者称为不麦”。同一时期所做的土壤化验分析报告认为：“此种土壤，粘着力颇强，不易耕锄，亦难透气与水，腐殖质、燐酸及窒素（氮），尤见缺乏，宜混粗松之土，方能合用。除豆科作物之外，宜混用少量之石灰，然后有硝化之效力。”邻近大围岸的土地，因靠近村庄和河浜，长期挖河挑土、施用河泥及施用各类肥料便利等原因，较他处更为肥沃，且地势较高排水良好，水稻、小麦等农作物均能良好生长。对种麦情形的调查，也反映了地势差别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该圩沿堤田亩，地势较高，以现状观之，麦杆高可及胸……盖圩外田底为黄土，圩内为黑土，麦根入土较深也。（低区）虽种麦，以受水淹之故，不甚茂盛，原因皆由泄水困难所致。”其土壤构成状况（见表1）。

同期调查所绘制的“芙蓉圩种麦状况图”，依圩内高低田区小麦生长形势的差异表现，分为“茂盛之麦田”“次级之麦田”“渐呈枯黄色之麦田”“未种麦之田”诸种（图7）。其分布状况基本呈现从四周圩岸至中间圩心逐渐递减的趋势，由此也不难反推出圩内地势高低与土壤性状的差异。1949年以后的土壤调查也证明，这一地区的土种主要属于乌栅土（脱潜型水稻土），增产的潜力关键在于降低地下水位，解决土、水、气之间的矛盾。

与此特殊环境相适应，芙蓉圩地区也形成了特有的农业景观。在围湖成田之前，该地一派自然风光，“本属大川，为蛟龙出没之处，汪洋浩荡，湖滨烟渚，蒲柳萦廻，浴鸥飞鹭，夹岸芙蕖，唐宋诸贤乘舫载酒，为游览之地。”唐代陆羽描述到：“湖面百里，一望皆菰蒲荷茭，为江南烟水伟观。”随着围湖成田进程的加快，农业景观也逐渐取代了自然景观。水面减少后，原始野生植被也随之减少，尤其是原本常见的野生荷花资源减少最多，到19世纪末，“存者无几，今梁家桥、朱家荡等处不满百池矣。”芙蓉圩的绿色景观，主要为人工种植的粮食作物所取代，当地人生计也转向以农桑为主，渔业只在部分水面密集区有所保留。清代中期当地人曾描述：“蓉湖一围，其内圩之田尤为沃壤，夏秋之交，黍谷垂花，桑麻遍野，至于枕山带河，绿阴千顷，堤柳汀葭，池荷掩映，此亦湖中之胜概也。”清代无锡人杜有李《芙蓉圩春泛》一诗，也反映了芙蓉圩的传统江南水乡景观，“闸里经行好放船，绿波春水蔚蓝天。蒙蒙杨柳轻如雾，冉冉菰蒲嫩带烟。地僻鱼虾成小市，雨凉鸥鹭下平田。尘飞不到人无警，野老忘怀尽日眠。”近世文献对芙蓉圩内蒋家塘的自然环境与民生状况的记载，亦可印证：“蒋家塘位于芙蓉圩西北角，距横山镇与崔桥镇均约七华里。村东有一大塘，面积占地百余亩。塘中水藻密布，鱼甚丰。村民五十余户，半渔半农，渔民据以为生。”

这种田园诗般的风光描写固然优美，但仅限于丰收年景，实际情况是不可能年年如此。灾荒年景时，居民生存与生活条件也会受到极大破坏，明嘉靖四十年、万历五年、天启五年、清康熙十九年、道光二十年，芙蓉圩曾五次被洪水破圩，圩岸冲毁后民不聊生，状况惨烈，“居民荡析，仍复湖形，其仅存者，架木石以栖，网鱼虾为食。”其中道光二十年灾情尤为严重，时人有诗记曰：“蓉湖美景今何在，积潦连天一色齐。惨淡梦中愁夜雨，仓皇水里护长堤。孤村漠漠迷前路，小艇悠悠失旧溪。不是文襄筹划好，恰将儿女作鲲鲵。”又有诗记曰：“长堤筑就显文襄，孰料为民万古殃。淫雨倾时波浩浩，微风吹处浪沧沧。田畴汩没迷行径，庐舍倾崩失卧场。更有一般堪痛处，草芽挑尽树皮光。”无锡知县吴兴祚探察灾情时描述，“向来居此地者，不时乏食，最苦里中并无升斗之家可与告急以谋朝夕，故视藜藿糟粮犹为嘉禾，尝以树皮捣粉为饀，野菜和根作虀，聊以果腹。”可见灾情之下，当地生存环境之恶劣。受限于自然条件与农田水利技术，传统时代芙蓉圩地区的农业生产仍处于不稳定状态。

（二）自然景观与社会形态

芙蓉圩围湖成田后，其自然景观受到人类影响日益加深，尤以圩田内村落布局与民众生计为代表。唐宋时期大圩时代，村落多分布在圩田内部，如宋代郏亶所言，“古者，人户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为家。”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小圩时代，村落则大多分布在地势较高的圩岸上。这种变化，与不同时期圩田的水利特点密切相关。芙蓉圩成田较晚，整体上还保持着大圩的格局，其村落分布既保留着部分大圩时代的痕迹，也有小圩时代的普遍特点。村落分布呈现出两种特征，即首先大部分村落与圩岸密切相关，这一特点由圩田的低洼地势所决定；同时也有部分村落以水面为中心而展开。如清人任源祥所见：“沿山并高田，若涯湖而固之，其边水者树而圩之，若屏其上，可聚焉。”这一特点，可能与传统时代民众迷信风水有关，“堪舆家谓圩乡以水为龙”，结果导致芙蓉圩内一些湖荡周边也是村落密集区，“凡有大荡，必结大村”，如最大的湖荡湖心，其周边有朱、徐、赵、梁诸姓村环绕；水面较大的东西周两白荡、东西刘两白荡、北陈荡、汤白荡、刘白荡、蒋家荡、龙潭等处，都有较大的村落在其附近。这一聚落分布特点，在《芙蓉圩种麦状况图》中也有相当的反映（图7）。濒水而居时必须面对可能的水患，故各村落周边均筑有村基（护岸）。尤其是东洲村一带，处于整个圩田最低的地方，众水汇集，因此当地村基修筑得高大结实，“惟东洲一隅最高，基与围堤相埒，外有高垅卫之，大水可以无虞”，其村落规模也比较大。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水面较少的地区聚落较为稀疏，如“大湖沟、牌子港、清水河等处，水无结束，其气散而不聚，村落虽有不甚繁衍。”

芙蓉圩地处武进、无锡、江阴三县交界的偏远地区，自然环境并不优越。尽管旁邻江南繁华之地，其社会风俗却大不同于“奢靡”的传统江南社会。该地民风朴素，少有浮华之风，社会生活中各类婚丧嫁娶等活动均不事铺张，以节约为上，甚至有人尚不认识绸缎衣服与山珍海味等奢侈品。在芙蓉圩的特殊环境下，数百年间其风俗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直到清末，当地仍处于“鸡鸣犬吠相闻矣，而衣短褐食脱粟如故”的传统封闭状态中。清代任源祥访其友史某于此，对当地的生产、生活状态曾有细致的描写：

沟塍纵横，村烟绎络，无贫家，亦无豪族。外人入其中，水陆皆不达其中。舟小于叶，遇坝则两人举之，其水阻，亦无常渡，招而应者类此舟也……酉戍间独不被乱，人业相若，舟梁不通。居民以来，无盗贼焉。史子避地自甲申始，所税屋三间，所携妻子数人，残书数卷，日不得再食，吟咏不辍，所与游并不识城县。及有所闻，惟机声昼夜不绝，所见捕鱼具甚奇且备，遂得与世绝矣。此中故不麦，涉冬乃渔，或潦则鱼布以生。稍有桃李桑竹及芙蓉，诸草最盛者杨柳、莲花，所在村及水二者常相依也。其先后各异种，涉五月至七八月间，熏心扇目，五十里皆荷蕖也，此时香不绝于声矣。余既两至其地，一仲冬，观徒手捕鱼；一季夏，饵莲食。

因地势洼下水灾频发，芙蓉圩地区农业生产非常不稳定，因此副业生产（纺织和渔业）就显得非常重要，当地人自称：“地瘠故民贫，衣食颇艰，农隙以捕鱼佐生理。”灾荒时副业的地位更显突出，“湖内饥荒人等藉纺织为生，捕鱼活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女性也在生产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勤劬同于男子，夜篝灯纺织，虽严寒盛暑不辍。”生产与生活环境的严峻，也使得分属两县管理的芙蓉圩在面对自然灾害时,能够跨越行政区划的界限而相互协作共同应对，在水利技术层面产生了共同协作制度，各类水利设施由全圩民众共同承担修建与维护，并衍生出共同排涝与抗旱的“大棚车”制度，以减轻灾害；在精神层面，亦形成了以崇奉明代周忱为代表的共同信仰，由此在芙蓉圩地区形成了小区域内紧密的水利共同体。这些要素共同作用，使得芙蓉圩能够作为一个大型圩田得以长期维系。

余论

圩田是江南地区传统时代最重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大面积的实体圩田奠定了唐宋以来江南地区长期的富庶与文明，也是构建传统江南水乡景观的主体之一。透过芙蓉圩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圩田景观依托于唐宋以来江南地区的塘浦圩田体系，在水乡泽国之地逐步被建构起来，其变化过程体现了传统时代江南地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改造，即不断从自然景观转化为人文景观。作为实体存在的圩田，也对传统时代江南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价值与审美观念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依托于江南地区发达的区域文化，实体圩田景观不断被叠加新的文化意象，又转化为该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景观，从而具有了文化与审美的多重属性。圩田承载了传统江南鱼米之乡的农业景观与文化景观，也是中国传统审美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绝佳结合体。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与实际环境的变化，今人已经很难寻觅到传统圩田的多样风采，不免有所缺憾。芙蓉圩作为江南传统大圩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农田、水利、景观等方面为后人了解传统圩田的实态与景观提供了绝佳视角，透过对芙蓉圩的分层剖析，有助于使得原本模糊的圩田景观逐渐清晰起来，本文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圩田景观的历史价值与学术意义毋庸置疑，同时圩田景观中的人地协调、社会关系与传统审美，对于现代社会的绿水青山、美丽乡村、新型城镇化等方面的建设，无疑也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江南传统圩田的景观价值，仍有待于学界从不同角度出发继续深入发掘。

（本文原刊《中国农史》2022年第3期第55—65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