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近70年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其他分支学科一道前行，在学科理论总结、研究内容深化、研究方法探索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和丰硕成果，共同促进了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有力彰显了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学科特征、优势与现实价值。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发展虽已有若干论著进行概括和总结，但主要包括在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地理学科整体发展状况的论述之中，或被融入历史地理学年度研究综述，而个别有针对性的评述，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内容的分类上较为简单，侧重于罗列和介绍具体研究论著，忽视了归纳学科整体发展过程与特征，且缺乏对专题研究内在联系和学术理路的总结分析。本文以《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1900—1980）》、《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下文简称“论丛”）、《历史地理》集刊等收录和刊发的历史城市地理论著为基础，结合其他期刊、专著，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重要成果，拟对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阶段特征、专题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和论述，并反思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展望历史城市地理今后的研究趋向。

一、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阶段特征

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有学者归纳为草创（1934—1953）、形成（1954—1978）、兴盛（1979—1999）、转型（2000—2016）等四个时期，主要是以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学会、研究所、基地等）的成立、历史地理学术刊物的出版、重要历史地理学术会议的召开等重大事件为节点划分。民国时期，学界对古代城市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历史学和地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基于“城市沿革”“都市地理”等角度对西安、北平、南京、昆明、无锡等一批古都和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背景、过程和布局等进行了初步探讨，但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简单，缺乏多学科融合的理论指导，对城市格局、形态和功能等的分析与理解尚欠深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近70年间，历史城市地理的发展大势既与上述学科整体发展颇相一致，亦随研究任务、视角、理论等的变化呈现出阶段特征。基于对大量相关论著的整理和分析，笔者将近70年来历史城市地理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奠基与探索时期（1949—1965）、缓滞时期（1966—1976）、复兴与拓展时期（1977—1998）、深化与融合时期（1999—2019）。

1.奠基与探索时期奠基与探索时期（1949—1965）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领域处于学科奠基与探索时期，主要有如下表现：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主要是学科奠基者和先行群体在继承民国史地学者古代城市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借鉴现代地理学、西方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和理论，摸索开展具有初步历史城市地理学科特色的实证研究，逐步形成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民国时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学研究会（1919年成立，1920年改为史地研究会）、禹贡学会（1934年筹备，1936年成立）的相继创立及其群体开展的史地研究中，古代城市地望、布局等考证均属重要内容；而民国时期由于国都先后经历北京、南京，以及抗战期间迁都重庆、回迁南京、设置陪都西京等重大变化，引发学界对历史时期建都条件与原因、历代都城选址等问题的热烈讨论，这一传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地理学者重视古都研究的影响可谓深远。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奠基者侯仁之在20世纪40年代就致力于探究北平、天津等城市胜迹和聚落问题，后赴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融汇中西的视角完成了《北平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博士论文，为回国后开创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欣欣向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活动，对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现实需求成为学科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目标和任务与此紧密结合了起来。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位奠基者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就明确了“有用于世”的学科目标，始终倡导历史地理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理念。而历史城市地理在五六十年代的奠基与探索，诚如史念海指出的，“实基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城市建设的客观需求促进了历史城市地理领域的“繁荣发展”，学者们关于太原、南京、开封、西安、北京、广州等古都和区域中心城市的研究均有专著问世。虽然其研究视角、内容并未脱离传统的城市发展史范畴，但已展现出重视研究历史城市地理问题的旨趣。在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成果服务于现实需要方面，侯仁之从20世纪50年代起对北京城市改造、规划等工作提出诸多有益建议，并得到采纳。史念海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既是我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倡导者，同时也从建国之初就积极呼吁并带头开展了对北京历史城市地理发展问题的研究。”又如黄盛璋关于历史时期西安地区水道的考察与研究，对总结西安都市发展过程中的用水问题、解决西安市工业、农业、绿化、生活和风景区的用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考古调查报告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要资料基础之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各地古城址进行了大量勘察、调查和发掘，保存了大批城址的发掘资料，刊行了一批城址考察简报，相对系统地保存了五六十年代众多古都、古城的地形、地貌、水系故道等地理信息，为改革开放后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快速复苏起到了“资料蓄力”的作用。第四，在研究内容、方法和理论方面，这一时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注重分析城市（以古都为主）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包括区域地形、地貌、气候、河流等自然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人文地理状况，以及城市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尤以都城选址、规划、布局等为研究热点。史念海将历史城市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相结合，论述了战国时代经济都会的发展变迁；相关学者结合文献记载、考古资料等，对丰镐、南京、呼和浩特、扬州、广州等古都和古城建成年代、城址变迁等进行了考证和复原，均属有益的探索。这一时期学者的研究方法以文献（包括古文字、金石铭文、器物）考证为主，而侯仁之走出书斋、注重田野考察的工作方法为历史城市地理学者作出了表率。1964年夏，他带领北京大学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对毛乌素沙漠和统万城遗址进行了踏查，将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紧密结合了起来，开拓了统万城研究的新领域。侯仁之正是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北京、承德、统万城等众多古都、古城历史地理研究的实践，以及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才在1979年系统总结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明确了研究对象和任务，为学科发展指引了方向。

2.缓滞时期缓滞时期（1966—1976）

1966年后，由于缺乏开展正常学术活动的土壤，历史地理学研究在整体上处于停滞状态，历史城市地理领域也从奠基、起步阶段进入到缓滞时期。学者难以在早先开展的研究基础上持续推进，研究论著的发表数量骤然减少，1966—1976年间几乎成为空白阶段。学术沉闷阶段中透射出希望之光的是，有关西安、洛阳、南京等古都的考古发掘和文物调查工作在“文革”期间仍缓慢推进，考古工作者整理的发掘简报、勘查记录等资料均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

3.复苏与拓展时期复苏与拓展时期（1977—1998）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建设逐步重回正轨，学术研究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历史地理研究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历史城市地理领域也进入复苏和快速拓展时期，逐步开枝散叶，在学科之林中有根深叶茂之势。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开放征程的开启，我国各地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中断约十年的历史城市地理实证研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有力助推了历史地理学科的整体复苏与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有关承德、淄博、邯郸、扬州、南京、徐州、合肥、芜湖、绍兴等地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刊行出来，研究内容包括早期都城选址、地望、布局、功能、城市起源、发展变迁及地理环境等。进入80年代，随着城市建设热潮的掀起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民生复苏与社会进步的气息也影响到了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众多学者开始对历史时期城市发展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考，视角多样、视野扩大，研究选题和范围都较以往大为拓展。从历史城市地理角度研究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南京等古都地望、城郭、宫室、坊里、园林，以及区域中心城市规模、布局、历史地理背景等的成果日渐增多。学者依据文献记载及实地考察，结合考古发掘资料，注重探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城市规模、布局和形态的影响，反映出学界注意借鉴城市史、地方史、规划史、建筑史等学科的视角和方法，选题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更为丰富。就古都西安城市地理研究而言，在经历了十年的沉寂之后，马正林、李健超等深入开展了汉唐长安城的自然基础、起源、地下水污染等问题的研究，反映出历史城市地理学者“蓄力”推进学科研究的态势，推进了历史城市地理“有用于世”理念的发展。

与此同时，专业学术刊物与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成为推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发展的重要引擎。继1981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主办的《历史地理》集刊创刊，1987年，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亦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两大刊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刊发了一大批代表性论文，为培养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后备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中国古都学会的成立以及1985年起出版的《中国古都研究》，不仅促进了古都学的发展壮大，也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注入了活力，相关论题如不同时代古都的形成条件及其发展变迁、古都建置与沿革、古都自然环境与评价、古都及其腹地研究、古都规划等均属重要内容。

20世纪90年代，学者探讨城市地理基础、空间格局时，在表述上逐步以“形态”替代“布局”，反映出从复原城市“平面骨架”向研究“立体空间”的转变，众多研究成果以城市建筑、设施、坊里、街巷、苑囿等为考察主体，为解析城市空间机理、组合、功能提供了丰富案例。作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的古都研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有关“大古都”标准的讨论一度成为热点，涉及对古都规模、功能、战略地位、持续时间、作用与影响等的综合判断和精准衡量，有学者提出了古都等级以及量化研究、评价指数的研究方法，引发学界广泛关注。虽然量化分析方法的有效性与可靠性仍需进一步验证，但这次讨论拓宽了古都学研究视野，给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采用多学科方法提供了启发。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理论的系统总结逐渐增多，在研究对象、方法及与相邻学科关系的认识上不断深化；同时，学者注重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在拓展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领域的同时，也保持和彰显了学科特色。1979年，侯仁之发表《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一文，阐明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学科问题，标志着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形成。

1989年，史念海强调指出，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实用性在对当前城市规划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之外，还体现在它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知识对人民生活的丰富作用上，如《北京历史地图集》等成果“是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益参据”。这一从促进知识普及、提升民众认知角度进行的评述，启发意义极大。1990年，马正林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研究，归纳了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强调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服务”的现实价值，以及“独立于其他城市科学之外”的学科特殊性。1998年，他在“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第一部系统著作”《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分类论及城市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内容，进一步阐述了研究对象与任务，标志着历史城市地理“学科的成熟”。在借鉴国外及相关学科理论方面，这一时期历史地理学者前后相继，对日本、苏联、英国等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有助于学界了解和吸取西方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经验及教训。其中美国学者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对我国城市史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历史地理学者分析城镇体系格局、市镇空间分布等具有指导意义。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各类城市问题（如供排水矛盾、环境污染）凸显，学者们注重汲取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强调的“人地关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精髓，对历史时期城市环境、生态、供水等问题的讨论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性，尤以史念海对汉唐长安城及其区域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为代表，将历史城市地理与区域史、环境史研究紧密结合了起来。

在这一阶段，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积极拓展还表现在对新技术、新方法的利用方面。1993年，侯仁之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学者在历史城市地理实证研究中，基于地貌条件、城市形态演化的时空序列，结合利用遥感影像和彩红外航片等空间与遥感信息技术，以探究古代城址及其迁移、城郭范围与河道变迁关系等问题，展现出新技术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的广阔应用前景。

4.深化与融合时期深化与融合时期（1999—2019）

经历了逾二十年的复苏与拓展阶段，跨入21世纪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在理论总结上继续完善，在城市选址、分布、形态与空间格局等传统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研究视角、方法、技术等充分借鉴城市史、社会史、生态史、建筑史、科技史等学科优长，在针对具体研究对象解决实证问题方面显现出“殊途同归”的融合之势。

这一时期的理论总结仍以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内容的界定为重点，兼及学科属性、地位的扩大讨论。较1998年马正林提出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认识更进一步，2003年，严艳、吴宏岐突出了“空间组织”的概念，认为应研究“历史时期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历史时期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城市体系）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城市化规律、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演变（城市内部结构）规律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等。2007年，李孝聪强调历史城市地理在研究“导致城市起源、发展与演变的地理基础”的同时，亦需分析城市内部结构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动因。这一认识反映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从注重地理基础分析，向探究城市整体空间发展的转变。2009年是历史城市地理学界集中总结和反思学科发展的一年，相继发表了多篇论文，显示出历史城市地理与相关学科在内容、视角、方法等方面的“融合”趋向。毛曦从当代学科内部分化和学科之间整合的趋势出发，认为历史城市地理是“研究城市地理的历史和城市历史的地理的一门学科,带有地理学和历史学的明显印记，具有多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历史城市地理与古都学的“融合”上，吴宏岐等提出了“中国都城地理学”概念，指出其研究内容包括都城的历史地理、都城体系、都城空间等，亦应借鉴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城市空间与形态研究方面，成一农通过具体实例总结、阐述了“要素分析法”，对历史城市地理基本问题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21世纪以来，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在基础研究领域和核心内容上不断深化、细化，学者注重城址考订、城市形态与空间格局的复原和分析，同时受国家有关城镇化政策的开展、城市大规模扩展建设等现实需要影响，学者们加强了对黄土高原地区中小城镇体系、江南地区市镇体系的研究，着重探讨城镇变迁动因、发展历程、城镇空间联系、市镇形态等问题；同时，学界对北京、西安、广州等众多城市的规划与改造、水资源开发、城市更新模式与战略、西北地区城市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城市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总结了长时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古都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后涌现出了一批基于城市长时段整体发展而不囿于“都城阶段”的综合性历史城市地理著作，“后都城阶段”的城市地理专题研究得以加强。

近20年来，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在研究手段方面有较大突破，主要是利用GIS技术复原、展示和分析城市分布、形态与空间结构。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研究手段与方法难以突破，学界注重考证和复原传统城市形态与格局，在城市动态变迁方面研究相对乏力。2000年以来，新兴的历史地理信息技术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逐步推广应用，促进了对具体城市空间演进历程的剖析。有学者利用近代上海城市大比例尺地图、道契资料，辅以传统史料，发挥历史地理信息技术处理大批量数据的分析与演示功能，对城市空间拓展过程进行推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上海城市形态的动态演变过程，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利用新技术的有益尝试和探索。当然，历史地理信息方法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也有其局限性，李孝聪指出用地理信息系统完成数字地图可提高研究与时间和空间相关问题的精度，但“需要解决如何处理历史资料的问题”。就此而言，如何提升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GIS方法的科学性、严谨性，仍是未来学科发展中需要直面的关键问题。

二、历史城市地理专题研究的进展

近70年来，伴随着时代、社会和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步伐，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内容不断拓展、深化、丰富，呈现出从注重城市选址、外部形态、内部格局、建筑设施等地理实体研究，向注重城市功能、景观、社会空间等综合空间研究的转变，研究趋向从固守历史城市地理传统问题向突破学科既定概念、深入探究多学科、多领域综合论题方向发展。概括而言，近70年来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9类研究专题当中。

1.城址选择与迁移

城市在起源、兴建、发展的历程中，城址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城址选择、迁移以及城市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作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基础内容，素来受到学者重视。一般来说，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城市的视角分四个层面，即将其视为点、面、立体、体系。城址选择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属于将城市视为区域中的点或面加以考察，追溯城市起源的地理基础，分析城址选择的缘由与背景。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有大量城镇形成并延续利用下来，记载较为明确，据以判定城址并非难事；同时也有众多城镇受自然灾害、战火、人为活动等因素影响，遭到破坏而逐渐湮灭，故址难寻，加之前人记载往往众说纷纭，因而考证城址就成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基础问题之一。

就研究时段和内容而言，由于史料记载较少、后世破坏严重、考古挖掘尚未有确证等因素，先秦以至秦汉时代的城址研究长期以来是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点，这一时段是我国早期城市大量出现的时期，为城址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相关研究多关注古都类城市，在考订城址、地望、建都与迁都时间、原因等问题的同时，也分析都城性质、地位、作用、规划、形制、格局等，而城址研究始终是基础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重视探讨城址、地望、城名、沿用时代等问题外，也有基于综合视角研究城市起源、城址演变、城区扩张及其地理因素，反映出历史地理学界研究城址问题进入到成熟阶段。90年代后，众多区域中心城市及西北、东北等边塞城堡的选址问题进入学者的视野；除单一城址的考证研究外，学者对一定区域范围内诸多城址（包括城堡关隘）的整体考察拓展了城址的研究领域，且注重从“区位”角度分析，视野更趋扩大，在研究时段上也向大区域范围内的史前城址延伸。引人瞩目的是，自90年代末起，学者对城市（尤其是古都）与区域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如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的关系，就是基于广阔的区域和地域视野来讨论城市位置的优劣及其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早期城市选址、地望、方位等的考证研究仍在继续推进，学界在史料挖掘和分析、技术手段的充分利用、注重结合多元因素探讨等方面不断深化和细化。城址研究的时段不仅向前推进，也向后延伸到清代、民国时期，这一时期多语种和多类型史料记载丰富，有益于开展微观层面的考察；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都城选址研究也多有可喜成果，促进了学界对于游牧民族建都选址规律与特征的认识。城址研究除我国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少数学者致力于探讨周边国家城址的演变，拓展了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实践领域，对开展城市比较研究、探察华夏文明播散和继承具有启发意义。

古代城址选定、建成后，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地震、水患、战火等天灾人祸影响，或受朝廷与地方管理策略的调整，城址往往会出现一次乃至多次迁移，这一演变过程也是历史城市地理的重要探讨内容，涉及迁出城址的废止（或延续利用），以及新城址的重新选择、盛衰演变与所处地理条件变化之间的问题，关涉多座城址的相互关系，尤以历代都城迁徙时间、原因、影响等为研究重点。城址对于城市来说并非一成不变的影响因素，而是在国家与区域发展的大背景下会出现城址区位优劣的转换。90年代以来，学者重点关注城址迁移与所在区域水域、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城址迁移的地理意义、城址沿用阶段等问题。古都类城市的迁移仍为研究重点，但区域中心城市和地方城镇的城址变化也受到关注。学者对我国城市选址原则的总结以及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提出的建议，凸显出历史城市地理“有用于世”的学科特征，而学者对周边国家都城迁徙问题的研究拓展了域外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范畴。

关于城址的研究方法，学界十分重视城邑遗址相关文献记载、考古资料与田野调查的互证对勘，以综合判定、复原其年代、规模与格局，但城址研究时常会出现因为学者对文献材料的解读、对出土实物认识的差异或技术手段的不同利用方式，在城址位置、时代、范围等方面认识迥异，而出现针锋相对的学术商榷。如近年来有关尧都平阳、唐六胡州城址等问题的学术辩论，均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在开展学术争鸣的过程中，学者们在综合利用文献考证、实地考察、借助历史环境和语言文字的多视角分析、3S技术手段等方面形成了若干共识，对历史城市地理学科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均有裨益。自2010年以来，随着各类城市选址个案研究的日益丰富，学界对城址研究方法、模式等进行了有益总结和反思。成一农指出以往城址研究中存在“以果论因”的问题，讨论了城址选择和迁移中非理性因素及人为因素的重要性，提出今后古城选址研究应深入分析人以及非理性因素。这些建议实属中肯，但在研究早期城址选择方面，限于资料记载匮乏等实际困难，往往难以付诸实践。蓝勇结合古城重庆的个案，强调“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要重视考古材料，但要认识到考古学材料的局限，尽可能尽全空间点，更要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认知考古材料”。城址研究之所以成为长盛不衰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专题之一，除学者自身学养等方面不断提升外，关键在于陆续有考古发掘成果面世，能为解决城址相关问题提供有力依据。

2.城市形态城市形态、结构与景观

历史城市地理学者在基于“点”的视角开展城址研究的同时，也从“面”的视角出发，研究城市形制（形态）、结构（格局）的变迁，90年代以来更从“立体”视角探究城市空间和景观的变化，这一专题领域的研究成果蔚为丰硕，与城址研究同为70年来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基础和主体内容之一。

在具体研究内容、要素、视角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注重“复原”先秦以至于汉唐诸多古都及区域中心城市的平面布局与形制，力求基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解析城市在空间形态上的“骨架”特征，以及形成这一特征的历史地理基础。概括来说，有关城市平面布局、形制与空间结构的研究大多基于“扁平”的静态视角，重点对已成型的城市空间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从50年代后期起，在从整体和综合角度探讨城市布局与形制的同时，学者加强了对城市内部结构的分析，有大量研究成果探讨古都及地方城市内部的建筑、设施、功能区的发展变迁，涉及宫殿、苑囿、官署、坊里、宅邸、庙宇、学校、市场、仓库、街道等众多研究对象，细致探究其名称、年代、范围、位置、规模、分布、功能、建筑样式等问题。此类研究自80年代后逐渐增多，视角渐趋细致、微观，在本质上达到了对城市空间进行“肌理解剖”的效果，即通过探究构成城市空间的特定组成部分加深了对城市兴衰和运作的理解。史念海及其研究团队对汉唐长安城空间结构、内部街道、坊里的深度剖析，展现了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厚度，体现出微观视角在城市空间分析方面的优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历史城市地理学者倾向采用城市“形态”概念替代以往平面布局、形制等表述，体现出对城市面貌、景观认识视角的“立体化”。学者注重将城市视为多维立体空间进行复原和分析，而非以前铺陈在地图或地理平面上的二维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城墙与城壕等大体量城市景观不仅是分隔城市内外的界线，也是城市形态的重要构成要素。自90年代以来，相继有学者就此专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学者否定了中国古代城市是“城墙内的城市”这一传统观点，指出应通过大量个案研究的积累，逐步形成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的总体性认识。

21世纪以来，学界对城市内部结构相关的文教设施、庙宇、府宅、会馆、市场、典当业、洋行、医院等的专题研究更趋细化，研究要素包括类型、数量、选址、分布、规模、布局、社会功能、管理以及城区土地利用形式等。近年来，随着学者对各类中西档案文献、民国地籍图资料等的挖掘利用，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微观视角探究上海、西安、北京、天津等城市格局形成过程、特点与机制，复原租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揭示开埠城市形态的拓展、江南县城及市镇形态的演化等研究引人关注。

相较于城市形态、结构等较早开始探讨的历史城市地理基础内容，城市景观研究大致是从90年代以后才逐渐得以开展和深化，视角更具立体和综合特征，学者多关注城市特定区域范围内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城市景观或多类城市景观的组合及其变迁，涉及多种类型自然与人文景观，兼及物质与文化现象。城市景观的概念大体有两层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城市面貌和景象（城市地理现象），一是由特定人士和群体观察、记载而重新塑造的城市状况与面貌（城市意象描述），后者也成为城市意象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90年代以来，学者从对单体城市景观的探讨，延伸到城镇景观与文化等更为宏大的主题。近年来，对上海、苏州等城市景观的复原与分析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新趋向。学者运用GIS手段与历史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复原城市景观演变的历史过程，综合分析其内在驱动机制及社会响应，进而探讨城市职能分工带来的景观差异。

3.城市功能区与社会空间

一般来说，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城市形态、结构与景观主要由可见的物质实体（如宫殿、坊里、街巷、学校、府宅等多种类型的设施、建筑等）构成，而城市功能区与社会空间则是依据空间的功能特点与社会属性进行划分，专指在城市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某一突出作用、功能的区域，与城市其他社区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如官署区、市场区、文教区等。不同功能区承担城市运作的不同职能，相互分工、彼此协作，在维系和保障城市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市场区研究为例，作为各类城市开展商业贸易的重要区域，隋唐及其之后的城市市场区是城市持续发展的活力源泉之一，长期属于研究热点。80年代末，在城市市场研究中已有学者利用“中心地理论”，分析历代北京城市场空间分布中心地结构的形成演变及影响市场区位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学者对民国北京粮食市场的区位分布研究反映出该领域仍有深化及拓展空间。90年代以来，学者逐渐从城市中个体与群体研究拓展到研究社会空间、行为空间和礼仪空间，一经转换研究思路和视角，对城市空间的认识遂大为深化，相关研究更趋综合性与微观性，学者对城市社会空间、犯罪空间、生活空间的研究新见迭出，促进了对城市民众生活、城市动态发展、城市社会空间形成机制的深入理解。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反过来也影响到了早期都城的类似研究，如有关西汉长安公共空间的探讨正是在转换研究视角的基础上获得的崭新认识，这对理解早期都城空间的功能、都市社会构成形式和社会生活形态、群体关系等有着重要价值。

4.城市人口与民族聚居区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因素之一，不同城市社会阶层与聚居民族人口既是城市实体空间的构建者，也是城市空间运转的推动者。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在探讨城市选址、形态、格局等基本内容的同时，也持续关注城市人口规模、类型、分布、特殊群体及少数民族聚居区等重要内容，在研究区域和侧重点上与历史人口地理、人口史研究既有联系，也有显著区别。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历史城市地理与城市史在城市人口研究方面多有共通之处，既有古都及区域城市人口规模的考察，也有区域中心城市少数民族与特定群体人口研究。特殊群体及少数民族人口在城区的聚居状况对城市形态、格局、市民生活影响十分显著，因而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如清代众多城市中的八旗聚居区域或驻防城是研究民族聚居和城市内部人口分区的典型论题，有关清代成都、北京、西安等满城及旗民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进展。韩光辉通过对北京城市人口的研究，认为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古代城市的地理范围和城市人口构成是研究历史城市人口必须先行解决的两大问题，并以清代陕西为例，将“城居人口”分为四种类型，即支俸人口、赋役类人口、城防守兵以及包括宗教人士、乞丐、游民、罪犯等在内的其他人口，在给出检验、修正、估测这几类人口数量的基本方法和区间范围的基础上，构建了估算历史城市总人口的基本模式⑩。这一研究对于通过城市人口数量评判城市规模和空间承载能力提供了思路。

5.城市生态与人居环境

学界在探讨城市形态、结构、功能区、社会空间等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主体内容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人地关系”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影响下，对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生态和人居环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促进了历史城市地理与环境史、生态史等学科的交叉。概略而言，城市生态与人居环境的基础是所处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气候、地形、地貌、河流等），城市生态与人居环境是在此大背景下通过长时段的人力建设和干预而逐步形成的城居环境，并构成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生态环境的整体角度而言，城市与区域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城市生态与人居环境的变化能够集中反映不同时期区域人地关系的改善或恶化、和缓或剧烈变动。

在城市生态与人居环境研究中，园林绿化的探讨最具相关性。城市园林绿化包括城区内部植树造林、兴修山水园苑等美化人居环境的举措，以及郊区城壕、道路、陵寝、胜迹、苗圃等处的绿化活动。历史时期我国古都类城市及地方城市通过多种方式绿化、美化环境的作法，是城乡官民改造区域原生环境、形成优美人居环境的主动选择，促进了人地关系的和谐有序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起，建筑史学者已注重探讨古代城市绿化的问题；80年代，历史地理学者对古都类城市的园林绿化、风景区建设、区域环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析。90年代后，人地关系理论的发展和“生态环境”概念的引入，推进了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城市与区域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尤以汉唐长安城与关中平原及黄土高原关系的成果引人瞩目，促进了区域环境演变对核心城市发展影响的研究。西安、北京等古都在不同阶段的生态与人居环境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多聚焦城内园林绿化等问题。

城市生态与人居环境既有随人力建设而逐渐得以改善的正面样板，也有由于区域生态环境恶化或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人居环境恶化，乃至危及城市社会存续的负面例证。例如，城市所处区域的自然灾害（风沙、洪水、地震、旱灾等）往往会给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带来重大消极影响，严重的自然灾害会引发城市毁损、被迫迁址，对这一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洞察不同时期民众防范城市灾害、为“趋利避害”而重新择址建城的理念与举措。学者对典型区域生态环境变化影响城市兴废规律进行的总结，亦有益于揭示人类活动影响区域环境及至城市自身生态的历程与机制。

在城市生态与人居环境诸要素中，水与城市发展、景观兴废密不可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城市水环境、水生态、水污染等问题，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探讨滨河城市与江河的关系，二是复原城市自然水系与供排水水系的功能、范围及其演变，三是研究城市水污染及其应对措施等。我国有大量城市滨临江河兴起和发展，受江河（含人工运河）涨溢、摆动等影响较大。江河不仅具有景观和生态功能，也是重要的水运通道。滨临江河的城市既有水利之便，亦有水患之忧。历史城市地理对滨河城市形态、格局和兴衰的研究与环境史、水利史、交通史等研究关系密切，黄河、长江、淮河、大运河等沿线城镇均为重要研究对象。学者利用文献档案、古地图、实地考察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辅以实地田野调查，重在复原城市周边河道变迁情况，揭示古城与河流地貌的关系，探究水运、水患对滨河城镇发展的影响、漕运与城市发展演变等。

城市水系包括城市周边或流经城市的自然（或改造过的）河道、湖池与人工建设的供排水网络，同城市形态、格局、景观、市民生活、人居环境、商贸运输等关联紧密。城市人工水系的开浚既是人类改造生态环境的途径，也是对区域水资源充分利用的举措。80年代初期，随着城市建设热潮的掀起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大城市在供排水与水环境方面问题丛生，促使历史城市地理学者关注历史时期古都与区域中心城市的相关问题，北京、西安等城市水系与水利问题研究成为热点，强化了这一时期历史城市地理“有用于世”的学科特征。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大中城市供水矛盾突出，夏季内涝严重，引起社会和学界广泛关注。受此现实问题的影响和驱动，历史城市地理学者从城市生态学等角度出发，加强了对城市生态空间、水域景观、水利工程建设（如下水道排水系统等）的研究，注重揭示城市水环境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环境背景下传统城市水利工程的多样功能和功能转变，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启发。

城市地下水污染问题古已有之，城市史、环境史学者对此均有涉及，而历史城市地理学者对我国古代城市地下水污染原因及影响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贡献颇巨，尤以北京、西安等城市水污染和供排水问题的成果为代表。近年来，学者基于水资源利用的角度，探讨城市发展和空间扩展过程中各类水资源的充分利用，亦开展了从微观尺度研究城市滨水空间与城市社会的讨论，表明历史城市地理与环境史、水利史、社会史等相关学科领域的结合促进了对城市水域空间和水环境的认知。

6.区域经济和交通体系中的城市

城市大多兼具区域经济中心和交通网络体系枢纽的地位，学者从区域经济和交通体系视角出发，对城市的区域经济联系及地位、城市物资与商品流动的研究是历史城市地理与区域历史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多有交叉的研究内容。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史念海就提出了“经济都会”的概念，基于大区域视野分析研究城市的经济联系。70年代以来，学者充分吸收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地理等研究方法，在讨论时段、城市类型、涉及要素上大为拓展，丰富了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内容。

城市（尤其是都城）作为人口众多之地，大多属于消费型城市，需要从郊区或其他区域通过水陆交通输入大量物资、商品，以满足城市人口的各项生活之需，促进城市社会的持续发展，这就为历史城市地理学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即关注城市与外部区域之间物资、商品与能量的输入与输出。物资、商品与能量的内外流动将城市与不同圈层区域、空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对城市社会的运作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90年代以来，学者对古都长安、北京等城市所需薪炭、粮食、商品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揭示了核心城市与周边区域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及相互影响，促进了对古代城市民众生活及城市运作的多维认知。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与城市环境史相结合，指出由于人口大量增加，都城生活燃料大量使用木材、煤炭等，引发废土堆积与空气污染等区域生态问题。

在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对象中，港口与港市是较为特殊的类型。近代以来，我国沿海、沿江一带因对外通商兴起了众多港口城市。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历史地理学者就将港市纳入研究视野，探讨上海、泉州等港口与港市的形成、兴衰、历史地理基础、经济腹地等问题。90年代后，港口和港市的研究逐步深化，成为近代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注重阐释港口兴起的驱动因素，分析环境演变与港口变迁之间的关系，总结港口功能的层次差别、港口与城市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港市的比较研究等。近年来，“港口—腹地”研究范式日臻成熟，研究内容涉及港市与腹地之间的空间联系和相互作用、“港口—腹地”的变迁机制、港埠与腹地的空间形态等，推动了近代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发展。

7.区域城镇体系与市镇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不仅重视探讨单体城市的形态、格局、功能区、景观等，也注意结合区域历史地理视角探索特定区域内城镇体系（城市群）的发展变迁。一般而言，单体城市均处于区域城镇体系之中的某一层级，如都城为全国范围内的首位城市，省城则为一省行政区域之中心城市。学者从历史城市地理角度研究城镇体系时，涉及区域大致可分三类，即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因素围合的区域、江河流域范围；在研究内容上，重点分析城镇起源的背景条件、类型、等级、规模、区域分布特征、形成原因及影响因素、中心城市的地位与作用、城镇格局演变等。学者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城镇体系发生、发展的条件与特点，总结其演变规律，对正确认识我国城镇地理现状，科学开展城镇规划与布局，因地制宜地进行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和区域经济的加快发展，历史地理学者加强了对区域城镇体系的演变研究，研究时段、区域和内容都逐渐拓展。20世纪90年代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并相继产出了一批重要成果，涉及江南、华北、西南、西北、岭南等各个区域，大运河、长城等人文景观沿线带状区域的城镇体系也涵盖其中。21世纪初，处于城镇体系最低层级的小城镇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学者对黄土高原地区小城镇、市镇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深化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内容。近十年来，不同王朝时期城市体系空间分布的研究进步明显，在细致程度和空间视野上均有拓展，研究内容包括城市体系与地缘结构、辖域变迁与城邑分布、城市地理格局的过渡与重建等。

在区域城镇体系研究当中，市镇（草市镇、墟市）的区位、类型、商业形态、发展规律既属于历史经济地理、经济史范畴，也是历史城市地理的关注重点。从20世纪50年代起，学者已着手研究江南市镇经济、中心城市与郊区城镇的关系。80年代，宋至明清市镇的研究成果迭见，注重探讨市镇的地理分布、层级、区位特点等内容，尤以江南地区市镇研究为多。90年代以来，市镇研究区域进一步扩大，学者重视研究市镇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商业集镇的地域结构、区位条件、城镇化与城市化水平等。学者对封建时代晚期以至近代的市镇研究视角更为微观，注重复原市镇空间结构、交通区位、主要产业分布、日常商业布局、民众生活等，亦有学者从市镇的类型、特点和作用等方面研究江南和华北市镇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点，从市镇的发展情况、分布格局、经济功能和市场发育等方面研究其差异，探讨近代市镇发展（或落后）的原因。

8.城市比较与城市规划

从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角度来说，城市比较研究能够突破时空的局限，既可以比较同一城市在不同时期的区位、规模、格局、景观，如古都在都城时代与后都城时代的空间形态与内部格局的继承、变迁，也可以比较趋同或差异化地理环境下的城市在同一阶段或不同时期的发展变迁。对历史城市地理学者而言，城市比较研究深化了从时空角度对城市地理基础、空间和景观的认知。70年代以来，城市比较研究的成果虽然数量较少，但此类研究视角颇为独特，有益于获得崭新认识。90年代前，学者大多比较同一城市（尤其是古都）的不同阶段，90年代之后，日渐关注毗邻城市和跨区域城市的比较，研究不同城市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城市本体与腹地等多种因素的异同和联系。

城市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大到城市整体形态与格局，小至城区街巷、水系、建筑设施等的布设，离不开具有前瞻性的、因地制宜的城市规划。就此而言，城市规划理念与具体举措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认识城市实体和景观形成过程多有裨益。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城市地理学者对城市规划理念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古都类城市，原因之一就在于都城作为各时代最高等级的城市，是当时规划思想集中呈现之地，研究古都规划思想与理念能较为全面地反映特定时代城市规划、布局的最高水平。有关汉唐长安、隋唐洛阳、宋东京、金上京、元大都、明清北京、民国北平、南京等规划思想的研究论著，主要论及都城整体规划理念、改扩建规划、建筑设计思想、规划知识与权力等内容，亦有学者阐释苏州、广州等区域中心城市规划的理念及其影响因素。核实而论，研究城市规划思想与观念需有丰富的文献和考古材料支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者对大多数中小城市规划的研究。必须提及，古代城市在选址、规划、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利用传统风水观念，学者在探讨城市选址、规划时对此应给予细致分析和客观评价。我国有众多城市（如苏州、泉州、开封、成都等）在形态上具有“仿生”特征，这既是因地制宜规划建设城市的结果，也反映了时人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城市环境观，塑造了不同城市的独特文化风貌与个性。

9.历史城市地图研究与编绘

历史城市地理学者在复原和考订古代城市形态、格局时，重视搜集和利用古代城市舆图，在此基础上编绘城市历史地图集也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起，学者在实证研究中，主要结合文献考证、考古材料和实地考察，着力复原、绘制城市平面格局图，呈现和分析城市形态及空间结构。80年代以来，随着对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逐步深入，以及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现实需要，侯仁之、史念海分别主编出版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此后又有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等面世。城市历史地图集反映了区域历史地理与历史城市地理等多学科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成为相关学科学者了解城市空间变迁历程的必备参考文献。

近些年来，在以古都和区域中心城市为主的传统历史地图集编纂工作之外，历史地理学者不断探索古代城市地图数字化利用的途径。李孝聪提出借助古地图提供的信息，编制数字式城市历史地图是研究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理想的、有高科技含量的可操作性途径。历史地理学者积极搜集、整理海外收存的包括古代城市地图在内的中国古地图，为学界提供了利用之便。此外，李孝聪等对域外人士绘制的近代中国城市地图进行了系统搜集、整理，这一工作拓展了今后利用域外绘制中国城市地图进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思路。近代城市地图作为城市古旧地图的一种，多以测绘精确、内容丰富成为城市史地研究的珍贵资料来源，学者可据此详细考察地物表现与测绘技术、成图年代、绘制者与刊印者等有关地图性质的信息，客观评价其在城市历史形态学上的研究价值。民国时期采用近代测绘方法绘制的各类城市地图具备相对精准的数据信息，为当今学者利用GIS等手段复原和分析城市空间及其尺度创造了条件，形成了近年来利用城市历史地图研究城市地理诸问题的热点领域。

综上所述，近70年来，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在研究视角、内容、技术手段、史料挖掘等方面均有显著进展。在研究视角和内容上，整体上呈现出点—面—体系—多维的演进，即从将城市视为点和斑块状，研究城市地理环境、历史地理背景、城址选择、城镇体系，到将城市视为立体景观和多维空间，研究城市形态、格局、设施与建筑，再到将城市视为有机体，研究城市功能区、内外能量流动、空间成长、意象空间与社会空间等。在技术手段上，从利用历史地图、航片和卫星影像复原、分析城市形态，到利用GIS技术分析、重建城市空间格局和景观。在史料基础上，历史城市地理学者不断扩展文献挖掘的时空范围，在重视传统史料、考古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外，也积极开展近代各类官方档案、民间文献，以及外文史料、舆图等的搜集、整理和利用。

三、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近70年来，历史城市地理作为历史地理学科体系中极具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分支之一，无论是在学科理论总结和探索、研究视野的扩大，还是在研究内容的丰富与拓展、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步，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对历史地理学整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不过，回首前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值得反思，而今后的研究趋向也令人期待。

1.反思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者基于大量实证探讨，在不同阶段总结了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目标、任务和内容等基本理论，反映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趋势。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阿兰·贝克曾指出：“我们不希望强调历史地理学科的性质只有一种观点——我们不希望变成教条。我们既认识到历史地理学科的差异性，也认识到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焦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自70年代末历史城市地理学科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起，学者对其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界定与认识就不断深化、更新和突破，这一方面表明学科发展充满活力，为理论总结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该领域实证研究并未局限在“严格”的理论框架之内，而是不断“开疆拓土”、积极探索，在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当中汲取营养，拓展研究范围和空间，助成学科之树根深叶茂。

1979年，侯仁之通过多年研究实践，指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内容包括城市起源、城址演变、城市职能以及城市面貌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特点，归纳了学科性质、任务与内容。1990年，基于众多单体城市历史地理的个案研究，马正林概括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地理实体的城市”，主要研究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城市兴起、城市职能及其转化、城市结构、城市风貌、都市化等的地理特点，宗旨在于“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服务”，大力强调历史城市地理应“独立于其他城市科学之外”。核实而论，这一总结在当时对统一学界认识、确立历史城市地理的学科地位贡献很大，其界定的内容迄今仍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但随后的历史城市地理实证研究并未受制于这一定义的束缚，在注重探讨城市实体、地理基础和特征的同时，对城市空间、城市体系的研究大为深化。2003年，严艳、吴宏岐在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趋向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时期的城市”，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历史时期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城市体系）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城市化规律、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演变（城市内部结构）规律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在内涵上明显扩大。显然，学界对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内容经历了从注重城市兴衰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到强调城市区域（以及城市体系）空间组织的显著深化，对城市地理基础和空间形态的认识更趋综合性。

历史城市地理学科理论（尤其是研究对象与内容）的总结对于实际问题的研究起到了明确认识、指引方向的作用，但同时也容易滋生“画地为牢”、束缚学科发展的弊端。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当前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瓶颈”。这反映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进入成熟阶段后出现的困境，根源之一即是“学科导向”与“问题导向”之间的矛盾。历史城市地理学者在开展具体研究时，是应恪守学科概念所界定的范围，为保持学科独立性而有选择性地探讨某些内容，还是应该从解决学术问题的角度出发，打破学科边界和框架，在交叉与融合中不断拓展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领域？当然，强调学科导向有益于凸显历史城市地理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对保有乃至升级学科地位有重要意义，但在指导具体研究时容易出现研究选题、方法、路径的“模式化”和“框架化”，致使学科发展日益僵化、丧失活力，最终反过来会降低学科的地位和影响力；强调“问题导向”有益于学者借鉴、吸收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从纵横结合、融汇时空的视角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能够获得更多崭新认识，但研究视角、方法的“多学科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冲淡历史城市地理的学科特色，研究内容易出现“泛化”的情况。这并非历史城市地理所独有的问题，如有学者对“问题导向”下的历史地理研究整体“泛化”现象告诫称：“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泛化和与历史学交叠，有可能会使得整个学科逐渐被历史学的各个分支领域所侵蚀，并最终解体。”对此，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历史地理学或许更应突出其开放的研究视野、多学科交叉研究在探讨人地关系时空演变的方法论意义，而非用一种固定的学科理论去约束，这是历史地理学的价值所在。”笔者赞同这一认识。实际上，在开展特定城市或城市体系的历史地理研究时，难以严格按照学科导向确定研究内容和范围，只有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指引，才能充分发挥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交叉、融合的学科特点，从多角度剖析研究对象，而无需刻意强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相较而言，历史城市地理今后的发展宜走“问题导向”之路，持开放、融合、交叉的学术理念，不宜固守学科界限或一味强调学科属性的“独立”。当然，从历史城市地理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学科导向”与“问题导向”两者并不应视为一对矛盾，前者为实证研究明确了基础与核心内容，后者的思考和探索则有益于联结不同学科领域，拓展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

就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目标而言，无论是八九十年代提出的“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服务”，还是21世纪之初提出的“为今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均重在突出“有用于世”的现实价值，而对本领域研究的学术宗旨有所忽略。作为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历史城市地理学探究城市选址、形态、空间等问题仅仅是我们认识、感知和理解过往世界的途径，而非终极目标。历史城市地理学要突破研究“瓶颈”，除了应强调“有用于世”的现实价值之外，亦应回归到学科发展的根本目标上来，即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宗旨是通过研究城市地理和空间，来了解和洞察城市中个体与群体的生活、社会的运作、区域的发展。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不仅要通过城市选址、形态、格局、空间等的研究，来为当今和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提供镜鉴，亦应基于“以人为本”的研究理念，从研究城市这一方“舞台”（城市空间），到关注“舞台”上的“角色”（城市个体、群体与社会）和整本“大戏”（历史进程）。

2.前瞻

历经70年，作为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历史城市地理虽已逐渐成熟和深化，但惟有不断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总结经验，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的优长，完善和充实学科架构，大力拓展和深化研究领域，才能既发挥有用于世的现实价值，又能保持鲜明的学科特色，以“常青之态”屹立于学科之林。当前，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在传统研究领域，包括城市选址、地理基础、平面格局、空间形态、城市体系等方面不断深化，在研究时段、区域、视角、研究重点等方面也表现出了新的趋向，有望成为未来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新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在研究时段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偏重于探讨先秦至唐宋时期的各类城市（尤其是都城），对封建时代后期及近代城市的研究相对偏少。这种现象在历史地理各领域研究中普遍存在，80年代末史念海在评述《北京历史地图集》时，就号召“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同仁们……都来重视对于晚近时期历史地理现象的研究”。90年代初，邹逸麟也呼吁“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以都城研究为例，学者多重视都城起源与选址、“都城时代”的形态与格局等内容，而对于不同类型都城在“后都城时代”的变迁探讨较少。90年代以后，学界加强了对明清民国时期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包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古都、府州厅县等地方治所城市，以及近代沿江沿海开埠城市，涉及的研究时段更趋均衡。由于明清民国时期的城市相关史料在类型和数量上均较此前时代更为丰富，记述内容更加具体、微观，为深入开展“晚近时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且众多古城基址、遗迹等在田野考察中往往“有迹可循”，也是对勘和理解文献记载的有利因素。积极开展封建时代后期、民国时期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各阶段的城市地理研究，因其时代相近，对当今各类型城市规划、建设、文脉传承、文化风貌塑造等亦可发挥借鉴作用。

在研究区域上，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对象固然应以历史时期我国疆域内的城市为主，但同时对域外各类城市开展研究，或进行中外城市比较研究，是今后历史城市地理有待拓展的领域之一。2011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辑部就呼吁学界积极开展外国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域外历史城市地理无疑属于重要内容之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多层次的交流与交往，在城市规划、建设等方面也有双向互动与影响，如隋唐长安、洛阳的规划建设对周边国家相关城市格局产生巨大影响，近代欧美城市规划与建设理念在我国开埠城市的实践，亦对我国部分城市面貌的形成影响深远。关于域外历史城市地理、中外城市比较研究，侯仁之在80年代就从历史、文化、时代特征等方面对北京和华盛顿的特点、体现的主题思想及演变过程做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对北京的规划建设提出了独到见解。此后亦有学者在高句丽时代“平壤”城的研究、长安与罗马比较研究等方面继续推进。较为可行的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可选择汉唐长安、洛阳等都城与周边国家都城进行比较，以及近代开埠城市与欧美相关城市比较，同时还可尝试开展欧美、东亚等国家特定城市历史地理研究。

在研究重点上，随着学界对城市特质认识的逐渐深化，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从注重探讨城市地理基础、平面布局、功能区等城市“骨架”与“脉络”，到关注城市形态、空间格局、景观生态等整体“面貌”与“系统”，总体上体现出从研究物质空间向社会空间转移的特点，凸显了“以人为本”的研究理念。2003年，有学者即预测“以人为本”开展研究将成为历史城市地理学在新世纪的一个研究热点，近年来的实证研究印证了这一预言的前瞻性。当前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确越来越关注与城市人口（个体、群体、阶层）紧密相关的社会空间、活动空间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史学者同样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实体，不仅探讨城市的纵向发展阶段，也注重横向的城市要素，涉及“地理地貌、环境、自然景观、园林……”注重研究“城市环境、城市生活、城市人口、城市阶级和阶层等”。就此而言，虽然研究视角和重点有着明显区别，但历史城市地理仍需借鉴城市史研究倡导的纵横结合、注重综合性的理念。

在研究视角上，当前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已不止于探究作为“地理实体”的城市，而是基于将城市视为“生命体”的视角，从静态的注重考订、复原和描述城市地望、形态、功能与格局，向分析和解构城市空间及景观形成、生长过程的动态方向发展。正是由于对城市空间组织形态处于不断演进之中的深入理解，学界日渐注重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如建筑史、技术史、工程史）方法，从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研究城市空间与景观的兴修与建设过程，视角更趋综合、微观，有益于洞察城市整体与肌理的逐步形成，并揭示出城市形态、格局与景观兴废的连续性过程。近年来，有关明清民国城垣修筑工程、近代开埠城市道路系统等的研究正是利用了大量工程建设档案，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拓展了新的路径。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期第5-24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